萧红小说_呼兰河传_中的悲剧意识

乡土小说与问题小说

【乡土小说】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农村题材小说，它多取材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农村。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乡土小说的兴起，是新文学小说对“五四”小说过于西方化的一次反拨。“五四”小说以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追求和对西方近现代文学及语言的借鉴与中国传统小说划清了界限、实现了小说的革命，然而“五四”小说创作因此也存在很多弊端。其一是概念化，小说成了作家演绎思想、表达观念的形式，这个弊端主要表现在问题小说中；其二是欧化，这主要集中在浪漫小说中。浪漫小说不仅在抒情方式上直接借用了19世纪西方浪漫文学（尤其是卢梭的作品）的抒情方式，而且在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上也过多受到卢梭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影响，因而这一派小说在叙事上不象小说，而在语言上则又非本土化。针对这种缺陷，新文学作家曾呼吁文学的“地方色彩”，提倡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所以，乡土小说在20年代初、中期的崛起，实际是新文学在革命之后着手建设的象征，反映了新文学现实主义的追求。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明其艺术魅力的，是鲁迅。但是，无论是鲁迅还是那些后来被称为乡土作家的青年作家，在20年代初、中期都不曾明确使用过“乡土文学”或“乡土小说”的概念，更未以此相标榜。最早将这批作家回忆故乡、抒写乡愁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的，是鲁迅1928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后来人们便沿用这一概念指称这一时期的这批作家的创作。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乡土小说的主要特征，首先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怜相互交织，形成乡土小说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美学风格。第三，在批判和描绘故乡愚昧习俗、麻木人性、凄凉人生时，乡土小说作家仍然抑住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而这眷恋又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小说大都具有抑郁的抒情调子。

迟子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分析

迟子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分析在创作中一直坚持着悲剧意识的写作，这使得她的小说富有极大的感染力，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她的小说。本文就是从死亡意识、苦难意识来解读其小说人物命运，通过对小说结局的分，了解迟子建对悲剧意识的超越——活着，人只有坚韧的活着才能超越苦难。一篇小说的情节设置能最直观体现作者的艺术思想。迟子建的悲剧意识在其小说人物的命运设置上，有非常清晰的体现。这些人物的命运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人物不断的经历命运的嘲弄，生命的死亡，灾难一个接一个的压过来，而作家从来不给他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小说里那无常的命运，能很清晰的传达出作家对于生活的悲剧性认识。一、死亡意识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曾经指出：“死亡，是每一个诞生在光线中的人的共同命运。”然而“死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一个实在的死，而在于它震动了终有一死的人的心智，使人对自己应该认识和思考什么有所醒悟”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四卷本《迟子建文集》收录小说39篇，直接写到死亡的竟有29篇之多。虽然很多作家都热衷于探讨死亡本身的含义，但是迟子建说，“我写过的死亡都是漫不经心的，并不是刻意的设计，因为它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突然遭遇，而生活遭遇本身就是艺术的。祖父和父亲去世时对我有一种深刻的影响，有特别心痛的感觉。有人说死亡是随时降临的，不是谁能把握的生比死艰难，死是速战速决的，而生则是非常惨烈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是怎么死的，死时的心理状态怎么样，她并不感兴趣，她的兴趣总在发生死亡事件之后，活着的人是怎样克服痛苦继续活下去。在设置人物命运障碍时，死亡情节之所以受到作家多次的青睐，在于作家内心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亲爱的人的死亡。在她眼里，死亡是一种遭遇，一种失去，是人痛苦的最高级别。只有在人生最大的痛苦面前，才能激发出人最宝贵或者最真实的状态。作家在《死亡的气息》中说童年“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人活着有多么糟糕，因为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同人吃饭一样简单”。所以，她写了那么多的死亡，真正想表达的却是活着，活着比死亡更有难度。《白雪的墓园》中父亲死去，关于他的死，着笔寥寥，然而他死后，却给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与思念，并激发了生者坚强活着的意志;《百雀林》中周明瓦爷爷与母亲的去世，特别是他母亲的去世显出生命的荒诞与无奈，带给周明瓦一生的孤独感与残缺感，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一匹马两个人》老太婆的非自然死亡，让人扼腕，由此引发了老头和那匹马生活的重大变故……死亡之所以是最能体现人类悲剧的，在于死亡是人类最大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往往通过他者的死亡激发出来。迟子建正是通过人物面对他者死亡时呈现出的状态，揭示人类的普遍性。迟小说的里的死亡极少寿终正寝的安详，往往都是非正常死亡，甚至是死得离奇与荒诞。各种死法都有，体现出生命的脆弱，往往连死来临之前连恐惧都来不及，多半是一种突然而至的血腥。作家对于亲人死亡的体验的深刻性，

浅谈萧红对中国文学及历史的贡献

浅谈萧红对中国文学及历史的贡献发表时间：2009-06-26T14:47:16.200Z 来源：《戏剧之家》2009年3月第3期供稿作者：葛洪伟[导读] 萧红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一百多万字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萧红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一百多万字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穷人和女性作为外视角，落在作品的题材、人物和故事上面；而作为内视角，则表现为作者的道德立场、思想和情感的倾向性。萧红完全自觉地站在受难的穷人和妇女一边，暴露权势者，反抗“男权中心社会”，控告世界的不义。但是，当她批判穷人和妇女的愚昧和残酷时，那充满愤怒的目光中，却又是含了哀悯的。她清楚地知道，使穷人和妇女的人性劣质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立场上，她作了必要的倾斜。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燃烧在那里面。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女性视角的运用，需要具备自觉的女性意识或女权意识。比如张爱玲，虽然在她的小说中，也有不少女主角，但是在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唯一的。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悲剧紧贴着她的肉身。她的大小作品，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原始激情”。萧红的这份激情，无疑地同她敏锐的感觉有关，其中突出的是痛觉。正是持续的疼痛，使她的情绪和情感，带上了一种苦难性质，故而在颜色、比重、速度、形态方面有了异常的改变。她把所有这些主观的东西，在自由叙述中重新植入被创造的世界，从而深化了她的悲剧主题。她那部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生死场》就是鲜明的一例。《生死场》写于1934年。萧红二十来岁在哈尔滨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大约半年之内占领了东北全境，萧红作为难民离开东北往内地跑。1934年萧红和她的伴侣萧军来到青岛，萧军在这里写《八月的乡村》，《八月的乡村》是直接写抗战活动的小说，萧红在这里写《生死场》。两本书写完之后就寄给了鲁迅。鲁迅看了很欣赏，经过不太长的周折就帮他们在上海出版了。书出版的时候，萧红萧军本人已经到了上海。“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抗日情绪非常强，不太夸张地说，全国都在关注东北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大家把注重点都集中到了作者的独特身份（东北人）、作品的独特地域（东北）和独特情绪氛围（抗日）上，两部小说都被定位为抗日小说，两位年轻的作者一下子名声大振，享誉全国。《生死场》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广泛传播。笔者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生死场》一共七八万字，如果看成八万字的话，前面的三分之二大约五万多字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九·一八”之前的十来年，约1921年前后，这个时期东北两个村庄的老百姓是怎么样过日子的，怎么样地生病，怎么样病了没钱看医生，怎么样地死亡，怎么样贫穷得养不起孩子只能把孩子摔死……全是写的这种东西，这是前面三分之二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写老百姓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切的人生感触。萧红作为一个难民逃到了关内，回望备受异族蹂躏的故乡和比平时更加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她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应该担负起某种与时局有关的责任，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谴责和控诉，表达一个具有亡国之忧的人收回故土的愿望。另外，萧红在学习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受到萧军、舒群、金剑啸这几个人的影响。舒群、金剑啸都是共产党员，萧军也是左翼倾向很明显的人。他们的影响也会使得萧红的创作有时候主动向左联的文学主张靠近。于是我们看到，她笔下的这帮普通老百姓，他们生老病死的过程突然发生了某种变化，日本人占据村庄以后，他们的生活便多了一个内容：反抗日本人。在写作中，萧红大胆地打破传统的写实的方法，而采取一系列颇类现代主义的手法，主要表现在内倾的、断裂的、碎片化的处理上面。她的《生死场》并不像写实主义小说那般的将生活系统化和戏剧化，它们是反完整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于无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支配的力量惟在命运的逻辑本身。《生死场》之后，萧红已经成为一位具有鲜明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家。在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因为民族战争的兴起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政治代替文化，救亡代替启蒙，阶级性代替人性，宣传代替艺术，在这种语境的支配之下，萧红作品的价值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教科书里，她书中的丰富的人性内容和非主流倾向被遮蔽了。作为存在者，萧红有理由无视所谓的“文学史”的存在，而仅仅属意于她的文学，它的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人道主义与自由。这是最高的，因而也是最为宝贵的文学品质。她对文学和历史的贡献也是独一无二的。责任编辑王庆斌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20080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甘肃省电大武威电大分校赵静摘要: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对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传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寂寞、生存痛苦、生存恐怖的深刻感悟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并由此标示出一种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在生命中苦苦挣扎着，但终不免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她对小说故事性的高度重视,摆脱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强加在小说身上的重荷,体现了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充分尊重。本文就从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表现的几个着眼点：情爱关系、人性的探索、人生的体验、悲观忧伤的结局，以及悲剧意识根源进行阐述，力指导现实的人少生私寡欲，少谋个人私利，多贡献于社会。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张爱玲(1917---1995)，河北丰润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其小说创作是现代文学的巨大收获。其文学成就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由于张爱玲的童年家庭的不幸和她对这个家庭的憎恨又使她的作品的整体染上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以及清醒的没落感，她笔下的那些女性大多是悲剧性人物。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在其作品中刻画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其中女性人物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女人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性的。她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角，由此构成了她小说的苍凉、婉哀、惨伤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独特精神个性、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平凡的没落贵族家世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她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喧闹和孤寂，铸成了她悲观的作家气质。使她对人生既

浅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浅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摘要】萧红在其作品中，几乎写了女性所经历的一切人生苦难，不论这些女人的身份、遭遇有多么不同，但其悲剧命运都是相同的。萧红正是通过这些女性的悲剧，向残忍的、不公平的社会提出了强烈控诉，为广大女性喊出了内心的冤屈与悲愤。本文将着重分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关键词】女性悲剧命运男权中心社会根源【正文】中国古代在性别伦理上形成的男女相生相依及男尊女卑的观念，究其文化根源，则在于原始农耕经济的宗法血缘的根基。在以得力的农业劳作作为基本生存条件的情况下，自然把农业劳作主体——男人推倒家或家族关系体的重心位置。尽管在家庭发展史上，确曾有过女性重心时代，但这样的时期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而结束，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经济生产权利就是决定一切的权利。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形成男尊女卑的两性伦理。在强大的夫权阴影的笼罩下，女性的精神触角长期处于萎缩状态。以婚姻为边界，以家庭为天地，形成了女人被严格限制的空间，与世隔绝久了，被动顺从便成了女人的“天性”。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女性主体意识也逐渐在沉睡中复苏。但是，“儒家伦理道德在女性身上体现的二律背反现象也作用于女性自身，使中国女性在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解放的自觉性方面整体的迟钝于西方女性。中国女人在成长过程中被规定的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身份中，前两种主要处于‘女从’地位，熬到母亲地位时有了翻身得解放的感觉，她们在儿孙辈那里可以找到压抑久矣的精神释放的突破口，所以她们格外看重母亲的地位与权利，尽管这是维护男权社会利益的地位与权利。中国文学中的恶婆婆形象，从女性深层心理看，就是这种地位与权利扭曲张扬的表现。”①在封建社会漫长曲折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少许几个女性在女性解放道路上作过反思，甚至挣扎，其余多数女性则墨守成规。“纵观中国女性解放走过的道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突出表现主要发生在‘五四’和新中国成立时期，都是借助于男性领导的政治力量进行的。”②“五四”

萧红呼兰河传读书心得5篇

萧红呼兰河传读书心得5篇萧红呼兰河传读书心得(1) 今天我读了一本叫《呼兰河传》的书，书里讲了好多“我”和祖父有趣的故事，如果想知道就往下看吧。我记得有一段特别有趣，讲了“我”在后园里摘了一束玫瑰，给祖父戴在草帽上，而祖父不知道，还说：“今年春水大，花香二里都能闻见。”从这能看出祖父非常幽默，非常疼爱我。我为萧红笔下的人物感到悲哀。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成不变，没有色彩和花样，只有脆弱和枯槁。那里的人是如此的冷漠，面对他们好比面对一堵厚墙。他们一生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可那样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 萧红的童年是灰暗的，她身边的人一个个像被抽去灵魂的木偶，早已对生活麻木了。他们固执而又愚昧，唯一不同的只有萧红的祖父。祖父是一个乐观的人，他从来没有绝望过，成天开开心心的，而且他还保留了一颗童心，萧红每次调皮地做“恶作剧”，祖父发现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和萧红一起哈哈大笑。如果换作别人，恐怕早已把萧红教训一顿了。所以，萧红算是幸运的，她有一个令她骄傲的爷爷，关于祖父的记忆是她极少有的幸福回忆。比起萧红，我们不知要幸福多少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喝玩乐无一不全，时常还能得到零花钱，城市里有好多公园，里面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五花八门、妙趣横生，和那灰头土脸、死气沉沉的呼兰河没法比。现在的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作者出生时祖父都已经六十多少了，作者三、四岁时，祖父快七十了，七十岁的祖父非常爱作者，他们爷俩在后园笑个不停。祖父的后园就是小作者的天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都是自由的。书里讲到在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六、七尺深，在那个大坑里淹死过人、猪、狗、猫、马，那个大坑家家户户都知道，有的人说拆墙，有的人说种树，就是没有

试论萧红的女性悲剧意识

试论萧红的女性悲剧意识马双 [摘要]萧红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具有独立个性并形成自己创作风格的作家，她以短暂、坎坷、痛苦的三十一年人生，为中国文坛奉献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本文紧密结合萧红的独特人生、文学道路和创作心态，对萧红的全部创作进行动态考察和整体把握。参照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分析、归纳萧红作品中所蕴含的女性悲剧意识。 [关键词]萧红；悲剧；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7)01-0131-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她却是一个很有个性特色的女作家。五四时代的女作家们，如冰心、庐隐、丁玲等人的创作，题材大多局限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范围内，萧红的出现，给当时文坛带来了新鲜的视角和气息：她不仅营造了细腻、敏感的女性世界，还给文坛带来了一缕清新的乡土气息。独特的创作视角和创作态度使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善于建立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家之一。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萧红并不是以关注女性写作而引人注意的，但作为一个饱受男权社会意识形态之苦的女性，尤其是身为女性的那份人生体验，几乎规约、困惑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生活，同时也规约、困扰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创作。她的开篇之作《王阿嫂的死》和封笔之作《小城三月》中，塑造了两个极其悲惨的女性形象，一个因生育而死，一个因爱情折磨而死；一个表现了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一个则从两性性爱角度，揭示了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的践踏。纵观萧红的创作，她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表现女性的悲惨命运的，从而揭示出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卑下地位。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她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因此具有人性的深度和非同寻常的意义。胡风在悼念萧红的文章中曾写到“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1]而这砖头之冷和人心之硬，几乎贯穿了本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史。萧红透过她本人所经历的各种屈辱和苦难的经验，使她深知中国底层女性的苦难，这成为她洞察中国底层女性历史的悲剧的起点，同时强烈而深刻地表达出对女人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收稿日期：2007-04-08 作者介绍：马双（1976—），女，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国际交流分院，讲师，长春130117

论白先勇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困境

硕士学位论文 M.D.Thesis 论白先勇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困境 Bai Xianyong in the spirit of the plight of people 王芳 Wang Fang

摘要通观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明显地觉察到一种浓郁的伤感气氛深隐其中。他总是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悲惨的故事，构建了一个充满心灵痛苦的“悲惨世界”。白先勇始终坚持把创作目光投向个体生命，尽管其小说视野随着作家经历的变化而变化，小说的创作技巧也在不断地向前探索，然而他的创作却存在一个不变的因子——“对人类心灵痛苦的执著书写”，这种文学信念上的坚持并没有造成其创作上的单调重复，反而构画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生命图景。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背后，隐含着的是他对人的精神困境的困惑和无奈认知。白先勇是自觉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小说中经常出现对人物的性本能的描写，及对人物内心深处潜意识的深度挖掘。笔者尝试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探讨人物难以言说的痛苦，除绪论和结论，本论文共有三章：第一章，按照时间顺序梳理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将其创作历程分为两个阶段：赴美前与赴美后。虽然其小说视野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发展，审美探索上也在更进一步，然而其创作存在一个不变的因子——“对人类心灵痛苦的执着书写”。归纳出其小说中人物的三种精神困境：欲求之阻，丧失之痛，孤独之苦。简述其表现，并探究其成因。第二章，人物面对各自的精神困境所采取的逾越方式。或努力抗争，或漠然放弃或走向另一个极端——毁灭他人与自我毁灭。最终的结局都不免黯然。第三章，人物逾越这些困境的失败结局，向我们昭示了人的需求与人类文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物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白先勇的小说，在对这一矛盾的深入骨髓的揭示之下，可以令人感到其潜在的主观态度，即深广的悲悯情怀，他正是将这种悲悯情怀毫不吝惜地注入到其作品中去，从而完成了对人物的精神困境的客观冷静而又宽容慈悲的关照。关键词：白先勇人物形象精神困境逾越方式悲悯情怀

浅论萧红《呼兰河传》艺术特色

浅论萧红《呼兰河传》艺术特色摘要：“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鲁迅眼中最优秀的女作家-----萧红，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相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作品通过自己对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的风土人情和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它在艺术形式上是比较独特的，虽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者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厚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的巅峰之作。关键字：散文化诗意回环复沓儿童视角前言：《呼兰河传》绝非高屋建瓴，接地气的真实感至深至切。无论是萧红笔下的呼兰河畔，还是呼兰河畔的萧红，都以其特有的外在形式与内在灵魂使读者尾随萧红回望童年的寂寞，重奏时代的悲歌。她以自己的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女性的目光一次次透视历史，达到了对历史、文明以及国民灵魂的了悟。一、散文化的写作风格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她的作品不同于传统的叙述模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而代之以一种便于传达情感体验的主观、随意、散漫的叙述模式，使叙事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抒情服务。【2】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写的就是中国大多数人的普遍生活，是整个社会的风俗。散文化的语言和结构，就决定了小说的基调是娓娓道来而非紧张急迫，是忧郁低沉而非活泼轻快。萧红有意淡化情节，淡化故事性，“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3】小说由三大板块组成，前两章介绍呼兰城的风土人物，自然风光等概貌并重点描绘了几

论萧红的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

论萧红的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广州第九十一中学黄晓丹内容提要：萧红小说有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识。一生坎坷的遭遇使这位才情出众的女子的笔致比别人多了一份冷然与凄美，应该说，其自身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与其作品中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在最初的创作中，萧红便开始了对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的关注，她以先觉者的姿态抒写着人类苦难的命运。而历次生活的变故，使得萧红将思考的核心放在了对妇女命运的探索。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简约清丽的文字中揭示人世间的灰暗和丑恶，鞭挞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感慨生的艰难和无奈，抒写着女性的悲剧和人类生命的悲剧。关键词：萧红小说悲剧意识女性形象萧红，她的一生，是坎坷寂寞的，自她踏上文坛之日，就已经背负着沉重的人生枷锁。正是这不公的现实、坎坷的遭遇和磨人的孤寂，让这位原本就才出众的女子多了一些沉思，使得她的笔致比别人多了一份冷然与凄美，使得作品字里行间显露出深深的悲凉之感。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简约的文字中揭示人世间的灰暗和丑恶，鞭挞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感慨生的艰难和无奈，抒写着人间种种饱含苦难的悲剧故事。萧红的创作中隐隐有鲁迅的风骨，凭一枝笔反映当时中国真实的社会，不粉饰，亦无颓丧，魅力经久不衰。《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反映当时中国各个层次人群生存状态的作品相继从她的笔端流淌。而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她笔下多灾多难的女性。本文试探究萧红小说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 1.“女人的天空是低的”——女性悲剧的命运多数的女作家笔致是纤巧细腻的，而萧红的作品，给人感触最多的是冷然与凄美，她曾说过：“女人的天空是低的。” 的确，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中，女性的地位是从属于男性的，她们作为“人”的价值注定被无情地践踏。萧红作为一个女性，她饱受男权社会之苦的人生体验几乎影响着她的全部创作。她擅长于将自己悲剧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融入作品中，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不仅关注着女性由经济压迫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更集中审视和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给妇女造成的不幸和伤害。因此，萧红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普遍的意义。

问题小说与乡土小说2

问题小说就是为提出某种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小说。由于作者思想倾向不同，初期问题小说中有一部分作品专以“美”和“爱”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大部分则并不提供答案，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而“不开药方”本身，也正是问题小说的特点之一。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的流行，主要反映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觉醒。它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需要，又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结果。后来,问题小说也体现著作家密切关心现实这一优良的传统。了问题小说的创作。发展1、“问题小说”起步，表现了探究人生意义的热忱。代表作《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揭露了“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 2、宣扬爱的哲学。如果说初期“问题小说”只是问病源，不开药方。《超人》则标志着冰心对种种社会问题开出了她的“药方”－－这就是“爱”的哲学。《超人》《烦闷》《悟》构成了冰心“爱的三步曲”，爱的核心是“母爱”。 3、《倪焕之》它通过一个大的时空跨度去展示社会生活。小说从辛亥革命发生写到大革命失败。写了十几年的历史变迁，包括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这十年间中国社会从乡镇到都市的现实生活。》）《倪焕之》重现了五四青年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悲剧处境。是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心里变迁史”中的重要一章。问题小说的缺失与不足 1. 忽略了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氛围渲染和形式等文学要素，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超过甚至损害了其文艺审美价值； 2. 小说过重的哲理色彩和理性深度，有图解观念的创作形式，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 3. 缺乏现实的生活基础，缺少鲜活的生活气息，存在明显的主观臆想和向壁虚构的成分，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乡土小说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农村题材小说，它多取材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农村。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乡土小说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

浅谈萧红的写作艺术与风格

浅谈萧红的写作艺术与风格因为《三月小城》，我相识了萧红。因为她那凄凉的爱情故事，我有了看看她作品的心思。因为既婉约清新而质朴刚健的文字，我看到了一个与悲惨命运截然不同的萧红文字世界。从细腻豪放的《生死场》到率真坦诚的《商市街》，再从诙谐讽刺的《马伯乐》到平淡深挚的《呼兰河传》。不能不说，萧红是一位能驾驭各种风格的女才子。各式各样的风格中都有着一股子呼兰河畔的味道，下面就来慢慢品品这种独特的韵味。大多数人的眼中，萧红是一位柔弱的女子，写得东西大多是些细细碎碎的美文。但其实她也有刚劲豪放的时候，胡风曾在《生死场》的后记中就写过“你要死灭吗”是全书的高潮，这是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带光。可见，既刚健又婉约的文段在萧红的文字中还是有的。再看其中一个群众宣誓的画面“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这简直是一幅线条粗犷奔放、劲健有力的木炭画，又不禁使人联想起珂勒惠支的版画，可以说是一种“力”的艺术，其中充溢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感情力量，在奔放，在冲击，在跳跃！不仅仅人被描写地不可抑制，连场面的景物都激荡了这种力量，“畅明流动的天光，房周垂曲的大树群，即将被当作祭礼牺牲的老山羊，四脚倒挂，哀鸣不止，红布方桌，火焰颤动，烟雾缭绕中。”作者成功地运用粗犷的充满激情的笔触，勾勒出动态的景色。以情观景，绘景见情，情景交融于浑然一体中显示出“钢戟一挥”的气势和力量。小小女子，竟用简短地文字给了我如此大的震撼，尤其是生与死的震撼，她的文字中没有那么多刻意的技巧，反到多了些真实和质朴。她真正地用心写作，写实在的人，写出许多像她的祖父那样善良却不幸和悲哀的人。不是隔岸观火般虚构，而将满怀的情感注入，化作独特的情调，如写月英这个美丽女人的悲哀一生，充满了同情的笔调，尤其将月英男人的丑恶行径与月英的孤立无助做对比，更看出萧红是加入了自己浓浓的个人情感，第一次的为情所伤，带给她的悲伤情绪显然也被带入了作品。在《呼兰河传》中，她与祖父快乐的后花园生活，也被真实的展示了出来。”一次，“我”将后园的玫瑰摘下插到祖父草帽上，祖父不知，进屋后祖母看见，大笑不止。这样真实欢乐的场面恐怕只有在祖父这篇中才能见着了吧。就是这样简简单单，才更加吸引了读者的眼光吧。萧红的作品不仅仅真实创造人物、自己心爱的人还真实自我，用一种勇于表现真实的态度，写下了自传性的《商市街》。尤其经典是她自己在饥寒交迫的时候，看到旅馆别的房间的门上挂着“列巴圈”,她萌生了“偷”的念头。萧红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自己当时的心境，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而后又因为没有了柴火不得不向房东借柴火，由于不好意思张口，他们只好写了一张字条去求借。她总在自己身处难堪的时候，往往写出了自己内心感受最真实的东西，所以很能打动人。她对自己的感情从不隐瞒、从不文饰，这一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萧红就是萧红，有着她独特的萧红体。这是没有人能够模仿的。她那注册商标式的优美简洁，在人们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她面对着自己的第二任男人萧军，恐怕是再熟悉不过了。都说对于越亲近的人来说，描写他的外貌必然是绰绰有余的长篇大论。且看萧红眼中的萧军“颧骨很高，眼睛小，嘴大，鼻子是一条柱”。仅仅十五字，便有棱有角，形神兼备了。远远超过那些冗长的篇章。以上这对萧军外貌的描写还不算什么，在散文《雪天》中有一段对话：军：“饿了吧？” 红：“不饿” 军：“够不够？”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二稿修改

前言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直面残酷的生活，将目光投注于在痛苦和困难中挣扎的人们，讲述这些苦难灵魂的悲剧生活，展示出一幕幕震撼的人生悲剧。张爱玲对时代、文明、人生的悲观认识，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荒凉感和虚无感。从而散发出浓厚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一种苍凉的美学风格。张爱玲的这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创作意识值得我们探究。一浮世的悲歌（一）、不可逃离的悲剧命运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意识。在她的小说中，人的生存欲望与现实困境的悲剧性冲突是其小说的基本冲突。张爱玲从自己的生存状况出发，从童年、亲情、恋爱、婚姻生活等切身的感受中探索个体的生存状况，她的人生观和生命的悲剧感就渗透在她对个体在荒凉世界里的生存状况的描绘。她以一种逼近本质的直觉，揭示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传达她对一个时代的生存体验：人的生存欲望和现实困境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矛盾，人注定要成为被征服者，在最终结局面前，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终究要归于沉寂。“总之，生命是残酷的”，[1]没有悲壮，只有无奈的堕落和苍凉。张爱玲认为，人生永远无法完满，只有委屈和难堪的生存，痛苦才是人生的永恒主题。在她看来，人生与现实困境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由不得自己做主。“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罢，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2]这种将人生看作麻烦，麻烦与生命同生同灭的感悟，就是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她在《论写作》一文中谈到：“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3]张爱玲透过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情感体验、精神状态，从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挖掘出其中的悲剧内容。 1.鲜明的悲剧个体张爱玲的创作大多是描写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他们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难堪的生存中“有挣扎，有焦虑，有慌乱，有冒险”。[4]张爱玲认为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图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沉沦，在荒凉的胁迫中表现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困惑，以及对虚妄无妄的生活困境的屈服是人类荒凉的生存景况的呈现。张爱玲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往往赋予这些角色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生存欲望和意志，他们大多想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平庸无为的世界里抓住些什么，或是爱情，或是理想，或是平凡稳定的生活。但最终的结果往往得到更多的痛苦，一步一步地看着自己所追求的走向幻灭。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一名普通的小女子,一位单纯的中学生,为了学业,她向自己的姑妈求助;

剖析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悲剧形象

Z HONG GUO NONG CUN JIAO YU 萧红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她文学的生命却生生不息，她在有限的创作时间里，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回忆、感慨和震撼，萧红所创造的文学价值也留给了世人越发掘越耀眼的光辉。一、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生死场》体现了萧红的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书中对女性的命运，能折射出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的生存环境里，生与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女性的身体上，小说从女性生育所受的痛苦写起，既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环，又能从人的本性出发，要承受虐待以及自己不忍生活产生的扭曲心理，自残折磨到死，真是让女人受尽了世间的痛苦。萧红在作品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关于女性生与死的世界，让我们深切的感受着女性存活的不易，所承受的极大的苦痛，得不到任何的理解与包容，这简直是对人生的灾难的描摹。原本正常的女性，在那个黑暗的扭曲的世界里，难逃命运的捉弄。最后沦为不堪的人生奴隶。无法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在那个男权大过天的社会，她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二）隐形的封建残害《呼兰河传》里王大姐做姑娘时，像一棵灿烂的大葵花，都夸她将是兴家立业的好手，可她毕竟也是个普通的女儿家，人们发现她与磨倌冯歪嘴子同居，没有通过明媒正娶，在那个封闭落后的时代人们曾经的赞美之词在一夜之间全都被推翻了，更难以接受的时冷眼嘲笑，和那不堪入耳的恶毒的话语。她有什么过错？怎么就成为了众矢之的。每天承受着精神的莫大的痛苦，终于在寂寞冷眼中死去。这群在贫穷困苦中挣扎的女性，被恶心摧残着，周遭的一切不成文的规定还在前方设法地继续折磨她们，面对她们的不幸，她们难以挣脱伦理的束缚，只能成为这个社会低廉的牺牲品。王大姐，小团圆媳妇，她们的生命从升起到陨落，不断地受着封建的迫害，这一张无形的巨网，让她们承受灾难的同时毫无回天之力地接受命运的摆布。（三）负重的情感、压抑的生命《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部作品。它是对人情感方式的一个历史检验，对其“剪不断，理还乱”的隐微心理的追求与探索。尤其是一向具有含蓄、婉致而代表了传统文化品格的东方女性，对于这一心理现实的挖掘使作品也可以说是对作者萦绕不去的寂寞氛围的一个梦幻情节，其中女主人公的文化品格及其悲剧意味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发掘的。这部作品是萧红唯一部与自身情感世界距离较近的作品。翠姨多愁善感、情感世界细腻又丰富，有着文化素质、但又受教育极少，这似乎决定了其悲剧命运的性格基础。家境看似宽裕，母亲有对其较为溺爱，而她的母亲又是一个性格孤僻，心理封闭的一个人，这也奠定了她成长路中的不稳定因素。使她的青春注定会带有悲剧色彩。在这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中，没有爱与被爱，这是最让人心寒的，一生坎坷的萧红在翠姨的形象中倾注了自己的孤独与悲切。二、萧红的创作个性（一）生存环境萧红是在充满民族危机的30年代登上文坛的，她以独特的目光审视这周遭的环境，在她犀利的目光下，一切都无处躲藏，她自然地把这么都融入到她的作品当中。这一切都跟萧红的出生环境大有干系，她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代，自小就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中沐浴着新思想，等她成年以后,便流亡到上海,这是她文学创作阶段中的重大转折，在这时期萧红夫妇结实了鲁迅这位文学巨匠，在新文化先驱的关怀下,萧红精神上有了很大转变，但剖析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悲剧形象孙畅 56 2018第08期下(总278期)

萧红呼兰河传赏析

萧红呼兰河传赏析 Company number：【WTUT-WT88Y-W8BBGB-BWYTT-19998】

萧红《呼兰河传》中的人物形象探讨《呼兰河传》以作者的童年回忆为引线，描绘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疆呼兰小城的风土画。作品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幕幕悲剧性的生活图景：令人窒息的东二道街的大泥坑；小城的精神"盛举"一一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报庙会；小团圆媳妇的惨死；有二伯的不幸遭遇；冯歪嘴子一家的艰辛生活……《呼兰河传》的深刻主题在于揭示我国农村在封建统治下的社会弊病，特别是控诉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思想、封建习俗对人们的戕害。萧红不仅仅体会到劳动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压迫的苦难，而且也深深地体会到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带给人民的精神枷锁一一愚昧、落后，在《呼兰河传》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小说共七章，前两章主要展示了呼兰城的总体形象和小城的风俗。前两章中没有出现有明显“性格”的人物。小说第三章中出现了“我”的祖父，这是第一位“性格”人物。一、“性格”人物（一）“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这一形象虽然思想上有保守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是积极的人物。这一形象与其他人物相比（包括有二伯、冯歪嘴子），他的重要性是别人比不了的。 1从外貌上看，他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而且“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③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祖父笑盈盈的眼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他的内心是欢愉的。“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④从这些可以看出，祖父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2祖父是一个慈祥、善良的人。“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⑤在家里，“我”与祖父的关系最好，常常和祖父在花园玩。“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⑥祖父也是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胡家打团圆媳妇，“祖父到老胡家去说了几回，让他们不要打她了；说小孩子，知道什么，有点差错教导教导也就行了”。⑦祖父看到冯歪嘴子的妻子和孩子没地方住就答应让他们搬到装草的房子里暂住。祖父是一个积极人物，但是，他在思想上也有保守的一面。“祖父想要让他们搬家。但呼兰河这地方有个规矩，春天是二月搬家，秋天是八月搬家。一过了八月就不是搬家的时候了”。⑧作为房主是有权利随时让房客搬走的，但是，“我”的祖父遵守呼兰河城的规矩想让他们在二月搬家。（二）小人物：有二伯、冯歪嘴子《呼兰河传》中的“性格”人物中有两个小人物形象：有二伯、冯歪嘴子。这两位小人物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生活艰苦。在别人眼中他们的命运与自己毫不相干，这样的小人物只是人们无聊生活中的谈资。两位小人物身上又有不同的地

沈从文小说中悲剧女性形象塑造

――沈从文小说中悲剧女性形象塑造【摘要】沈从文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女性形象描写是湘西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中众多的女性形象既是美丽的，又是残缺的。沈从文在颂扬湘西世界美好人性的同时，再现了湘西女性的生活状况。众多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审美眼光，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关键词】沈从文湘西小说悲剧女性美丽残缺现代作家沈从文以他对故土湘西的深深爱恋的情结，用他的神来之笔为我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浓郁的乡土气息，魅人的风土人情，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正如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⑴湘西世界成了无世俗污染的“自然保护区”，成了现代人寻求安宁的精神殿堂。在这座希腊小庙里，沈从文用流光溢彩的文字为我们塑造了一座座值得瞻仰的艺术形象，本文旨在对其湘西小说中几个具有悲剧性格和命运的女性形象的解读，阐述沈从文是要通过这种残缺的美来寄托他的社会理想。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美丽纯情的少女，如翠翠、三三、夭夭、媚金等；饱经磨难的家庭妇女，如萧萧、三翠等；因为贫穷生活所迫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妓女，如《柏子》中的妓女、《丈夫》中的老七等。沈从文笔下写到湘西女性时，总是将无尽的爱倾注于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美丽的，天生丽质、柔美如水、恬淡自然。例如翠翠、萧萧、三三等，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一长串名字。她们或温柔可人，或聪慧机灵，或勤劳纯朴，或稚嫩天真，或忠贞痴情，或悱恻缠绵……她们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女性群像。她们不光具有外在的美，更具有内在的美，她们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意识或行为，只凭借简单而执着的信仰生活着，是人性至善至美的化身。她们的形象是美丽的，但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又都是残缺的，当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遭受打击和毁灭时，就给我们思想上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不光会因为她们的美丽涌动喜悦，也会为这些美丽的毁灭而黯然神伤。一、翠翠----懦弱性格的失败者《边城》因恬静悠远的风格、柔和温润的笔调、诗词曲赋的意境而被誉为田园牧歌。翠翠历来被看作是“爱”和“美”的完美结合体。翠翠生长在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茶峒，与勤劳朴实、重义疏才的祖父靠着一只渡船相依为命。生活虽然贫穷，但她有祖父的疼爱。她是自然女性，“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又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⑵竹林就是她的家园，连她的名字也取自那满山逼人的翠色。终日与山水为伴，她的身上也有了山水的灵气，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她不染纤尘地成长着，内心中对爱情对象二佬傩送的选择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不因他是船总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欢喜梦里的歌声，欢喜随着歌声去摘虎耳草，那歌声在夜梦中曾浮起她的灵魂。她的爱情与自然有着很大的联系。在读者面前，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⑶。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

浅谈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

浅谈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谈到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首先我们得了解其繁荣及其如此繁荣的原因。已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期，小说观念的进化及之前的创造实践为大批小说家们累积丰富的经验，对日益丰富的明清社会生活、不断丛生的社会弊端加以反映的任务，已不是传统诗文所能担负。因此小说取得了于传统诗文在文学中同等的地位，成为明清文学创作的中心和主流，可以说明清小说的题材范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丰富，艺术手法也相当之成熟全面。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为例，《红楼梦》一经面世，便在文坛上引起了爆炸式的轰动，不但拥有众多读者，更引起文人们竞相点评这一部惊人之作，最后总括着《红楼梦》中众多的头绪和线索的，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知人论世，曹雪芹出生于一个与清皇室有着密切关系的贵族世家中，其曾祖在其父亲共三代四人，前后任江宁织造六十年。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驻跸曹家。康熙死后，曹家被卷入皇室内争，两次被抄家，其家族从此一败涂地。曹雪芹的一生，恰好与曹家盛极而衰的经历重叠。他少年时代在南京有过一段富贵繁华的生活，懂事后即目睹家族巨变，生活每况愈下，在穷愁潦倒之中，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可以说，亲身经历为曹雪芹创造《红楼梦》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基础。《红楼梦》的表层是一个哀怨动人的爱情故事：宝玉与黛玉相爱，但由于家长的横加干预，结果黛玉含恨而死；宝玉看穿了一切，“悬崖撒手”，出家做和尚去了；而宝钗在取得家长的恩准，好不容易得到了“宝二奶奶”的身份后，最终也成了这场不成功的婚姻的殉葬品。这是一个多重线索的爱情婚姻悲剧，但它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故事，因为曹雪芹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示了这场悲剧产生的原因。一、社会悲剧宝黛爱情悲剧首先是社会悲剧，这体现在家长为宝玉择配的条件上。由于贾府走向衰亡，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家长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宝玉身上，对他的婚姻大事也一直十分关注。家长在黛玉和宝钗两人中最后选定了宝钗，原因是：第一，从精神思想上说，只有宝钗可以使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正道；第二，从性格能力上说，宝刹“稳重和平”，善于调解矛盾，在“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圆滑中，又有着处理家务的实际才干，可以化解家族内部的重重矛盾；第三，从身体条件说，宝钗的“肌肤丰泽”远胜于黛玉的体弱多病，何况黛玉的病情加剧的原因，实在令家长头疼；第四，从对男女之情的态度来看，黛玉不善于掩饰自己对宝玉的感情，宝钗却能“大理上不错”，表面上不做任何违背封建礼数的事。这四个方面归结起来，实质就是对封建制度是顺从还是叛逆的问题，贾府虽然面临着衰亡，但家长们决不允许带有叛逆色彩的爱情萌生和发展，他们无情地摧残了宝黛间的爱情，制造了悲剧。二、性格悲剧：宝黛爱情悲剧又是性格悲剧，因为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宝黛两人性格上的弱点造成的。宝玉和黛玉既是封建家族的叛逆者，优势贵族公子小姐。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行为的不一致：一方面，他们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不以为然，对功名富贵和与之紧密相连的圣贤经传、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嗤之以鼻，他们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向往着人际的平等和个性的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贵族后代的优越感，他们的言行实际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贵族子女的身份所左右。这样，作为叛逆者的宝黛反对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为作为贵族公子小姐的他们却又不可能离开贾府生活一天；作为叛逆者的宝黛敢于心心相印地互吐衷肠，作为贵族公子小姐的他们（特别是黛玉）却在思想深处信守着封建道德观念，仍然希望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