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赋体文学

汉代赋体文学

汉代赋体文学

第一节赋体名称的来源

以赋名篇，始于荀子。荀子曾作《礼》、《知》、《云》、《蚕》、《箴》“赋”五篇，是以“赋”名篇的第一人，但作为文体来说，尚不具备，仍属于“赋”的萌芽阶段。《文选》所收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文体特点如汉代赋，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作品至少是汉武帝以后的作品，不可能是生活在战国时光楚襄王之际的“宋玉”作品。可以说，赋是汉代的一种新兴文体。

一、赋的特征：

赋的本意是铺陈直叙，原指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chī）文，体物写志也。”意思是：赋，就是铺叙，通过铺陈辞采写成文章，通过描绘物象来抒发情志。“铺采摛文”是赋的形式，而“体物写志”则是赋的内容。

《汉书·艺文志》引刘向云：“不歌而颂谓之赋”，意思是赋为一种脱离音乐的诵读方式。

由上述两点，可概括赋的一般特点是：内容侧重于叙事，多用陈述性、叙事性和描绘手法，形式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不能入乐歌唱，只适宜于朗读。

二．诗和赋的关系：

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是由古诗演变而来。《艺文志》说：“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诗与赋的区别是，前者为可歌的，而后者是不歌而颂的。

三、楚辞和赋的关系：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又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班固称：“其文弘博典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离骚序》）可见，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汉代人认为“辞”与“赋”没有区别，他们把屈原的作品也称作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将“骚”与“赋”划为两体。他说：“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意思是到屈原创作《离骚》时，才开始扩展绘声绘形的特色。赋，起源于诗人，而由《楚辞》开拓出新的疆界。）刘勰的看法较中肯，“辞”（或称作“骚”）与“赋”是不同的文体，“赋”是由“辞”演变而成。屈原的“骚”，是继承了《诗经》中《国风》与《小雅》的传统，以“讽谕”为宗旨；“赋”是从荀子、宋玉开始，他们的作品“没其讽喻之意”，至司马相如，则更成了名为有“讽”，而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专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东西了。他们所发挥乃是《诗经》中的《大雅》和《颂》的功能。

四、汉赋的分类：

汉赋分为骚体赋、散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三类。骚体赋在内容上侧重于抒发个人怀才不遇之情，在形式上模仿楚辞，用带“兮”的语句，追求句式整齐、通篇用韵等，可见骚赋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模仿了楚辞。如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汉代散体大赋，是用铺张的手法，富丽的辞藻描写事物，所描写的主要是京都、宫苑、山川等壮丽事物及声色犬马、畋猎驰逐等生活，篇幅较大，多采用主客问答体形式。代表作家有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和张衡。抒情小赋，内容上侧重于抒发愤世嫉俗与表现个人放心求志，形式上篇幅短小，不用问答体，通篇用韵文。代表作有：赵壹《刺世疾邪赋》、张衡《归田赋》。

第二节汉初骚体赋及其流变

一、汉初骚体赋

1．骚体赋的特征：在内容上继承《楚辞》“怨刺”的传统，抒写贤人失志，忠奸不分，个人怀才不遇的感情；在形式上弃散用整，句式整齐，通篇用韵，并且用带“兮”的句子，大抵保持了《楚辞》于整饬(chì)中见变化，情与辞相宛转的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它尚铺陈，同时又借用楚辞“香草美人”式的比兴手法。

2．贾谊

贾谊是汉初骚体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吊屈原赋》是骚体赋的第一篇。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在当时很偏僻，贾谊感到此去性命不会长久，因而郁郁不得意。在渡湘江时，他凭吊屈原，感到自己的遭遇正与屈原相似，就作了《吊屈原赋》，文中对屈原的处境表示愤慨，对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接着用“讯”发表议论，议论运用反反复复的比喻，以龙凤、骐骥、鱣(zhān)鲸等来比拟被害的贤者命运，表现贾谊“远浊世而自藏”的隐处态度。《鵩鸟赋》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又是第一篇比较完整的以四言诗句为主的问答体赋。这是作者谪居长沙时所作，表面上以道家思想为归旨，用齐死生、等祸福来解脱，实际上是无法摆脱现实困境的悲哀，从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心情。

二、骚赋变体

骚赋祖述楚辞、相沿日久，必然缺乏新意。武帝时代，赋家乃尝试有所突破。淮南小山《招隐士》在句型、用语及意境方面多有创新。西汉成帝时，班婕妤作《自悼赋》、《捣素赋》、情词并茂，亦为骚赋变体。《捣素赋》在句型上的最大特点，是取消“兮”字，换用其他虚字协调音节，抑扬声调，又以三、四言杂糅于骚体句式，以虚字统率之，很能见出散体赋的影响。

三、骚赋的规范化

以贤人失志为主题的骚体赋在西汉中叶以后，内容与形式大

抵走上规范化、类型化的道路。转相摹拟，是这类赋作的最大特点。内容而外，汉人骚体赋的句型也日趋规范，少有变化。刘向《九叹》与班彪《冀州赋》是这类赋的代表。其基本句型是：“□□□Ο□□兮，□□□Ο□□”。（□为实字，Ο为虚字），这一句型贯穿全篇，几乎无一变化，因而显得单调呆板。

第三节汉代散体赋

一、散体赋的文体因素

散体赋是在汉代进入鼎盛时期，随着南北文化交汇而崛起的一种综合性文体。它熔铸先秦《诗》、《骚》、散文和民间文学形式，不拘篇制，时空容量大，句型丰富，韵散结合，富于韵律美。荀卿的《赋篇》、《成相》，屈原的楚辞作品，对散体赋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是汉代作家在前人文学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所取得的成果。

二、汉代主要的散体赋作家

(一)枚乘(?—前141)

枚乘，字叔，淮阴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吴王谋反，枚乘上《谏吴王书》，吴王不听。后枚乘投靠到梁孝王那里，枚乘早以善辞赋知名。武帝即位时，乘已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枚乘就死在道中。事见《汉书·贾邹枚路传》。

《汉书·艺文志》载“枚乘赋九篇”，今存《七发》、《菟园赋》、《柳赋》，而以《七发》最为有名。关于《七发》的写作目

的，历来有三种说法：一为“戒膏梁之子”说。刘勰说：“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子也。（《文心雕龙·杂文》）”二为谏梁孝王忠于汉朝说：“（枚）乘事梁孝王，恐梁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文选》李善注）三为谏止吴王濞谋反说。《七发》作于枚乘游于诸侯之门。其时，诸侯王既嗜欲无度，又图为不轨。观《七发》内容，戒淫靡于谏谋逆的目的，实兼而有之。

《七发》以吴客和楚太子反复问答贯穿全篇。第一部分写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并指出其病因在于生活淫逸，引起全文，是为序，接着分别铺叙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畋猎、观涛、和听圣人要言妙道等七件事来启发太子，太子听了出一身冷汗，霍然病愈。《七发》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对宫殿、畋猎、音乐诸方面的描写都有开创性，而对江涛的描写尤为精彩，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对潮水所作的最生动的描写。

《七发》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它是散体大赋的奠基之作。其主客问答的形式和七段的章式，已成为一种定势、模仿之作不断出现，乃有“七体”。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夜》、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等等。（二）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79—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小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为人，改名相如。好读书、学击剑，口吃而善著

书。景帝时为武骑常待。景帝不好辞赋，而梁孝王来朝时带了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文学待从，司马相如于是托病去职，客游于梁，作《子虚赋》。梁孝王死后，相如归蜀，得到临邛令帮助。临邛富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看中相如，双双私奔，“当垆卖酒”，演绎了一段千载流传的爱情佳话。武帝好辞赋，读了《子虚赋》而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杨得意为相如同乡，听到武帝赞赏便引荐了相如。相如献《上林赋》。因以为郎，曾两次奉使西南，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晚年任孝文园令，作《大人赋》。因患消渴疾（糖尿病）而免官，作《封禅文》，郁郁而终。

《汉书·艺文志》载“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今存《司马文园集》仅得赋6篇，其中《子虚》、《上林》两篇最负盛名，被认为是汉大赋的典型作品。这两篇《史记》、《汉书》均作一篇，《文选》把它分作两篇。

这两篇赋由楚使子虚先生和齐国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对话组织成篇的。《子虚赋》是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子虚盛言楚国云梦之大，物产之富，畋猎之盛，歌舞之乐，以此傲视齐国。乌有先生则批评子虚侈言淫乐，是显扬君恶，但自己又反而大肆夸耀齐地山川方物之美来傲视楚国。《上林赋》则叙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先生的话之后，以为齐楚之事，皆不足道，而极称天子上林的壮观广大、非齐楚可比。作者用铺陈的形式、华丽的词藻，描绘天子上林苑山水林木、奇

禽异兽、离宫别馆、良石美玉，以及天子的校猎、游乐之事，最后归为天子意识到此太奢侈，转而体恤百姓、德披天下。显然《上林赋》所要表达的是尊天子而抑诸侯。

《子虚赋》、《上林赋》的主要思想倾向：描写帝王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大汉帝国壮国威、颂皇权表现出盛世的气象和雄心。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赋末委婉致讽，流露出作者另一方面的思想，司马迁说是“引之节俭”。赋末认为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计，作者主张“解酒罢猎”，与民同利。但扬雄以为奢靡的辞多，而节俭的话少（“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聘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实际上起不了讽谏作用。

《子虚赋》、《上林赋》的艺术特点：一、结构宏伟，富丽堂皇。二、绘形绘声，穷形尽相。对事物的描写，极尽铺张排比、夸张之能事，并且选择特别富丽的词藻。如对云梦的描写，先分类描写其山、其土、其石，接着按东南西北方位，描写其中风景和水陆物产，对每类事物的描写，也尽量加以罗列，都是瑰词丽语、连叠排比，五光十色，炫人耳目。三、韵散结合，韵与不韵相间，叙述人物之间的对话用散文，描写事物部分用韵文，充分体现赋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特征。四、充分利用方块字的特点。汉字有形声字，一边表音，一边表意，相如赋正是利用这一特点推砌词藻，使用奇

词偏字。如“于是乎崇山矗矗，巃嵸（zōng）崔巍，深林巨大，崭巖嵾嵳”用表山的字堆砌，给人视觉上造成一种刺激。但是，这种用字造异的怪异、重沓，令人读之生厌，以至后人讥之“字林”、“字窟”。

《子虚赋》、《上林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们奠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确立了一个“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后世之作，纷纷摹拟这一体制，失去了原创性。司马相如的诗赋理论：“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正反映了文人学士的胸襟、气度与眼界，它来源于汉帝国的空前统一繁荣，以及由此生发的信心和气魄。相如又说：“合纂组以成文、列绵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这是汉赋描绘物象，运用铺排夸张手法和使用富丽词藻狀物的特点。此与图案的构成特征极为相似。

司马相如还有一篇《长门赋》，据说是为武帝陈皇后失宠而作。陈皇后得幸，骄贵十余年，因无子，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听说相如善赋，奉金百斤求赋。（后人以为失实，属伪作），这首赋表现一个失宠的宫人望君不至的复杂变化的心情，感情真挚而细腻。

（三）扬雄（前53—18）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学，博览群书。口吃不善言谈。好辞赋，而善于模仿。40岁后，从蜀都来游京师，

为汉成帝所召见，并随成帝游猎，写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扬赋》。四赋皆模仿相如。但因事而作，旨在谏戒帝王息畋猎、绝奢侈、惜民心、崇国防，其讽劝的意义，较司马相如更进一步。后任给事黄门郎，生活比较穷困，但他自甘淡泊，埋头著书。除辞赋外，模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仿《苍颉》作《训纂》，仿《虞箴》作《州箴》，仿屈原《离骚》作《反离骚》。《艺文志》载“扬雄赋十二篇”，今存《杨侍郎集》得赋九篇。（《蜀都》《甘泉》《河东》《羽猎》《长扬》《太玄》《逐贫》《酒》《反骚》）

扬雄早年曾经沉溺在辞赋的写作里，摹仿司马相如，用思构辞，力求写得沉绵绝丽，世有“扬马”并称。后来悔悟，认为辞赋对当时统治者只会起到“讽一劝百”的坏作用，认为辞赋乃“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因而放弃了辞赋的写作，转而从事哲学思想著作。

扬雄的赋虽模仿相如，但扬雄的赋较之相如的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来说：一、拓展了大赋的题材来源。二、加强了大赋“劝百讽一”中的“讽劝”色彩。三、篇幅相对缩小，描摹对象更为集中。

（四）班固

班固集经学家、史学家与文学家三者于一身。他对辞赋的看法，集中在《离骚赞序》、《离骚序》和《两都赋序》中。

班固《两都赋》乃为东汉建都洛阳造舆论所作。其文历数汉皇功德，专替朝廷说教，为天子喉舌，是一篇典型的汉颂。《西都赋》的体制、描绘、词采、夸饰，皆步效《子虚》、《上林》。《东都赋》则侧重颂扬圣皇，褒美制度，故语言温润典雅而少有铺陈。《两都赋》以征实与夸张相结合的手法，描

绘长安的城市布局、建筑风貌、各色人物，在赋文学史上，有开创的意义。

（五）张衡（79—139）

东汉中后期文学家、科学家，字平子，南阳西鄂人。通五经，贯六艺，安帝时闻衡善术学，召拜郎中，顺帝时，出为河间相，今存《张河间集》，有赋13篇。

张衡模仿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精思十年乃成。赋

长安，洛阳两京。赋描写都市生活，其街道、市场；商人、富民、游侠、辩士；杂技、歌舞、马戏、魔术、林林总总，无不笼挫笔端，这是前此的都城赋所不及的。此外，《二京赋》的讽刺性有所增强。

三、散体赋的艺术特征：

1．以宾主问答的方式来写，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均为寓言式

人物，一般有序——主体——讽谏三部分组成。

2．运用排比铺陈、夸张渲染的手法细腻地描写事物。在先

秦的诗、骚、散文中，作为表现手段的文学描绘，在散体赋中几乎转化为写作的目的，散体赋也成为罕见的描绘性文字。

3．运用华美而丰富的词藻描绘物象，追求时空两个方面的完整，五彩缤纷，与图案的特征极为相似。散体赋大都依时间顺序，描绘事物运动的完整过程。如《子虚赋》描绘楚王的游猎程序。散体赋又追求以全方位、多角度的描绘方式，表现事物的空间状态及空间关系。如《子虚赋》描绘云梦之山。赋家以时空编织经纬的基础上，又充分发挥想象，驱使万物，以求得物象描绘的繁富之美。总之，散体赋之描绘事物乃挟四时、超方域、统万物，集大成，穷形尽相，辞藻赡丽，从而完成了图案化倾向的艺术特征。

4．体制宏伟，篇幅庞大，一般都在千字之上。

5．散体赋有类型化、公式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题材与表现手法层层相因、递相模仿。如枚乘《七发》之后，出现所谓“七体”。其题材亦不外乎咏物、畋猎、郊祀、宫殿、都城都，描写音乐、建筑物高峻等也形成类型。这种类型化与汉代经学重传统家法，汉文人因政治与思想专制而丧失其创造精神很有关系。

6．散体赋的语言风格，用字造语的怪异重沓，同偏旁字的联绵堆砌，具体名词的连续排列等。

第四节赋的抒情化与小品化

汉赋的晚期，即是汉赋的转变时期，无论赋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改变。这和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有很大关系。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宦官外戚争权，阶级矛盾激化，

以颂扬帝国富强、声威为主的散体大赋失去其存大的坚实基础。当时一般文人，面对这痛苦的现实，思想上不能不发生很大的转变，当然再也没有歌颂承平的心情去写那种靡丽夸张的宫廷式文学了。他们开始转而抒发内心的忧愤。此外，赋家的诗人化与赋的诗化，是赋风转变的又一重要原因。一、抒情赋的特征：

与散体赋比较，抒情赋从形式上来看，趋向短小，不用问答体、也不从事于铺排堆砌了。就内容来说，多是讥时讽世，抒情咏物的写作，甚至谩骂讪笑、发泄心中的愤闷。

汉末抒情赋的代表作家是张衡、蔡邕和赵壹等人。

二、张衡《归田赋》

《归田赋》表现的是对世事的厌倦和对恬淡生活的追求，如“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苟纵心物外，安知菜辱之所如？”它一扫汉大赋那种铺采摛文、夸张堆砌的手法，用短小精悍的篇制和优美朴素的语言，集中抒写自己的怀抱。作者的苦闷、不满、追求和意趣贯穿全篇。《归田赋》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现存东汉第一篇完整的抒情小赋。它的出现预示着汉大赋的时代即将过去，预示着抒情小赋将以独立的体式在赋坛上占有一席地位。

三、赵壹《邪世疾邪赋》

赵壹（生卒年不详），字元叔，汉阳西县人，恒、灵之世名

士、辞赋家。为人耿直，狂放，常恃才倨傲，屡次抵罪，几至死。公府十辟皆不就。其《刺世疾邪赋》对历代君王以天下为私、斗争杀伐的历史，汉末豪门霸权、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世风堕落的现实，皆作了无情的揭露。对汉末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亦有严重的警告。全文不事雕琢，词气峻急，其思想和艺术都已超过了以往的贤人失志之作，而更接近于“诗人的愤怒”，在整个汉赋之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文后附秦客、鲁生五言唱和诗二首，亦为汉末文人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