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译观的历史与现实 - 江南大学杂志社

2001年9月江南学院学报Sept.2001第16卷　第3期JOURNA L OF JIANGNAN COLLEGE V ol.16　N o.3

[文章编号]1008-8547(2001)03-0074-04

“雅”译观的历史与现实Ξ

包通法

(江南大学外语系,江苏无锡214063)

[摘要]本文探讨了严氏“雅”译观产生的历史、社会、教育背景和哲学基础。从辩证历史观的角度看,“雅”译观作为译事中宏观的指导理论和译文评鉴标准,与西学的“等值论”相得益彰,仍不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雅译观;文质论;三美论;等值论

[中图分类号]H31519[文献标识码]A

On H istory and R eality of E legance T ranslation

BAO T ong2fa

(International S tudies Department of S outh Y angtze University,Wuxi,Jiangsu,214063) 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wider and deeper re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and s ocial background,philo2 s ophical roots and translation desire that brought“E legance T ranslation”into existence.And with“E legance T ransla2 tion”and“Equivalence T ranslation”in the Western W orld benefiting and compensating(for)each other,“E legance T ranslation”still possess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guiding function in directing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ap2 preciating the quality of translated version from the historical dialectics。

K ey w ords:E legance translation;Free transl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On3-beauties in translation;Equiv2 alence translation

我国的译事历史渊源久远,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据《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故“翻译”之术语出自北方。我国古代的译事活动主要集中于佛经翻译,并多用“文”、“质”两字作为评鉴译文优劣的标准。所谓“文”,指的是“辞采”,即对译文加以修饰,讲究译文的文采和韵律;所谓“质”,指的是“朴质”,即严格依照原文,不增不减,忠实于原文。与“文”和“质”对应的是“具”和“缺”。对原文加以删减的叫“缺”,而保持原文句量不变的称为“具”。我国第一个明确提出翻译理论的是东晋的佛教大师道安(公元314～385年),他是个“直译派”的代表人物。在《靳婆沙缠》序中如是说:“……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文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译人之咎耳!”其论述大意为:凡是把佛典译成汉语,都是由于不懂原文的语言,而又渴望了解它的内容;翻译时,需将原经文意思说清楚了,不可遗漏,而文词质朴一些则无关紧要的。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安尔后佛经译家对他的观点不甚苟同。因此,佛典翻译中出现了“质”趋“文”的必然趋势。苻秦时代的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根据《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记载,他和

Ξ收稿日期:2001-05-20

作者简介:包通法(1952-),男,江苏丹阳人,副教授.

他弟子翻译《大品般若经》等经书共约35部294卷,提出其译观如是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故他译经文力求典丽,不流于生硬,对轻文重质的干巴巴的译风极为反感。鸠摩罗什认为以前的译文过于质直,虽然得原意但失文体之美。因而他的佛经译本文辞优美,对其中有些原文大加删削,甚至改变了原文结构,无异作了一番精心加工和再创作。据此,“雅”译观古往有之。清末严复先生根据自身实践,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曰:“译事三难,信、达、雅。”严氏虽曰三难,而实曰“三标准”。[1]自从“信、达、雅”译论提出以后,对于“信、达”二标准,各家首肯推崇,而对于“雅”译观,则各执一

“符号学”,就可以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信达”译观已过

“等值论”、

端,近人更有甚者,认为有了西学“交际法”、

时,“雅”译观亦可休矣。对此,笔者拙见,有必要对“雅”译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哲学基础和其现实的指导意义用辩证历史观和方法论进行一番有益的探讨,从而发扬我国优秀的译学理论对译事的指导和评鉴译文的现实作用。

“雅”译观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哲学基础

一、

严氏“雅”译观的提出是有其社会、历史和哲学思想根源的。严复先生生活于清末顽固的封建势力于1864年7月踏着固守南京太平军的血泊勉强扶正了爱新觉罗氏头上一度摇摇欲坠的皇冠的时代。封建余孽们感觉到了洋人的火炮火枪利器的威力,故清王朝从朝廷到地方形成了一个以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李在上海成立了“江南制造局”,接着又在南京成立了“金陵制造局”———即近代的军工厂,左宗棠也不甘落后,他目睹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外国的“火炮兵船”一旦开战,就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因此他认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2]他在福州城外马尾地方与法国人办起了船政局。为培养人才,船政局又开设了船政学堂,于1866年冬招生。但在当时顽固的封建思想重重禁锢下,凡有身份、有地位的家庭,都只愿让自己的子弟苦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然后赶考中弟,从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直至爬上公卿,才算“正途出身”。严复出身于一个贫寒的穷儒家庭,十三岁时便报考了该学堂,并以名列第一的好成绩被录取,并在培养“良将”的后学堂里整整学了5年的英国驭船术,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五年后,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1877年被清政府派到英国“窥其精微之奥”。在英G reen2 wich Navel C ollege学习了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士、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等课程,成绩甚优。但严复在学习自然科学的同时,不甘心做一个没有头脑的“武夫”,经常走出校门,去观察、研究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著,其间他曾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全盘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故在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中,严复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均要求维新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在思想深处,却存在着很大差异。谭的态度最为激烈,巴不得“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康梁虽不讲流血斗争,却也认为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唯有严复,由于受到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所宣扬的渐进主义的影响,态度最为温和,认为中国要想成为独立民主的国家,目前不能从政治入手,而只能先从教育方面慢慢地“开民智”。在1895年发表《原富》时,严复就不赞成马上“建民主,开议院”。他认为中国如同一个病人,身体羸弱,如果强迫病人每天从事超强度的跳跃奔跑,无异“速其死而已”。这种哲学思想及政治上的温和态度或多或少左右了他在介绍翻译西方现代科学和进步的哲学思想过程中的翻译动机和所采取的译文文风及就读对象。

“雅”译观的教育与文化背景

二、

严复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封建儒生家庭,祖父中过举人,父亲是个乡儒兼行医,可谓是“书香门弟,家学渊远”,故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了严格的封建思想和古文熏陶。虽后来接受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但儿时的教育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方面严格的古汉语的训练为他后来翻译打下了坚实的母语基础,但另一方面,他又始终走不出那个“封建士大夫”的思想阴影,“学而优则仕”和古代文论的文辞优劣的评判标准两种价值观始终支配着他的译事活动。在当时社会陈腐观念的影响和压力下,严复先生从1885年开始9年中奔波于福建和北京两地四次参加乡试,但均名落孙山。在那个八股文盛行的年代,没有所谓的“功名”是受人歧视的。尽管严复先生留学英国,但那时的留学生身份却被人瞧不起。因而每次见到有功名的“贵人”气宇轩昂地经过,严复先生多少感到一些自卑,不由得“慑然为之下,眉耸足自矍”,[2]羡慕之心油然而生:“忽尔大动心,男儿宜此若。”[2]于是他便花钱捐了一监生,去考举人,期望“更买国子生,秋场期有获。”[2]九年后,他连捐带保总

算搞到一个“选用知府”的头衔,才当上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会办(副校长)。因而在严复先生的思想深处,认为只有用古雅文辞译西方经典才能称是有学问,如改用“近俗之辞”,翻译西学,则是知识界的“所谓陵迟(衰落)”。

“雅”译观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译者动机

三、

严复先生活动的时代是桐城派文风盛行,垄断中国文坛的年代。桐城派倡导先秦文体,文求古朴,言辞典雅。由此可见当严复先生论述翻译标准时在“信、达”之后,立了“雅”说标准,绝非偶然,这源自其哲学思想、家庭熏陶、社会影响外,还与严复先生活动时代的社会文风、政治主张、翻译动机和古代文论的影响密不可分。众所皆知对于翻译,不同人士的动机迥异:梁启超在《论译书》一书中提出“译书求国”,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翻译为“求知救国”,当代台湾大学外文系名誉教授齐邦媛则认为翻译的最高动机应是“艺术的喜悦”,而严复先生则是译书为“开民智”而救国,认为他的译文“不是让‘学童’看的,而是让‘多读书之人’去研究的”。显而易见,严氏的译事动机是让知识界有学识之人去研读,“一番殆难索解”,以求传播西方文明,达到“开智救国”。因为那时的“封建士大夫”们均持井底之蛙陋见,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玩味于先秦的古雅文辞,诗词歌赋,津津乐道而自视儒学为真才,而将西方经典视为“西端邪说”。如将西学译成“近俗之辞”,势必受到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之冷遇。为求传播西学,达到“开智救国”的目的,严复先生采用先秦古雅文辞译书以迎合当时文坛时尚文风不失为一明智之举。当然他本人也认为,如改用“近俗之辞”译西学经典,对于知识界却是“所谓陵迟衰落”。故当严复先生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出版后,译稿首先得到了桐城派著名文人吴汝伦的高度赞赏,并为此作序。序中对严复推崇备至:“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甚至赞叹道:“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在子者也。”由此可见严氏生活时代的社会文风和其译书动机之一斑,故他采用古雅文辞译书也可谓势在必行了。

“雅”译观的发展与现实指导意义

四、

自从严复先生提出“雅”译观以来,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有对此推崇赞赏的,有予以否定和质疑的,有对此修正补弊纠偏的,但随着社会和我国翻译事业的蓬勃兴旺,“雅”译观在这富有意义的“笔墨官司”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严复先生提倡“雅”译观,正如本文上述,乃是由他的哲学思想、教育背景、当时社会文风和翻译目的

“小雅”乃是《诗经》里的代表作。齐梁诸因素所致。“雅”译观源于我国古典文论,根据的是先秦之言,“国风”、

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有“盖《风》《雅》之兴,志思蓄读,而吟咏情性……”。我国历来有“风雅”、“儒雅”之说。“雅”就其符号表层意义实指“八音克谐,文相夺伦,神文以和”(《尚书?尧典》),“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文心雕龙?辨骚》)的“美文”。所谓“雅”译,就严氏的原始意义而言,谓之古雅、优美的译文,其中不乏含有美学成分。后人提出的翻译标准中,其中有陈西滢先生否认了“雅”译观后又自立了文学翻译中的“三似”标准———即“形似,意似,神似”。最早提出“形、神”论者是先秦的管子,他在《管子?内业》中解释人的

“神”的统一体。后生命时曰:“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认为人之生命乃“精”气与“形”气相结合之故,人乃“形”、

来《淮南子诠言训》强调“神”对“形”的主宰作用,《淮南子?说山训》曰:“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把神贵于形,以神制形的观点运用到艺术领域,认为“画西施云面,美而不悦,规孟贲之月,大而不可畏,君形云焉”。东晋顾恺之在绘画领域主张“以形写神”,《晋书?顾恺子传》中如是记载:“顾长康(即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由此可见,陈先生的“神似”论仍源于我古代文论画论沃土之中,他将我国古代的文论画论融入我国的翻译美学领域之中。“三似”论实质上指语言符号相似,交际功能相似,美学功能相似,是从符号、形式、达意功能和美学价值的角度论述翻译,陈先生的“神似”论比严氏的“雅”译观进了一步,它不再仅局限于修辞和文笔,而是涵盖了美学、文体和风格诸多因素。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为“化境”之说。“化境”之说乃凝炼至极,一矢中点。钱先生如是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出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称得入于‘化境’。”[3]林以亮在他所著《翻译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如是解释钱先生的“化境”译观:“……译者和原作者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契合,这种契合超越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打破了种族和文化上的樊笼,在译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种创造上的满足;在读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种新奇的美感经验。”[3]钱先生的“化境”亦即禅家、佛家的“顿悟”,古代文论中也有

“悟”都是指要求译者以洞察悉悟原作之“妙”,使翻“封道亦在妙悟”(严羽《淹浪诗语》)之说,这里所说的“化”、

译成为“物中有我,我中有物”,达到物我交融的最高佳境。“化境论”又比“神似论”更胜一筹,它不再拘泥于符

号形式之上,而是将翻译活动纳入符号转换过程、译者的解码和编码过程和能力、读者的美质感受过程和文化诸范畴之中。倘若我们撇开严氏“雅译论”的历史背景和原始的符号意义,而从我国古代文论中寻根刨底的“化境论”均属“雅译论”的范畴,只是显得更理化,更抽象化了。

话,笔者拙见,“神似论”、

当代译家名宿对严氏的“雅”译观均有精妙的注脚:如北大许渊冲先生提出了“科学研究的是真,艺术研究的是美”,[4]译诗要讲究“形美,意美,音美”三美论;[5]黄龙先生语:“译出其文,译出其人,译出其情,译出其神韵”,认为要“以古译古,以俗译俗,翻译所需要的不是一支素描笔,而是一颗燃烧的心,不仅要译出眼泪,而且要译出悲哀,不仅要译出笑声,而且要译出欢乐,不仅要译出拍案而起,而且要译出义愤填膺,不仅要译出效命疆场,而且要译出赤胆忠心”;翻译“总须肥瘦得宜”,“或唱下里巴人,或歌阳春白雪,均需雅俗共赏,各领风骚”;[6]刘庆先生1986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文中提出了翻译美学概念,认为“翻译美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包括对翻译中审美再现手段及翻译美的标准的探讨,等等”。“对原作美质多一份认识,对原作美质的再现就多一份自觉”。尔后肖立明先生又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总原则:“信息,美学原则”。就是说,文学翻译一是传达信息,二是要传达美学价值等等。上述精辟论述,有的从可操作性的微观手段论述“雅”译观,可谓是“雅”的应用译观;有的将“雅”提高到更加宏观,更加广阔的境界,用当代信息理论和美学理论阐述“雅”译观,可谓“雅”理论译观,故均应视为是对“雅”译观的发展与完善。历史已发展到今天以信息为主导的时代,对于严氏的“雅”译观,不管是持否定、质疑的态度,亦或持赞许和推崇的态度,我们都应以辩证历史观来认识之和理解之,切不可拘泥于严氏的原始意义,而应赋予现实的新意。从更广阔的宏观意义上看,“雅”译观,显然摆脱了语言形式和表层意义桎梏的束缚,不再象“文,质”论,“直,意”译论等仅从形式和词汇表层意义上打转转,而是从更高、更宏观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翻译规律,故应与严氏的其它二标准(信达)一起视为行之有效的译事的宏观指导理论和译文优劣的评鉴标准。然而,笔者同时拙见:我国的传统的译学理论正如前文所述基本上都是源于古代文论,均是对我国古代文论的继承和发展,严氏“信、达、雅”译论根据的是先秦之言、“传神”之说作为人物画的美学要求早已为东晋顾恺之所首倡;傅雷先生提出的“神似”,“韵味”也是根据古代有关的绘画理论;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标准,亦是属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提法。这些古代文论均有一共同的特点,即玄奥深刻,但又寓意模糊,难以理解和捕捉,如诗歌鉴赏中提出的什么“雄浑、洗炼、典雅、豪放、含蓄、婉约、境界、性灵”云云,但何为“性灵、境界、典雅”?这些古代文论的评鉴标准可谓有“一看就懂,一问就犯糊涂”之弊。故源于我国古代文论的“雅”译观似有过于玄奥,不易操作之弊端;而西学译论中所倡导的“等值论”、“符号学”、“信息论”则从微观入手认识和研究译事活动,将文本中所承载的信息相对量化,使之在译入语中求索功能、美学相对等值的表述形式。因此,“雅”译观从宏观高度入手,研究译事活动和规律,与西学的“等值论”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它对于现实的译事活动和评鉴译文优劣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切不可妄自菲薄。

五、结束语

简言之,严复先生提出的“雅”译观而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指导意义。“雅”译观的产生具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是社会历史条件所致,是其哲学思想根源所致,是其教育背景所致,是其译者的翻译动机所致,因而决非偶然。从宏观上看,严氏的“雅”译观,与其“信、达”二译观是我国译界的重大的理论突破。我们现在认识和理解严氏的“雅”译观,应从历史的高度,以辩证历史观来理解和运用之,不可过分拘泥刻求其原始意义,而应赋予其新的历史含义,从而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参　考　文　献]

[1]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翻译研究论文集[C].1984.9.26.

[2]王木式,俞政.严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56.9.

[3]《翻译研究》[C].北京:《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126.

[4]许渊冲.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许渊冲.新世纪的新译论[J].中国翻译,2000(3).

[6]黄龙.古诗文英译月坐语[J].南京师范大学社科版学报,1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