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虚假罚单收取罚款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用虚假罚单收取罚款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郝建强李某是某地公安机关交警大队副大队长。一天，李某找到某个体印刷厂厂长梁某，向其提供样单，让其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并约定获利后两人分成。2005年3月至10月，李某利用职务便利，用假交通违章罚单向违章车辆收取罚款共计5万元。按照协议，李某按30%分给梁某1.5万元，剩余3.5万元自己侵吞。

在对本案定性问题上，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李某和梁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其中，李某是主犯，应当负主要责任，梁某是从犯，负次要责任。其理由是：

首先，李某和梁某内部分工明确，共同实施故意犯罪行为，是共同犯罪。其中，李某是积极参与、策划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责任，是主犯，梁某在李某的授意下实施了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的行为，是从犯。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具体到本案，从主观方面讲，李某和梁某有非法骗取罚款的故意，非法占有的目的明确。从客观方面讲，李某向梁某提供样单，授意梁某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梁某实施了为其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的行为。李某实施了用虚假罚款单迫使行政相对人——违章驾驶员“自愿”交出的钱款的行为。李某和梁某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行政相对人——违章驾驶员对自己财物的所有权。因此，这种观点认为,李梁二人是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当然，在本案中，李某利用自己的交警身份，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诈骗行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是一个从重量刑的情节。

第二种观点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梁某是贪污罪的共犯。其理由是：

首先，李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犯罪主体符合。罚款行为与提供假交通违章罚单行为紧密相连，没有梁某提供的假交通违章罚单，李某的罚款行为就无法实施，没有与交警身份相关的罚款行为，就没有制作虚假罚款单的获利性，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其次，虽然假交通违章罚单是假的，但被罚者不明知，且罚款行为以违章为前提，所以罚款所得款项应视为“公共财产”，符合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其行为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符合贪污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李某利用了其交警身份的职务便利。李某作为交警，其职责包含对违章车辆驾驶员进行交通法规教育和罚款，以及将罚款向财政部门上缴的义务。该案中，李某用虚假罚款单收取罚款，隐匿而不上缴，属于以“欺骗”的手段，将罚款“侵吞”的行为。关于共同犯罪方面，梁某向李某提供假交通违章罚单，并按照议定比例分成，其共同犯罪故意明显。综上，应按贪污罪追究李某及梁某的刑事责任。

在本案中，上路收取罚款和分赃行为都是实行行为，制作虚假罚款单的行为是一种共同实行行为。按照“实行犯决定论”的观点以及刑法的有关规定，应以李某的行为性质定性，梁某构成从犯。按照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的规定，对梁某应当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

同意第二种观点，应当以贪污罪共同犯罪论处。其中李某是主犯，梁某是从犯。

从邱兴华案看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高宏道邱兴华被判处死刑并且交付执行了。本案，作为个案来说，应该是尘埃落定。就像老百姓有句俗话：“死了，死了，一死就了。”可是，邱兴华死了，似乎因此引起的许多法律问题，不但没有“了”，反而被许多法律人继续议论着。这是因为，邱兴华一案引发的法律思考，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个案的价值。

其中议论最多的是关于司法鉴定。

刑事案件被告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除去考察其犯罪行为以外，最重要的是确认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如果行为人不适格，就是说，如果经过辨认，行为人属于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些人，那么，就应该判定其无罪。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十八、十九条，分别规定了不承担刑事责任和减轻刑事责任的情况，就是从法律上界定行为主体的身份。

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是明确的。问题是，谁，依据什么样的权利和程序提出对主体是否适格的认定，如何进行认定。众多的议论，包括法学家的公开信，都请求对本案被告人邱兴华进行司法鉴定的主张。我认为，这些，作为民意来说，并无不当。但是，从操作上来说，却并无法律上的依据。

因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侦查、审判、公诉之外的人可以启动司法鉴定。因此，我认为，关键是促进立法的完备。呼吁的重点，应该放在促进立法，促进立法保障人权。

很多人比较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启动司法鉴定的立法情况。这对补充和完善法律制度，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我认为，以刑事案件来说，有一种观点是非常不可取的。这就是站在公权利的角度上看，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当作不过是研究、审理犯罪案件的一个“物体”，他们没有什么社会人的属性。因此，就不去认真考虑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比如，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多次规定，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这就是严重的忽视了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他(她)的精神不受侵害的权利。假如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不法侵害，我认为就应该给予补偿。一个极端的，但是也是很常见的案子就是强奸犯罪。这种犯罪常常是没有财产损失的。附带民事，无法提出经济方面的请求。但是，精神损害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甚至是给当事人及其亲属造成终身不能弥补的精神创伤。因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十分合理的。但是，站在公权力的角度上，可以不这样理解。有的法学家解释说，立法者认为，国家已经替你追究了罪犯的刑事责任，你的精神上的损害，就得到了抚慰，不需要再请求什么精神损害赔偿金了。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是很不适当的。

说到邱兴华一案引发的司法鉴定问题，也是具有类似的缘由。立法方面缺失当事人启动司法鉴定的制度，也同样是忽视了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现在，公、检、法，可以启动司法鉴定。很多人罗列了启动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偏偏是和鉴定结果有最大利害关系的被告人无权请求鉴定。

在刑事案件中，不应该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法律赋予律师和刑事案件辩护人的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见刑诉法第三十五条。)被告人可以为自己辩护，当然也可以力图证明自己“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这就必然可以合理地推论：他们具有请求进行司法鉴定的权利。

邱兴华一案，有关人员提示了邱兴华有可能是一个精神病者，给出了一些线索，因此，对他进行司法鉴定，是有必要的。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其是否具备一个刑事罪犯的主体身份，是审判工作的前提。但是，在侦查、起诉、审判机关都没有提出鉴定的情况下，由于法律上的缺失，使得其律师提出的司法鉴定只有“请求”的地位，没有必需进行鉴定强制性。这样，这种请求，不仅是苍白无力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能接受的。试想：侦查、起诉、审判机关不是缺乏对法律规定、法律条文的了解。他们不是不了解，而是很了解。是在了解规定的情况下，仍然认为不启动司法鉴定。那么，这种请求，显然就是一个无用的提示。

在犯罪主体存疑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进行了判决，确实是使人感到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太不完善了。所以，有人说，这种个问题不解决，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有罪推定”。

限于法律环境，限于立法上的不完备，没有对邱兴华进行司法鉴定就判决其有罪。人们从法律条文上无法追究哪个部门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即使是众多的民意、法学家的呼吁，也无济于事。这确实是让人感到无奈。

也许会有人说，侦查、起诉、审判机关应该从良知出发决定对邱兴华进行鉴定。没有提出，没有进行，他们应该承担良知方面的责任。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法律，就是法律。必需通过完善立法，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保障，而不是靠内心的自我约束，立法才是完备的。这就是法制和人治的根本区别。因此，期望良知，期盼良心的谴责和良心的驱动，作用实在是有限的很。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这里。

邱兴华是被执行了。我希望，我们国家在这个案件中引发的、暴露的法律缺失问题，能够尽快给予解决。这不是为了具体的哪一个人的利益，是为了所有人、为了社会的利益。立法，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必然是有一个过程的。这是包我在内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的希望是，这个过程不要太长，不要太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