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政策选择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启示

美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政策选择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启示

一、中国和美国大国崛起概述

西方媒体称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初十年最伟大的事件，中国的崛起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中国只需10年左右的时间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将比美国崛起更为壮观[1]。

崛起一词（Rise）并非我国历史上的常用词，伟大复兴或者振兴中华和崛起有严格的界限。“崛起”是指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全部发展过程，通常这种崛起不仅对于一个国家自身而且对于世界格局都会发生重要影响，所以崛起往往不是一国的问题，而是关系国际关系格局的问题，因而谈论崛起势必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2]“崛起”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迅速增长，成为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至少在一个地区起主导作用的大国这样一个发展的历程。[3]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需要对崛起的开始和终止时间有准确的历史界定。虽然美国迄今的建国只有230多年历史，较其他大国年轻得多。但美国却也是世界上最快速崛起的大国之一，并且已经稳稳的坐在了超级大国的宝座上。美国在它建国后的发展历史上，有两个快速发展期：1815-1898年的80多年间，美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化大国。这80年正是美国开始崛起和崛起成经济与政治大国的80年。而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社会物质和文化社会生活现代化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美国作为实力最强的大国工业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从1898年算起已整整112年了，这112年是美国崛起后发展阶段。可见美国以1898美西战争为界，此前80年美国集中解决国内的统一和制度问题，并在经济总量上接近头号强国英国；在此后50多年美国越来越深刻的卷入到两洋战略，并开始主导国际体系的建设。以二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美国完成了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崛起前的美国和崛起后成超级大国的美国是其两个重要发展阶段，无疑后这一阶段不属于美国崛起阶段，19世纪末的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近代工业化，美国已经赶上了那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英国的水平，在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94.98亿美元，英国则是42.63亿美元，第三位德国为33.57亿美元，分别居于世界第二和第三位。英德两国工业产值合计为76.2亿美元，美国为世界第二第三位总和的124.6%。无疑以1898年为标志，美国完成了自己的崛起历程。卡内基认为美国崛起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是“胜利的民主制”。[4]国内媒体流传曾经影响人们判断的“战争造就了美国”论，这夸大战争的作用，混淆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只能把国家发展道路引入歧途，美国之崛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单纯强调某一方面有失客观公正。

2003年，中国正式提出“和平崛起”国际战略。但自2005年底以后,中国开始用平和的“和平发展”这一提法逐渐取代具有挑战色彩的“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最基本的要义是，中国“崛起”或“发展”要走和平式”的，亦即“避免对抗”的或“合作伙伴”式的道路，使中国的“崛起”或“发展”对世界并不构成“威胁”，使中国成为“负责任”和对国际社会稳定“有所贡献”的大国。谨慎而言中国的崛起历程，如果从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算起到本世纪中叶需70多年，和美国80年左右大体相当；如果从本世纪初算起需要50年。在时间上，不要过于乐观。如果按美国崛起的经济指标，中国2050年左右即使中国经济位列世界第一，还不敢断言超越排名第2、3位的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况且还要考虑人均因素。

二、美国崛起进程中外交政策的理性选择

19世纪是美国迅速崛起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内容逐渐成型的时期。美国的迅速崛起在欧洲列强中产生了“美国威胁论”

[5]，也有人建议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美国正确的外交政策为国内建设与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整个19世纪美国经济与国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其一、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孤立主义”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基调。孤立主义的源头可追溯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并且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中立再到孤立形成的过程。这一原则体现了新生共和国明确将国家利益放在对外政策制定的首位，同时意识到了地理优势可能为美国带来的好处。孤立主义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潘恩的小册子《常识》表达了要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思想，成为后来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一个萌芽和源头。一般说来，其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思想，基本含义是在发展商业关系的同时，要尽可能避免承担海外政治、军事义务，或拒不与外国力量特别是欧洲国家结成联盟，强调“单干”、“中立”以维护美国自身的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自由。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是针对欧洲而言的，它要求美国的主要是避免卷入欧洲争端，而不是避免卷入一切国际争端。

美国崛起起始阶段国力不强，为了国家利益需要自保，则是孤立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独立后,美国实力相当弱小，人口不到300万，没有常备陆军,更没有海军，经济上负债累累，“至1783年，美国共欠外债788万美元，至1790年债款达1208 万美元”[6]，政治上也四分五裂，外交更无从谈起。此时的美国更加小心谨慎，生怕独立的成果因再度被卷入欧洲的纷争而失去，于是孤立主义在国内被奉为上策。华盛顿于1796年9月17日发表了对全国人民的《告别演说》，提出了著名的孤立主义原则。华盛顿认为要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性的同盟，即使有暂时性的同盟条约也是应付紧急事变的权宜之计。他着重强调美国外交应该奉行“不偏不倚”的孤立主义政策，即美国不应过分偏爱某个国家也不应过分讨厌另一个国家，要排除对一些国家抱着永久的，根深蒂固的反感以及对另外一些国家感情上的依附。反对“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利益、好恶或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

[7]他又指出：“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我们则没，或关系甚疏远。因此欧洲必定经常忙于争执，其起因实际上与我们的利益无关，因此,在我们这方面通过人为的纽带把自己卷入欧洲政治诡谲风雨，与欧洲进行友谊的结合或敌对的冲突都是不明智的……我们位于隔离的和遥远的位置，这要求我们并使我们追求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8]《告别词》是总结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外交经验的结果，虽然文中没有孤立主义字样，但至此，孤立主义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在美国被确定了下来。正如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费伯所指出，年轻美国外交主义主要策略就是“渴望在土地和(或)贸易上扩张，但不作出必要的政治承诺。”

尽管出现了1798-1799年美法之间“不宣而战”的战争和1812-1814的美英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中断了孤立主义外交的轨迹。美法之战的和平解决是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胜利，其结果是美国最终摆脱了美法同盟的羁绊，更为重要的是在危机中美国没有陷入同另一个大国的结盟。美英战争是美国为民族而战，与欧洲的争斗无关，而且它并未和英国的宿敌法国结成同盟。美国通过战争向欧洲表达了美国独立和抵抗外国干涉其主权的决心。因此，这不但不对孤立主义相背离，相反还加强了孤立主义的决心和倾向。

美国的孤立主义兼备消极防御和积极进攻两种态势，美国选择孤立主义为外交政策不是要对自己的行动加以限制，而是为了给自己日后进行扩张活动留下的余地。同时，美国孤立主义是与一系列口号相联系的，例如“不结盟”、“不介入”、“不干涉”、“中立”、“不纠缠”等等。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美国经常根据自己的具体利益，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在具体情况下随意取舍。[9]美国奉行的孤立原则迥异于封建的闭关锁国，而是带有强烈的资本主义外向性。

其二、立足美洲推行地缘性、扩张性的“门罗主义”是其“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自然延伸。自门罗主义出台直到19世纪末，美国外交便沿着孤立主义的主轴，不断地地在美洲推行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是在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了一定基础的情况下，对孤立主义重新进行了阐释。在很大程度上，“门罗主义”是托“孤立主义”之名，行扩张主义之实。门罗主义中涌动的领土扩张思想为美国制定了在美洲进行大陆扩张的强烈的基调，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确信北美大陆注定是美国的领土，美国有权力建立一个横亘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民族国家。

19世纪20年代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1815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民主主义的鼓舞和美国独立的榜样作用下，拉丁美洲掀起了独立运动风潮，西班牙的殖民几乎都获得了独立，这一事实宣告了新大陆与旧大陆已经脱离。同时俄国暴露了攫取北美大陆西北沿岸地区的野心。亚当斯建议美国应该单独向欧洲表明自己对于美洲的态度：“向法国和俄国公开表明我们的原则，要比充当英国军舰后面的一只小艇更光明磊落，更体面尊严。”美国总统门罗把握住了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宣布列强不能再把西半球视为征服或殖民的目标。在对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他提出了“美洲体系原则”、“互不干涉原则”和“不准殖民原则”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原则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构成后来称为“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体系。“它们的核心是同欧洲的外交体系相对抗,在当时有防卫性的一面，但排斥欧洲是为了拓展自己地盘，由美国来取代欧洲列强在美洲的地位,从而为美国称霸美洲奠定了外交理论基础和战略方针。”此前美国的孤立主义明显地带有消极防御的特点，即美国要避免被动地卷入欧洲的战争与政治。门罗主义则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并有了一定的进攻态势，主动地反对欧洲列强染指美洲事务。孤立主义的应用范围扩大了，孤立的主体由原来的美国一国扩展到了整个美洲大陆，确立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美洲大陆外交思想，它是对孤立主义的战略态势做出重大调整。在门罗主义的推动下，形成了在外交问题上灵活变通的务实精神，成为其后继者提供了“楷模”，形成了美国早期外交的务实传统。

同时，美国人一直把“山巅之城”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要建成人类文明的“榜样”和“希望之乡”,使美国成为“世界的未来”，他们又自诩为上帝的选民，来实现上帝赋予的“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到19世纪40年代，总统波尔克在重申了门罗主义的原则同时,还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解释，这个神话发展成为“天定命运”说。它的信奉者宣称美利坚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赋予自己以“征服劣等民族的权利”，从而为日后唯我独尊的“种族主义”心态打下了基础；同时美国认为自己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具有帮助改造落后民族的能力和“使命”，向“荒野”传播“文明”担当教化弱小民族的“救世主”。这样就为门罗主义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为美国的扩张活动创造了浓烈的舆论气氛。这以后,就是将扩张口号和扩张政策转化为扩张行动。这样门罗主义的防御思想开始与进攻主题联系起来。同时美国还向欧洲传递了美国不仅要保卫西半球而且还有权统治西半球的信息[10]。19世纪40年代美国使美洲人民的“命运”最终不

过是合并于美国，成为美国一州的命运；所谓“不准干涉”，只不过是不准欧洲干预美国在美洲任意合并他国的权利。1893年，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首次，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其基调就是扩张，在这一点上“边疆假说”是与美国传统的“天定命运”一脉相承的。特纳认为上帝赋予了美国不断扩张和开拓的历史使命。既然“西进运动”的结束宣告了大陆边疆移动的停止，那么美国就应该顺理成章地开始海外扩张，使美国“移动的边疆”在海外继续前进。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在对欧洲“孤立”的屏蔽之后，美国在美洲不断开疆拓土、兼并土地，美国领土扩张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的美国历史，也是美国大陆扩张的黄金时期。但美国人似乎并没有把它视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可是，美国在19世纪基本处于“西进运动”的影响之下，美国版图的扩大和绝大多数新州的建立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随着“西进运动”的进程，美国的“边疆”不断向西移动，一直推进到太平洋沿岸。在不足10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领土由建国时的90 多万平方公里扩至930万平方公里，由美国的领土比最初13州的面积扩大了7.5倍[11]，这种疯狂的领土扩张的速度令人咋舌。由于移民人数激增，西部不断建立新州加入联邦政府，这一运动总共为美国增加了31个新州，基本上形成了美国今日领土规模和行政区划。

这种救世和扩张思想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之中,深深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关系时，这种使命观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现出来，成为表现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12]

其三、美国的崛起中理性地处理好了和大国特别是英国的关系

在美国崛起的道路上，美国也曾受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敌视。为此，美国采取灵活多样的外交策略，尤其是较好地处理与老霸主英国的关系，从而为美国崛起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华盛顿以后的杰斐逊、门罗等总统进一步发展了孤立主义。即在维持“孤立”、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同时，确定了美洲大陆外交思想，把美国引向了初级霸权主义--“西半球主义”。其根本目标是在防止东半球不入侵西半球的同时获得对西半球的霸权。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民族文化具有多元化特征,但其主流文化仍然是盎格鲁一萨克逊文化。善于审时度势，善于及时做出妥协以最大限度保全自身利益,这是盎格鲁一萨克逊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13]“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和海上霸主，尾随在英国的炮舰之后才打开了通向世界各地的贸易和文化通道。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定程度上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就是维护美国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是美国国家核心利益所在。处于崛起的过程中美国，虽然独立战争中美英互视为敌人，美英也曾卷入有限的战争，但更多的是回避与列强迎头相撞，特别是对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美国一边表现出友好和温和的一面，一边把实现本国的利益摆在首位。采取灵活的对英政策,实行同英国和解与合作的方法获得自己的国际影响，最终崛起为世界性的大国。正是这种与英“和解与合作”的政策使美国增强了自己国际影响力，并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走向全球舞台的中心。

美国对于英国的外交策略表现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性，以及对于非核心利益政策的灵活性。美英之间曾有过比美国同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而且是更严重的纠纷，所有这些纠纷大都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例如除1812-1814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美国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国的民族的独立外。美国内战期间，英国干涉美国内政,并帮助南部同盟制造战舰，使两国关系遭到破坏的危险。但经

过美国政府的让步和和解努力渡过了这一危险和挑战。

美国想完全隔绝于世界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美国历史上有过“孤立”的时期，但不是一种完全“孤立”,是借“孤立”之名，增强本国实力以弥补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差距；利用“坐山观虎斗”的时机，赢得美国最强大的国家利益。于是，美国一步步模糊所谓“孤立主义”的概念、一步步超越它，直至最后完全抛弃它。

三、美国崛起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的有益启示

其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更能够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中国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丝毫没有要争霸和扩张的意图，从本质上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美国的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一样，刚刚独立的国家尽量避免国际纷争，以求自保的策略。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寻找一条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并将继续进行着艰辛的探索。我们必须保持低姿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美国在19世纪末已完成了崛起，一战结束之后，威尔逊总统提出美国主导世界《十四点计划》遭到了国会的否决。可见，邓小平同志在作“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指示的同时，一再强调,“千万不要当头”。搞霸权主义的名声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声也不好。这不仅仅是谦虚话，这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考虑。”对于当今中国还有指导意义。崛起中的中国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一定不要盲目乐观。

其二、客观准确定位自己，审慎地处理好和世界霸主美国的关系。肯尼斯·沃尔兹指出：“自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像美国这样支配世界的实力。”“在失去苏联的制衡之后,美国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肆意妄为和粗暴蛮横的特征。”[14]当今的世界是“一超多强”格局，比美国崛起时国际关系更为复杂。中国崛起是在美国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大大领先的地位的崛起。2008以来中国崛起掀起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新高潮，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呈现了全面崛起的强劲势头。目前来看，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各界有喜有忧，在多方面改变着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状况，这引起了美国的警觉。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发展任务艰巨,中国要在经济上赶上美国至少还要十多年，美中两国的互补性很强，美国可以与中国共同前进、共同繁荣。对中国崛起持正面态度者认为中国可以是合作的朋友，强调与中国“接触”，引导中国的发展，最终同化中国,因而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大国，在亚洲发挥作用，并希望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扮演促进地区形势稳定的重要角色；对中国崛起深感担忧的是将中国视为为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他们主张遏制中国，希望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力量的演变“不至于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21世纪已经出现了两件影响世界历史的事件即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风暴。这两件事情都促进了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合作或非遏制源于对中国未来趋势的一个判断：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改变了亚洲格局，21世纪中国的崛起将可能改变世界。奥巴马总统宣称美国不打算“遏制”中国，但那可能是政治上的空头支票，是一种无成本的让步。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中国与美国之间还存在有可能引发冲突的潜在因素，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和民族问题等，这导致了中美之间无法确定全面信任关系。中美关系发展一直是靠事件推动的，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危机驱动式的发展模式。每次危机都促进或推动了中美关系发展。危机的出现一次次让双方领导者认识到彼此合作的重要性不可或缺，危机关系促成了中美间务实的因事联盟。[15]同时，中美之

间也没有因危机而促成真正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全面深入而成功的合作，比如在朝核问题或其他热点问题上均是如此，危机合作的限度和局限性犹在。这些年中国更为主动，美国相比起来比较谨慎而被动。中美之间不再是敌人，但还未成为真正的朋友，中美关系是一个彼此重新塑造的关系。还需要建立更多的制度机制使得中美关系不至于因为某个偶然事件或危机事件就出现倒退。当前的关键仍是进一步稳定关系，不因为误解而造成误判，不因为突发事件而出现关系的重大倒退。

其三、立足亚太，处理好和周边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的关系。中国地处亚洲大陆的东部，并且与多个陆地国家为邻。国家间关系历史悠久，且错综复杂。历史的关系和现实的利益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上要颇费功夫和心思，要稳定周边，构筑崛起战略依托带。处理好同周边大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尤为重要。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存在所谓的权力差距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因。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差距越小，相近力量的国家的安全感就越小。如果力量相近的强国隔得越远,它们之间的安全感就越大；相反如果力量相近的强国隔得越近，它们之间的安全感就越小。而如果两个国家本来存在比较具体的现实的冲突的话，那么两国想要进行长期有效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美国崛起中的地缘政治特点有效地避免了这个外交困境。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大国最集中的地区，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诸多的现实问题使得中国政府想要像美国崛起时期一样全力来处理国内问题的努力变得更为困难。

最后、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中国要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共同发展的道路等等都是可行性路径。

. 同时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是通过和平方式崛起的，美国的崛起也是有限的战争崛起，中国是否和平崛起不仅取决于中国的良好愿景，更取决于周边乃至于世界的客观国际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今年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拉到力首次超过美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逾2万亿美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去年11月奥巴马访华称自己为“首位太平洋总统”，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并且声称不寻求遏制中国。这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很好的国际环境。21世纪20、30年代,中国就将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大国，中国崛起进程中，借鉴美国崛起的外交积极经验无疑是必要的。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崛起面临的重大课题都可以归之于如何处理崛起中的外交问题。处理好同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的头等大事。鉴于此,研究美国崛起的历史,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