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毕业论文】关于胡适的历史论文

希望之神·光明使者

——品胡适的荣辱人生[摘要]：胡适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他的为人处世、治学路径、思想风范、道德操守、与鲁迅的友谊与争执，一直是海内外广泛流传、评论的话题。可无论他人和历史如何评价他，都掩盖不了他曾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实。他是希望之神，他是光明使者，他用他惯有的乐观与希望努力探索着中国前进的道路。当然，他也犯过错，可这错还不足以抹杀他一生的功绩。对胡适的评价，也许我们都该以“不管胡适臭也好，香也好，我始终认为，对他和对别的任何人都该永远一分为二，既不捧为神，也不贬为鬼。”为标准，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历史的针对性，也有现实的针对性。

[关键词]：胡适新文化运动鲁迅中国近代史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人物，在当年‘如雷贯耳’的，如今已没人知道了；今日‘如雷贯耳’的人物，在‘新文化运动’时代，还不见经传呢”②，这就是历史，我们所见到的不一定就是它的本来面貌。比如胡适，今天我们对他的评价大都停留在胡适最终成为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走狗，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胡适是一个永怀希望者，他满怀希望的去寻找中国的出路，他坚定的相信中国可以真正的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他的心是系着国家的，他的情是为着民族的，所以我们不该以他一时的错来掩盖他一生的功绩。今天，就让我们抛开所有的偏见，拨开历史的从从迷雾，来从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光明使者”——胡适。

一胡适生平概述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是一般人对胡适的了解，下面就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事迹。

㈠胡适主要经历

②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谈》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第1版第493页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㈡胡适一生的信仰

胡适人生信仰的孕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1919年已有所定格。他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写道：“我母亲于一九一八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导我把在这广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条第一次列成条文的时机。这个信条系于一九一九年发表在以《不朽》为题的一篇文章里面。”他的信仰复杂而渐次丰富，贯其终身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对其行为起着直接的左右作用。然而在1919年以前他的信仰是多维的，他之后的信仰是逐渐演化而来的：

①胡适的第一信仰是父亲的教诲。他说其父“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胡适入学后的第一读本是其父写的《学为人诗》。他

后来回忆说，内中“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反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寥寥数语，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

②胡适的第二信仰是母亲的为人。他说“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③

③胡适的第三个信仰是“无神论”。他说：在八至十一岁时，读《资治通鉴》“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④

④胡适的第四个信仰是杜威哲学。他说：“杜威给了我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竞使我变成了一个做历史探讨工作的人。”

⑤胡适的第五个信仰是“社会不朽”。这种“社会不朽”的信仰是从“三不朽”的信仰演化而来的。他说：“好多年来，我都是以一种‘三不朽’的古说为满足，这种古说我是在《春秋左氏传》里面找出来的。”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说“我母亲的逝世使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觉得三不朽的学说有修正的必要。”经过种种“推想”之后终于“信了可以称为社会不朽（Social Immortality）的宗教”。他认为，“这个社会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更为满意，就在于包括英雄圣贤，也包括贱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恶德，包括功绩，也包括罪孽。就是这项承认善的不朽，也承认恶的不朽，才构成这种学说道德上的许可。”

胡适一生头衔很多，他有“三十六个博士头衔”，但最让人钦佩的还是那个“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的头衔。由此可见，尽管胡适一生贡献卓越，但最让人震惊的还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

③胡适《四十自述》百度网https://www.360docs.net/doc/c813438570.html, 2009-5-30

④胡适《我的信仰》百度网https://www.360docs.net/doc/c813438570.html, 2009-5-30

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个人及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他命运中所凝聚的现代文化移植的困厄,都是令人回味并有着现代启示意味的。

㈠思想站的更高的胡适

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近代中国，思想言论影响最大、最久的一个人。外国学者说胡适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就足以证明胡适之思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有多么重的分量。

㈡胡适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

“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身体力行地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实践之中。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陆续发表了《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大力提倡新文学创作。在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他翻译了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国内的新文学创作提供精品借鉴。最为可贵的是，胡适一马当先，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1919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明显带有易卜生的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激起过强烈反响。所有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㈢胡适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这篇文章中，虽包含着“远离政治”的主张，但却从学术研究上提出了胡氏治学的“三步法”。同年8月，胡适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文，强调了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研究的意义，并把整理国故同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指出：“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

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运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因此，他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于是，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了。1921年，胡适草拟了《整理国故的计划》。在胡适等人倡导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故基本丛书》、《国故基本丛书简编》、《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等数百种书籍。胡适在有关历史的方法论、古籍整理、个人传记写作、考古学、专史研究甚至档案文献学方面，都有了不起的建树。其治学方法与路径，更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

说起“新文化运动”,就不得不说鲁迅，他和胡适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历史抬高了鲁迅贬低了胡适，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不以为然，我倒认为他们各有千秋。

三永怀希望者与永处绝望者——胡适与鲁迅胡适与鲁迅，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文化层面上，若说“激进”，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不分轩轾。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从隔膜到生疏到分道扬镳，直至近乎敌人。如果以官方的说法，那是因为胡适逐渐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成为“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而鲁迅，则一直是站在“劳苦大众”一方，决绝的与有权势者作着毫不妥协的斗争。两者一个是在后退另一个是在不断前进。成为敌对，那就毫不奇怪了。

可如果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都是如此概念化的，如教科书般的解释，容易倒是容易，浅陋却也是一定的了。

㈠两人在上的文化异同

两人在文化层面上有着相同的追求。都曾经希望用文化改变国民性，然后在国民性改造的基础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一个从诗入手，一个以小说作先锋，都从默默无闻而名声大噪，成为文化上的“旗手”。文化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而政治则仿佛还很遥远。而最初的志同道合，由于他们年轻时所不同的经历，很快就出现了变奏，终于在不断深的介入到政治而凸现出来，分道扬镳的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

两人从文的经历相同，但胡适并不是因为刺激而有了在文化上的责任感，而是首先服从兴趣，在学习的同时，把自己“全盘西化”了一遍，之后觉得“古老中国这位绝色美人，一旦接受全面现代化的洗礼，登上世界大舞台，必定会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