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之制度伦理反思_刘春滚

2012．12党的建设与政党理论

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之制度伦理反思

刘春滚，程样国

（南昌大学，江西

南昌330031）

［摘要］正义的社会制度是建立良好社会道德的基础，当前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出现的许多问题与我们的干部制度有着

重要的关系。本文拟通过对干部制度伦理进行研究和反思，以求在实践中探寻加强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途径，更好地发挥干部制度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的整合作用。

［关键词］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制度伦理［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8487（2012）12－0029－04［收稿日期］

2012－10－0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力对领导干部领导力的提升作用及其实现机制研究”（12BDJ036）。

［作者简介］刘春滚（1972－），男，南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程样国（1954－），男，南昌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加速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出现了滑坡和失范，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腐蚀了党的执政根基。人们在探寻这一问题的原因和出

路时，

始终都无法回避对干部制度合理性和正义性的拷问。本文拟从制度伦理的视角对当前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进行反思，以便更好地发挥干部制

度的道德整合作用，

为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从制度伦理层面来反思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是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

制度建设对人们思想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制度通过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强制性的约束和引导，使人们的行为沿着制度设计的方向发展，从而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道德起到重要的整合作用。

邓小平同志指出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

反面。”［1］（P333）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指出，道德“是对于好的或坏的法律的一种服从，以及由此产生的一

种行为。如果法律是好的，

道德就是好的”［2］（P38）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制度对社会的整合作用减弱，人们的思想行为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越是在这种时期，越需要通过制度加强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道德的整合。正由于制

度对整合社会道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国

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制度本身内含的伦理取向的正义

性，

关注制度本身的善与恶。罗尔斯更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某些法律和制度，无论多么行之有效和治之有序，

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革和废除。

”［3］（P1）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进行制度伦理反思，就是以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为目标，考察我们的干部制度是否符合社会正义的原则，是否为领导干部形成良好思想道德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具体就是考察当前干部制度各环节的规定是否对领导干部的行为和思想道德给予了良性的、有力的引导和约束。通过反思，从制度伦理的层面找出

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以进一步改进干部制度设置，为提高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水平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伦理反思路径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进行制度伦理的反思，其目标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

其反思路径也应围绕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形成的内在规律，

紧扣干部制度与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进行反思，以判断当前的干部制度是否符合领导干部树立良好思想道德的需要。

1．对干部制度伦理价值取向进行反思。制度从

本质上来说是各种利益、权利、义务在不同社会人群中的分配，有着明显的伦理价值取向，往往服务于特定人群的特定目标，因而制度设计者的利益诉求决定着制度的伦理价值取向。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4］（P167），“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5］（P610）。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维护其利益，其制度的伦理价值取向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剥削广大劳动群众的需要，建立在这样一种伦理价值取向上的制度注定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最终走向灭亡。现在我们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实践也证明，这并不等于我们就自然地能够始终维护好、实现好、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还必须科学设置一系列制度来保证各项利益、权利、义务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科学分配。干部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涉及到相关利益、权利、义务的调整，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社会道德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需要我们加强对干部制度伦理价值取向的研究和反思，避免我们干部制度伦理价值取向偏离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根本方向，导致所谓的行政之恶。

2．对制度的激励和引导功能进行反思。制度是正面激励和引导思想道德形成的有效途径，制度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其中内含的道德要求能够给予正当行为以持久而稳定的激励和引导，使人们的行为始终循着制度设置的轨道不断发展，从而进一步形成社会普遍认同和遵守的道德行为。所以，哈贝马斯指出，“道德性反映在合法律性之中”。干部制度的有效激励是激发领导干部树立良好思想道德的外在动力，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提拔重用一个道德品质好的干部可以激励一批人，误用一个道德品质不好的人可能会挫伤一批人。对现行干部制度激励和引导功能进行反思就是看干部制度在各环节的设置及执行过程中是否树立了正确的导向，把思想道德好的人选拔出来，以及在管理考核的各环节对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是否起到了有效的正面激励和引导作用。

3．对干部制度约束和惩戒功能进行反思。通过制度对人的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约束和惩戒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关键环节。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在给予符合制度的行为以有力的保护的同时，也必须对违背制度的行为给予坚决的打击和惩处，这样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整合。在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工作、思想及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仅依靠道德教化很难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起到有效的整合作用，更需要通过制度约束、惩戒来引导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如果制度对领导干部违反道德的行为约束惩戒不力，就无法发挥制度的道德整合作用。对现行干部制度进行伦理反思，主要看其是否明确了基本的道德要求和导向，以及是否真正对违反道德要求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约束和惩戒。

4．对干部制度伦理的社会道德认同度进行反思。制度在为思想道德的形成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以思想道德的社会认同为重要前提和基础。一个制度的社会道德认同度越高，制度的执行就更有效。荀子明确地说：礼以顺人心为本。制度只有“顺人心”才能得到很好的遵守和执行，否则就会遭到人们的抵制和反抗。制度与道德认同度之间的协调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旧制度不断地废止，新制度不断地产生，人们的思想道德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和过渡期，这种变化尤为剧烈，制度与思想道德认同之间也会在剧烈的变动中不断地寻找新的协调和平衡点。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进行制度伦理反思就是看现行干部制度伦理是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认同相符。

三、领导干部制度伦理中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干部制度改革逐步深入，并日益完善和成熟。但是，干部制度的不断完善并没有带来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日益提升，反而出现了许多道德滑坡的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也说明现行的干部制度伦理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了干部制度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引导作用的有效发挥。

1．对制度伦理在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充分。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思想道德建设实践中遵循着“内圣外王”的思路，更愿意相信人性善的一面，重视个人道德的修养和提升，忽视通过制度对人性恶的方面进行约束和引导。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在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实践中，对如何发挥制度对干部思想道德的引导作用重视和研究不够。虽然我们在干部选拔中强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但在干部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没有真正站在是否有利于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进行考量和评估。我们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的重视还更多地停留在一个笼统的理论概念上，如何通过加强制度伦理的建设把良好的思想道德标准真正转变为领导干部的实践做得还不够。

2．对制度伦理存在理想化的倾向。制度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其内含的道德要求也应是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的，这种制度中内含的道德要求有人称其为道德底线，或者底线道德，它与高标准的道德

要求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如果制度中内含的道德要求过于严格和完美，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这往往不利于制度的落实和对社会道德的引领。现在我们在干部制度建设中存在着把高标准的思想道德普适化、大众化的倾向，认为领导干部都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以致使一些制度伦理脱离了干部思想道德现状，从而影响了干部制度的有效执行，甚至导致潜规则盛行，制度规定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却是另外一套，使人们失去了行为的道德判断标准和依据。如狄德罗所说，“如果不管法律是好还是坏的，都根本没有人遵守，这是一个社会最恶劣的状况，这样就没有道德可言”［2］（P38）。

3．在把握领导干部德与才的关系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差。德与才是判断和选拔干部的两个重要标准，干部制度及其实践操作中对干部德与才的把握和取舍往往对干部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党的干部工作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由于新中国脱胎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长期以来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快速发展经济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党的最大政治任务，因此，在干部制度执行中重视提拔那些对发展经济有重大贡献的干部。这一干部选拔导向为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和人才保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重发展之才、轻为民之德的倾向，过多地强调经济的发展，把经济发展指标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片面追求GDP、财政等经济指标数字的增长，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考察不够。这些都严重背离了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方向，导致有些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重经济发展，轻民生改善，甚至为了骗取政绩，虚报数字，玩数字游戏，GDP、财政数字连年增长，群众的生活却贫困依旧。

4．干部制度伦理与人民群众的道德认同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在改革过程中，干部制度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认识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使干部制度伦理与人民群众的道德认同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不同步的现象，影响了干部制度的执行效率，也影响了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水平。比如，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与干部制度执行中存在的少数人说了算的不协调。虽然我们在干部制度改革中不断扩大民主，避免少数人说了算，但是，由于干部制度设置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为少数人说了算提供了机会，在干部制度执行当中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少数领导的个人意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放在一边，严重影响了干部制度在干部群众中的威信和认同感。还比如，人民群众的民本意识提升与干部责任体系倒置的不协调。亲民、为民、爱民的民本思想一直是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但在干部制度的执行中，领导干部的升迁去留往往取决于某些更高级别的领导，而不是普通群众，这样就出现了责任体系的倒置，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从自身利益出发，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心里装的更多的是领导，而不是群众，不愿意深入基层了解和解决群众的疾苦。再比如，人民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性要求与领导干部短期性政绩观不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特别是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地方，一定要经过一个打基础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比较艰苦而漫长。而在现行制度中，领导干部都是五年一届，干满一届就考虑换一个地方，甚至干了二、三年就换一个地方，对领导干部政绩的考核往往也局限于这几年，因此，为了在短时间内做出一些看得见的政绩，他们可能更愿意做一些短期见效的政绩工程，甚至不惜采取一些杀鸡取卵的行为，不愿意做那些短期难见效却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5．干部制度伦理整合作用发挥不充分。对干部进行科学的考核评价，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有效的奖惩是干部制度伦理整合作用有效发挥的基础，但在现行干部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其伦理整合作用的发挥。一是干部政绩考核机制不健全，难以科学准确地评价干部的政绩。对干部政绩进行科学考核是加强干部管理的重要环节，但在现实中由于干部岗位千差万别，要科学准确地评价每一个干部的政绩比较困难，加上我们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还不够健全，考核方法简单，往往使干部政绩考核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有的甚至流于形式。二是激励机制单一，导向性引导的效果不佳。现行的干部制度的激励手段主要是对干部的提拔重用，但由于领导干部职位是稀缺资源，大多数干部很难得到提拔重用，一些干部感觉提拔无望，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产生得过且过、混日子的思想。有时还因为制度执行不严格，一些品德不好的人通过拉关系、走门子也得到了提拔重用，使干部制度正面激励的导向性受到严重影响。三是惩戒功能弱化，干部队伍的出口不畅。由于干部考核机制不健全，对干部不能科学准确地考核评价，只要干部不违法或犯大错就可以保住现有的职位，出现了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局面。干得好的不一定能得到认可，干得不好的也不一定会受到惩罚，使一些干部安于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严重影响了干部制

度伦理的整合作用。

四、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之制度伦理发展取向思考

党中央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要求领导干部“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把这些理念真正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当中，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干部制度伦理的设置，更好地发挥干部制度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的整合和引导作用。

1．以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干部制度伦理的出发点。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6］（P809）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7］（P257）作为领导干部最大的德就是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从人性本身来说是不可能自动实现这一目标的，要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真正道德的社会应该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294），因此，我们在干部制度伦理理念中，既要充分考虑到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诉求，更要通过严格的制度加以正确引导，努力使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科学的制度设置一致起来，使各级领导干部在制度的引导下自觉把自身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

2．建立严格的领导干部选拔机制，从制度上确保坏人无法进入干部队伍。严把领导干部的入口关，真正选拔那些具有良好品德的干部进入领导干部队伍，是加强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源头。虽然好人不一定都是好官，但从总体上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思想品德好的人从政以后其道德品质也相应会好一些。因此，要确保领导干部思想道德水平，首先就必须考虑选拔品德优良的人，把那些品行端正、作风纯朴的人选进领导干部队伍中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干部制度设置中进一步改进思想道德的考察方法。注重在工作作风中考察干部的德，注重在日常生活细节中考察干部的德，注重在重大名利面前考察干部的德；同时，注重发挥群众的评价和监督作用，让那些思想道德不好的人无法进入领导干部队伍。

3．扩大民主监督，为好人不变坏提供制度保证。列宁早就告诫我们：共产党人要防止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防止干部有了权以后，背离人民的利益，走到人民的反面去。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品德不错的人一旦手握重权之后，经不起一些诱惑，逐步走向腐化堕落。出现这些问题，个人修养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制度性监督的缺失也是重要原因。民主是最好的监督，也是防止干部变质的最好防腐剂。要加强决策的民主化，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使干部的各项重大决策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只有这样才真正有效地防止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从而为领导干部保持良好的思想道德筑牢坚强的屏障。

4．发挥政绩考核的风向标作用，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有利于人民群众的道德观。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于密切联系群众，执政最大的危险在于脱离群众，要充分发挥干部考核的风向标作用，通过干部考核制度的科学设置和施行，引导领导干部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把实现和维护群众利益作为自己执政的理念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一方面，进一步改进政绩考核体系设置，使领导干部政绩的考核体系既体现经济发展的要求，也要体现社会事业发展的要求，既考核政绩的短期效果，更要看政绩的长远意义。另一方面，进一步改进政绩考核方法，改进民意收集的方法，扩大民意收集的覆盖面，增加民意在干部考察中的分量，“知屋漏者在宇下，得政失者在草野”，一个领导干部怎么样，群众最有发言权。在制度设置中进一步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畅通群众反映情况的渠道。通过改进干部考核工作，真正区别真政绩和伪政绩，引导领导干部创造真正有利于群众、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绩。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狄德罗．布什维克＜旅行记＞补篇［C］．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周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查昆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