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疯癫与理性的独白

沉默的疯癫与理性的独白

——二元对立背后的存在

作者：黄奕航（101080021）

摘要：在《疯癫与文明》的前言中，福柯表明，这是一部“沉默的考古学”。疯癫逐步与

理性分裂，受到理性的审判，最终臣服于理性，保持缄默，这个时代于是成为理性独白的时代。然而，福柯也尖锐地指出，“疯癫的策略”取得了“新的胜利”。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深刻的反思，它所昭示的一个道理是：理性在历史上曾因其确立起稳固的存在的解释而驱逐了疯癫，而疯癫则以其所是在当下证明了存在的另一种形态。疯癫是如何变得沉默？理性的独白又是如何苍白？探究其背后的存在性的变化，描述存在对疯癫与理性的影响是本文的主旨。本文认为，无论是沉默的疯癫还是理性的独白，都是一场对于存在性的解释权的争夺，而这一解释权是决定两者间歇性胜利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疯癫理性存在性

现在是一个理性当道的时代，正如福柯所说：“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

（福柯，2007：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

3），而这样一幅场景，是有着一段长长的历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与疯癫的争执是一种戏剧性辩论，其中任所面对的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神秘力量；疯癫体验被各种意象笼罩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一致，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这种知识对疯癫以了如指掌，因而视若无睹。”（福柯，2007:5）。这是一段不能跳过的历史。

一、疯癫是如何失语的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过程，从“愚人船”到“大禁闭”直到最后“精神病院的诞生”，福柯用考古学的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张张“快照”，他们犹如一个个横断面，告诉我们如下的结论：“从任何意义上看，这个世界在17世纪初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福柯，2007:32）；“17世纪，由于紧闭，疯癫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它丧失了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时代曾经具有的展示和揭示功能，它变得虚假可笑了。”“最后，20实际给疯癫套上颈圈，把它归为自然现象，系于这个世界的真理。”（福柯，2007：273）

福柯给出这样确凿的证据，无疑是有力的。但是，如果并不满足于这些确凿的“切片”的罗列，而要寻找这一个个标题背后内在的、共同的逻辑联系，单纯从历史的发展序列本身来看就不足够了。我所关心的是，这些“切片”背后，所共同揭示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疯癫是失语的共同原因是什么。

我的结论是：造成疯癫失语的是疯癫对于存在的解释权的丧失，疯癫的对于存在的解释力的日益瓦解造成了疯癫的失语，以及最后的沉默，疯癫的沉默不仅是理性的倾轧的结果，也是理性得以倾轧的原因。疯癫也曾在某些领域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因而，得以与理性共存。

这样的结论在“愚人船”中不难看出。疯癫主题取代死亡主题的过程表明，理性曾一度

在存在领域失语，而疯癫则占据了主动的地位。

“在《疯癫与文明》中，出现在文学和绘画作品里的疯癫主题是与死亡有关的不安。福柯注意到在十五世纪末的艺术作品里充斥着关于死亡的主题，死亡证明人存在的虚无并且使人不得不面对它。因为疯癫就是脱离人的现实生活，而死亡则是取消人的现实生活。疯癫意象里便包含有存在的不确定性与虚无性，所以通过与死亡同样的一种存在的虚无性的意义，疯癫便取代了死亡在艺术作品里的地位。但是它与死亡不同的是，疯癫是用一种嘲讽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存在的虚无，它比死亡提早证明存在的虚无性，由此解除了死亡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而得以用一种嘲弄的态度来面对它。所以把疯癫与死亡这两个意象联系上的不是别的，正是对存在的虚无所形成的焦虑。”（黄晖，2010：49）。疯癫取代了死亡，真是因为它承认了虚无性，但是同时嘲讽了虚无性，解除了死亡所带来的恐惧，由此产生强大的存在性的解释力，而这是理性所无法完成的。我们还可以发现，理性在此或多或少地还依附于疯癫。“在一部人人相互欺骗，到头来愚弄了自己的喜剧中，疯人就是辅助的喜剧因素，是欺骗之欺骗。他用十足愚蠢的傻瓜语言说出理性的词句，从而以滑稽的方式造成喜剧效果：他向恋人们谈论爱情，向年轻人讲生活的真理，向高傲这说谎者讲中庸之道。”（福柯，2007:11）这恰恰反映了，当时的理性解释力尽管存在，却难以以一个为众人所接受的形式存在，那个时期的理性无法直面虚无，于存在的解释力必须通过疯癫的形式来表现。

“疯癫在使人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得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福柯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站在理性的立场去看待疯癫，而倘若让我们换一个立场来看，则不难发现“社会是荒诞的，理性是流动的”。

然而，随着这种存在性的解释力的退去，随着理性的解释力的上升，疯癫则一步一步丧失了这样的地位。

这样的变化首先来源于“意义的自我繁衍”（福柯，2007:15），疯癫作为理性表达的必要形式，逐渐脱离了构造它们的理智和说教，开始专注于自身的疯癫，疯癫对于存在性解释的力量逐渐转化为一种“迷惑”的力量，它以各种各样怪异的形象存在，它成为了幻影，而失去了因而也丧失了存在本身的解释力。“疯癫不是与现实世界及其各种隐秘形式想联系，而是与人、与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这种疯癫象征从此成为一面镜子，它不反应任何现实，而是秘密地向自我观照的人提供自以为是的梦幻。疯癫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真理和现实世界，不如说是人和人所能感觉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脱离了现实的存在，疯癫（愚蠢）被视为自恋，而成为个人化的东西，而丧失了对世界性存在的解释力，沦为个人化存在的解释力，“疯癫由此进入一个完全的道德领域”（福柯，2007:23）。福柯通过莎士比亚和唐吉可德的引文说明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由于在叙事和戏剧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它便认可了真理的显示和理性的复归”“疯癫失去了令人瞩目的严重性：它只是因错误而受到的惩罚或引起的绝望”“疯癫是因对某种结局的幻觉引起的，但在实际上解开了真正的情节纠葛。它既是这一纠葛的原因，又是其结果。换言之，疯癫是对某种虚假结果的虚假惩罚，但它揭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从而使问题能真正得到解决。”我们可以从福柯的用例中也可以观察到，疯癫的表现形式已经从疯子说出真理转变为斯居代理《喜剧演员的喜剧》的戏中戏。双重表演“就形成了现实与幻觉之间的再次交流，而幻觉本身就是疯癫的戏剧意义”。（福柯，2007:30）在这一过程中，疯癫从理性的必要喉舌蜕变为了理性的“戏剧意义”，疯癫从必要的形式而转变成了仅仅是形式，这样的沦丧暗示着理性的回归。这一过程是疯癫作为现实的解释力下降的过程。

随着大禁闭的开始，这一过程继续延续，直到理性最终建立起优势，将疯癫驱逐，理性的解释力愈加强大，这种解释力的强大不仅在于对于“激情和谵妄”的解释对“疯癫诸相”的划分，对病人相对于医生而言的“未成年”地位的确立，更重要的还在于各种物质性的建设，这样的物质性的建设使得存在不再需要解释，而仅仅是其所是即可得以证明，“总医院”

成为一个行政的机构，臣服与世俗的王权，而正是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使得存在不再需要解释，而这正恰恰是理性在17实际初与疯癫纠缠不清时所难以避免的问题，理性无法回答无视虚无，因而无法解释存在，但是，现在以理性的原则所构建的一切“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都是依赖于这种物质性的存在。而随着这样的不断构建，理性的话语权也逐渐表现出了苍白的一面。

二、苍白的理性

帕斯卡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紧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福柯对于理性的苍白之处并没有很直白的说明，他借疯癫之口来自明，“在这些地方，人又重新发现了被他遗忘的而又昭然若揭的真理：欲望是自然赋予人的，而且自然用世上循环往复的生生死死的伟大教训教导着欲望，因此，欲望怎么会与自然相抵触呢？欲望的疯癫，疯狂的谋杀，最无理智的激情，这些都属于智慧和理性，因为它们是自然只需的一部分。人身上一切被道德、宗教以及拙劣的社会所窒息的东西都在这个凶杀城堡中复活了。在这些地方，人最终与自己的自然本性协调起来。或者说，通过这种奇特的金币特有的道德，人应该能够一丝不苟地忠实于自然本性。这是一项严格的要求，一种无止境的任务：‘除非你了解一切，否则你将一无所知。如果你太怯懦，不敢固守自然本性，那么它就会永远离开你。’反之，如果人伤害或改变了自然本性，那么人就必须通过一种责无旁贷的、精心计算的复仇来弥补这种损害‘大自然使我们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如果说命运喜欢扰乱这个普遍法则的安排，那么我们的指责便是制止它胡作非为，时刻准备着纠正强者的僭越行为。’事后的复仇与放肆的欲望一样，都属于自然本性。人类疯癫的产物不是属于自然本性的表露，便是属于自然本性的恢复”（福柯，2007:263）

在这样一段“惊人”的话里，福柯表明，疯癫是人的自然本性，是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理性的倾轧最终也不过是导致疯癫的恢复，理性之所以苍白，正是源于这种存在的追问，它迫使我们这样去思考“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是单单理性无法回答的。

“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而充满都长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据像尼采、梵高、阿尔托这样的人的作品大量涌现这一事实来评估自身的。而世界本身的任何东西，尤其是它对疯癫的认识，不能使世界确信它可以用这类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福柯，2007：269）

关于存在，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尤其在这个理性当道的时代，能够为疯癫留出一席之地，也许就为存在留出了一种新的价值。

无疑，福柯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他揭示了一种思考存在的思维：“在一个已然是理性独白的天下，要想切中要害，对现代性进行刨根问底的探索，就必须从未被理性彻底征服的领域，从理性扩展的极限，从给对峙的细缝中，去寻找突破点。福柯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探索的精神，这种精神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历久弥新的存在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可以到哪里去？’”（成伯清，2004:31）

参考文献：

[1]刘北成杨远婴，2007，《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

[2]成伯清，2004，《福柯对社会学意味着什么——谨此纪念福柯逝世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