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的风格(初稿)

本科生毕业论文论文题目：论萧红小说的风格

姓名：谢玉玲

指导教师：覃碧卿副教授

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

年级：2003级秋

类别：专升本

学习中心：江门学习中心

完成时间：2005年10 月12 日

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论萧红小说的风格

[摘要]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同时，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萧红小说文体风格悲剧风格

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同时，萧红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饱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萧红的小说创作正是她的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萧红以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情和创作生命力。

一、萧红小说的文体风格

（一）超常规的文体语言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

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这里有《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有《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有《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等，它们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自然成为一体的。在《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最能体现这一点。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表现为直率、自然，又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二）自传式叙事方法

萧红在本质上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自传式叙事方法才成为萧红自觉的选择与追求。在她的小说中，这种自传式叙事方法主要体现在下述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

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

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①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萧红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②的自传型女性作家，只有这种角度才深深地契合于她的天性，才使她的情感和话语得以充分地表达。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三）“非情节化”的小说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无论是从早期的《看风筝》、《夜风》、《广告副手》，还是从后来的《牛车上》、《朦胧的期待》、《黄河》等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到萧红小说这一十分明显的特点。这些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没有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萧红不热心对事件的展开，不去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不着意去揭示其逻辑层面上的因果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风景画、人物画、生活片断和生活场景，通过这些片断和场面的细腻描写，从某个侧面去揭示事物的社会意义，表现人物的命运。这种写法，鲜明地体现了小说文体结构的散文化倾向。

散文化的结构章法不仅运用于萧红的短篇小说中，而且还运用于她的中长篇小说中。《生死场》写了季节的更换，年代的轮回，但时间的自然流转却没有提供为情节发展所需的因果关系，因而，那里的生活只是一个个各自相对独立的场景之间的空间组合。第一章“麦场”主要写二里半找羊，第二章“菜圃”写金枝与成业的恋爱，第三章“荒山”写月英的死和“镰刀会”。整个小说没有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它采用的是一种散点空间单元，并通过时间转换

的节奏把其连缀了起来。

在《呼兰河传》中，时空结构更具开放性。它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游岗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萧红是一个全凭直觉感受的“灵性”去写作的女性作家，她重直观，重感觉，重生活的本真，故而她摒弃对情节因果关系的追求，而对包含生活本来面目的场景予以优先的考虑，即要从自然的生活场景中写出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正是基于这一自觉的审美追求，萧红的小说呈现出开放性的散文化结构形态。

（四）诗意诗境的小说

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③，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像小说”之外，却有比“像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1、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小说《家族以外的人》。自我形象是一个聪慧、纯朴、天真无邪的少女，通过这个少女的眼睛，反映了一个善良却又愚拙的老人有二伯的不幸，整部作品充满了一种温柔而委婉动人的抒情诗格调。小说《牛车上》则通过“我”和寡妇五云嫂在一辆牛车上的交谈，叙述了五云嫂的丈夫被抓去当兵，因领头逃跑而被“就地正法”，撇下她寡妇孤儿艰难度日的悲惨遭遇。整部作品都是在“我”——一个单纯、幼稚不懂世事艰难的少女的询问、观察中，反映出五云嫂的情绪变化和内心的悲苦，进而更加深了作品凄清哀婉的气氛，使小说犹如一首节奏徐缓、格调沉郁、感情悲怆的抒情诗。其它在《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手》等那些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2、萧红的创作同样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

萧红小说的诗情意蕴不仅表现在情境、意味等中，还常经由诗歌的抒情形式直接传达。如《呼兰河传》第二章：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如此悲凉。

跳到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的鼓啊，个个都打得漂亮！

若是一个阴雨的夜啊，鼓声更加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

这里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抒情，它不但有诗的意境，连语言、韵律、节奏也都诗化了，整段文字不是在叙述故事情节，也不是在进行情景描绘，而是创作主体悲凉心理情绪的流动，直接感染着读者。此外，萧红还常用诗歌惯用的“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来抒情。如《呼兰河传》第四章：“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语句段落的重复，造成一种回环往复的音乐感，强化了小说诗的情感和氛围，读来荡气回肠，富有韵味。

萧红根据自己的秉性、气质、个性和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及诗之间的独特的“萧红体”小说，从而打破了传统的严丝合缝的结构章法，赋予小说以诗的神采和散文的风韵。从这个意义上说，萧红是一位天才，她那极富个人魅力的小说创作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使小说获得了另一种独特意义的存在。

二、萧红小说的悲剧风格

萧红是一个有着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坎坷曲折的经历和由此而来，看待生活的独特方式和对人生的独特发现，是形成她小说悲剧意蕴的重要基因。

我认为，萧红小说的悲剧风格主要体现在时代的悲剧、生存的悲剧和女性的悲剧三个方面。

（一）时代的悲剧

她短暂的一生受尽了家庭、社会、个人的屈辱磨难。这样的个人经历加剧了她的悲剧感和人生忧患，所以她笔下的故事大都是满含苦难的悲剧故事，表现了她对人生的总体感受。萧红写自我却能超越自我，不局限于自怜自哀，而是以自己悲剧性的生命体验，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冷静地关照自己熟悉的生存环境，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萧红的小说，在情感的流动中潜藏着她对我们这个民族、对人性和人类生存的一种通达的却又是无可奈何的慨叹，潜藏着她那难以言说的对人生、对历史的苍凉感。然而这种慨叹和苍凉感又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是超越自我属于时代的，这就使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蕴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萧红创作的伊始，便以先觉者的苦难焦灼姿态，呈现出与其他现代女性作家的迥异。她把忧郁的目光投向了底层劳动人民和现实的人生世界。萧红最初几篇小说的题材几乎全取自社会中最卑贱者的痛苦遭遇。第一篇小说《弃儿》抒写了在极端贫困的情形下忍痛弃子的苦痛，个人的悲苦直接促成了萧红的创作，但萧红并没有长久地沉浸于个人的苦涩而不能自拔。从第二篇《王阿嫂的死》开始，她很快地调整了创作方向，开始关注周遭世界中同样不幸的受难者。农妇王阿嫂丈夫横遭荼毒，王阿嫂和她的婴儿残死在地主的脚下，孤儿小环颤抖凄厉的哭声包围了养母黄土坞包；还有《哑老人》、《广告副手》、《小黑狗》等，萧红按照自己的悲剧观念去结构她的故事，从而使她笔下的人物和人生都是苦难型的。她由个人的不幸升华开去，将笔触伸向底层劳动人民和时代主潮，关注的是社会中最普通、最卑贱者的命运遭遇。因此，与其他现代女作家相比，萧红的小说具有一种真正来自生活最底层的气息，具有更深广的现实意义和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这些在萧红的《生死场》中，显现出对于“心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探索。作家由单一的愤激和怜悯转向更深意义上对人的思考，对民族的、人的命运的重新审视，笔触开始深入到整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写出了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坚厚的沉积层及其重压下普遍而久远的悲剧。

萧红的小说不单只是反映时代的悲剧，而且更注重反映出一个民族生存的悲剧。

（二）生存的悲剧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生死场》怵目惊心地展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封闭的乡村社会农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混沌、蒙昧的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生是动物性的生，死是动物性的死。《生死场》中一再出现的人与动物生殖的对照性描写，意欲揭示的并非人的生育与猪、狗的生殖的“共时性”，而是二者之间的“同质性”，是人的生育的非人性和动物性。如果说这同质只是一种出乎本能的结果的话，那么王婆用钩子、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里硬搅出来”这一壮举则充分表现了生育过程的野蛮性和残酷性。除了描写这种动物式的生以外，萧红还突出地表现了生命死亡的普遍性和对生命毁灭所持的惊人的麻木态度。王婆干农活时，三岁的孩子不幸摔死在铁犁上，可是在她当时看来，麦田的价值要高于孩子的价值，“孩子的死，不算一回事……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金枝娘的表现同样如此：“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民对土地、粮食、牲口近乎变态的热爱包含着人对自然、对环境的臣服与依附，人不再是环境的主人，而是奴仆，是被吞噬了主体性的环境的囚徒。他们因此而忽略人的生命意识，轻贱人的生命价值，消解人类生与死的严肃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作为人的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悲剧。劳动、创造对人的进化作用一转而为异化，深入人心，并且是被异化者本人继续强化着这种异化效果。萧红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真正意义上的可悲：“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一句点睛之笔，活化了作品中的许多细节，倾注了对人类生命价值与尊严沦落的无限悲叹与感慨。

萧红通过生与死相亲相伴，相克相生的哲理性表述，体现了她对人类生命脆弱、不堪一击的悲剧性思考。在她笔下，人类似乎永远无法摆脱难产、衰老、疾病、瘟疫、饥饿、自杀等一系列形式的死亡；似乎死亡才是他们的目的，坟场才是他们永久的归宿与家园。而生，只是为了死，为了继续扩大那片坟场与荒山。“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十年前，河水静静的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时间的不确定意味着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滞重与不变，意味着乡土社会生存状态的永久性循环与重复。正因为此，《生死场》的悲剧意蕴得以超越特定的时空而达于深远。

《生死场》“第一次淋漓尽致地大胆裸露生命的躯体，让它在纷扰繁殖的动物和沉寂阴惨的屠场与坟岗中舞蹈着”④，《呼兰河传》却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

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弛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不难发现，在这里作家已用悲凉的画笔代替了《生死场》中那似戟的笔，她深深地体验着而不单单是呈现着那浓厚的人生悲凉和空虚，并以她特有的沉郁和永恒的忧患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和责问：“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在她的眼中，那平日的琐屑反馈于接受对象的却是令人怵目惊心的大发现：“生、死、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了就长大了，长不大也就算了”。“埋了之后，活着的仍然过日子”。“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在这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无所谓生，

也无所谓死，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而这“自然的结果”是比“生死场”更可怕的“百年孤独”和荒原世界。因为前者尚有动物性的生存，而后者却是死一般的沉寂；这死的沉寂无疑是一个悲剧，然而呼兰河人却不以悲剧为悲剧，这种麻木不仁超然冷漠才是真正的更大的悲剧，从而在萧红的心中涌动着巨大的悲哀。

总之，在《生死场》、《呼兰河传》对于乡土社会历久不变的生活现象、人性表现中，萧红发掘着人类灵魂中的“小”以及中国历史、民族命运的悲剧性。她以自己叛逆而悲哀的心投射出一种整体的“生命哲学”之思，亦即鲁迅曾讲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思考，显示出对一切成规、历史传统乃至人类生存价值的置疑与否定。正因为此，萧红笔下的乡土社会及其人的生存状态笼罩上极其凝重的悲剧色彩。

萧红用生命贴近着现实，以先觉者的悲凉笔触抒写人生苦难命运，揭露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使“五四”文学开创的个性主义、人道精神以及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得以进一步的延续和拓展。

然而，在萧红的悲剧意识中，妇女命运是她思考的核心问题。

（三）女性的悲剧

作为一个饱受男权社会之苦的女性，萧红的人生体验中感受最深、体会最切的，当是她作为女性的那份经验，这一性别角色影响了萧红的全部生活，同时也影响着她的全部创作。她在作品中对女性作为“弱者”的命运和地位格外关注。萧红不仅关注着女性由经济压迫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更集中审视和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给妇女造成的不幸和伤害，写出了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被无情践踏的历史命运。萧红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她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因此具有人性的深度和非同寻常的意义。

萧红的多篇作品都是以悲惨的女性为主角，揭示女性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卑下地位。她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表现群体女性命运。萧红着意表现女性经历的苦难和揭示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的践踏。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她们纯真的恋情也遭到幻灭。当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却被他鲁莽和野蛮的动作压在身上，像一只羔羊在颤抖；当成业的婶婶慨叹着青春易逝，男人都靠不住时，其间正包含着女人无爱悲剧的宿命论。仿佛如同生命的轮回，同样的歌声，同样的情境，孕育、演化着一个个相同的悲剧故事。一切都出自“本能”，不带有一点理性思考，爱情在这里仍然是无法进入本文的空缺，它被男性赤裸裸的欲望代替了。在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男人在她们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颜、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却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作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人看待。

萧红从婚姻生活中窥视到人性的失落和作为女人必然遭受的摧残。在乡村，妇女“永久不晓得，永远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人生视野的狭小使她们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只收获到悲哀。成业对金枝没有高层次的情感交流，只有如同动物般的毫无人性的占有。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美丽、温和而又多情的月英，患了瘫病，丈夫不但不心疼、照顾她，反而百般痛骂、虐待她。直到她身体生蛆，牙齿发绿，被折磨而死。

在金枝、成业嫂嫂和月英等女性身上，压迫并不主要地被表现为异族侵略势力和剥削者的凶残，而是来自另一性别的残忍与粗暴。所以受尽男性欺凌侮辱的金枝悲愤地表白：“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历尽苦难的金枝为了寻求一块身心栖息的“净土”，最后决定出家当尼姑，从而表达了对男权世界的绝望和无言的抗争。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流露出更为自觉的女性意识。她以入木三分的反讽笔墨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给予了强烈抨击，嘲弄和“颠覆”了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人的种种期望标准，诸如“温顺”、“温文尔雅”、“孝顺公婆”等。萧红深晓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对女性

身份、行为的界定，揭露这一特定的女性性别定义实质是男权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柔软的锁链，给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缚与压制，扼杀着她们鲜活的生命。健康、美丽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因为“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招致代表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力的攻击、虐杀。“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⑤的萧红更是在“劫”难逃，“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作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体察入微地表现着女性的不幸，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萧红出自对“生命”的关注，对女性作为人的个性尊严的捍卫，在作品中始终关注思考着女性的生命形式及生存状态。她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痛苦的灵魂，融进她笔下苦难女性的身上，将她特有的“人生荒凉感”与女性的孤寂与悲剧融为一体，从而使她笔下的“萧红式”女性充满着悲剧美，是在继承五四传统的道路上，萧红以自己的生活和创作追求与呼唤着妇女解放与女性自觉。

总之，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萧红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作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⑥。她的作品自传性很强，溶进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记忆，愈是在个人感受与生存幻觉的迷天雾地中，就愈能充分地发挥她的天赋才华与独特个性。萧红创作上的成功，就是取决于她的艺术感觉力和艺术表现力。她凭借女性纤细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捕捉情感记忆中富有韵致的人事景物，抒写现实的人生和自我的情怀。萧红以她独特的小说风格、内在的意蕴与生命的质感，当之无愧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鲁迅语）。

注释：

①⑤矛盾《〈呼兰河传〉序》，见《萧红全集》（下）第７０４页，哈尔滨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②许广平《追忆萧红》，见王观泉编《怀念萧红》第１８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版。

③葛浩文《萧红评传》第１５２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④皇甫晓涛《萧红现象》第４３页，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⑥胡风语，转引自丁言昭《萧萧落红情依依》第８５页，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参考文献：

①杨联芬著《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

②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

③李重华编《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

④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⑤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书店印行１９８５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