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道教与深生态学研究综述

?信息与评论?　

国外道教与深生态学研究综述①　

陈霞

深生态学（Deep Ecology）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生态革命的一个流派，它旨在引起哲学上的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的范式转移。深生态学根源于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缪尔（John Muir）、劳伦斯（D.H. Lawrence）、杰斐斯 (Robinson Jeffers)、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人的生态思考和社会批评。其代表人物有天主教神学家贝瑞（Thomas Berry）、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塞辛斯（George Sessions）、麦克劳格林（Andrew McLaughlin）、斯尼德（Gary Snyder）、拉卡佩勒（Ｄｏｌｏｒｅｓ　ＬａＣｈａｐｅｌｌｅ）、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等。深生态学是相对于浅生态学（Shallow Ecology）而提出的。浅生态学只是修正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对环境不利的方面；深生态学在最深层的本质上则是精神性的，它认为科学技术能解决生态问题的传统看法很肤浅，坚持自然有其内在价值，自然的健康应成为首要的关注。②深生态学的主要特征是提问的深度、要求深刻的社会变革，希望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人和社会融入自然，倡导建立生态型社会以满足人的诸如爱、安全、亲近自然、从事有意义的工作等基本需要。③

克拉克（Ｊｏｈｎ　Ｃｌａｒｋ）、塞辛斯、德沃尔（Ｄｅｖａｌｌ）、拉卡佩勒等学者认为西方宗教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塞辛斯认为西方宗教以激进的方式脱离了荒野自然，日益变得以人为中心④。美国哲学家怀特（Lynn White）指出基督教是环境破坏的首要原因，基督教极端的人类中心论对人的提升导致了对自然的掠夺、对科技的滥用。基督教对历史的直线理解导致了对无止境的增长的信仰。所以，危机的根源来自于宗教，更多的科技无法克服生态危机，除非我们找到一种新的宗教或重新思考我们现有的宗教传统。⑤鉴于一些生态学家和环保人士认识到西方文明不足以应付当前的危机，开始转向其他文化传统。在这种背景下，道教受到了西方有识之士的特别青睐。奈斯甚至称环保先驱者缪尔是一位道家。⑥

①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２００１年度重大研究项目《道教生态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　

果，项目批准号：０１ＪＡＺＪＤ７３０００３。国外道家、道教都用一个词Ｔａｏｉｓｍ，现在更多学者用Ｄａｏｉｓｍ表示，本文的“道教”也包含了道家。　

②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Ｂｏｄｉａｎ，　“Ｓｉｍｐｌｅ　ｉｎ　Ｍｅａｎｓ，　Ｒｉｃｈ　ｉｎ　Ｅｎｄｓ－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Ａｒｎｅ　Ｎａｅｓｓ”，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ｈａｍｂｈａｌａ，　１９９５，　ｐｐ．２９－３３．　

③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ｉｎ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ｕｔｕｒｙ，ｐｐ．８６－８９．　

④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Ｅｃ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Ｄｅｔｏｕｒ”，　ｉｎ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ｈａｍｂｈａｌａ，　１９９５，　ｐ．１５９．　

⑤　Ｌｙｎｎ　Ｗｈｉ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Ｏｕ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５５　（１９６７）：　１２０３－７．　

⑥　Ａｒｎｅ　Ｎａｅｓｓ，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ｏｍ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ｈａｍｂｈａｌａ，　１９９５，　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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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评论

一

在深生态学的发展中，道教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①克拉克在道教里发现了“慈”和对强作妄为的拒绝。②德沃尔和塞辛斯认为“道教生活的基础是同情、尊重和慈爱万物”。“我们常谈到的一个道教形象是有机自我。道教告诉我们有一种呈现方式内在于所有事物之中。”③拉卡佩勒认为道教构成其深生态学的核心，“西方在紧急关头，努力抓住一些‘新思想’是不必要的。几千年前的道教已经为我们考虑到了。”④　艾普（Ｐｏ－Ｋｅｕｎｇ　Ｉｐ）把西方哲学看成“明显反生态的”，认为老庄哲学能够为环境伦理学提供形而上的基础。道教的自然观、本体论、价值论上的平等观念、无为的教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环境伦理学的建立。在道教的世界观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每件事物都内在地与其他事物关联着。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哲学来清除西方分隔人与自然的形而上学障碍，能为其他物种提供不以人类需求来衡量价值的哲学，一种能告诉我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哲学。道教哲学能满足这种需求。⑤　马夏尔（Ｐｅｔｅ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著作的第一章就是“道教：自然之道”。他说：“最早的、清晰的生态思想在公元前六世纪的中国已经表达，……道教提供了最深刻、最雄辩的自然哲学，　首次启发了人们的生态意识。”　“道教为一个生态社会提供了真正的哲学基础，　提供了解决古代人与自然对立的方法。”⑥

塞尔凡和本尼特（Richard Sylvan and David Bennett）提出道教能为深生态学提供许多资源。⑦它能修正、调整和极大地丰富深生态学理论。“道法自然”为绿色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道教对世界的认识与霍布斯—洛克正好相反，自然包含了价值，“道”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这方面，道教可以丰富和阐明深生态学的价值体系。深生态学也肯定多样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但缺乏推导出这些特征的宇宙论。在政治上，道教与霍布斯—洛克的政治思想是对立的。后者认为自然极端无序，而道教认为这种无序远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控制和支配都会打破社会的自然秩序，强制也破坏了自愿俭朴的基础。最好的统治者不是在统治或领导民众，而是个人发展的楷模。生态的生活方式是深层的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人是自然的伴侣，不应以人灭天，而应追求精神解放和自由。道教没有忽略有限度的自然竞争，这一点非常适合深生态学的环保的生活方式和非暴力政策。在道教看来，“夫惟不争，故莫能与之争”。道教在“不尚贤”和“不贵难得之货”方面见解很深，提供了深刻的、自愿的俭朴方式。对个人和社会

①　Ｂ．Ｄｅｖａｌ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ｓ　ｉ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ａｔｔｅｒｅｄ，　Ｇｉｂｂｓ　Ｍ．　Ｓｍｉｔｈ，

Ｌａｙｔｏｎ，　Ｕｔａｈ，　１９８５，　ｐ．１００．　Ｒ．　Ｓｙｌｖａｎ，　“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４０，４１　（１９８５），　ｐｐ．２－１２　ａｎｄ　１０－２２．　

②　Ｊｏｈｎ　Ｃｌａｒｋ，　Ｔｈｅ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ｔ　Ｍｏｍ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Ｂｌａｃｋ

Ｒｏｓ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４，ｐ．１８８．　

③　Ｂｉｌｌ　Ｄｅｖａｌ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　Ｃｉｔｙ：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ｅ　Ｓｍｉｔｈ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５，ｐ．１００．　

④　Ｄｏｌｏｒｅｓ　ＬａＣｈａｐｅｌｌ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Ｌａｎｄ，　Ｓａｃｒｅｄ　Ｓｅｘ－Ｒａ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　Ｌｉｆｅ，Ｓｉｌｖｅｒｔｏｎ，　Ｃｏｌｏ：　Ｆｉｎｎ　Ｈｉｌｌ　Ａｒｔｓ，　１９８８，　Ｐ．９０．　

⑤　Ｐｏ－Ｋｅｕｎｇ　Ｉｐ，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５，　１９８３．　

⑥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Ｗｅｂ：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ｕｒ　Ｐｌａｃｅ　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ｒａｇｏｎ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２，ｐ．４１３．　

⑦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ｙｌｖ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　Ｖｏｌ．１８（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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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研究 2003年第3期

而言，深生态学的最高目标是自我实现。道教“尊道贵德”，小我和大我的自我实现与德是相匹配的。和道教一样，在深生态学中“自我”被扩展到更宽的领域，澳大利亚环保人士塞德（John Seed）把“我保护热带雨林”变成了“我是热带雨林的一部分在保护我自己。”①在阴阳两极之间，由于道教倾向于阴性的、孩子式的特征，所以它启发了生态女性主义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而深生态学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不仅如此，深生态学还一直与生态女性主义冲突。此外，道教对僵化的学校教育、积累狭窄的专业知识的批评扩展到了对技术的贬低。在这点上，深生态学理论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赫大维（David L. Hall）指出当前伦理和道德理论的危机是哲学危机的一种特殊反映。诉诸异文化是解决当前危机的重要举措。道教在形成新的秩序意识方面有独到的贡献。在宇宙观方面，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多种秩序存在的可能性，其当代发言人是怀特海；第二是只有一种秩序的规则在自始自终地维持着稳定，它一直在影响哲学和科学。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冲突正是“美学秩序”与“理性秩序”的冲突。道教伦理是一种美学伦理，“道”的完整性不是在单一的宇宙秩序的意义上，而是在所有可能性的意义上。任何一个特定的秩序都是真实的，它由整体中的特殊因素构成。“无知”即不求助于外在的原则；“无为”即非武断的行为；“无欲”即物质贪欲的节制；“自然”即符合“德”的行为。道教的整体观是平面的，没有等级。而在欧洲古代传统中，拥有理性的灵魂才能对环境提出最大要求。道教的“德”不仅包括理性事物的“德”，而且涵盖“有情”和“无情”事物的“德”。我们应该顺应自然，与事物和谐相处，跟随其内在完美。道教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提供了一些新的策略来处理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②

爱默斯（Roger Ames,中文名安乐哲）认为环境伦理学如此重要，洛克或笛卡尔的方法在这个领域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他认为老庄是从艺术而非科学中抽象出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预设了具体的情景。在某种环境中的特殊事物只能在环境中被评价，环境对塑造这个特殊事物的贡献应被充分认识。作者通过比较，认为道教能提供另外一种视觉来阐明西方的假定，道教也可以作为一种概念资源解决环境伦理学的关键问题。西方哲学与道教哲学存在逻辑秩序和美学秩序、二元论与极性论的区别。中国人更倾向于把生活看成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开始于个体的独特性、重要性，强调这个人、这件事、这个环境的相互关系。对柏拉图来说，认识的实现是从具体、特殊向抽象、一般的推演，但对世界的美学解释却是构成和被构成因素在具体情景中的极性体现。极性论要求概念必须互相关联，一个概念准确的解释需要另一个的帮助，如阴阳的相互依赖。与二元论相比，这个特色可作为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范畴的互相依赖的极性论排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在道教的情景化的框架内，个人的修养和环境的修养是相互的。我们对环境的培养不是在培养他者，而是在培养自己。作者特别指出道教典籍中的“德”在后来的注释和我们当今对这个传统的认识中被严重地低估了。作者理解的“德”是特殊事件的完整和综合。“道”和“德”、边缘和中心应被理解为极性而不是二元性。由于“道”和“德”的互相依靠，自然的秩序更易被理解为自然发生的规律，而不是一种抽象的先验存在的原则。爱默斯同时提出应通过西方自己的文化媒介来认识非西方传统的智慧，要通过转化使道家的思想适合西方传统。

①　转引自Ｊ．　Ｂａｉｒｄ　Ｃａｌｌｉ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　Ｂａｉｒｄ　Ｃａｌｌｉｃｏｔｔ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Ｔ．　Ａｍｅｓ，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ｐ．６４．　

②　Ｄａｖｉｄ　Ｌ．　Ｈａｌｌ，　“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ｂｉｄ，ｐ．９９－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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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评论

①

有学者提醒深生态学在借鉴道教时，应把它放在整体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儒家与道教一起产生的影响不应被忽略。卡利科特注意到西方环境伦理学家“主要引用道教”，如果能将“儒家的社会模式从人类社会转到生物界，生态整体主义就应在生态之网中增加另一个纬度。”所以在整体的中国思想中，而不仅在道教里，“发展出一种基于中国古代思想的、土生土长的中国环境伦理的潜力是巨大的。古代中国思想对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全球意识的潜在贡献也是巨大的。”②当代研究宗教与生态关系的美国学者塔柯尔(Mary Evelyn Tucker)指出：宗教对人们形成有关自然的态度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宗教与生态的对话是为了解决环境和社会正义问题，形成一种由多宗教传统组成的普世主义的重要步骤。中国的道教和儒家在自然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方面有特殊的贡献，两者都重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道教是自然中心的，儒家则是社会中心的；道教强调基于道的初级因果关系，儒家强调人类活动的次级的因果关系；道家主要关心个人与道的和谐，儒家强调人能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道教鼓励个人的俭朴，实现与自然无障碍的接近，儒家强调以变动的自然模式来协调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为了与道一致，道教认为应该回避积极的社会、政治事务，儒家则认为社会和政治义务是创造一个有序社会必不可少的；道教提供的理想统治是微妙的、间接的、超然的，而儒家需求一个北斗星一样的道德管理者；道教追求质朴和自然，儒家看重教育和道德实践。为了理解和尊重自然，我们需要道教对自然原则和过程的微妙的认识，但没有儒家的社会责任，我们也许会失去改变侵犯自然行为的机会；道教要求重新审视人地关系，儒家呼吁再思考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道教的生态立场对当今世界有着巨大的潜力，其自然生态思想与深生态学密切相关，儒家亦可以被视为社会生态学的一种形式。③

二　

　

也有学者出于对文化移植作用的顾虑、对东方文化影响的担忧、对中国环境现状的考虑等因素而对道教的可能贡献持谨慎态度，他们更愿意把道教作为启发他们重新发现自己传统的中介。怀特的文章虽然指出基督教是环境破坏的首要原因，但由于各种文化有其生长的土壤，把一种文化移植到其他文化之中不一定起作用，所以作者的结论却是改革基督教，以便让它把人类带出由其引起的危机。科布（John C. Cobb）看到道教和其他的中国自然观未能阻止古代中国的环境破坏行为，因此对西方来说，更可行的方法是修正西方的传统而不是移植外国的思想。④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培珀尔（Ｊｏｒｄａｎ　Ｐａｐｅｒ）教授认为深生态学家们对道教的想象太浪漫，对道教作了简单化、西方化、超历史的理解。西方学者和受西方

①　Ｒｏｇｅｒ　Ｔ．　Ａｍｅｓ，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ｔｏ　Ｔａｏｉｓｍ”，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ｉｌｓｏｐｈｙ．　

②　Ｊ．　Ｂａｉｒｄ　Ｃａｌｌｉｃｏｔｔ，　Ｅａｒｔｈ’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Ｏｕｔｂａｃｋ，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８５．　

③　Ｍａｒｙ　Ｅｖｅｌｙｎ　Ｔｕｃｋ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７．２ｃ　，　１９９３．　

④　Ｊｏｈｎ　Ｃ．Ｃｏｂｂ，　Ｉｓ　Ｉｔ　Ｔｏｏ　Ｌａｔｅ？：　Ａ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转引自Ｅｕｇｅｎｅ　Ｃ．　Ｈａｒｇｒｏｖ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ｉｌｓｏｐ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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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研究 2003年第3期

影响的中国学者尝试着从中国古典中推导出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其实与中国思维方式没有多大关系。环境问题如此迫在眉睫，对其他文化的浪漫诠释能否拯救这个星球是值得怀疑的。深生态学可以在西方传统中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方面，也应全面地看待中国思想，中国环境的破坏与退化早已出现，当代环境问题更加严峻，任何一个不以观光团形式到中国旅游的人将难以理解中国传统何以能因理想的环境态度而被赞誉。在向西方宣传之前，东方需要对其资源做相当的革新。道教对西方的意义是间接的，它提供了重新解释西方传统的方法来扭转环境的恶化。①当代著名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也持相同的见解。他说：“借助老子，我试图找到重新尊重自然和确立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新的联合体，……我并没有皈依道教，也没有把外国智慧作为我自己的智慧，而是因为老子使我看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中以及西方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中的智慧传统。我懂得了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从历史上来说，《道德经》是在中国严重的环境危机时代写成的。”②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从宗教和科学不同的话语体系出发，认为道教的阴阳观为生态学或物理学提供理论资源，将导致不同话语范畴运用的错误。他认为道教对自然的描述也许启发了生态学，也许道士观察到了一些事实，并比西方人更重视它们，也许道士更好地发现了生命在自然中的价值，但道教生态学在很多时候仍处于困惑之中而未建构起一种模式。我们应该追问东方在科学产生之前信仰什么，这些信仰能否帮助科学已经产生的西方重视自然。要将一种世界观与它产生的传统分离是困难的，在东方气候下起作用的不一定能适应西方。西方太需要他者的帮助来珍视自然，所以想引进东方宗教思想；而东方想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东方自己也面临着将其宗教传统注入科学之中以有效地尊重自然的问题。假如一种理论需要被采用并产生作用，对东方思想能力的检验就是看东方国家如何解决它们的环境问题。在向西方宣传之前，东方需要对其传统做重大的改革。西方期待着在自己的传统中找到创新性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它可以把道教等东方宗教作为催化剂来启示生态科学。③美籍华人地理学家Ｙｉ－Ｆｕ　Ｔｕａｎ注意到环境主义者对道教的参考，但道教仅仅代表少数隐士的观点，普通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在巨大地改变环境。西方在那里寻找环保模式是不合适的。④澳大利亚哲学家帕斯莫（John Passmore）很担心道教、佛教等亚洲文化闯入西方文明。对他来说，东方思想是神秘的，让东方传统来影响西方的环境哲学，就会让西方人再次面对“西方文明曾经反对的最危险的幻想”。帕斯莫认为转向东方哲学和宗教没有意义，即使假定它们有生态智慧和价值，但它们并没有避免东方的环境退化。如果过分看重西方环保主义者高扬道教的观点，将不可避免地结束西方的政治自由制度，这比污染更糟。⑤维尔奇（Ｈｏｌｍｅｓ　

①　Ｊｏｒｄａｎ　Ｐａｐｅｒ，　“‘　Ｄａｏｉｓｍ　’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Ｗａｙ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ｏｓｍ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Ｎ．Ｊ．　Ｇｉｒａｒｄｏｔ，　Ｊａｍｅｓ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ｇａｎ　Ｌｉ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ｐ．３－１８．　

②　［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创造论》，隗仁莲、苏贤贵、宋炳延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第２１页。　

③　Ｈｏｌｍｅｓ　Ｒｏｌｓｔｏｎ，　“Ｃａ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ｖｏｌ．　３７（１９８７）．　

④　Ｙｉ－Ｆｕ　Ｔｕａｎ，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　１２　Ｎｏ．３，　１９６８．　

⑤　Ｊｏｈｎ　Ｐａｓｓｍｏｒｅ，　Ｍａ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转引自Ｅｕｇｅｎｅ　Ｃ．　Ｈａｒｇｒｏｖ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140

信息与评论

Ｗｅｌｃｈ）也曾经说过《道德经》的教义对现代是有害的，对补救现代问题没什么用。①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道教与深生态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由窄到宽的过程。克拉克指出在东西方的生态争论中，早期人们相信东方传统能为西方病症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法，但现在更具诠释性的理解取代了“新范式”的梦想。西方人注意到了古代东方哲学与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和文化距离。一些深生态学家借助被译成西方文字的道家经典，对其阐精发微，惊喜地发现了其中深刻的生态思想，对道家寄予厚望。随着国外道教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除了道家之外，继承道家思想的道教在神学、仪式、戒律、养生、艺术、民俗等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实践。②如诺顿（Ｂｒｙａｎ　Ｖａｎ　Ｎｏｒｄｅｎ）最近提出：“如果我们采用《老子》表达的概要性观点，我们将会被误导。”③他催促今天的环境主义者少关注“古典道家”的经典，多注意后来道士的实践，他们的价值观更适合现代环境主义。在他看来，道教往往经过儒家和西方的透镜而常被误解。前现代的道教表达了宽泛的利他主义理想，道教经典通常展示出一个比西方思想家假设的更少威胁性的世界，道教表达了“一个超出人类领域而进入更多生物的普遍伦理。”他认为深刻分析这些经典有可能深入和拓宽现代生态思想，提供健康的、非家长式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模式。培珀尔认为道教一些庆祝再生的仪式和行为强化了人与非人类的联系，正是这些醮仪通过法师发出了强有力的神的声音，有着增强环境意识的潜力。④　由此我们看到，西方学者们对道教的接受变得日益慎重，他们不希望囫囵吞枣地将道教引进西方，而是提出要么用西方的思想将道教进行一番消化和改造，变成西方可以理解的文化；要么在进入西方之前便对道教实行一些革新，使之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回应最为急切的全球问题；要么借助道教这个东方视野重新审视和发现西方的传统。这种研究本身即说明国外道教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从资料整理、翻译、寻找历史线索到消化、阐释和探索当代价值的阶段，这些研究对我们清理、发扬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有诸多启迪。　

（作者陈霞，１９６６年生，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　

　

　

　

　

　

　

①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Ｋｉｒｋｌ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Ｎｏｎ－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ｉｙｅ，　Ｚｈａｎｇｚｉ，　ａｎｄ Ｄａｏｄｅ　ｊｉｎｇ”，　ｉｎ　Ｄ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Ｗａｙ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ｏｓｍ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ｏｐｅ，　ｐｐ．２８７．　

②　Ｉｎ　Ｄ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Ｗａｙ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ｏｓｍ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ｏｐｅ，　ｐｐ．６１－７０，７９－９４，９５－１１２，１５７－１８４，

２１９－２３６，３５１－３６０．　

③　Ｉｎ　Ｄ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Ｗａｙ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ｏｓｍ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ｏｐｅ，ｐ．２８７．　

④　Ｊｏｒｄａｎ　Ｐａｐｅｒ，　“‘　Ｄａｏｉｓｍ　’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Ｊｏｒｄａｎ　Ｐａｐｅｒ，　“‘　Ｄａｏｉｓｍ　’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Ｗａｙ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ｏｓｍ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Ｎ．Ｊ．　Ｇｉｒａｒｄｏｔ，　Ｊａｍｅｓ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ｇａｎ　Ｌｉ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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