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天中记_版本源流考略-朱仙林

《天中记》版本源流考略

朱仙林 （南京大学文学院）

摘 要 《天中记》曾多次刊刻，据记载有五十卷本及六十卷本两种。五十卷本被认为刊刻于隆庆三年，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六十卷本先后有陈龙光校刻本及屠隆校刻本两种。屠隆校本因在陈耀文去世后的万历三十七年被翻刻，又因四库馆臣将其作为底本校勘后收入《四库全书》，以及道光间林则徐等人据其校刻，光绪间又据道光本翻刻，故为人熟知。但实际情况是，陈龙光校本不仅比屠隆校本早，且文字错讹更少，版本价值更高，更值得重视。

关键词 《天中记》 陈耀文 陈龙光 屠隆 五十卷本 六十卷本

DOI: 10.13663/https://www.360docs.net/doc/dc4042398.html,ki.lj.2014.07.017

Review of the Editions of the Tian Zhong Ji

Zhu Xianl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210023)

Abstract The Tian Zhong Ji was frequently printe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were two versions of the Tian Zhong Ji: one was the Fifty V olumes; the other was the Sixty V olumes. It wa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the Fifty V olumes was printed in the third year of Long Qing, though this was actually a misunderstanding. There were two editions of the Sixty V olumes. The earlier edition was the one edited by Chen Longguang; the later was the Tu Long edition. The Tu Long edition was reprinted after Chen Yaowen passed away in the thirty-seventh year of Wan Li. It became the well-known version because of several reasons. First, the Tu Long edition was used as the master copy of the Tian Zhong Ji by the editors of the Siku Quanshu, and was included in the Siku Quanshu after revision. Second, Lin Zexu reprinted this book based on the Tu Long edition during the Daoguang era. Third, the reprinting of the Tian Zhong Ji during the Guangxu era was based on the Daoguang edition. Whereas, the factor was that the Chen Longguang edition was not only earlier than the Tu Long, but also had less misprin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en Guanlong edition has more value than the Tu Long edition, and thus it should gain more recognition.

Key words The Tian Zhong Ji, Chen Yaowen, Chen Longguang, Tu Long, The Fifty V olumes, The Sixty V olumes

*

《天中记》是明代陈耀文编撰的一部颇具特色的类书。前人对此书的编撰、类目、版本等方面均有所研究，值得重视。a但对该书版本的考察，尚未有令人满意的结论。比如隆庆间是否刊刻过五十卷本？万历间屠隆校刻本价值如何？在屠隆刻本前是否有更早的刻本？陈龙光校刻本的价值如何？《四库》本的底本究竟是哪个版本？清道光刻本以及据道光本翻刻的光绪本价值如何？等等问题，均尚需更进一步的研究来加以说明。下文的论述，正以此为核心展开。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资助“陈耀文文献学研究”（编号：2013M531306）的研究成果之一。

a 涉及探讨《天中记》版本问题的有：冯惠民《陈耀文和他的〈天中记〉》，《文献》1991年第1期；孙顺

霖《陈耀文和他的〈天中记〉》，《天中学刊》1995年第2期；郑慧生《一部罕见的类书——〈天中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以及新浪博客上署名为“汲古得修绠”的博主所写的一篇题为《天中记》的札记（2008-07-09 17:34:10）：https://www.360docs.net/doc/dc4042398.html,/s/blog_5003ecf90100a11n.html。

1 《天中记》的成书及卷次问题

在全面梳理《天中记》版本问题前，有必要探讨其成书及卷次情况。据李隆庆三年（1569年）所作《天中记序》称：“自[陈耀文]登第迄今，历二十季而乃成此书，其力诚强，而其心诚专且恒也。”则陈氏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登第后开始编纂《天中记》。又据陈耀文万历十一年（1583年）《花草粹编叙》称：“邑侯太初谓，《天中》百卷，未便刻成，此帙（指《花草粹编》）无多，宜先付梓。”此为陈氏亲笔，真实性当无疑问，则此时《天中记》已初具规模，且已能刊刻，只是“未便刻成”而先刻了《花草粹编》。另据陈文烛万历十七年（1589年）《天中记叙》称：“余访先生精舍，委序于余。稿凡四易，为之者劳，观之者逸，章往训来，悬诸日月，此不刊之书也。”以及结合现存陈龙光校本前仅有李及陈文烛《叙》来看，此时的《天中记》已经陈耀文四次易稿，在“百卷”的基础上反复修订，而成为六十卷本了。a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屠隆又协助校刻了另一种六十卷本，但校刻似并不谨严，因为该版存在许多陈龙光校本之外的文字讹误（详见表3）。

可见，《天中记》是陈耀文历时近五十年编辑而成的，从着手编纂，到陈氏身前最后一次刊刻，经陈氏多次易稿，最终成为六十卷本。b故关于该书卷次，亦曾有几种不同的记载。据相关史料记载，陈耀文“著有《天中集》二百卷，《文集》几十卷，《正杨》四卷。”c所谓“《天中集》二百卷”，显然是早期的记录，或者是一种误记，而非陈氏曾刊印过“二百卷”的《天中记》，而清初学者万斯同撰修《明史》时，未曾注意及此，从而流衍出陈氏所辑《天中记》有“数百卷”的说法。（《明史》卷三八七《文苑传二?李濂传》后附《陈耀文传》）[1]而据陈氏《花草粹编叙》“《天中》百卷”的记载，则到万历十一年时，经过陈氏删削，《天中记》已从早先的“二百卷”减少为“百卷”（此“百卷”或非实指，但此处为叙述方便，取作实数），但此时《天中记》仍未刊刻。此后，陈氏仍不断努力，并在其子陈龙光及学者屠隆的协助下，逐渐将《天中记》删

定为仅有五十和六十两种卷次的版本。

关于五十卷本，较早的记载如焦竑（1540-1620年）《国史经籍志》“子部类书类”著录的“《天中记》五十卷”。我们知道，《国史经籍志》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首次刊刻，此时陈耀文尚未去世；我们还知道，在陈耀文生前，焦竑还曾因应诏修史，需要搜集材料的缘故，给陈耀文写信恳求得到帮助，信中说：“不佞结发时，从事铅椠，即闻明公盛名，博文好古者也。顷与二三同志论列海内文学之士，靡不以明公为称首。每读所撰著，窃有以得于心。夫其文理贯综，叙致雅畅，经疑证隐，语类搜奇，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顿挫万汇，囊括九围，非旷代之通材，孰与于此！……诸所收藏采葺，有涉国典、朝章、人材、世故者，能悉倾囷教之否？司李程君，仆之亲友也，辄以鄙怀托之代请，倘蒙惠然许录其副，将一代钜典，实有裨焉。”（《澹园集》卷一三《与陈晦伯》）[2]可见，焦氏不仅时刻关注陈氏的著述情况，还非常细心地阅读过，信中所说“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者，或即指《天中记》及《花草粹编》等著作。因此，《国史经籍志》的著录，极有可能是焦氏目验的结果，故应有相当的根据。而四库馆臣在《天中记》提要中说：“世所行本皆五十卷，卷端亦不题次第，草略殊甚，盖初

a 上海图书馆及天津图书馆藏（见下文）明万历

十七年（1589）刻六十卷本，其实就是陈龙光校

刻本。因为笔者所见陈龙光校刻本（南图藏）前

仅有隆庆三年李　序及万历十七年陈文烛序，而

天津图书馆藏本的著者信息里有“陈龙光校”；

那么，陈序的存在，说明此本为万历十七年刻

本，而“陈龙光校”的存在，说明其校刻者是陈

龙光。

b 陈耀文生于嘉靖三年（1524年），卒于万历

三十三年（1605年），享年82岁。关于陈耀文生

卒年情况，研究者多未能得出确切结论，对此笔

者已另文详加探讨，参见《陈耀文生平家世及交

友考》（待刊）。

c [明]张宁修，[明]陆君弼纂：万历《江都县志》

卷一六《秩官名臣传第三?文职》，明万历刻本；

[明]杨洵，[明]陆君弼纂修：《扬州府志》卷一○《秩官志下?国朝秩官列传》，明万历刻本。

刻未竟之本。”亦证明了五十卷本的存在。

但遗憾的是，焦竑并未指明此五十卷本的刊刻时间，而据上引陈耀文《花草粹编叙》“《天中》百卷，未便刻成”的记载，《天中记》最早刊本应不早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虽然通行本《天中记》载隆庆三年李 序，但李在序中著录《天中记》卷次仅称“《记》凡分类囗囗分卷囗囗”，凡涉数字均空缺，可知此时《天中记》尚未刊刻。只因陈、李二人关系密切，故陈耀文提前为自己的著作向李 要了一个序。a 然而清莫友芝（1811-1871年）《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下“子部类书类”记载道：“《天中记》……隆庆己巳（三年，1569年）初刊本五十卷。”[3]此后邵章（1872-1953年）沿袭其说：“明隆庆己巳初刊五十卷本。”[4]故有学者认为，隆庆三年刻本为《天中记》最早版本。[5]实则，此说源于莫氏对李序的一种误解，非莫氏等人曾亲眼见过所谓隆庆初刻五十卷本。对此，王重民先生已有解释，此本“或是最早印本，然非刻于隆庆，殆因李《序》致误也。”[6]此说甚确。因此《天中记》虽确有五十卷本，但并非刊刻于隆庆三年，其刊刻时间或是在万历十一至十七年间。

关于六十卷本，较早的记载，如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所载：“《天中记》六十卷，陈晦伯。”祁承《澹生堂藏书目》载：“《天中记》三十册，六十卷，陈耀文。”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五载：“陈耀文纂《天中记》六十卷。”等等。而现存通行本也正是六十卷本。

综上，陈耀文为编纂《天中记》，曾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一过程，从早先的两百卷（或为误记），逐渐删减为一百卷（非确指），乃至五十卷（未定稿），到最后通行的六十卷，可以说该书是陈氏的心血之作，是反映陈耀文乃至整个明代中后期文献学发展历程的一部重要文献。

2 《天中记》的版本问题

据上文分析，《天中记》实际仅刊刻过五十卷和六十卷两种，而所谓隆庆初刻本其实并不存在。但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简称《善目》）“子部类书类”记载的《天中记》四种版本：1. 《天中记》五十卷，明陈耀文辑，明隆庆三年

刻本。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2. 《天中记》五十卷，明陈耀文辑，明隆庆刻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3. 《天中记》六十卷，明陈耀文辑，明万历刻本。现藏于南京图书馆等。4. 《天中记》六十卷，明陈耀文辑，明刻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7]里面赫然有隆庆五十卷本的存在。而近出《中国古籍总目》（简称《总目》）在基本沿袭了《善目》著录内容的情况下，更增加了国图藏隆庆刻六十卷本，上图藏隆庆刻五十五卷本，同时还增加著录了台图藏万历三十七年翻刻六十卷本，以及清代《四库全书》本、道光刻本以及据道光本翻刻的光绪本。[8]

据笔者的分析，隆庆刻本其实并不存在，但《善目》及《总目》的著录不仅有隆庆刻本，而且还分别有五十卷、五十五卷、六十卷三种不同的记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一种误记。据《善目》及《总目》记载，上海图书馆（简称上图）藏有两种隆庆间刻本，一种是五十卷本，一种是五十五卷本。笔者曾前往上图查阅过，查阅的结果令我们很吃惊，因为两种本子都不是隆庆间刻本。详情如下：

第一种是残本，题明隆庆刻本，索书号为线普长57977。此本仅残存两卷，共两册，分别是第一册，《天中记》卷一一《帝》“皇帝”条“其煌煌盛美”句至该卷末；第二册，《天中记》卷一六《邸驿》“万春”条至该卷末。事目作方圆白地黑字。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若仅从此本残存内容来看，是无法确定其刊刻时间的，因它既无序跋也无牌记等，甚至连卷首显示著者信息的内容都没有，上图将其定为隆庆本，不知何据？

第二种是五十五卷本，题明隆庆三年（1569年）刻本，索书号为线善T276883-937。此本事目作黑地白字阴文，但卷四三至卷四五与此不同，事目作方圆白地黑字，似原阙，后人据他本补配。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每卷一册，共五十五册。前有明隆庆己巳李叙及万历己丑陈文烛叙。序文后为《天中记》总

a 关于陈耀文与李　的交谊，笔者已另文详加讨

论，参见《陈耀文生平家世及交友考》（待刊）。

目。其实，仅从此本有陈文烛叙，就可断定其非隆庆刻本。但有意思的是，此本陈文烛叙“雅号武库，晓狼星之直”（此用上图藏六十卷本陈文烛《叙》作对照）前，后人手抄补入李叙开头至“口说沸腾，固陋日”等句子，而陈叙开头至“有纵横五经”句，也就是与“雅号武库”相接的部分不翼而飞。然而陈叙后，紧接着即为李《叙》之完整内容，那么此处陈叙的残缺是原有的？还是被有意删去，手抄补入李叙，以示此本为隆庆刻本？值得再三品味。

据考察，此本卷首下多题作“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其后一行与之并列的位置为墨钉，包括卷一至卷二五、卷二七至卷三○、卷三二至卷三五、卷四七至卷五○、卷五三至卷五五。且卷四七至卷五○、卷五三至卷五五，各卷首之卷次似经人改动过。而卷四七末原阙两叶纸，后人据他本手抄补入，故卷末题作“《天中记》卷之五十二”；卷五三末亦阙一纸，后人据它本补入，故卷末题作“《天中记》卷六十终”；卷四八至五○、卷五四、卷五五，卷末完具，均仅题作“《天中记》卷■■”。

另外，卷二六（此卷仅首叶纸张颜色呈黄色，其后均为乳白色）、卷三八至卷四四、卷四六，卷首下均题“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男龙光校”，且除卷二六、四六（卷四六纸张颜色呈乳白色）外，其余七卷之纸张颜色与他卷呈乳白色者明显不同，颜色泛黄，更显古旧。卷三一、五一，卷首下两行显示著者信息的位置均作墨钉，且卷五一的卷次似曾改动过，而卷末仅题“《天中记》卷■■”。卷三七，卷首原阙两叶纸，刊刻者据他本手抄补入。卷四五原阙首叶，后人据屠隆刻本手抄补入，故卷首之卷次及著者信息分别作“《天中记》卷之五十一（原注：四十五）”，“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四明屠 隆纬贞甫校”，与他卷所题不同。卷五二，卷首下题“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其后一行与之并列的位置为空白，且卷首卷次似经人改动过，卷末原阙一叶，刊刻者据他本手抄补入，卷末题作“《天中记》卷”。

可见，此隆庆刻本，不仅卷次及著者信息存在诸多疑点，而且若将其卷次目录与六十卷

本（南图藏，索书号为GJ/116731，见下文）的卷次目录相对照，不禁会发现其间有重大的关联。为便观览，我们先将其列表如下：

表1 五十五卷本与六十卷本《天中记》

卷次对比一览表

序号五十五卷本（上图藏）

六十卷本

（南图藏）1卷一至卷四四同

2卷四五（版心卷次为墨钉）卷五一

3

卷四六（版心作“卷

四十五”）

卷四五4卷四七（版心卷次为墨钉）卷五二

5卷四八（同上）卷五三

6卷四九（同上）卷五六

7卷五○（同上）卷五七

8卷五一（同上）卷五八

9卷五二（同上）卷五九

10

卷五三（同上，且卷末作

“卷六十”）

卷六○11卷五四（版心卷次为墨钉）卷五四

12卷五五（同上）卷五五

通过分析，以及结合表1所示可见，卷一至卷四四，及卷五四、五五两卷，“五十五卷本”与“六十卷本”完全对应（包括卷次、类目、事目、字体及内容）；从卷四五开始，“五十五卷本”与“六十卷本”的卷次并不对应，且“五十五卷本”相对“六十卷本”，缺卷四六至卷五○共五卷之内容。同时，因前四十卷，“五十五卷本”与“六十卷本”卷次对应，故其版心及版末所题卷次亦相对应，未有改动的痕迹，而“五十五卷本”的卷四五至卷五五，因与“六十卷本”卷次不一致，故其版心及版末所题卷次信息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而“五十五卷本”的卷四六与“六十卷本”的卷四五对应，按照上面所示的一贯做法，此处“五十五卷本”的刊刻者应将该卷版心改动，以适应变化后的卷次，但实际未曾改动，仍作“卷四十五”，故造成与实际应作“卷四十六”者不符。这一错误的存在极为重要，因为它显示所谓隆庆刻“五十五卷本”，实是通过将“六十卷本”改头换面而成的版本。

另外，我们注意到，“五十五卷本”的卷四五，与“六十卷本”的卷五一相对应，而“五十五卷本”的卷四五原阙卷首叶，后人据屠隆刻本手抄补入，故卷首之卷次及著者信息分别作“《天中记》卷之五十一（原注：四十五）”、“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及“四明屠 隆纬贞甫校”；此外“五十五卷本”的卷四七、卷五三与“六十卷本”的卷五二、卷六○，亦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些证据都显示出，“五十五卷本”的刊刻者实际非常了解“六十卷本”，因为他们正是用“六十卷本”的内容来“拼凑”的“五十五卷本”。因此，上图将此“五十五卷本”定为隆庆三年刻本显然是一种误解。

可见，上图藏两种被定为隆庆间刻本，著录的真实性均有疑问，前者很难确定其刊刻时间，而后者则是据万历间陈龙光校刻六十卷本改头换面而成，其间还杂入屠隆刻本的内容。并且两本均题作隆庆刻本，而其事目一作“方圆白地黑字”，一作“黑地白字阴文”，显然属于不同的系统，则隆庆间曾两次刊刻？因此，笔者认为，《善目》及《总目》著录的所谓隆庆刻本，其实是因书前李《序》而生出的一种误解，而这个误解甚至可能如上图藏五十五卷本那样，是刊刻者有意为之的。

据《善目》及《总目》记载，除隆庆刻本外，明代尚有四种六十卷刻本，分别是：万历间刻本，藏于南京图书馆（简称南图）等；万历十七年刻本，藏于天津图书馆；万历二十三年刻本，藏于上图等；万历三十七年刻本，藏于台图。关于万历十七年刻本，笔者上文已讨论过，指出它应该就是陈龙光校本；a而万历三十七年刻本，因是万历二十三年刻本的翻刻本，且藏于台图[5]，笔者也未能一见，故不做讨论。剩下的藏于南图的万历间刻本以及上图的万历二十三年刻本，笔者均曾查阅过。

先谈上图所藏六十卷本。据考，上图原藏有两种六十卷本，一种题作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刻本，索书号为线善454971-5020。但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本已不在上图，具体去向不得而知，故笔者未能寓目（或即是天津图书馆所藏？）；另一种题作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刻本，索书号为线普380939-78。此

本事目作方圆白地黑字，共六十卷，因有两卷合为一册者，故分装为四十册。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前有同治癸酉（十二年，1873年）阮望手书识语，其后为万历乙未屠隆序及万历己丑陈文烛序。序文后为《天中记》总目。此本卷一至卷六○卷次连贯，卷首多题作“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四明屠 隆纬贞甫校”。但亦有例外，如卷一五、卷三七、卷四○至卷四二、卷五○，卷首下与“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并列的另一行为墨钉；卷三五、卷四九，卷首下与“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并列的另一行为空白；卷四三至卷四八，卷首下题“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男龙光校”。可见此本主体为屠隆校刻，但校刻时，某些卷次曾参考了陈龙光校本（南图藏），详见下文。

再来看南图藏六十卷本。据考，南图共藏有五种《天中记》，根据版式、字体及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包括两种，索书号为GJ/114667、GJ/116756，前者著录为存五十卷，包括卷一至四○，卷五一至六○；后者仅存前四十卷。二类包括三种，索书号为GJ/116731、GJ/113238、GJ/114666，三者均为六十卷全，两卷一册，分装为三十册。

第一类主要探讨GJ/114667本。此本事目作方圆白地黑字，虽题六十卷，实则仅五十卷，每卷一册，分装为五十册。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前有万历己丑陈文烛序、万历乙未屠隆序，以及隆庆己巳李叙。序文后无《天中记》总目。首卷前及卷五○末钤有“阳湖陶氏涉园所有书籍之记”印。b需要指出，此本虽与上图所藏六十卷本（即屠隆刻本）有不同处（如多李《序》，序文后无总目等），但就版式、字体及内容言，两者基本一致（如事目均作阳文等），可见两者间有某种联系。

卷首下多题作“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a 此本笔者虽未寓目，但据该馆著录信息，可略知

此本的面貌：“《天中记》六十卷，陈耀文纂，陈

龙光校，明万历十七年（1589）刻本，60册6

函；28.2×16.5 cm。”

b “阳湖陶氏”，指陶湘（1871-1940），字兰泉，号

涉园。江苏武进人。民国著名藏书家、刻书家。

“四明屠 隆纬贞甫校”。但亦有例外，如卷二、卷三五，卷首下与“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并列的另一行为空白；卷五、卷六、卷一五、卷一六、卷二一、卷二二、卷二六、卷二九、卷三二、卷三七、卷四○、卷四五，卷首下与“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并列的另一行为墨钉。

更为重要的是，将此本与上图藏六十卷本对比，发现此本卷四一至卷五○，并不与上图藏六十卷本的同卷次对应，而是与其卷五一至卷六○对应。其中，卷四一、卷四四、卷四五，卷首卷次分别作“卷■■■四十一”、“卷■■■四十四”、“卷■■■四十五”，且此三卷的三个数字均为手写补入，非原刻所有；而卷四二、卷四三、卷四六至卷五○，卷首之卷次数字原作墨钉，刊刻者在墨钉上手写补入卷次数；而此十卷之版心及版末所题卷次均仅作“卷■■”。可见，此本之底本末十卷实未分卷。为直观显示二者的差别，列表如下：

表2 五十卷本与六十卷本《天中记》

卷次对比一览表

序号五十卷本（南图藏）

六十卷本（上图藏）

1卷一至卷四○同

2卷四一（版心及版末卷

次为墨钉）

卷五八

3卷四二（同上）卷五九

4卷四三（同上）卷六○

5卷四四（同上）卷五五

6卷四五（同上）卷五四

7卷四六（同上）卷五七

8卷四七（同上）卷五六

9卷四八（同上）卷五一

10卷四九（同上）卷五二

11卷五○（同上）卷五三

通过分析，以及结合表2所示可见，卷一至卷四○，“五十卷本”与“六十卷本”完全对应（包括卷次、类目、事目、字体及内容）；从卷四一开始，“五十卷本”与“六十卷本”并不对应，且“五十卷本”相对“六十卷本”，缺卷四一至卷五○共十卷的内容。同时，前四十卷因两者卷次对应，故其版心及版末所题卷次

亦相对应；而“五十卷本”的卷四一至卷五○，因与“六十卷本”同卷次不对应，故其版心及版末所题卷次信息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同时，根据“五十卷本”的卷四一至卷五○虽与“六十卷本”的卷五一至卷六○对应，但并非依次对应一点来看，“五十卷本”似乎并非是“六十卷本”的残缺所致；但结合“五十卷本”末十卷之卷次原作墨钉，似原未经分卷来看，此“五十卷本”或是刊刻者有意为之，即将其手中的“六十卷本”去掉卷四一至卷五○共十卷（或因此十卷原本有某种程度的残缺，故去掉不用），然后将“六十卷本”末十卷打乱次序，拼合而成的。根据王重民先生的看法：“今行本皆为六十卷，当是最后定本。惟初印者，卷五十以后未编卷数，卷数作墨钉，后印本始统次第为六十卷。”[6]那么，此“五十卷本”之末十卷，因为原本均作墨钉，故或正是据王先生所说的“初印者”校刻而成的？

再来看第二类的三种，笔者将主要探讨GJ/116731本。此本事目作黑地白字阴文，共六十卷，每两卷装为一册，共三十册。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前有万历己丑陈文烛序，隆庆己巳李序，均为手写。序文后无《天中记》总目。每卷卷首下题“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篹”、“男龙光校”。第一册卷首右下方钤有“毗陵文献征存社”、“余庆堂方氏珍藏”、“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藏”三方朱印。从第二册开始，每册书皮及卷首右下方分别钤有“余庆堂方氏藏书”、“余庆堂方氏珍藏”两方朱印。

卷一与卷二之间，手写补入张衡《周天大象赋》。卷一九阙首叶，文字从《贤妇》“投畚”条“行不顾至”句始，故无法得知此卷卷首下所题著者信息；但此卷事目作方圆白地黑字，与他卷不同，疑此卷原阙，后人据屠隆校刻本补入。卷二八原阙首叶，后人据屠隆校本手写补入，此可从该卷卷首下所题“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篹”、“四明屠 隆纬贞甫校”看出。卷五○，卷首下题“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篹”，其后一行为墨钉；且该卷《铜》“铸鼎荆山”条以下共23叶纸的内容，上图藏六十卷本、清修《四库》本（笔者考察了文渊阁及文津阁本）及清道光刻本、光绪翻刻本均无。卷五一，卷首下

题“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篹”、“四明屠 隆纬贞甫校”，且此卷事目作方圆白地黑字，与他卷不同，当是据屠隆校刻本补入。卷五二至卷五七、卷六○，卷首卷次作“《天中记》卷■■■”，卷首下题“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篹”，其后一行为墨钉，版心及卷末卷次信息作“卷■■■”。卷五八、卷五九，卷首卷次作“《天中记》卷■■■”，卷五八卷首下题“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篹”、“男龙光校”，卷五九卷首下题“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篹”，其后一行为空白行，且两卷之版心及卷末卷次信息均作“卷■■■”。

显然，此本与上图藏六十卷本（索书号为线普380939-78）及南图藏另一种六十卷本（索书号为GJ/114667）不是同一系统，但却与上图藏五十五卷本（索书号为线善T276883-937）有诸多相似处，不仅事目均作黑地白字阴文，且上图藏五十五卷本，其卷二六、卷三八至卷四四、卷四六，卷首下均题作“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男龙光校”，与此本相同；更可注意者，上图藏五十五卷本，其卷三八至卷四四共七卷，不论是版式、行款、字体还是内容，乃至于纸张之颜色均与此本相同。又据此本卷五○以后，各卷卷次均为墨钉，则此本末十卷或仍是据“初印本”校刻而成，且此本卷五八卷首下题“男龙光校”，则此本当是在“初印本”基础上经陈龙光校订后的版本；而万历二十三年屠隆校刻本（上图藏），因末十卷卷次及著者信息均已不作墨钉，且卷四三至卷四八，卷首下题“朗陵陈耀文晦伯甫纂”、“男龙光校”，与他卷不同，可见屠隆刻本确实在陈龙光校本后，且参考了陈龙光校本的某些卷次，又重新据“初印本”校刻而成的。关于此点，下文将要从文字异同角度入手详谈，此处从略。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天中记》有隆庆刻本说不成立，故《善目》及《总目》的著录存在讹误。2. 万历间刻本里，陈龙光校刻本要比屠隆校刻本早。《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所说：“明刊本有二：事目作黑地白字者，原本也；事目作方圈者，翻刻本也。”[4]就刊刻时间言，这一说法与我们的结论一致。而有人认为《天中记》“最早的定本当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本，六十卷，事目作黑地白字阴文；其后有万历三十七年（1609）己酉本，这是乙未本的翻刻本，事目作阳文，外加方框。”[5]这一说法显然存在问题，因为它并未能考虑到在屠隆校刻本前，尚有陈龙光校本的存在。并且此说认为万历二十三年刻本（即屠隆刻本）“事目作黑地白字阴文”，也与笔者在上图看到的万历二十三年屠隆刻本事目作方圆白地黑字者不同，而“事目作黑地白字阴文”者，则是南图所藏陈龙光刻六十卷本。

此上的探讨，已将现存隆庆刻本及万历刻本的问题基本讨论完毕，接下来将简要介绍文渊阁《四库》本及清道光刻本（光绪刻本因是据道光本翻刻，故不做讨论）。讨论将从上文叙述过的各家版本（包括未提及的《四库》本及道光本）的文字异同入手，请先看下表所示：

表3 诸本《天中记》文字异同对照表a

上图藏南图藏上图藏

序号《天中记》

卷次及出处

两卷

残本

五十五

卷本

屠隆刻

本

五十

卷本

陈龙光刻

本

四库

抄本

道光

刻本

1

卷

一

一《帝王》“皇帝”

审谛审训

2母地母帝

3《帝王》“天子”夷狄之朝诸侯

4《帝王》“君”君者群君者郡a 需要指出，为方便探讨上海图书馆藏两卷残本《天中记》，此次文字异同的对比，包括此残本在内的所有进入讨

论的版本，均选取此两卷文字进行对比。并且，表3所示，并非此两卷中各本文字的所有异同，而是选取其中最能说明各本间关系的文字。且以两卷残本文字为依据，凡与此残本不同者均列出文字，与此残本相同者则不列。

上图藏南图藏上图藏

序号《天中记》

卷次及出处

两卷

残本

五十五

卷本

屠隆刻

本

五十

卷本

陈龙光刻

本

四库

抄本

道光

刻本

5

卷

一

一《帝王》“导进称辞”天子手天子千

6《帝王》“利势”有也及其

綦也

为安及

其亡也

7《帝王》“立功成名”行无行母行母行母行母行母8《帝王》“神器”王玺玉玺玉玺玉玺

9《帝王》“玉床”坐王床坐玉床

10《帝王》“践祚”何休沈休沈休囗休

11《帝王》“皇纲”晋█晋桓晋志

12

《帝王》“归仰”如平如秤如秤如水

13过王过去过去

14《三皇》“尤行”尤行九行九行九行九行15《三皇》“任风力”二古二占二占二占三古16《五帝》“神圣”神然神圣神默17《五帝》“舜祖幕”空三字乃至于要铲字18《五帝》“卷娄”万█万里万千19《五帝》“十尧九舜”韩了韩子韩子韩子

20《三代》“四王”伐索伐崇伐崇伐虢

21《三代》“惜阴”径天径尺径尺径尺

22

卷

一

六《邸驿》“万春”光是先是先是先是

23《邸驿》“女巫乘传”所至而行而至24《邸驿》“高塘”楚襄土楚襄王楚襄王楚襄王

25《闾里》“清节”易志敢易

26《闾里》“戚里”姻戚婚姻

27《闾里》“秽里”秽投秽里秽里秽里

28

《市》“市”市时市恃市恃市恃

29言友言交言交言交

30《市》“夜市”囗县█县█县豳县邠县31《市》“斧牛”斧牛多牛多牛

32《市》“市南”稷稷稯稯稯稯

33《市》“求存”者得君得君得君复

34

《市》“林市”林市柳市柳市柳市

35万章萭章萭章萭章

36万子夏萭子夏萭子夏萭子夏

37《市》“门如”哀帝贵哀帝责哀帝责哀帝责

38《市》“槐市”囗囗三十三十人万人中39《市》“阅曹”阅曹阅书阅书

40《市》“市易”六平六年六年六年

41《市》“亥市”故诗故谓故谓故称

(续表)

据表3所示，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上图藏残本、屠隆刻本、道光本与南图藏五十卷本（简称屠氏系统）间，文字存在高度一致性，可见四者应出于同一系统，此点亦可从四者字体相同一点得到证实；但道光本因经林则徐等人的校勘，故某些内容与其余三个版本稍有不同。但道光本因校勘者的不够严谨，因而出现了多处底本外的错误，如表3第17条，《天中记》卷一一《五帝》“舜祖幕”条，道光本将“要铲字”（笔者按：即版刻时要铲掉的文字）三字误入正文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如表3第1、4、5等条，都是其他三本不误，而道光本新出现的错误。这类情况非常普遍，非仅限于表3所示，因此道光本及其后据此翻刻的光绪本，并不是校勘意义上的善本。

第二，上图藏五十五卷本与南图藏陈龙光刻本（简称陈氏系统）间，文字也高度一致，字体也相同，而与屠氏系统存在较大的文字差异。a并且，两系统间文字有差异时，又往往是前者正确而后者错误。比如表3第11、12两条，均出自《天中记》卷一一《帝王》“归仰”条，据考察，《天中记》此条文字是据《法苑珠林》卷四五《引证部》转引而来的，而《法苑珠林》的文字与陈氏系统文字完全一致，分别作“如秤”与“过去”。[9]其他如表3第8、10、14、15、19、20、21、22、24、27、28、29、31、32、34、35、36、37、38、39、40、42、43、44、45、47、48、49、51、52条等都是此种情况。仅此两卷内容，就发现如此多屠氏系统错误而陈氏系统正确的例子，且此类情况在他卷中亦存在，非仅限于此两卷内容，可见陈氏系统有其独特的价值；而陈氏系统里，又以南图藏陈龙光刻本更值得注意，因为它既是一个足本，又要比屠隆刻本早，且经过陈龙光认真校订过，因此这个版本应当是目前所见版本中最好的，最应该用来作为校勘底本。

第三，据表3所示，四库本采用的底本应是屠氏系统，而不是陈氏系统，因为四库本与屠氏系统存在多处同样的文字错误（如表3第31、32、39条等），而这些文字错误在陈氏系统里都是正确的。而四库本与陈氏系统也存在诸多相同处，且相同者大都是正确的内容，可见四库馆臣在校勘《天中记》时，据文义或引文进行过校订，但校订时未采用陈氏系统的版本作为参照，否则不至于放掉更值得作为校勘

上图藏南图藏上图藏

序号《天中记》

卷次及出处

两卷

残本

五十五

卷本

屠隆刻

本

五十

卷本

陈龙光刻

本

四库

抄本

道光

刻本

42《道路》“褒斜”二秦记三秦记三秦记三秦记43《道路》“街卒”拱秀挺秀挺秀拱令

44

《村》“东亭”二矣二丈二丈二丈

45辄肉辄凶辄凶输肉

46《原》“风凉”关王图关上图关上图关中图

47《野》“青寇”青寇青羌青羌

48《野》“牧野”郎国郡国郡国即国

49《野》“激物”激物敦物敦物

50《关塞》“蜀三关”张囗张█张█张华

51《桥》“万里”费█费袆费袆费袆费费

52《桥》“五丈”符丕█符丕救符丕救符丕救符丕别

(续表)

a 上文讨论南图藏六十卷本时，曾指出其卷五○

《铜》“铸鼎荆山”条以下共23叶纸的内容，上图

藏六十卷本、清修《四库》本及清道光刻本、光

绪翻刻本均无，此最能见出两者属于不同系统，

且可证明陈龙光校刻本确实要早于屠隆校刻本。

底本的陈氏系统，而选取相对晚出且错误更多的屠氏系统作为底本。

综上，《天中记》是陈耀文历时近半个世纪编纂而成的一部类书，在该书的编纂校刻过程中，其子陈龙光与学者屠隆曾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该书于万历十一年至十七年间刊印过一种五十卷的“初印本”，但现今或已不传。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万历十七年陈龙光校刻本，此本也是目前所知最好的版本。其后万历二十三年又有屠隆校刻本面世，而万历三十七年又有据屠隆刻本翻刻者，清修《四库全书》时，即以屠隆刻本为底本进行校勘，且修改了不少屠隆刻本存在的错误，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抄录时出现大量脱漏等情况）；此后清道

光间林则徐又以屠隆刻本为底本进行校勘，但因校勘过于疏忽，出现了诸多底本不误，而重刻时新出现的错误，因此此本虽晚出，但并不是校勘意义上的善本；而光绪间据道光本翻刻的版本，并未能改正道光本的错误，反而在校刻时又出现新的错误，故其版本价值更低。其后扬州广陵书社曾于2007年据光绪本影印出版过一种《天中记》，缺漏处则以明刊本补入，故其版本价值也相对较低。因此，笔者认为，《天中记》诸多版本中，以明万历十七年陈龙光校刻本较他本为善，而其他明刻及清《四库》抄本则可补此本之不足，清中叶以后刻本或影印本，从校勘意义上说，略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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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释道世著；周叔迦, 苏晋仁校注. 法苑珠林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1372-1373.

朱仙林 博士后，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献。E-mail：xiaoz2006@https://www.360docs.net/doc/dc4042398.html, 江苏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201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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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华 湛江市图书馆，馆长。E-mail:zjlib@ https://www.360docs.net/doc/dc4042398.html, 广东湛江 524000

（收稿日期：2014-05-03）

（上接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