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人生

有这样一种人生，他们的书房里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2017-10-30 11:37 星岛环球网

还记得那位坐高铁二等座、穿旧皮鞋伏案工作的“网红”院士吗？近日，记者走进多位老教授的书房，零距离感受更多的时代“新网红”。

走进老教授们的书房，能闻到久违的墨香。一方或宽或窄的世界，没有奇珍异宝，总是被各种或新或旧的书刊“顶天立地”占据要津，不但书柜满满当当，桌上地下也同样是书的海洋。

当与书为伴、著书立说成为生命最爱，无论是刚刚退休的行业翘楚，还是耄耋之年的学界泰斗，就拥有了成就完美人生的无穷动力。

野外科考专家钟祥浩：

山，是他“读”了一辈子的书

76岁的钟祥浩，曾担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让钟老“读”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的，是山。

2000年初，他带队去西藏无人区考察，当时已下午6点了，一行人急需赶到山谷对面，但眼前却横着一条7、8米宽的河，河水湍急。附近没有桥，只有一棵树横躺在河上。树上的树皮已脱落，很滑，队员们只能骑在树上，一点一点往前挪，几经周折才抵达对岸。

多年实地调研，钟祥浩发现，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西藏面临着诸如冰川退缩、草地退化、冻土退化等诸多生态问题。

要使西藏高原生态环境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必须改变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保护、修复方式，将西藏生态保护提升到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

2005年，他提出“建设西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议，牵头编制《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

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该规划，并启动投入155亿专项资金对西藏重要生态功能区进行保护和建设。

“生态安全屏障就是把人文、经济发展理念融入山地生态环境中，在生态保护中求发展，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促进保护。”令钟祥浩欣慰的是，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当代古典文学大师赵逵夫：

“乐育英才亦解颜”

赵逵夫是古籍整理所名誉所长、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研究古典文学、古代文献并取得诸多重大研究成果而闻名海内外学术界。

“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本，有二十多所高校的学者们联合编纂了一本书，叫做《屈原生平考编》，在由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写的导论中，提出了屈原名下的作品是由当时南方蜀地民歌改编，由不知名的多数人集约而成。

如此的‘屈原否定论’，毫无疑问同时否定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抒情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把屈原这座世界文学史上的高峰给‘炸平’了。”赵逵夫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

看到这本书后，当时正在攻读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赵逵夫决定要做些什么。随后他通过查阅大量资料，运用了音韵、文字、训诂、历史、文学、民俗等方面的知识，完成了论文《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论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在1983年大连举行的全国屈原学术研讨会上，会上专家认为此文驳斥了屈原是传说中人物的论点，维护了伟大诗人屈原的历史地位。

中山大学教授黄天骥：

努力当好一座桥梁

今年82岁的黄天骥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去年，黄天骥又一次回到全校公选课的讲台。这次他开设了《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课程，面向学校本科生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说到书，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读到的《精忠岳传》。”黄天骥说，这本书是影响他一辈子的。

在他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得到这本《精忠岳传》，讲的是岳飞抗金的故事。“那时抗战还没结束，广州还是沦陷区，我虽然是个小孩子，但是已经什么都懂了，所以读到岳飞精忠爱国的故事是非常感动的。”

说到动情处，黄天骥摆起身架就诵读起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声音高亢顿挫。后来，《满江红》也成为他最喜欢的一首词。

爱国主义的种子也早早埋进了他的心底。

生物科学的“大家”郑荣梁：

穷究生命之美，不悖科研初心

曾任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郑荣梁，获得过教育部科技进步一、二和三等奖多次，获瑞士DeBio抗癌奖，从事自由基与细胞癌变的关系、天然产物抗癌及清除自由基作用、DNA的损伤和修复、DNA的单电子传递等研究。

1959年，兰州大学在江隆基校长的敦促下成立了一个新专业，叫做生物物理。其中心任务是放射生物学。

就这样，生物系的郑荣梁被临时抽调，进入了放射生物学的教学岗位。“这是个大改行，我本来学的是大脑功能，现在要转去学原子能了。”尽管换了方向，却改不了一位学者扎实科研的态度。

当时，在全国只有两个原子能监测中心，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就在兰州。郑荣梁等人的任务主要是监测原子能爆炸物在空中的尘埃分布。

重新补课，重新建立实验室，郑荣梁等人和学生们一切从头开始，在一线工作了一年后，拿出了一份监测报告，“我们都没有想到，这篇论文后来被当时的中国原子能科技管理委员会纳入了正式的科技文献，这在兰大也是首次”。

这份报告写出后，江隆基校长还去郑荣梁的实验室专门看望他。“当时江校长一来我都慌了，因为我做实验需要养很多小老鼠，搞得整个实验楼都很臭，他们忍不了我，就把我赶到一个厕所里去做实验，江校长怎么会知道我的实验室是厕所呢。”谈起这件事时，86岁的郑荣梁笑得像个孩子。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胡承霖：

农业论文就该写在田野里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胡承霖已88岁高龄，还在为我国小麦生产提质、一二三产融合和品牌建设思考着。

2005年，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仍向安徽省政府写信，建议实施小麦5年增产50亿斤的高产攻关方案。

在国家提倡绿色生态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中，他致力于解决土壤污染严重、科学防治病虫害等研究。2016年以来，他一直在推进安徽省的“双百工程”，即让种一亩地减少100块钱成本，增加100块钱产量。

他有点不像教授。一头从未染过的黑发，只夹杂着几根银丝。88岁的他，仍然骑自行车穿梭于家和学校之间，打扫家里卫生，自己洗换下的衣服……这些构成了他每日的运动量。

他又有着农学教授身上该有的乡土味儿。下乡调研时，住80元一晚的、连门都关不严的招待所；随时下地，肩上的挎包里总是不离小铲、毛巾和记录农民号码的电话簿；不是北方人，

却能听得懂、说得出拗口的皖北方言……

他说，农业论文就该写在田野里。

爱“说书”的教授郑杰文：

我的大半生就是“三书”

“我这大半生都专注于‘三书’：读书，写书，找书。”在山东大学教授郑杰文的书房，这位60多岁的老教授说起“书”来滔滔不绝。

千百年来，因为历史等各种原因，大量中华古籍流散在境外，既有已经失传的品种，也有缺藏的珍稀版本，大多分藏在全球各地的图书馆或私人藏书机构。

自2010年起，郑杰文和他的学术团队就开始满世界“找书”。郑杰文说：“最难办的事情，就是向别人请求复制所缺的古书。不少国外藏书机构藏有中国古代典籍的珍本甚至孤本，但是人家‘独此一家，奇货可居’，现在我们要去复制，怎么说服对方允许，是个难题。”

有一家国外商社的古籍图书馆，长期以来只允许阅览，不允许复印，国内学者做相关研究时，只能千里迢迢前往查阅。郑杰文和团队成员同他们反复谈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才获得部分珍稀古籍的复印权，复制其他部分的谈判依然在进行中。

传统文化研究必须以坚实的文献资料为基础，文献若是存在诸如底本不佳、校勘不精、训释讹误等问题，研究工作便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所以，为流失在外的珍贵古籍寻求回归路径，是学界长期以来孜孜追求的。

“将流失海外的古籍通过数字化手段回归，能够更好、更全面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郑杰文说。

中科院院士郭光灿：

学生多出一篇好文章，我就多活一年

8点半准时进门、周末假日从不间断，对于7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来说，只要不出差，每日的作息规律都是如此，已成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办公室既是他的第二个家，也是他的书房。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加拿大访学的郭光灿婉拒了外方开出的丰厚条件，毅然返回国内从事量子研究。然而，现实很快让他对国内外的差距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当时国内经济条件比较差，科研经费投入也不足，我知道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定位，就是把基础打好，把国外技术消化掉，培养我们年轻的一代。所以我开始写书、授课，这期间

出版的国内量子光学第一本书，起到了启蒙作用。”郭光灿坦言。

古稀之年，最让他感到骄傲的，一是当初看准了量子光学、量子信息的研究方向，二是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科带头人。

“学生们要来给我祝寿，我说‘你们把工作做出成果，我就高兴了；你多出一篇好文章，我就多活一年。’虽是玩笑，但看到他们的成长我很开心。要成为科学强国，不是一代人的事，必须要有传承，必须踏踏实实一步步走下去。”

从医70载的于载畿：

97岁还在写病历

于载畿194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1949年为支援山西，自愿到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一直工作至今，是山西省妇产科的奠基人之一。

97岁的于老已经行动不便，需要人搀扶，眼睛也有轻微白内障，但书房一直是老人最念念不忘的地方。

每天下班回到家，脱下白大褂后，于老总会先走进书房，蹒跚着走到书桌旁。看着过去几十年与自己为伴的书籍以及几十年来一笔一画写就的档案、病例，她的眼中就有一种满足的光。

“于老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她继续每天看书、研究，所以我们想方设法不让她进书房，现在于老的卧室就变成了第二个书房。”于老的学术继承人杨娇林这样说。

于老的卧室中摆放着一张简易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些专业书籍，还有于老做的笔记。

从医70余载，直到如今，于老依然没有改掉自己每天坚持上班出诊的习惯。“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的，我也不会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