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危机

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了长达141页的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报告预计1990年至2030年，一方面是粮食需求增长85％，另一方面是粮食生产减少20％，于是造成中国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3．66亿吨)，即中国到2030年国内粮食生产只能满足需求的42．5％，其余的57．5％要靠进口粮食来满足。由此，布朗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将来是否有支付能大量进口粮食。答案是肯定的。二是若中国大量进口粮食，是否有哪个或哪几个国家能够足额提供。考虑到诸多因素，布朗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世界上没有谁能够提供如此多的粮食。1980年以来，世界粮食每年出口平均约2亿吨，其中一半来自美国，而美国也面临着农田损失和灌溉用水转为非农业利用。预计今后4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9500万(包括自然增长和移民)，美国可供出口的剩余粮食不会增加得太多。与此同时，预计世界其他地区也将出现大量的粮食短缺。到2030年非洲预计需要2．5亿吨粮食，是目前进口的10倍。印度预计缺粮也比目前要大好几倍。伊朗、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许多国家也将面临的粮食缺口同样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粮食形势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全球各国的安全将得不到保证。对今后世界粮食供求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粮食的不足也就是世界粮食的不足。世界经济的未来已和中国的经济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

纵观1983年一2005年的22年,我国粮食生产与进出口贸易的形势，其中有13年粮食进口量大于出口量，处于逆差地位。其中，1995年逆差额最大，达1967万吨，占同期粮食产量的4 2％；1993年顺差额最大，达622吨，占同期粮食产量的l_4％。粮食进出口本应起到调节国内粮食供需和平抑价格的作用，但从1983年一2004年的统计数据分析，进出口客观上加剧国内供需矛盾和价格波动，对国内粮食市场的调节呈现明显的滞后现象，甚至起“反作用”。1984年足中国农村改革之后第一次粮食供给周期，产量突破40731万吨．就在国内粮食涨库、农民卖粮难的当年，仍维持粮食净进口688万吨，约占当年粮食商品增加量1476 万吨的47％。1985～1986年连续阿国内粮食减产，叉因为经济过热粮食需求旺盛加剧供给不足；但同期粮食却净出口年250万吨，约占年均粮食商品减少量585万吨的43％。1989年末开始萧条，市场全面疲软，出现了第二次粮食供给周期，连续3年农民因卖粮难而导致收入下降；而同期粮食净进口年均约700万吨，约占年均粮食商品增加量1261万吨的55％。1992年中国经进入高涨期，农民工大批进城，粮食需求复旺；同期粮食连续3年净出口年约510万吨。2003年粮食产量降到近年来最低值，但仍确2230万吨粮食出口，在某种程度上更进一步助长了当年以粮食等生括资料上涨所引发的物价上涨。08年前3季度我国出口粮食包括谷物及谷物粉、豆类、淀粉块茎及薯类)299.4万吨，价值16.4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67.3％和27.1％。同期，我国进口粮食3181万吨，价值185.3亿美元，分别增长16.2％和1.2倍。

因此．现阶段需要根据国内粮食供求市场．及时确定适度规模的粮食进出口量，调整和改革原有的粮食安全保障系统，但是中国基本国情决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绝不能依赖粮食进口，绝不能把饭碗放在别人手里。自从1997年中国再度成为粮食净出口国以来，出口量在不断增加。从1997年到2003年，中国谷物年均出口1200万吨，2003年这一年，净出口达到了1930万吨。但是，2004年，情况发生了逆转。2004年，中国出口粮食479．5万吨，进口975.3万吨，粮食净进口量达到了496万吨。虽然中国的粮食产量在增长，但却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粮食供应将持续紧张。最终引致进口大于出口的现象。中国粮食进口关税配额数量每年达2216万吨。按中国粮食口径，将配额折成原粮，则粮食进口配额数量达4107万吨，相当于国内粮食消费总量的8—9％。如果全部进口到国内市场，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带来一定的风险。首先，进口所遭遇的“价格波动”令人担忧。2003年11月份至今年4月份期间，国际市场大豆价格猛涨，缺乏国际市场经验的中国企业签订了大量进口合同。但从2004年5月份开始，国际大豆市场价格暴跌，中国大豆加工业

遭受重创，出现全行业亏损。中国企业大多数在2004年年初期货价格高位上大量采购大豆，成本在每吨4300元人民币左右。而到5月份，受美国大豆价格下跌影响，中国港

口进口大豆分销价格持续下跌，仅为3200元／吨。据业内保守估计，仅去年上半年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就因此损失40亿元。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进口量占国际贸易量的1／3，理应能左右市场价格。但此次的“进口危机”显示我国进口大豆缺失“定价权”.

我国要从被动限制进口转变为主动调控进口，切实把握进口的规模与节奏，使进口成为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首先，在坚持立足国内资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统筹利用国内外粮食资源，建立利用国际资源弥补我国土地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长期战略机制，全面提升我国作为世界粮食大国的谈判能力，确立中国作为世界粮食定价中心的战略地位。其次，建立和完善对国营贸易范围的小麦、玉米、大米的关税配额进口专营制度；再次，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鼓励组建民间性质的粮油产品进口企业行业协会，对非国营贸易范围的粮食、植物油以及大豆等粮油产品进口，实行“业必归会”的制度，由进口行业协会统一对外，集体采购。最后，鼓励具有国际贸易经验的大型粮食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直接掌握国际粮源。为了降低“价格风险”，我们还应该增加中长期贸易合同的比例。减少短期的投机行为，增加贸易的透明度，有利于改善国际商誉。中长期的进口合同有利于减少风险。经验表明，临时性的调剂，“随行就市”，并不能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被动的行为无法影响市场价格，反而受市场的摆布在确实需要增加粮食进口时，将不得不付出高价。

其次，保护耕地事关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从47．5％提高到51．5％。同时，报告把加大耕地保护力度，纳入十二五时期我国重点工作和任务。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大量占用土地资源，使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有研究显示，东部一些省份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耕地要减少约13.69万公顷，从供给方面看，生产粮食的基础越来越脆弱；从需求方面看，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成为粮食的消费者。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随着土地领域系列科技成果的形成，耕地保护要尽快由数量保护上升到数量和质量并重的保护，充分利用农地分等定级和产能核算等方法，形成以保护耕地生产能力为主的耕地保护测评体系，进一步发挥耕地保护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在资金上，粮食持续发展意味着农业产出与资源环境之问关系的较为协调。要保证长期的良好产出，就必须增加投入。需要中央和地方真心诚意地按照《农业法》的要求，使国家预算内的农业基本投资落到实处。实践证明，在其它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良种本身的增产幅度达15～20 ，其潜力较大，加快良种培育、推广及应用进程，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是解决我国粮食低产于世界水平的突破口。增加投入，良种从培育——繁育——推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盎投入。各级政府要下决心增加农业科研资金，提高农业科研经费的在科技三项经费中所占从重。对一些刚推广的优良品种，由于农民对其特性尚不完全了解，技术操作尚未全面掌握，投入也可能大一些，当地政府要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根据实际情况给使用者一定的补贴。要利用利益机制来刺激诱导农民应用良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后，建立和完善国家粮食市场信息监测和预警体系。建立和健全国家粮食安全预警系统，设立全国和地方粮食安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消除农产品进口激增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如抓紧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充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建立应对国外农业高额补贴的应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