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理论与现实_从_世界新闻报_事件说起
2012年第4期
（总第92期）
摘要：《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使之成为滥用新闻自由并公然挑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规范和道德伦理的典型，这个事实案例与西方新闻理论相去甚远。笔者将从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媒体的独立性、西方媒体的垄断现象以及媒体理性这四个方面对西方新闻理论与现实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新闻自由社会责任媒介独立垄断
理性
新闻自由理论为制衡政府的权利、保护人民民主而提出；新闻专业主义重在强调从业人员的职业规范和自律精神；社会责任论建立起公众知情权的概念，提倡媒体的自我约束。然而《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使之成为滥用新闻自由并公然挑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规范和道德伦理的典型，这个事实案例与西方新闻理论相去甚远。笔者将从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媒体的独立性、西方媒体的垄断现象以及媒体理性这四个方面对西方新闻理论与现实进行分析、研究。
一、新闻自由权利
２０１１年７月，英国《世界新闻报》因窃听被绑架杀害的１３岁女孩米莉·道勒和雇私人侦探窃听阵亡英军士兵家属等事件而停刊。这种非法获取信息的方式，打着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旗号，滥用新闻自由。
《世界新闻报》滥用新闻自由主要体现在滥用采访权利方面。１９６６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人权公约》中的子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１］因此，合法的采访权应该是尊重个人基本权利的。《世界新闻报》的一系列窃听行为，超越了法律的权限，大量散布个人隐私以满足人们的窥私欲，直接损害了个人的名誉，不论它发布的信息真实与否，都会让这种权利的专业性、崇高性大打折扣。
滥用采访权利下无法谈保护公民知情权。《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安迪·库尔森唯一的新闻理念就是：搞到独家新闻，不惜一切代价。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该报揭露了许多有权有势人的丑闻消息，在监督政府、反映民意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说明它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知情权”，最终还是通过报刊来实现［２］，如果报刊滥用新闻自由，破坏了社会公众的民主权利，也就阻碍了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在西方新闻自由理论中所提倡的民主、道德自律原则被损害和违背之后，再谈知晓的权利便毫无意义了。
社会责任理论认为新闻自由是全体公民的权利，不只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特殊权利；媒体依赖公民而存在，必须为公民服务。《世界新闻报》主打“星、腥、性”的卖点，一味追求资本的积累，违背了社会功能和承担的社会责任。该报以捍卫公民知情权为名，侵犯他人隐私，降低了报纸的公信力，最终以停刊收场。传播学者罗伯特·麦彻斯尼在研究中指出，媒体打着第一修正案的旗帜，是为了保护追求利润的行为，并不是为了服务公众利益和保护他们发表有政治风险内容的自由。［３］显然，在西方话语模式中，媒体即使提出了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口号，主张新闻自由的表达，仍然不能说明他们的无私奉献，实际上是由希望从中达到自己某些目的的不同利益集团所推动的。
二、媒体的独立性
《论出版自由》一书阐述了新闻自由的核心思想：即反对政府的干预，“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４］。它承认报刊的独立自主地位，并要求媒体行使民主监督的职能。西方媒体的问题在于：一方面的确做到放手自由办报，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表达自由；另一方面又否定了自身独立的地位，与政府紧密联系，甚至允许政治上的干预。在美国ＣＢＳ电视台担任过近３０年记者和制片人的伯纳德·戈德堡在２００２年出版的《偏见》一书中提出问题：为什么美国大的电视网会在黄金时间漏报某条重大新闻？美国新闻机构政治上的考虑是如何压倒事实本身的？［５］这揭示了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新闻自由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社会活动。社会责任理论则进一步承认了这一点：新闻事业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政府应当干预、控制新闻事业。
西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历来有着紧密的关系。政府通过政策倾斜与限制、参与管理等来影响媒体的传播内容及倾向；媒体则通过表现特定政治倾向、展示某党派优势、宣传某些政客形象的新闻报道，来培育“受众选民”。网络对窃听事件涉及者的关系作了图谱展示：英国前首相布朗和现任首相卡梅伦均与默多克关系密切，卡梅伦的新闻主管则是报纸前总编库尔森，并在其任期内发生了窃听丑闻；伦敦警察局局长斯蒂芬森被指收受了该报的贿赂，他的两任助理都被认为与库尔森有着不恰当联系。［６］大众化报纸声称的独立，即不依靠政府或政党，在经济上的自食其力，从本质上说是由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所推动的。窃听事件就是警察、政客和媒体在业务上相互利用的结果。媒体在一个以追逐资本的环境中时，不可避免的需要政治上的扶持，同时也反过来对一定政治派别的起扶持作用：通过有倾向的报道影响英国各个层次的选举，成为政党、政客的“拉票工具”，是干预英国民主制度的潜在力量。［７］
西方新闻理论与现实—从《世界新闻报》事件说起
高深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２）主题专栏———传媒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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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远不及相互作用那样简单，而是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博弈［８］
。《世
界新闻报》借首相之力收购电视台、报纸等，扩张其业务，借
警察局长之力挖掘独家新闻；也因一味追求资本而滥用自由权利，最后不得不接受政府的审查。这一系列的窃听行为“其实是一场‘政治’与‘资本’争夺‘媒体’的对决，最终‘政治’胜出，‘资本’暂时折戟沉沙。”［９］
因此，媒体的独立性与追逐资本的动机是相违背的，西方媒体，至少在关键时刻，总是听命于政府和利益集团的。三、叩问现实：垄断中谈“自由”自由主义的新闻理论提倡观点的自由市场，但在现实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垄断———即使社会责任理论在这之后对新闻自由理论进行了修正，但并不能为有效遏制垄断的产生起导向作用。资本薄弱的传播媒介被淘汰、收购、重组、兼并之后，新闻自由也只属于拥有雄厚资本的传媒产业。这样，新闻自由被进一步的侵蚀、消解，导致了观点自由市场的消灭。《世界新闻报》所属的传媒集团，是一个覆盖美洲（加拿大、美国）、欧洲（英国、意大利、德国）和亚洲（中国、印度、澳
大利亚、新西兰），包括电视／付费电视、电视设备、互联网、电
影、报纸、书籍等经营内容的默多克传媒帝国。按照经营媒体的数量和规模来看，默多克传媒帝国在英、美两国的垄断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美国拥有福克斯广播公司、２０世纪福克斯电视台、电影公司、纽约时报、道琼斯公司、国家地理频道、哈柏柯林斯出版公司等２１个媒体公司；在英国拥有国际新闻集团、英国天空电视台（占股份）、哈柏柯林斯出版公司、ＮＤＳ集团。这种垄断地位，直接带来了媒介传播内容的集中：内容倾向于某个子公司或者传媒集团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使媒体走向新闻自由的反面［１０］
。
《世界新闻报》在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１日的创刊号上宣称：“只有达到最大的发行量，才能使老板在这项新奇而独特的事业中所投入的大量资金有所回报”［１１］
。它凭借着背后新闻集团的垄断地位，为了赚取更多的资金而采用不合法律规范的采访手段，牺牲了公民的权利，甚至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使自己难以担任人民民主代言人的角色，并最终为
市场所局限。其实，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一书中，早就针对上述自由主义的薄弱环节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要求制订反垄断法来制止新闻媒介的过度集中，保持大众传播业的竞争；同
时，鼓励传播行业的新投资者，以此维持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市场。窃听事件发生后，反对党领导人米利班德在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６日呼吁制定新的法律，以阻止某一个人拥有如此众多的全国媒体。［１２］
然而，即便制定这样的法律，也无法保证垄断的消灭；在垄断依然存在的环境下，西方的新闻自由理论在现实中举步维艰。四、媒体理性、自律与他律洛克认为，思想言论自由可以用“理性”来做向导，然而自由主义理论以“人性”、“理性”等抽象概念为出发点，连资产阶级新闻学者也认为，它在理论上是“含糊的，不确定的，而且有时是不一致的”［１３］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则对它进行了修正，它认为媒体应该“对每日的事件给予真实的、全面的和理智的报道”，对“理性”这个抽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它必须是“真实、全面的”。这种观点在摒弃自由理论的模糊性上是值得称道的，它在西方世界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它在实践中还无力解决滥用言论自由的问题，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新闻自由理论带来的消极影响。仅有真实、全面的特性还无法规范新闻自由，同时，没有监督的自律行为也是脆弱的。理论上来说，新闻从业者需要恪守职业规范，同时加强自律，在追求
“真”的基础上，努力弘扬“善”［１４］
，以承担作为社会良知的角色：当政府的目标和公众的目标出现偏差时，就应该有种种办法来防止政府回到集权主义的做法以及破坏每个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媒体应随时随地协调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监督政府是否在认真履行它的承诺。从《世界新闻报》公信力的倒塌中反映出西方媒体自律能力的不足，
也印证了理论上的“自律”观点经不起现实的考量。正因为理性与自律在现实里的脆弱性，西方传媒迫切需要一个有“他律”的竞争环境，这个“他律”不仅是指媒体之间
的互相监督，也指非媒体机构对媒体的监管，以督促媒体行使权力的规范。首相卡梅伦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０日透露，
考虑设立一个新的新闻道德监管机构。这意味着，
英国媒体以往那种依靠自我约束、监管缺失的日子可能在走向终结。［１５］的确，在新闻自由泛滥的西方国家，迫切需要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和自律、他律并存的媒体环境，正如新闻自由委员会所说的：“放眼未来，新闻自由只能以一种可以问责的自由而继续存在。”
除此之外，社会责任论对新闻自由理论的每一处的修正都是从理论上进行的否定和批判，虽然指出了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方向，某些方面也已见诸现实，但主要的仍只是一个理论［１６］
，并没有真正的实践过，并不能在现实中控制媒体的不
负责任，暴力、
色情，甚至窃听，充斥默多克传媒帝国的事实，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西方新闻理论的无力。参考文献：［１］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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