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理论与我国协商民主机制探析

协商民主理论与我国协商民主机制探析

马利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北京100081）

[摘要] 西方20世纪末期以来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力图为其现行的民主策略和治理寻找一条新的路径，而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中国式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式的协商民主与西方的协商民主之间虽有联系但却具有相当大的实质性差异。人民政协是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组织机构，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借鉴西方有益的政治文明理念，探究和健全中国协商民主的更优运行机制，在协商民主的实践上有所突破，是当前政协工作重要的方向之一。

[关键词] 协商民主；人民政协；民主实践；工作机制

一、西方协商民主理论

迄今为止，西方最成熟的民主模式仍然是基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而发展起来的选举民主，选举民主以票决制和代议制的方式，确立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范式。但自20世纪末期以来，面对西方社会的多元发展、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日益积累，而选举民主却显得难有作为时，这一民主模式受到了一些西方政治理论家的质疑，为了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协商民主理论随之兴起。

协商民主对选举民主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由主义民主核心追求的批判，二是对选举民主实践缺陷的批判。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认为，个人的自由和利益是国家和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所环绕的中心，民主的价值，只在于有效地限制公共权力，以便保障个人的合法权利不被公权所侵害。在自由主义民主看来，个人的自由和利益是最主要的，民主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从事的公共事务而已，是次要的、从属的。自由主义民主怀疑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公共利益和“共同的善”的可能，将民主单纯视为赋予领导精英们权力，并通过选举对他们进行消极控制的过程，因而忽视社会的共识和“共同的善”对领导精英的制约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美国学者巴伯这样批评自由主义民主：“更多地关注促进个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正正义，增进利益而不是发现善，将人们安全地隔离开来，而不是使他们富有成效地聚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可以强有力的抵制针对个人的任何侵犯——对个人的隐私、财产、利益和权利的侵犯——但是，它却无不法有效地抵御针对共同体、正义、公民性以及社会合作的侵犯。最终，自由主义民主的这种缺陷削弱了它对个人的保护，因为个人自由不是参与政治行动的前提，而是它的结果。”[1]

对于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基础上而形成的选举民主，其本身也显现出日益明显的缺陷，使得民主价值不能在公共事务中充分和持续地体现。主要为：1. 代议精英经选举产生后，远离了人民的生活，其所做出的决策，未必符合选民的意愿，其可能是背离公意的，是不民主的；2. 公民权利变为简单的投票权，公民话语只体现在投票过程中，民主意愿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导致公民对投票选举的冷漠；3. 选举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少数人的利益

和权利被压制和侵犯，导致民主的不公平；4. 选举民主无法解决多元社会日益复杂的矛盾和社会分歧，也无法消除因社会资源、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平衡而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对民主的侵犯；5. 选举民主不强调转变利益主体的偏好，达成共识，追求“共同的善”，因而导致选民道德与政治意识的减弱和对公共事务的隔膜。

协商民主强调普遍利益，肯定公共理性和“共同的善”，认为达成公民共识，维护公共利益，才能在多元复杂的社会中保证公民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协商民主认为，决策的合法性，来自公民更多的话语权和“持续的支持”，公民应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政治参与，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以公共理性、公共责任为共同认知，通过对话、审议和商讨，辨识所有的政治意愿，促进相互的理解，实现偏好的转变，寻找合理的代替，从而形成公共意志和体现这种意志的公共决策。

自由主义民主关注的重心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不是公共正义和普遍的利益，其对于民主制度的安排主要是权力制衡。而协商民主更多地继承并超越了西方共和主义民主的思想，强调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共支持、人民的同意，重视公共决策的理性、正义、公平和包容，主张公民对公共领域和决策过程直接、充分的参与。协商民主并不否认民主的核心诉求是公民的自由意愿和权利，但认为在社会多元、个人利益愈益分化的背景下，公共利益的实现更为重要，而其实现的方式，是包括所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公民通过理性、平等的对话、协商，弥合分歧，达成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寻找到“共同的善”，并由此而形成公共决策。

由此而观，参与性、包容性、平等性、公共性、共同理性，是协商民主的主要特征。

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是为了修正代议制民主的缺陷，追求民主政治更优化的模式而提出的。其价值在于：1. 追求民主理想，追求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民主程度的深入。西方的政治理论家指出，真正的民主、完善的民主制度，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但民主价值观在公共制度中更充分的体现，则是民主化的目标追求。协商民主的提出，正是为了趋近这一目标而做出的努力。2. 增进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协商民主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协商参与方包括所有的政策利益相关者，协商主体在协商过程中彼此平等，没有人能够超越其他人具有优先性，通过协商所形成的普遍共识，赋予了决策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即“人民的同意”，从而使决策的合法性和决策的质量都得到提升。3. 提升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共同责任感。“协商就是各种观点不受限制地交流”[2]，公民通过沟通、对话，从而辨识公共利益之所在，转变偏好，形成共同体的力量。民主协商的原则，“具体体现了知识、自我和美好生活的规范概念，它们与‘我们是谁’最相符。”[3] 参与协商的过程，促成对话者彼此之间的理解、宽容，有助于培养公民精神、公民的政治美德，实现民主的自我教育，推动政治文化的发展。

4.制约行政权力的扩张。代议制民主使决策远离人民的生活，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获得很大空间，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扩张导致权力的异化和非民主的倾向。协商民主使民主不只停留在“谁能够决策”的层面，而是更加注重“怎样决策”，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协商，规范公共行政，使权力尊重民意，承担责任，强化对权力的制约。

5.强调共同利益，弥补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代议制民主的取向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中心，但是这一民主模式，难以实现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和理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所共同面临的新问题不断涌现，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自由民主，难以解决各种复杂的现实矛盾。协商民主力图矫正自由民主重视个人自

由而忽视平等和共同责任的理念，强调公共利益，主张通过协商和理性共识，寻求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的平衡，形成更优的民主化策略。6.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关系的健康稳定。在多元的社会中，政治冲突、文化冲突、利益冲突和决策的缺陷和失误等，都可能引发公民的分裂和对立。美国学者詹姆斯?博曼指出，多元文化的背景，会产生“普遍的冲突”[4] 。协商民主强调协商中的公共理性、共同责任、包容和妥协，以解决道德和政治观点的冲突，协调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从而化解对立的风险，“促进有价值的社会关系形成”[5] ，以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协商民主理论为民主程度的深化、消除社会分歧、促成公共共识指出了某种方向，但协商民主本身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其主要来自于社会政治的复杂现实和实践路径上的困扰。比如，协商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参与者可以是与政策利益相关的所有公民，但与相关的所有公民进行协商，事实上难以实现。如何合理安排协商的人数以及方式，达到有效协商而又不滑向精英代议的窠臼，是协商民主制度设计、具体运行的难题；另如，协商的高成本和低效率，也是协商民主面临的问题。此外，美国学者瓦拉德兹等还提出，协商民主也面临着这样的三重困境：一是统一或共同的政治共同体缺位，在多元社会中有些团体可能对更高层级的政治共同体缺乏文化归属感和责任感；二是认知和道德的不可通约性，这导致相互理解和共识难以达成；三是协商参与者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由于其经济、认识资源和能力的差异，致使协商论坛上出现严重的不对称[6] 。詹姆斯?博曼指出：“不消除不平等，这些条件下的协商安排甚至会导致精英主义结果……如果它找不到弥补不平等影响的路径，那些在协商中最成功、最有能力的人将可能完全是那些最富裕的人。”[7] 对于这些困境，协商民主论者虽然也做出了一些解答，如美国学者亨诺德阐释，由于广泛的公共支持，民主协商形成的决策“几乎不可能导致成本和耗时之类的挑战”，“公共参与的成本会被较低的法律费用和更快的实施所平衡”[8]；博曼提出以“多元共识”即“多元公共理性”来代替难以呈现的普遍一致的公共理性，“多元共识仅仅要求的是公共协商过程中的持续合作，即便存在持续性的分歧也不要紧”[9]；杰拉德和高斯也认为：“基于理性共识的政治生活不支持实际政治共识的追求”，提出了“裁判式民主”的概念[10] ，但对于协商中的冲突，谁来裁判，如何裁判，则是模糊的，因而，协商民主虽然是近二三十年来西方政治理论的热门话题，对其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并形成有效的大面积的民主实践，“如何将民主对话制度化，对协商民主理论家来说是个难题”[11 ] 。协商民主的实践模式、制度设计，其面目至今仍然未能清晰地显露出来。

二、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差异与关联

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力图为民主的策略和治理寻找一条新的路径，而我国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的独特国情，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体现的选举民主的形式之外所确立的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民主方式而言，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所实行的也是一种协商民主，但应该看到，中国式的协商民主与西方所提出的协商民主之间具有相当大的实质性差异。

1. 产生的历史背景、政治条件不同。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产生

“普遍的冲突”、现代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西方的选举民主以其固有的民主模式，面对新的问题和多种社会分歧，显得无能为力，而选举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异化，也使其与民主的价值追求相背离，民主面临“被淘空的危险”，这一民主模式的局限和缺陷日益显现。为了修正和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协商民主走向了西方政治理论的前台，其重要的诉求是谋求民主价值实现的深化和解决全球化多元化带来的政治冲突和社会问题。西方的选举民主虽然并不完善，但其以竞争性民主为特征，在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对成熟的政治制度模式，这一模式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提出的现实政治文化土壤。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在与西方不同的国情下所选择的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道路。在中国的政体构架和运行中，不实行西方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而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的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辅相成，确立了中国的民主模式。

在新中国新生政权诞生之初和巩固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执政党权力的行使和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转，并未承受过多的压力，之所以坚持这样的民主模式，是基于执政党对建立民主国家和发展民主政治的深刻认识。在这样的民主模式下，执政权力体系之外的各种社会力量也被纳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极大地扩大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使国家权力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民众基础。因而，中国式的协商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民主政治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化竞争为合作、化疏离为团结的创造性的民主策略。随着时代的演进，这种民主形式作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上升为现在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2. 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西方社会有着长期的民主政治传统，民主的理念和价值被广泛认知，基于民主的理念，西方国家设计了现行的民主政治制度，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只是对现行民主制度缺陷的回应，是对民主理念和价值的再度重申和对更优民主模式的找寻。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君权专制社会和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主政治传统相对缺乏，民众的民主意识也较为淡薄。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一元化治理，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民主生活并未真正活跃，以人民政协为载体的政治协商制度，在长时期内并未真正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要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实现转型，人民的民主意识迅速提高，面对社会的多元分化，国家的治理方式也随之改变，在新型的社会格局和利益关系中，政治协商的重要性极大地彰显。在政治协商制度中体现出的中国式的协商民主，无疑秉持着对民主理念、对政治文明的真切追求，但由于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与西方所倡导的协商民主仍然有所不同。在中国的协商民主中，更多地渗入了中国传统的“和”文化的理念，中国的协商民主是执政党民主追求与中国“和”文化的统一。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的“和”文化，有着广泛的包容性，能够极大地增强权力体系和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同时这也是协商民主的最终追求。但“和”文化毕竟与民主理论不同，“和”的概念与公共理性、“共同的善”是有区别的。“和”所追求的是主体之间彼此的和谐，而不是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所描述的景象，是协商后的最终结果，不是治理的过程和方法，因而难以完全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问题。在现代社会复杂多元的利益分化和纠葛中，如果忽视了利益主体本身的权

利，忽视了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不强调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单纯地直接指向终极目标的“和”文化也会显得力不从心。

3. 制度构架不同。协商民主对西方来说，还是一个远未转换为现实的理念，既未形成制度体系，也未积累足够的实践经验。西方国家虽然也有一些诸如协商性民意测验、协商日、公民评议会等等协商民主形式的实验，但尚不能为西方的协商民主制度设计提供支撑，也未能完全纳入西方的公共决策体系之中。

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同时，就确立了政治协商制度，其成为中国民主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与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并纳入国家的政体框架之中。就政治协商的民主方式而言，我国完成了重大的基本制度设计，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发展搭建了牢固的制度平台。这种制度平台，搭建在了国家核心制度的层面，这为中国优异的民主形式包括协商民主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提供了长足发展的巨大空间。

4. 运行机制不同。西方的协商民主由于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尚未形成富于成效的运行机制，但出于协商民主理论的策使以及对于代议制民主的反思，其民主实践是以直接民主为重心的。

中国的人民政协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载体，也是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主渠道。中国式的协商民主的运行，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主要采取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代表进行协商的民主形式；三是在组织体系的设置中，以人民政协机构作为进行协商的主要工作平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以谋求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大政治诉求，这一政治追求，与中国公民的最高的公共利益相一致。协商民主强调协商中必要的公共理性和共同责任，而在现实的协商对话过程中，尤其是在公共理性不完全成熟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协商各方要达到完全的理性共识，往往难以做到，这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所面临的困扰，为此有西方学者提出裁判式的“替代性的、决定性的民主概念”[12]。在这种情形下，一种共同理性的引导则成为必要。而在中国的协商民主中，引导者的角色由人民广泛拥护的中国共产党承担，并在大部分情况下，可通过人民政协具体执行。引导而非裁决，尽可能避免了协商中的不平等，以及完全被权力所左右，又保障了协商的有效性。

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充斥着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但在主张公民广泛参与的直接民主的实践上，又面临着巨大的困惑。协商中公民直接参与人数的无限制，公民在理性、资源获取以及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和由此形成的不平等，都将使平等、理性的协商难以实行和无效。中国的协商民主，在人民政协的实践中，主要采取由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的代表人士参与协商的方式，政协委员广泛来自于社会各界，也大都是各界的精英人才。精英的产生是人们群体行为本身的逻辑，精英也不意味着必然是反民主的。在现实生活中，精英所具有的代表性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精英的问题，而是协商中的精英们是脱离民意的，还是代表民意的。中国式协商民主中精英代议的方式所强调的是精英们更多地反映民声、代表民意，所要避免的则是精英们不要形成背离民众的特殊利益，以及其话语方式和意见内容被特殊利益和权力所左右。以人民政协组织为载体的中国式的协商民主还在积极的发展中，更优化的协商民主形式和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将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但现行的由各民主党

派和社会各界代表参与协商的方式，仍然被证明是可行和有效的。

5. 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不同。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尚未在实践上有明显突破，因而尚未发挥出实效性作用，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公共治理中具有重大意义，其意义甚至超出了西方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热捧。由于中国不搞多党制，没有两院制和三权分立制，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很大程度的代偿作用。中国的协商民主，促进着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同舟共济的党际关系，并积极有效地吸纳了公民社会系统，在团结广泛的社会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实现转型之后，中国的协商民主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将凭借着自身的制度优势，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协调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之间多元复杂的利益关系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西方的协商民主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在多元社会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民主价值的追求等方面，仍然有着诸多联系。其协商民主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可以作为发展我国协商民主的有益借鉴。比如，其协商民主理论中对于公民参与的提倡；其所强调的公共协商对政府决策合法性的促进；公共协商对公权力的制约；公共协商中的包容、平等、理性原则；对于社会共同利益、公共理性、共同责任的强调；对社会公平以及少数人利益的重视；对培养公民精神和政治美德的倡导等等，都是西方对政治文明所做出的积极探究，其一些理念，可以用以作为发展中国的协商民主的参考。

中国以往曾长期实行的一元化治理模式，所对应的是当时国家、社会、个人利益的一体化，这使得当时的民主协商和人民政协的实际作用并不彰显，甚至一度遭到相当大的弱化乃至停滞。中国社会实现转型之后，社会和个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体制外的新生社会力量迅速成长，公民社会系统日渐成熟。中国社会的多元分化、多种利益的诉求和公民政治参与意愿的日益强烈，使国家权力体系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另外，权力体系中由于自我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所出现的权力的异化，也给权力的公信力带来危机。这种权力的膨胀，不仅与公民意愿相背离，也与国家意志相背离，而这些，都是选举民主难以解决的。因而，由以往的单一的官治思维转变为官民共治思维，由以往体制内的封闭式治理转变为体制内外的开放式治理，积极发展公共领域的民主，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我国协商民主机制的发展

我国具有完整的人民政协组织体系，具有深厚的协商民主的制度资源，这为发展中国式的协商民主，提供了难得的条件。但协商民主的实践发展，比表决民主复杂得多，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权利主体分立，多种利益诉求交织的舞台，如何利用好人民政协组织的这一主渠道，发挥我国的制度潜力，深入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理念，优化中国协商民主模式，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人民政协作为我国协商民主运行的主要机构，其工作实践关乎协商民主的实效和发展。对于人民政协机制的理论探讨无疑极其重要，但“其实政协问题首先是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而不主要是理论问题”[13]。在开展协商民主的实践上有所突破，汲取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有益成分，探究和健全中国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是当前政协工作重要的方向之一。

1. 在“团结”和“民主”的两大主题下，更深入地纳入公民参与、公平正义、公共利益的理念。“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两大主题，但如何实现团结和民主，则需要正确的理念和方式。在中国以往国家治理格局单一、权力系统全能而封闭的社会环境下，社会组织没有空间，民间系统不发育，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工作主要侧重于联系各党派、社会各界达成政治共识而非利益共识。而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协商民主中除了达成政治共识外，利益共识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强调公共参与、公平正义、公共利益也是我们的民主追求，并非是西方协商民主的专利。在我们的民主实践中，尊重社会不同主体的权利、疏通公民参与的渠道、强调共同责任和公共利益、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应该走向人民政协工作的前台。追求团结和民主，追求社会的和谐，要通过追求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和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而实现。

2. 重视社会协商，扩大协商平台。协商平台的扩大，主要是延伸体制内权力体系与体制外社会力量协商的平台，使各种社会意愿和利益诉求可以通过制度性的民主渠道得以汇集和表达，避免因渠道不畅而产生的社会力量的非制度参与和表达。除了通过政协委员进行代议式的间接表达外，还应该吸纳公民社会更多的直接表达。政协机构可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重要的界别建立专门的渠道，以专向联系的方式建立固定的民意汇集和利益表达制度，积极吸纳民间组织的力量，扩大公民参与。

3. 关注弱势、边缘群体和少数人的利益。弱势、边缘群体以及少数人的利益被忽视，将造成社会的不公正和失衡。政协机构应密切关注社会结构、阶层的变化，强化为上述人群代言的机制和其直接表达的机制。比如，中国的农民和新生的农民工，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但是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却被忽视和边缘化，权利和利益往往受到损害。他们缺乏代言人，在政协组织的界别构成中却也得不到反映，因而在社会协商的平台上，造成这部分人的利益表达缺失或不足。

4. 确立公共决策前的协商制度和决策实施中的追踪制度。全国政协在2005－2012年间召开了11次专题协商会[14]，就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进行调研商讨，为这些决策的完善发挥了重大作用。决策实施后，也进行了追踪问政和信息反馈。但这种针对公共决策的专题协商会，尚未形成专项制度，也未进行细致的程序设计，比如对于不同层级的决策如何对应、议题如何确定、如何规范协商建言的过程、如何与民意沟通、如何追踪反馈等等，这方面的制度建设还有待加强。

5. 建立不同界别的委员与相应权力部门的对话以及对权力体系的质询问政制度。政协组织中的专门委员会，应针对所对应的政府权力部门，沟通相应界别的委员和相关专家、社会人士等，建立经常性的对话和质询问政制度，根据社会、民意的反响和质疑，及时启动对话问政程序，既加强了权力体系与民间力量的交流，也使权力部门得以尊重民意，受到制约。2013年9月，深圳市光明新区首次实行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居民代表、企业代表、新闻媒体代表和机关工作人员代表组成的评委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述职打分[15]，创新了一种良好的民主形式。而在权力部门权力的运行中，确立发现重大问题随时问政的方式，将会起到更及时的监督作用。

6. 增强对社会的敏感度，快速便捷地启动专题协商和对话程序。针对社会当前的某些突出矛盾或某一重要问题，设立便捷的议题提出和相应的专题协商和对话程序启动机制。如

议题的提出，可以是执政党，可以是民主党派，可以是政府部门，可以是政协组织，可以是民间团体，可以是政协委员，也可以是某个社会精英人士，如果建立了畅通的公民参与渠道，也可以是某些或某个普通公民，同时设定相应的议题审定原则。只议题切中合理，便可经政协审议通过后组织议题的相关方进行专题协商对话，以避免政协机构本身对某些突出而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敏感，反映不及时的情形。

7. 加强利益协调工作。政协的工作一直以来，基本侧重于社会界别的联系、建言献策以及决策论证等方面，而作为协商民主的主要机构，协调工作也是政协的重要任务。人民政协既要协调国家政治权力与体制外社会力量之间的政治关系，也要协调体制内外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16]。尤其当社会利益关系明显失衡、冲突风险增大的时候，政协发挥利益协调的作用更为重要。体制内许多权力部门所面临的压力，可以通过政协工作加以缓解，以避免利益群体与国家权力体系的直接对峙。政协的专题会议，不应只是研讨会、建言会之类，还应该有更多的协调会，这是“团结”的主题所赋予政协的重要任务。在这一方面，还应该更多地发挥地方政协的作用，因为地方和基层面对着更直接和更具体的社会问题的矛盾。

8. 积极影响公共决策。本着在协商民主中强调公共利益、共同责任和“人民的同意”的理念，政协应该率先积极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一些明显不完善的公共决策，努力促成其与民意的沟通，使其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从而营造健康的社会利益关系。比如现阶段存在的城市管理与小商小贩阶层的矛盾，教育体制和学校教学与家长、学生的矛盾，股市机制与广大股民的矛盾以及对股民利益的损害等等，都可以由政协出面，沟通利益的相关方进行协商，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对于一些公民不了解和有误解的公共政策，也可通过沟通和协商，形成共识，达成谅解。

9. 建立好网络平台，利用网络扩大与社会的交流。网络的迅速发展与成熟，使得这一渠道内的民意表达和传播畅通无阻，这是一座再也无法忽视的现代社会的民主平台，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动员能量。政协机构应该利用网络，开辟具有公共论坛性质以及民意调查之类的网上渠道，对内可以有面向政协委员的专门论坛，对外可以有面向社会的开放性论坛，还可以就某一时段社会所关注的问题设立专题性论坛，通过这些渠道，广泛收集民意，加强与社会的交流与互动。

10. 调整内部构架，整合制度资源。人民政协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机构设置，长期以来未获大的改变，这种构架是否适应社会转型后对政协工作的要求，一些需要重点发挥政协民主监督、沟通民意、进行社会协商和利益协调等功能的部门是否应该突出和重构，某些作用不明显的部门是否应该整合，这些，都需要认真考虑，并加以设计和逐步完善，从而使政协的制度资源得以更好地挖掘和利用，使政协应有的得以功能充分发挥。

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确立，就是确立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下公权系统与民权系统健康互动而达到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中国人民政协机构肩负着重要职责，也潜藏着极大的功能优势。

[参考文献]

[1] [美]本杰明?巴伯. 强势民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5.

[2] [爱尔兰] 梅维?库克. 协商民主的五个观点[A]. 陈家刚.协商民主[C]. 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2004. 44.

[3] [爱尔兰] 梅维?库克. 协商民主的五个观点[A]. 陈家刚.协商民主[C]. 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2004. 66.

[4] [美] 詹姆斯?博曼. 公共协商和文化多元主义[A]. 陈家刚. 协商民主[C]. 上海：上海三

联书店，2004. 71.

[5] [英]马修?费斯廷斯泰因. 协商、公民权与认同[A]. 陈家刚. 协商民主[C]. 上海：上海三

联书店，2004. 333.

[6] 陈家刚. 协商民主[C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11－12.

[7] [美] 詹姆斯?博曼. 公共协商和文化多元主义[A]. 陈家刚. 协商民主[C]. 上海：上海三

联书店，2004. 102.

[8] [美]克里斯蒂安?亨诺德. 法团主义、多元主义与民主：走向协商的官僚责任理论[A]. 陈

家刚.协商民主[C]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300.

[9] [美] 詹姆斯?博曼. 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78.

[10] 杰拉德?F.，高斯. 理性、正当性与共识[A]. [美] 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 协商民主：

论理性与政治[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83.

[11] [南非]毛里西奥?帕瑟琳?登特里维斯. 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M]. 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6. 106.

[12] 杰拉德?F.，高斯. 理性、正当性与共识[A]. [美] 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 协商民主：

论理性与政治[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54.

[13] 牛旭光. 对开展协商民主研究的一些看法[J]. 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3，（3）.

[14] 姚俭建. 政协专题协商的功能与创新路径探讨[J] . 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3，（3）.

[15] 深圳光明新区一把手上台述职述责 54名各界代表打分[EB/OL].新浪网.2013-09-17.

https://www.360docs.net/doc/d917936453.html,/news/m/2013-09-17/105540495.html

[16] 马利.社会转型中的人民政协功能开发[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