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的萌芽
管理学家学术版
41中图分类号 C9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722(2011)12-0041-11
中国管理学的萌芽
王圆圆
湖北大学商学院武汉430062
摘要 20世纪的前半期属于中国管理学的萌芽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从企业的科学管理、管理学著（译）作、管理专家、管理学教育、管理社团组织、调查研究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建国前中国管理学萌芽的具体表现，以期对中国管理学的前期发展历程进行全面的回顾。
关键词萌芽科学管理管理学著作管理学教育管理专家
The Germina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Wang Yuanyuan
School of Business,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Abstract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belongs to the germination period of Chinese management, so it is extremely necessary to conduct 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to it.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Chinese managemen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from the enterprises' scienti? c management, the management literature, the management experts, the management education, th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the management investigation and so on six aspects, and it i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to the earlier perio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nagement.
Key words germination scienti? c management management literature managem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expert
作者简介王圆圆(1982—)，男，河南新乡人，湖北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管理科学史，经营管理创新，E-mail:wangyuanyuanhbu@https://www.360docs.net/doc/de18995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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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以前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是不具备真正产生管理学萌芽的条件的。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背景，为中国管理学的萌芽提供了条件。整体来看，建国前的半个世纪即20世纪的前半期属于中国管理学的萌芽时期，在企业的科学管理、管理学著（译）作、管理专家、管理学教育、管理社团组织、调查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这些成绩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极为鼓舞人心的。
一、企业的科学管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陆续创办了一些企业。直到1927年，我国早期的企业仍然处于孕育生成期阶段，在它们的管理实践中，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却也出现了一些早期的企业管理思想，如提倡企业商办、改革企业管理机构、改进经营管理方式、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健全销售网、实施联合经营、组织人才培养、重视人才特长等（谈敏，厉无畏，2005）。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理论正处于创立和形成初期，以泰罗、法约尔、韦伯等人为代表创建的科学管理理论，尚未形成一套系统性、知识性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他们的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等直到1911年后才相继问世。另外，受当时我国社会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我国的企业，不可能参照国外的科学管理理论进行企业管理，只能在承袭封建社会工场手工业管理方式的基础上，零星地采用资本主义工业的管理手段与方法。这一时期企业管理的主要特征是：沿袭封建制度的管理方式，开始结合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些剥削手段和方法，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同时进行，实施封建式、买办式和垄断式的管理。企业管理的内容主要是生产管理、劳动管理、行销管理和工资管理等。
1927至1949年间，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大肆在我国独资或合资办企业，控制企业经营权，推行欧美企业的科学管理方法，加上一批留美学成归来的实业家、专家、学者，积极传入、研究和推行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方法，我国这一时期的企业就较为普遍地学习和运用科学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这一时期，我国企业的管理理论主要是学习和吸收泰罗、法约尔、韦伯等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中的某些思想观点、管理原理和管理手段。我国企业学习的主要管理思想有：“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代替旧的经验管理”、“谋求最高的工作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明确划分管理职能”、“完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建立一套规章制度”和“实施管理教育很重要”等。在企业管理中，仿效实行直线职能制组织形式、雇佣劳动管理方式、生产标准化管理、劳动时间预测与定额管理、计件工资制、经济核算制、代销佣金制、学徒制，以及推行内部分工、联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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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间分产合销、设备更新改造、成本核算与控制、销售网点设立、合股经营、委托经销等，还建立了产品质量检验制度、考核审计制度、工资福利制度、奖惩制度、用人考试制度、职工选聘制度、职工教育培训制度等。有的股份制企业，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推行“职工股东化”（职工持股），制订“职工特别优待股份规则”。有的企业还兴建职工宿舍、职工医院、职业病疗养所，实施病伤津贴、伤亡恤金、婚丧补助、职工子女教育奖学金等福利事业。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我国企业的管理，实际上是借鉴与应用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并积极推行西方大工业生产的一些现代管理方式。
二、管理学著（译）作
中国近代管理学的启蒙者，主要是20世纪初至20年代留学欧美的一批理工科学者和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法学学者等。他们在国外正好碰上科学管理运动，与他们内心对科学的崇信与追求不谋而合，非常容易接受。回国后从政或从事教育与实业，都提供给他们一定的言论或行动的舞台。国穷民贫的现实，增强了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的使命感，不论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还是“实业救国”，都要求教于科学。科学管理在字义上把科学和管理结合起来，被认为切中技术和管理都处于落后状态的旧中国的时弊（许康，劳汉生，2001）。
最初将科学管理引进中国的两个重要人物是穆藕初（穆湘 ）和杨铨（杨杏佛）。1914年4月，穆藕初与“科学管理之父”泰罗通信请求翻译《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为中文，迅速得到泰罗热情回应，遂于1915年10月至1916年3月，将该书的译文取名为《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在《中华实业界》上连载5期（许康，莫再树，2005）。1916年又与董东苏合作，将其发表的译文整理成书，取名《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内容包括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管理的原则两部分。穆藕初在该书的《译者序》中称：“吾国工业不兴，实以缺乏管理人才之故。”读泰罗著作，“于以恍焉悟美国实业界管理方法之精进，实此辈先觉左右指导之功居多。”希望介绍此书将“引申触类旁通化裁而妙用之，无论个人与家庭、社会与国家种种事业，参加此项管理法无不立收奇效。”穆藕初首次把泰罗的这本著作引入我国，并没有把它视为一门“管理学”，只是将它作为可以“立收奇效”的一种管理方法。
早在1915年11月，中国管理科学的拓荒者、哈佛大学管理学硕士杨铨就在《科学》上发表《人事之效率》，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知最早的科学管理论文，并首次提到“泰乐”（即泰罗），他所说的“效率”就是“效法”（指学习）、“竞争”、“忠事”（忠上爱下）、“专心”、“奖酬”、“愉快”、“舒徐”的意思，不但有物质刺激，而且注重精神因素。1917年12月，他又在《科学》上发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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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分类》，对“效率”进行了广义与狭义以及其他方面的分类，尽管不是很严谨，但反映出他对效率问题的深入思索。1918年11月，他还在《科学》上发表《科学的管理法在中国之应用》，通过治理家庭也要“分工”、“专职”以求“用力与料最少，收效当求最良”这件事，说明要改进管理法，由“习行”（无条理）的管理到“有条理”的管理到“科学的管理法”，此文对科学管理的要点作了通俗的说明。他的论文《科学与商业》（1926）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最早论述科学与科学管理在商业中的应用、鼓吹发明家要靠商业实施技术创新的力作。
建国前影响比较大的管理学著（译）作还有：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的复旦大学商学士张家泰著《工商管理ABC》，主要参考Haas、Marshall、Bolling、Dutton等人的工商管理著作而编著成书，主要内容以管理上的各种制度和形式加以展开，主要包括集权、分权、混合办公制、军队式系统、职员式、分部式、委员制式、分科制式、工资制度等，是较早的国人自著的管理学著作；世界书局1931年出版的王伊曾著《工商管理术》，较为详尽地阐述了管理者本身的职责与方法，并揭示了管理的较深层次的困难，提出了问题，介绍了经验，标志着我国近代对人事管理研究的深入，内容包括管理的方法、管理业务、治下的困难、对待上级职员和同事的困难等；中国会计学社1931年出版的许晓楼编著《科学管理法概论》，全书比较简明扼要，分别论述工厂、公司、商店
的科学管理法；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泰罗著、杨丙乾译《泰劳氏工场组织法》；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斯托维尔（H.G.Stockwell）著、吴廉铭译《实用工商管理》，提出“商业是一种科学”的见解，对总经理、工场经理、储货经理、会计主任、人事经理、进货人、广告经理、事务经理、成本会计师、分店经理等角色的职责进行了分章论述，该书一大优点是“侧重人的问题”、“并说明各机关（构）的管理人（员）是在如何思想、感觉与动作”；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美国学者金布尔（D.S.Kimball）著、林光澄译《工业组织原理》，全书24章；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王抚洲著《工业组织与管理》，共16章，附有20多种英文参考书目，至1948年已再版13次；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威尔逊（R.Wilson）著、寿熹译《报酬法》，主要论述各种工资和奖金制度，是伴随科学管理和工商管理发展起来的一本专题研究著作，对中国近代企业学习与推行资本主义企业工资制度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陈立著《工业心理学概论》，是国内第一本工业心理学著作；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蓝斯堡洛（https://www.360docs.net/doc/de18995449.html,nsburgh）著、陈建民译《工业管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陈稼轩主编的《实用商业辞典》，有1万辞条，140万字，厚达1662页，外来词均加注英文或德文，反映出新商人教育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杨汝梅著、施仁夫译《无形资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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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导致无形资产理论和会计处理方法在国内的广为流传和实践应用，对无形资产的概念与特点、商誉的分类、购入无形资产与非购入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合伙及公司改组时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等进行了论述；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的林和成著《科学管理》，全书分5篇共35章上下两册，是建国前国人自编的最详尽的科学管理著作，其框架结构和内容具有典型性，是当时国内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企业管理著作；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的屠哲隐编著《工商企业管理》，参考了芬斯特罗姆（K.D.Femstrom）等学者的9本名著和国人撰写的24本工商管理著作而成此书，是一部工商企业管理问题集大成之作，且是一本颇有新意的研究型教科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出版的何清儒主编《事务管理概要》，论述机关、工厂、邮政、公路运输等部门的事务管理问题，书中刘百闵讲基本精神、王云五讲原则、翁惠成论事务管理如何推行“工作竞赛”、陈纪吉讲类别、陈重寅讲普通行政机关的事务管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的杨瑞六著《工商组织与管理》，被作为大专院校教材，在国内首次提到“超等（级）市场”这种商业形式。其他有一定影响的管理学著（译）作还有近百种，在此不一一详述。
三、管理专家
建国前比较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有郑观应、张謇、周学熙、荣氏兄弟、陈嘉庚、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吴蕴初、卢作孚、王云五等，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内外夹击、非常严峻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家大都具备了较为有效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方式，他们都是卓有成效的管理专家。这里简要论述被当时实业界人士誉为“中国科学管理专家”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办者卢作孚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
卢作孚结合自己的管理实践对管理进行了广泛的理论探讨，并大量吸收了西方的管理思想。早在1930年，北碚图书馆就出版过他的《工商管理学》，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专门开设工商管理课程请他主讲，他还曾在重庆大学工商管理系授课，由讲稿整理成的《工商管理》于1945年出版。在他看来，“管理的要求在使事业中人力物力配合活动达到最高效率，即要求以最少人力，最少物力，最快时间，换得最多效果，最好效果”。因而，尽管企业管理涉及众多繁杂事务，不外乎是对人的管理、对物的管理以及使人力物力协调配合的组织管理。他认为，“建设秩序”和“民主管理”构成了组织管理的核心内容，其中又以建设秩序为第一要务。他为建设秩序提供了5项原则：按照事业的范围或事业的性质层层划分部门，直至将所有事务划分到每人有显然不同的工作；分工明确，每一部门或层次均有确定的执掌、权限和责任，人与人之间形成确定的配合关系；层层负责，层层节制，形成纵向的等级管理系统；上层机关管理下层机关，即在层层节制的纵向关系之外兼顾各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上层机关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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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技术专掌部门对下级机关的专掌部门和人员应有指导的责任，但不能直接指挥而忽略下级机关之整个体系；组织约束个人，个人服从组织（凌耀伦，1988）。卢作孚的人事管理思想虽不如一般管理理论那样系统，却极为深刻，有学者认为已有许多内容属于当代行为科学的范畴（熊甫，1985）。如他提出的命题“人事管理之第一问题在用人，用人之第一要义在择人”，还有“低级人员考，高级人员找”的录用制度，都显示了他的深刻认识。与法约尔相比，卢作孚的管理思想已经完全涵盖了他的有效管理14条原则（梁战平，1993）。
王云五在科学管理这门学科上所费精力之大，所延续时间之长，著译文献之多，在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内的中国恐怕要居第一位。1930年3月，为了使对商务印书馆的整顿有所依据，他专程前往日、美、欧考察科学管理方法和劳资问题。他游历了9个国家，参观了40多家公司和工厂，走访了50多位管理实践和理论方面的专家，广泛吸取各国管理思想之精华，并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和思考，制定了包括12部分的《采行科学管理计划》，开创了大公司科学管理的全面试验。由于商务的4个工会联合反对科学管理，王云五的管理计划只得限定在推行财、物两方面，人的方面留待以后解决。1932年1月29日，商务被日军炸毁，这给管理计划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契机。王云五更加注重管理方法的实用性和灵活性，注重中国管理的特殊文化背景，使商务在日军侵略导致的三次危机中屡蹶屡起。
四、高校管理学教育
1.管理学教育制度
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在其最初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已规定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课程，其中专门学设有商学，不过开学时没有执行。1902年，在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了设预备科（分政科、艺科）和速成科（分化学馆、师范馆），预备科中的政科设有通商、理财等专业，1904年正式招收第一期预备科学生。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近代全国性的、系统的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它规定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三级，大学堂即大学本科，分政治、格致、商务等7科，其中商务科设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6目。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规定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和通儒院三级，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的分科大学为经学、政法、工、商等8科，商科分设银行及保险、贸易及贩运、关税3个学门。按照《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的规定，可以设立高等商业学堂，属于在直系学校系统之外与高等学堂平行的实业教育学校系统。到1908年底，共有15所学堂在清朝商部登记，其中大多数由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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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商会创办。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和1913年颁布了《学校系统令》等一系列法令（即《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中高等教育设有大学，取消了高等学堂，改设专门学校。大学分为文、理、商等7科，其中商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等6门；专门学校分为法政、工业、商业等10类，其中法政专门学校中的政治科和经济科设有许多应用经济学类课程。1913年1月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详细地规定了学科及科目，第六门类“交通学”中已明确出现“管理”二字。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7年颁布《修正大学令》和1922年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商科专门学校可升格为商科大学，并将以前的门一律改为系。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组织法》、《专科学校规程》，其中规定大学包含商学院，商学院的商科则包含工商管理学系。
2.管理学课程的设置
1897年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03年改为高等商务学堂，设有铁路、电机等科，从事工业、技术教育，为后来的“工业管理”课程埋下了伏笔。在20世纪初期商务学堂的积极倡导者郑观应兴办学校思想的鼓励下，张謇陆续创办了吴淞商船学校、铁路学校，并于1906年筹划南洋大学。1909年设于北京的财政学堂和税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官办培养财政人员和税务人员的学校。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开办，开设经、法、工、商等7科13门。20世纪20至30年代，随着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引入中国，管理学在中国的教育领域生根并且发展起来。此时，人们已经体验到“管理”的重要性。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教育部的倡导下，为了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一些知名院校纷纷开设商科，“工商管理”、“工厂管理”的课程也逐渐增多，有的甚至成立了工商管理系。例如，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早在1913年就在土木科（铁道）及电气机械科设置了“工厂管理学”课程；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大学部在1925年的二年级专业科就开设了“工商业管理”课程；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前身）在1926年就已设立了商科，它的七个系中就有工商管理系，而其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早在1915年就已设立了商业科；国立暨南学校在1927年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之后，把原有的商科改为商学院，所设学系和专业都很齐全，其中设有工商管理学系，还设立了南洋文化事业部，有专人研究南洋华侨居住地的工商实业经营状况。这时，虽有“管理学”一词出现，但它是作为一种教育科目或专业，不同于西方国家已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与传授。高校教学的内容，主要是讲授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车间管理》，金布尔的《工业组织原理》，蓝斯堡洛的《工业管理》，以及张家泰编著的《工商管理ABC》和王抚洲著的《工业组织与管理》等。
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设立工商管理系、开设“工商管理”课程的高等院校日益增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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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大厦大学、大同大学等均相继设立工商管理系、开设“工商管理”课程。有的高校甚至开始设立管理学院和实业管理系，如交通大学设立管理学院，下设实业管理系（类似现在的企业管理系）、铁路管理系和财务管理系，实业管理系开设“企业组织”、“生产管理”、“人事管理”、“工作研究”等课程。1933年在中央苏区创办的苏维埃大学，设有本科和预科两部，其中本科设有国民经济、财政等专业班。1940年的华北联合大学设有社会科学院，下设财政系；1945年设法政学院，下设财经系。1943年的延安大学设有行政学院，下设财经系。1946年成立的北方大学和1948年成立的中原大学也都设有财经学院。据统计，1948年全国207所高等学校中，开设财经系科的已有80所（中国教育年鉴，1984）。
五、管理社团组织
20世纪初的国货运动导致了最早的一批管理社团组织的产生。如以商业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华国货维持会（1912年成立）是中国最早提倡国货的社会团体，它定期组织国货宣传会，内容包括研究企业管理等，还积极倡导国货的展览和陈列，以推动国货的生产、销售。辛亥革命后，管理社团组织在传播西方科学管理和培养管理人才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15年10月25日成立的民间群众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为中国科技发展的制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对企业管理和人才培养的科学启蒙来看，两项任务结合的最好、最早的组织，是1917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蔡元培、穆藕初等担任议事部议事员，黄炎培任办理部主任。职教社于1918年创办了专门的教育机构中华职业学校以传播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法，穆藕初任校董会主席。中华职业学校开中国近代创办职校之先河，随后全国各类职业学校相继应运而生。1921年职教社发起成立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分别在上海、江苏等地设立职业指导所，从事职业教育培训、职业咨询、职业介绍、法律咨询等业务，还开办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等。抗日战争前，已培训了大批在职的企业管理人员和中级管理人才，仅第一、第四两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就各有学生4000多人，所在地区附近的大小工厂、商店几乎都有它的学生。1927年陈蝶仙等民族资本家发起的、以工业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机联会（即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是当时最活跃的企业社会团体，它十分重视工厂的管理，早在1929年就在一个月内安排了七次有关工厂管理方法的讲演会。1931年，又举办了工厂事务研究会，还经常为企业组织各种人员培训活动，且十分重视广告宣传，这都有利于国货企业管理的改进。1928年脱离于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的官办独立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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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事业系统化的开端，对科学技术研究的管理也比较符合科学精神，成为建国前科研体制化的顶峰。1930年，由国际科学管理协会推动、实业部部长孔祥熙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工商管理协会（即中国科学管理学会），是当时提倡和推行科学管理的龙头机构，先后推选孔祥熙、曹云祥、吴蕴初为理事长，下设干事长主持协会的日常事务。该协会的主要贡献如下：派委员到各单位讲演科学管理知识并形成书稿，由协会陆续出版；研究《工厂法》的实施，并将研究报告交实业部和行政院；举办工业管理讲习班和工商管理补习学校；向全国各地民众广播演讲科学管理的内容、重要性和实施步骤，提高对民众的宣传效率；建立科学管理服务部，开展科学管理的咨询活动；创办《工商管理月刊》，成为全国科学管理的学术论坛，共举办约60期，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和译文。该协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
建国前其他比较著名的管理社团组织还有：中国工程师学会（1913年詹天佑、颜德庆发起）；中国经济学社（1923年刘大钧、戴乐仁发起），该社团积极介入宏观和微观的经济管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3年晏阳初发起），其宗旨为“启民智以复兴民族”，实行所谓“民族再造”，工作有“举文艺教育以去愚”、“兴生计教育以去穷”、“创卫生教育以去弱”、“作公民教育以去私”；中国人事管理学会（1934年何清儒等发起），其工作分为人才训练、实施设计、问题研究和方法试验四项，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理论研究，是中国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中国会计学社、中国统计学社、中国合作学社等社团也比较著名。
六、调查研究
科学调查研究的开展及机构的设立也是建国前中国管理学萌芽的一个显著标志。科学的调查研究不仅有利于制定正确的决策，也有利于团结群众与敌人进行有效的斗争。
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这种分析，首先取决于对情况的调查。“由于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他也是率先垂范进行调查研究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7年就已发表统计材料《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他以典型调查为主，对每一项调查都设立了明确的目的。
1928年至1935年间，为配合苏区的土地革命，以陈翰笙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土地问题、农村生产关系以及社会性质做出了回答。他们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为指导，运用概括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按经济发展程度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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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挑选有代表性的县，随机抽取几个村，进行挨家挨户的全面调查统计。另一种方式是同时抽取几十个村庄，着重调查各村之间的共同点。调查统计的结果和数据有力地参与了关于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批驳了国民党反动派、托派和改良主义的谬论，加深了革命群众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叶世昌，苗欣宇，2005）。
延安整风运动后，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成为全党共识。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布了两个互相配套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强调“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具体规定：中央设调查研究局，下设调查局负责搜集资料、设政治研究室负责根据材料加以整理研究、设党务研究室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政策；各中央分局、各独立区委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专门负责搜集各自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面的各种详细材料，编印书籍文件以供工作参考。
综上所述，建国前中国管理学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在某些方面已经同步于、甚至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管理学的发展。对这些宝贵经验的继承与发扬，既是中国管理学者的义务，也是大力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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