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分析读书笔记

《现代政治分析》读书笔记

罗伯特.达尔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是西方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现代政治分析》是行为主义方法论的代表作，但由于六十年代以来，行为主义政治学遇到危机，“开始突出价值和道德研究的作用和地位”1[①]，向后行为主义转变。这本书也反映了这个变化，增加了关于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介绍，探讨了一些政治规范的问题。较全面的论述了政治分析的框架、要素，以及政治评价和政策选择。我读之后对一些问题产生一些思考，并意图把这些问题探讨得更清楚。

本书开始从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写起，社会人都会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我们要更好的作出政治评判或政治行为，我们就应该掌握政治分析。阐明了政治分析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达尔的行为主义倾向，无政府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是不会这样认为的。像诺齐克就认为个人是权利的唯一拥有者，国家的创立及其功能来源于个人的自愿让渡。我不愿卷入国家的这种政治体系，就可以不加入这个体系。而且国家功能只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即只有保护性功能，政治现象及活动我是不需要关注的，也不需要政治分析。达尔只是对当下我们的行为出发，你已在这个体系中了，而且你的生活跟这个体系息息相关，因此你应该关注它。但至于体系本身是否合理是不太考虑的，价值及规范关注的是较少的。已经处于当下，我们应该怎样行为？怎样行为才最有利？

政治分析有没有意义呢？至善主义这认为“从全然无知者一端到物理学或化学定律中所展示的关于规律性的只是这另一端之间，任何东西都是毫无价值的”达尔认为这是荒谬的，“虽然人们没法完全从外部和用物理方法描述人的活动，同时人们又很难充分了解赋予人类行动已丰富意义的主观特征”但是这至少能减少我们的不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总比完全不确定要好。达尔的分析是有科学哲学思想的，由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因果律的不充分性，人是没法完整认识事物及事件的，虽则如此，人是可以认识事物部分属性，减少不确定性，为我们的再实践提供借鉴意义。达尔的用词是十分谨慎的，虽然他在说政治分析有必要，也没

把其作用故意夸大，这种谦虚用语使得一般人都能认同，对我们这种虚夸的学风无疑形成对比。

虽然我们都在用政治这个术语以及参与政治，但政治究竟是什么含义呢？达尔分析比较了亚里士多德、韦伯和拉斯韦尔对政治的定义。认为政治首先是一种关系，影响力及其相近因素的使用者以及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达尔的定义主要是从影响力的主客体关系来分析的，这也是他的政治分析的基本框架。权力概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但达尔认为权力、影响力、权威等概念却太模糊，而且人们没有一致意见。他把这些术语统称为“影响力术语”，这个术语范围比较广，既可指比较弱的人之间及人对其他物的影响，也可指较强的权力、武力、权威。达尔把影响力分为明显的和暗含的来分别定义，合起来可以认为影响力就是“若a期望结果x，a的要求或是意愿而无直接要求b造成x，并且由于a的这些表现使b试图去造成x，那么a就对b施加了影响力”，即b的行为是在a的影响下做出的。看来这个定义是清楚明显的。

人们施加的影响力是有差别的，那些因素造成了这些差别呢？达尔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政治资源分配的差别、使用政治资源的技能和效率的差别、目的的指向性的差别。我把它概括起来就是影响力主体的目的、可用手段、使用能力三方面，三方面是相结合的，只有施加影响力的目的很强，有很多可供使用的资源和手段，而使用的能力又较强，则影响力也是较强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资源较少的人由于运用较多和较好的政治技能反而比资源多者的影响力强。但影响力强弱是否还与影响力客体以及本影响力性质有关呢？由于对象的不同，其信息掌握量，本身与影响力主体的关系，对此影响力施加的事件的关注程度不同，肯定会造成相同主体条件下而影响力不等。以及施加事件的不同性质，也使影响力受到影响。看来影响力主体外的因素也是对影响力有影响的。

服包括理性说服和操纵性说服，是根据说服时传达的信息是否真实为划分的。诱导包括提供好处或坏处、权力、强制和强力。后三种达尔分析的比较模糊，但我们可以把诱导分为示好的诱导和示坏的诱导，示好的即你如此行为我给你什么好处，示坏的即是你如果不按我的做，就将受到惩罚，包括强力带来的惩罚。

那些影响力可取？那些影响力效果显著呢？需要对影响力进行评价。达尔在这儿也涉及到了价值取向。显然只有理性说服才是道德上允许的，才是符合康德的绝对命令的。而操纵性说服以及诱导都是有指责的。但达尔认为理性说服也面临两难困境。如果有人使用理性说服之外的影响力手段，我们该如何呢？只能进行理性说服，但倘若说服无效呢？我们为捍卫理性说服这一原则就会惩罚违反原则者。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惩罚是否本身就违背了理性说服的原则呢？看起来十分有道理。让我拿权利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每个人拥有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但还是有侵犯权利的事出现，出现了侵犯跟不可侵犯时冲突的，侵犯的事实是否说明我们认为的权利不可侵犯是有问题的呢？而我们对侵犯权利的惩罚也是对侵犯者的侵犯？那么权利不可侵犯这条原则是有问题的？但显然我们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说权利不可侵犯是命令（不是指下达命令，而是一种要求性的）式的，而侵犯则是事实，道德命令跟事实的冲突其实只是语言上的逻辑上的冲突，命令跟事实并不是要求完全符合的，逻辑上有冲突并不表明，命令是有问题的。权利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惩罚，惩罚不是肯定性的，也不是具有独立性的，是否定性的，是要告诫后来者权利的不可侵犯，目的是要阻断侵犯。同样，我们要求人们遵守理性说服的原则，实际上肯定会发生违背，然后我们再理性说服无效的基础上采取其他手段惩罚违反者，要求违反者不再违反。要求遵守要求是命令式的，实际违反是事实，非原则性的惩罚是否定性的非独立性的，是为更好的遵守原则。如果不是这样，任何命令都没有意义了，命令都会被违犯，因此采取否定性的非独立性的惩罚手段以维护命令也是合理的。但你是否还是会问，这是不是目的是好的就可以采取恶的手段（就是指惩罚手段）呢？但我们要说明的是，如果命令成为了绝对命令，每个人都遵守了就不存在恶的手段了。但有人还是要违犯的，我们对付多数人还是要求遵守原则命令，但为维护这一原则、命令，当出现违犯时会用到惩罚，惩罚肯定不是好的，但我们并没有承认惩罚的独立性，只是在有违犯原则命令时才可施用。这跟承为好的目的可以采取恶的手段不是一

样的，这儿的惩罚手段是非独立性的，就是我们是不独立承认其是合理的，而只有出现违犯原则才是合理可用的。而且使用这种惩罚手段就是要消灭违犯，也是要消灭惩罚。惩罚不仅是对违犯有否定性，对自身也有否定性。因此我们强调原则命令而又承认惩罚手段的可施用，实际上只有对遵守原则是肯定性的，对惩罚本质上是否定性的。

达尔在后面继续写到，在现实中由于理性说服的绝对原则无法完全坚持，其他的手段在某些场合也是可取的。显然是跟前面我的论述有差别的。当然只是学理上的证明，规范并不等于实际。应然并不实然。

达尔又特意分析了一下强制和强力的诱导，认为这种诱导是在威胁的意义上说的，影响力的实现并不主要是这些的使用，而是摆在那儿做威慑。虽然实际强力的使用会提高威胁的可信性，增加诱导力量，但经常的使用则会导致影响力失效。而且“实际使用强力通常标志着立足强力威胁的政策已经失败”，这对掌握强力机关谨慎使用强力及对强力的认识应该很有意义。这些更是值得威权整体下的强力机关的思考了，强力的过多使用最终也会导致强力的实效或是强力的反对。对一般民众，施加影响力最先考虑的不应该是强力，而是说服。否则意味的使用强力，必然导致强力对自身的否定。

其后的政治体系的分析中达尔对影响力的合法性问题作了说明。影响力披上合法的外衣时通常被称作权威，权威是一种特殊的影响力，即合法的影响力。权威肯定是比赤裸裸的强制和强制有说服力的多的。因此任何领袖都竭力争取合法性，包括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但他认为民主政制看来是比其他政治体系更能获得合法性的。

建立影响力的分析框架之后，达尔用这个框架来分析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以及政治人。政治体系是各式各样的，是由差别的，差别在现在的体现主要是在政治制度上多头制和霸权政制。差别是有不同因素造成的，明示两者的差别其实就说明了两种政制之间的转换的条件，但达尔认为这些差别因素的改善并不代表着霸权政制就会向多头政治转变。而且人们对多头制以及霸权政制的喜好是否跟个人的喜好不同一样呢？即并不代表人们就必然认同选择多头制？多头制就是最好的？这是由疑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政治体系都是在变化的，在朝人们期望的方向变化。

最后部分达尔对政治评价以及政治学的方法的发展及走向作了介绍，并简要论述了政策选择的策略。

《现代政治分析》[美]罗伯特.达尔王沪宁陈峰译

一、政治分析是科学吗？P11注释一

“为创立美国第一个政治学系出过力的美国学者们深受十九世纪德国学术成就的影响。在德国，wissenschaft一词不仅含有科学的意思，而且还含有知识、学问、学识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任何系统研究的只是结果。因此，…政治科学?中的…科学?一词可能被用以表示…系统研究?一类的事情，而不像今天人们更可能解释的那样是指…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进行的经验研究?。”

二、关于政治体系的定义。P16-17

在定义究竟什么是政治体系时，达尔提到了另外三个人的定义：

1、亚里士多德将政治体系定义为“一个城邦的组织，一般的关系到官职的设置，而特别是关系到在一切争端上都是至高无上的那个特定的官职的设置。”

2、韦伯曾假设，“如果在特定疆土内，命令得以持续实行是凭借行政人员运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那么这个社团就应该被称为是政治性的。

3、拉斯维尔下定义说，“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的学科，研究权力的形成和分享”，而“政治行为则是觊觎权力而采取的行为”。

然而，达尔将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中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定义中，达尔并未给政治体系加以“公共的”限定，因为他认为：公共的含义和界限不明确；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动机不明确；如果如此限定，则明显是在规范的意义上进行。

三、P22关于“体系”的四个要点

1、把某事物称之为体系，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来观察具体的事物。

2、为了确定什么是在一个体系之内，什么处在一个体系之外，我们必须规定体系的界限。

3、一个体系可以是另一个体系的一个要素或次体系。

4、有些事物可能是两个以上仅有部分重叠的不同体系的次体系。

四、关于“权力硬块”P32

权力硬块理论，作为一种谬误，达尔是这样描述它的：权力往往被想象成是单一的、坚硬的、打不碎的硬块。它可以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但却不能为人分享。某人要么由权力，要么没有权力。

五、关于影响力

达尔引用了奈格尔的一个公式“影响力是行动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一个或更多的行动者的需要、愿望、倾向或意图影响另一个或其他更多行动者的行动，火行动倾向。”

在P36-46达尔着重论述了1、明显的影响力和暗含的影响力的区别并提到了预料反映法则。2、关于影响力测量方面的种种困难。

预料反映法则是弗里德里希于1937年提出的，他只得情况是，“行动者B在未从另一个行动者A或A的代理人那里得到有关A的需要和意图的明确信息的情况下，做出他认为符合A的愿望的行为。”

六、影响力差别的解释P47

1、政治资源分配的差别。

2、个人使用政治资源的技能和效率的差别。

3、个人为政治目的使用其资源不同方面的差别。

七、对影响力的分类。P53

1、明显的影响力/暗含的影响力

2、积极的影响力、消极的影响力

3、根据手段不同可分为受训控制、说服（理性说服/操纵性说服）、诱导、强制。在此部分达尔的分类是混乱的。

4、单边控制、相互控制。

八、关于理性说服P64-67

在这部分，大而详细论述了理性说服以及给予理性说服的相互影响力的道德地位，但同时又表明现实生活中仅仅有理性说服是远远不够的，那将是人们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并详细阐述了这种两难境地的产生。最后他断定，“强制本质上是恶的，但从非本质方面或作为工具来看，它在某些场合是可取的。”

九、政治体系的特征P72-86

1、政治资源的不均匀控制

2、政治影响力的追求。政治体系中的某些成员力图获得对政府所实施的政策、法规和决定的影响力。

3、政治影响力的不均匀分配

4、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的追求和解决。政治体系中的成员追求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除了其他手段外，则由政治体系的政府来处理。

5、合法性的取得。政治体系中的领袖力图使人们相信，政府手段被用于处理冲突时，达成的决定受到普遍认可，这不仅是出于对暴力惩罚和强制的恐惧，而且还出于认为这样做在道德上不失为公正和恰当的信念。

6、意识形态的发展

7、其它政治体系的影响

8、变化的不可避免

十、意识形态P80

一个高度发展的统治意识形态通常包括1、评价组织机构、政策和体系领导人的标准。2、穗体系实际如何运作的理想化庙会以及一种缩小现实与意识形态规定的目标之间的差距的说法。

尽管一个统治意识形态有助于在职领导人获得合法性，但如果因此而断言：意识形态的存在或内容，完全可以用领导人想使其行动披上合法性外衣，从而把赤裸裸的权力转变为权威的意愿来解释，那是不太现实的。首先，因为许多非政治领袖的人们也接受意识形态这一事实，反映出他们希望说明和解释经验和目标，这种解释能为人生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提供意义和目的。如果说人类这几千年来一直在努力理解行星和恒星的相对运动，却不想理解他们自己的政治秩序，那实在是太惊人了。因此，生活在心理和生理都十分困苦的目不识丁的农民，常常接受一种世界观，来说明和证明他们的不平等、痛苦和挫折是合理的。

再则，尽管表面上似乎相反，领导人并不能专断的制造出和操纵一套统治的意识形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一旦在政治体系中被广泛接受，领导人本身也就成了他的囚徒。如果他违反其准则，就会冒破坏自己的合法性的风险。

如果假定统治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统一的和始终如一的信仰，它为政治体系中的每个人所接受，那是不现实的。1、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内容2、统一体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3、统一意识形态不可能被所有成员同样的接收4、统治意识形态可能会遭到拒绝5、有时一个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会成为另一时期的统治意识形态。

十一、政治体系的边界P84

为了政治分析起见，凡是在一个政治体系的政府影响行动的权力明显下降的地方，这个政治体系的界限就可以确定在那里。在一个治理的权力曲线上会有许多下降点，由此，政治体系的界限就有伸缩性。

十二、造成体系差异的差异P92

1、通往现在的道路

2、现代性的程度

3、政治资源和技能的分配

4、分裂与融合

5、冲突的严重性

6、分享和行使权力的体制

十三、积累性不平等和弥散性不平等P95-96

十四、精彩论断P119-124

在这部分内容中，作者详细论述了以下内容：农业社会如何早策划能够积累性不平等以致不利于形成多头制；工业社会特别是大众消费阶段如何有利于平等和形成多头制；美国的例外情况及其原因；产品剩余如何有利于调节冲突；减少积累性不平等的两种方式即减轻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程度和江不平等的不同方面分散。

十五、无政治阶层P131-133

在此章，达尔着重论述了无政治阶层的存在以及原因：

1、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成本过大

2、可供选择的方案之间差异很小

3、感觉自己参与能起到的作用很小

4、认为自己即使不介入也会有满意的结局

5、觉得自己只是有限，不能有所作为

6、参与政治遇到的障碍很大

十六、关于“自身”的定义P147

我们在分析问题时经常使用“自私”“自身利益”等一些名词，但这些看上去不言而喻的该奶奶实际上十分复杂。一位杰出的现代心理学家曾经定义“自身包括一切与个人生活有关的珍贵的东西和人身，因此自私一次就失去了他原来的涵义，人是自私的这一命题就成为一个循环的论证：人们关心人们所关心的事物。

十七、关于民主性格与民主制P156-158

近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政治学者都非常一致的同意有些价值、态度和性格特点有助于维护一个大众政府。这些性格具体情况参见P156。

然而，个性和公开的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错综复杂、隐晦和相当松散的。独裁的或民主的取向和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造成的。

十八、政治哲学的语义分析P173-174

一些者哲学家，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哲学家，相信对政治哲学中规范问题的思考得令人满意的基础可以在语言中找到，方法是分析我们赋予日常应用的词和概念的意义。语言实际上分为不同的区域，把一个区域的语言用于要求完全不同的语言的事物时，它往往是不合适的合含糊不清的。

道德论述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专门依靠经验科学的语言来探讨道德论述的领域，就像用物理学或化学的语言来描绘画的美学性质一样荒谬。这种方法的一个目标是通过提高我们讨论道德问题时所用的语言的理解来丰实和澄清道德论述。

十九、平等的涵义P185-188

在此部分，达尔清晰的论述了平等概念的困境，其中包括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各自面临的困境。

《现代政治分析》的作者罗伯特· A ·达尔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1915 年生

于美国艾奥瓦州，1940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长期在耶鲁大学任教。由于

达尔的学术成就，他于1966 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士、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并担任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在达尔的学术生涯中，主要是致力于对多元民主理论和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他著述甚丰，尤其是写了大量关于多元民主的著述，他的多元民主理论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民主理论之一，他本人也因此在西方备受推崇。这里介绍的《现代政治分析》则是一本从理论上阐述政治学方法的著作，正如达尔在该书第三版序言中所说，他写作此书是企图通过该书“给读者一点基本概念、观念和分析工具”，以便读者能从事政治分析的使命。如果说拉斯韦尔的《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是政治学行为主义的一部早期代表性著作，那么，《现代政治分析》则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政治学从行为主义的鼎盛走向变革时期的经典性理论著作。该书初版于1963 年，后多次再版，再版的过程正反映了行为主义变革的过程，因此，阅读该书对于理解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发展很有价值。

这里介绍的是1984 年第四版的中译本。全书分为十一章，合中文约14.5 万字。

第一章探讨了进行政治分析的意义和基本方法。达尔认为，一个人无论喜欢政治与否，处处都会碰到政治。因此必须理解和懂得政治。但是，分析政治的技能并不等于从事政治的技能，政治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超越从事政治的直接经验。政治分析要在方法上是科学的，就应是经验分析，即政治学者凭借细心观察、分类和测量等方法，审慎地将一般原则和理论同经验数据相验证。达尔提出了存在着前者依次取决于后者的逻辑关系的政治分析的四个观察取向：政策取向─→规范取向─→经验取向─→语义取向，政治分析也因所注重的问题不同而分为政策分析、规范分析、经验分析和意义（概念或语义）分析。但是，达尔按与上述逻辑关系相反的顺序安排了本书的框架，因此下面的论述首先是从澄清某些术语和概念的意义开始的。

第2 － 4 章首先进行所谓语义分析，论述了几个他认为需要澄清意义的关键性术语和概念。第二章“什么是政治”从分析亚里士多德、韦伯和拉斯韦尔关于政治的概

念的异同入手，把关于政治的概念置于政治体系的概念框架里，给出了一个关于政治体系的宽泛定义：“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从这个定义出发，达尔分析了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差别、体系与次体系的关系、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关系、政府与国家的关系。第三章“政治影响力”阐述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概念。达尔认为，权力概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必须使形形色色的有关权力的术语有明确的意义。为此，他把权力、影响力、权威、控制、说服、强权、武力、强制等术语统称为“影响力术语”。达尔批驳了权力分析中的三个谬误：把权力视为单一的、不可测量的硬块；把权力与资源等同起来，抹煞权力行动者运用资源的方式；混淆权力和运用权力所造成的结果。达尔指出，影响力的术语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明显的影响力和暗含的影响力两种形式，并探讨了如何测量相对影响力的问题，解释了政治影响力的分配不公平的原因。第四章“影响力的形式”分析了政治影响力的主要形式和手段。达尔认为，影响力可能是积极的和消极的，他分析了三种实现影响力手段：受训控制（使受训者形成习惯性反应）、说服（包括传播真实信息的理性说服和传播不诚实信息的操纵性说服）、诱导（包括积极诱导和使用严厉制裁的权力、强制力乃至武力所施行的诱导）。达尔认为，尽管理性说服具有独一无二的道德地位，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理性说服无效，人们不得不采取威胁和惩罚的手段，这样，政治人就面临着悲剧性的两难困境，并且没有人找到可以避免的方法。因此，操纵性说服、权力、强制、武力的威胁和运用在政治生活中和国际政治中都是常见的形式和手段，这些手段虽然在本质上不合理，但作为工具却不可避免。达尔认为，对影响力的形式的区分具有道德的和实际的意义，并表达了对创造这样一种政治体系的可能性的兴趣：趋向于减少不合理的控制形式，而更多地使用较为可取的形式。

第5 －8 章主要探讨经验分析的几个基本问题。达尔首先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分析了各种政治体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一方面，虽然世界上存在数以百万计（从国家到家庭和社团）的政治体系，我们需要探究一般政治体系的特征。达尔认为，政

治体系的相似性（特征）首先在于对政治资源的控制权的分配都不可能是均匀的，这是由于功能专业化分工，遗传的和社会继承的差异、社会动机和目标的差异等因素造成的。政治体系的相似性还表现为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目标的冲突和一致、政治体系及其领袖的合法性、意识形态的发展、不同政治体系的相互影响等方面。政治体系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难以预测。另一方面，各个政治体系之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差异性。形成这些差别的原因包括：过去的遗产和发展的道路、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水平、政治资源和政治技能的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分裂与融合的原因和模式、政治冲突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分享和行使权力的体制。达尔尽管承认政治体系的分类不存在单一的最佳方法，却把选举权的范围和反对派的自由程度作为划分权力体制的两个关键性的指标，并据此首先确定了两种极端的体制，即否认选举权和镇压一切反对派的“霸权政制”与赋予普选权和保护反对派自由的“大众政制（或多头政制）”，而在这两端的中间则是种种不同的混合政制。达尔接着在第七章分析了造成多头政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原因和条件。达尔首先分析了政治影响力形式的差异：个人和组织是自主的还是受政府控制、政治领导人是靠说服还是靠强制、靠谈判和讨价还价还是靠等级制和命令来推行政府政策。达尔分析第六章已经涉及到的造成各种政治体系差别的因素，他认为，在多头政制中，公开的政治冲突比较频繁但相对平和，并设置鼓励协商、谈判和谋求互利方案的体制，增加了和平调解冲突的可能性；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其政治资源的分配越趋向于平等，也越有可能维持多头政制；亚文化差异的程度的影响，使得文化均质的国家多头政制的可能性较大，但各国处理文化差异的方式也不可忽视。达尔认为，即使各国都达到了高度大众消费阶段，也还会出现新的分裂，新的冲突，而且不能保证能够和平地解决这些冲突，不过，达尔希望，人们将能学会用更为明智的行动来减少强制，和平地调节冲突。第八章主要分析个人在政治体系中的行为。达尔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但并不必然是政治动物，他根据人们是否关心政治、卷入政治、是否谋求权力和取得权力划分了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谋求权力者和有权者四个阶层，分别论述了他们各自形成的

原因和条件。在这一章里，达尔还分析了形形色色的人类动机、激励、意向、个性，他借助于精神分析法的成果，区分了两组不同的个性：“民主式个性”与“独裁式个性”、鼓动者与协商者。达尔分析了个性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和个性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强调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形成人们个性中的作用。他进而分析了实用主义政客（协商者）的四种基本性格模式，指出由于个人的动机、资源、机遇、社会来源、技能不同，所处的时代、局势、政治文化、政治体系不同，领导人的政治风格是千差万别的。

第九章讨论规范取向的问题。达尔首先检讨了19 世纪后期以来政治哲学的衰落，指出是宗教信仰的普遍衰落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的主张造成了政治哲学的衰落。但是，政治哲学、道德理论、规范理论所关注的是关于价值、规范和标准的信念，所面对的是持久的问题。达尔肯定了政治哲学的再次复兴，认为20 世纪发生的难以数计的问题和事件，是激发人们重新思考道德和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原因。达尔肯定了规范分析的意义，指出政治哲学的复兴不会阻止经验分析的继续发展，相反会加强经验分析。一个人在进行判断时都不可能没有价值标准。但是没有一种特定的政治哲学获得过普遍的赞同，价值和政治哲学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其中的关键术语（例如作为中心概念的“平等”）的意义都是众说纷纭的。因为我们不是在社会和历史的真空中做出道德判断、采取或者创造一套政治哲学，我们会受到特殊利益、意识形态信仰、文化、环境、时代和忠诚的“外部”影响。

第十章探讨政策取向的问题。达尔指出，政策选择既有规范（价值）标准又有经验判断。他着重分析了政策选择的方式，探讨了几种可能的制定政策的战略：“纯科学战略”主张把政治选择奠定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上，要求对政治现象进行测量、提供定量资料，达尔认为，尽管这样大大有利于因果分析，但是，在政治中道德判断无处不在，政治现象未必能够得到充分的测量；“至善的战略”强调在做出一项选择之前应寻求一个完美合理的方案，然而，在政治领域，完美合理是不可达到的；“有限合理

性战略”把决策看成是永无止境的渐进过程，只能一面做，一面改正错误；“实验性战略”主张慎重的实验或在采取政策前先搞小范围的、有控制的试点来减少决策中的不确定性。达尔认为，这些战略都不能保证发现最好的有效的选择方案。经常达到的是平庸状态，而最佳状态又不可能达到，但在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存在大量的比较好的和比较坏的选择的广阔天地，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创造性的研究，去开发比较好的选择方案。

第十一章“进一步的探索”主要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

《现代政治分析》初版的1963 年，正是美国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最为盛行的时侯。行为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学说，只是政治学研究中所强调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它的主要特点恰恰就在于否定政治哲学的倾向。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学应成为一门“经验科学”，注重可以观察到的政治行为，并进行尽可能量化的分析。然而，行为主义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恰恰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前提的，在否定价值判断的表象背后，实际上却反映出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观念中，政治哲学问题已经解决了，不需要争论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政治哲学争论在几个世纪后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在行为主义看来，现存的政治模式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最佳选择，而且应该成为评判的标准和普遍适用的模式，这正是当时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喧闹的实质。作为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泰斗，达尔在本书中关于多头政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就极为鲜明地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政制。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达尔一方面声称“大多数美国人都设想，民主政制是最好的政治体系”，同时又承认由于政治体系的差异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似的选择”，“没有一种类型是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这些话反映了达尔作为一个美国的政治学家的矛盾心态和面对当代世界的困惑。

由于行为主义主张所谓“纯科学”的研究，不关心社会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回避对种种政治选择做出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这就决定了它必然遭致各方面的批评。尤其是到60 年代，美国由于深深地陷入越南战争而导致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分裂，触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社会道德风气也每况愈下，因而削弱了美国人“先前较为舒坦和乐观的信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治学界开始寻求某种变革。1969 年，新当选的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戴维·伊斯顿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宣布了所谓“后行为主义的革命”。两年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一书，试图建立一种继承社会契约理论的传统的、取代现行功利主义的、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罗尔斯的理论在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也昭示出后行为主义的基本特点，即重新重视政治哲学问题，重新关注价值和道德的地位和意义。达尔作为一位有学术造诣的政治学家，敏锐地看到了“罗尔斯热”的意义，积极地接受了后行为主义的变革。我们在研读达尔的这本书时，需要特别注意其中的第九章。虽然在前几个版本中，都安排了“政治评价”一章，并且在1976 年第三版中探讨了规范分析与经验分析的关系，但随着后行为主义的发展和对政治哲学的重视，达尔在第四版大幅度地改写了这一章，直接地探讨了政治哲学的衰落和再次复兴。达尔概括地评述了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提出的理论及其对复兴政治哲学的意义，认为应该改变20 世纪政治哲学主要靠吃老本、政治学单纯热衷于经验分析的状况。

美国政治学的这场“后行为主义革命”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和抛弃行为主义，而是企图找到经验科学与政治哲学的结合点。达尔认为，经验取向或科学取向与规范取向能够而且应该互相补充。离开经验分析，政治哲学容易变得离题甚至愚蠢；而忽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他希望政治哲学可以为经验调查提供判断的标准。从纯粹方法的角度看，达尔的这些见解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学家的科学态度，毫无疑问是值得重视的。虽然后行为主义的革命可能带来美国政治学分析方法上的某些改进，但是，既然达尔心目中的价值和道德评判仍然是以西方的政治模式为标准的，是否能够指望依靠达尔所提供的方法和工具，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对政治现象加以“解释和预测的科学”呢？我们在研读该书时，是应该提出疑问的。

斐拉莱特：《现代政治分析》读书笔记

罗伯特.达尔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是西方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现代政治分析》是行为主义方法论的代表作，但由于六十年代以来，行为主义政治学遇到危机，“开始突出价值和道德研究的作用和地位”，向后行为主义转变。这本书也反映了这个变化，增加了关于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介绍，探讨了一些政治规范的问题。较全面的论述了政治分析的框架、要素，以及政治评价和政策选择。我读之后对一些问题产生一些思考，并意图把这些问题探讨得更清楚。

学思想的，由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因果律的不充分性，人是没法完整认识事物及事件的，虽则如此，人是可以认识事物部分属性，减少不确定性，为我们的再实践提供借鉴意义。达尔的用词是十分谨慎的，虽然他在说政治分析有必要，也没把其作用故意夸大，这种谦虚用语使得一般人都能认同，对我们这种虚夸的学风无疑形成对比。

会造成相同主体条件下而影响力不等。以及施加事件的不同性质，也使影响力受到影响。看来影响力主体外的因素也是对影响力有影响的。

影响力实现是通过不同的手段的，达尔分为三大类：受训控制、说服和诱导。受训控制是指通过提示或由信号组成的信息传递达到的影响。这是一种先前的，以信号告诉对象在某种情景下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当出现这种情景时，对象由于先前的受训，会形成反应。不是当下的，事先培养的一种习惯反应。由于其不是当下的，又是也不做多的讨论。但这种受训控制成本是很低的，而且一经形成以后就可以延续的，也不容忽视。说到影响力手段主要分析的是说服和诱导，说服包括理性说服和操纵性说服，是根据说服时传达的信息是否真实为划分的。诱导包括提供好处或坏处、权力、强制和强力。后三种达尔分析的比较模糊，但我们可以把诱导分为示好的诱导和示坏的诱导，示好的即你如此行为我给你什么好处，示坏的即是你如果不按我的做，就将受到惩罚，包括强力带来的惩罚。

权利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惩罚，惩罚不是肯定性的，也不是具有独立性的，是否定性的，是要告诫后来者权利的不可侵犯，目的是要阻断侵犯。同样，我们要求人们遵守理性说服的原则，实际上肯定会发生违背，然后我们再理性说服无效的基础上采取其他手段惩罚违反者，要求违反者不再违反。要求遵守要求是命令式的，实际违反是事实，非原则性的惩罚是否定性的非独立性的，是为更好的遵守原则。如果不是这样，任何命令都没有意义了，命令都会被违犯，因此采取否定性的非独立性的惩罚手段以维护命令也是合理的。但你是否还是会问，这是不是目的是好的就可以采取恶的手段（就是指惩罚手段）呢？但我们要说明的是，如果命令成为了绝对命令，每个人都遵守了就不存在恶的手段了。但有人还是要违犯的，我们对付多数人还是要求遵守原则命令，但为维护这一原则、命令，当出现违犯时会用到惩罚，惩罚肯定不是好的，但我们并没有承认惩罚的独立性，只是在有违犯原则命令时才可施用。这跟承为好的目的可以采取恶的手段不是一样的，这儿的惩罚手段是非独立性的，就是我们是不独立承认其是合理的，而只有出现违犯原则才是合理可用的。而且使用这种惩罚手段就是要消灭违犯，也是要消灭惩罚。惩罚不仅是对违犯有否定性，对自身也有否定性。因此我们强调原则命令而又承认惩罚手段的可施用，实际上只有对遵守原则是肯定性的，对惩罚本质上是否定性的。

的强力机关的思考了，强力的过多使用最终也会导致强力的实效或是强力的反对。对一般民众，施加影响力最先考虑的不应该是强力，而是说服。否则意味的使用强力，必然导致强力对自身的否定。

最后部分达尔对政治评价以及政治学的方法的发展及走向作了介绍，并简要论述了政策选择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