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

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知道并了解王云五的人太少了，这是一种现实的文化缺失。王云五以追随孙中山始（总统府秘书）到跟随蒋介石终，其间担任过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行政副院长。他说这些职务都是“客串”而已。他真正的历史地位是20世纪中国第一出版家。王云五的另一个价值是他极有力地说明了自学不但可以成才，自学还可以成“家”，成大师，成泰斗，读书是一辈子的事，这是极富现实意义的。

儿时记忆如刻。60多年前我见到的第一本工具书名叫《四角号码字典》，母亲告诉我说：“四角号码检字法是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发明的，他叫王云五。”从此我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1951年王云五从香港去了台湾，这个人的行踪也就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1980年出版的《辞海》中有“王熙凤”的条目，却不见“王云五”的踪影。在一次聚餐中大家闲聊，我说起了王云五，在座的4位中学语文教师竟然都不知道王云五是何许人。但是，要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化史，特别是出版史，王云五这个名字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2009年新版的《辞海》中，王云五的名字又堂皇再现了。近年来，百余万字的《王云五文集》在中国大陆印行，还有《岫庐八十自述》《我怎样读书》《王云五传》《王云五评传》等书已可通过网络购得。历史的发展无论多么曲折，到头来总是公道的。

王云五是出生于上海的广东香山县人。“云五”出自宋代韩琦20岁中进士时“日下现五色祥云”的故事。岫庐是他的号。在《岫庐八十自述》的开篇中他说：“人生斯世，好象一次壮游。”见到“壮游”二字，令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眼神为之一亮，心情为之一爽。在王云五看来人生不是漫游，不是苦旅，不是如梦，不是虚耗，不是享乐，不是奢迷，不是挣扎，不是做戏，不是鬼混，而是壮游！壮游壮哉，这应该说是我们民族精神中英雄境界的体现。这位从14岁在上海一家五金店学徒起步，后来成为大出版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发明家、翻译家、著作家、社会活动家的传奇人物，到92岁终止了他的壮游人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全面地介绍王云五其人，远不是本人本文力所能及，笔者只能简说一下王云五与书的种种关系，如读书、写书、出版书。

王云五的祖辈世世代代种田为生，其父是小商人。他幼年时多病、咯血，所以到了11岁才入塾读书。一年又三个月后，由于担心义和团造成的社会动荡可能波及到上海，他被送回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的老家。避乱后王云五又回到上海，他从14岁开始走入社会，白天在一家五金店当学徒工，夜晚到南京路附近一家酒庄的楼上学习英语，开始了他的学习型人生之路。王云五16岁转入上海守真书馆继续学英语。由于学习成绩极好，他在做学生的同时被指定为“教生”，就是边做学生边当“助教”。他17岁转入上海同文馆再进修英语，又同时兼任“教生”。此间，他开始翻译雨果的作品和“世界珍闻”，为上海的《南方日报》提供专栏稿（他还自学了法语和德语）。后来王云五总结说：“总计我以学生资格读英文的实际时日，有吴先生的夜校7个月，守真书馆8个月，同文书馆7个月，合计为22个月，此后我便不能有入学校读书的机会了。但是我对有形的学校生活终止于彼时，而无形的学校生活则继续不断。”（《我怎样读书》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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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读过一年半私塾，最多可按18个月计，再加上22个月在校学英语，他的学历总计应为40个月。那时印制个人名片必须有“学历”一项，王云五因没有读过小学、中学、大学，更没有留洋的金字招牌，所以他的名片上只印有“识字”以示其文化程度。这是谦逊，也是无比的幽默，是面带微笑的钢铁自信。王云五以识字为起点、为武器、为阵地，向知识、向学术、向难题挑战、攻坚、问鼎，几乎攻无不克。他为自学不但可成才，而且可“自学成家”，成大师，成泰斗做出了极有力的证明。

王云五正式参加工作是18岁，在上海中国新公学出任英文教员。当时这所学校只有两位英文教师，一位是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先生，另一位就是未及弱冠之年的王云五。他们的学生中有胡适之、杨杏佛等后来的文化名人。在王云五的一生中，他对读书的需求始终处在如饥似渴的状态。现在人们用“按揭”的方式购房、买车，而一百年前的王云五用按揭的方式购得35册英文版《大英百科全书》，每天阅读二至三个小时，用了三年的时光通读了这部巨著。王云五并不以此骄傲，他反而认为这样读书“博而不专”，当他得知美国的“万国函授学校”设有多种专科的时候，便选定了“土木工程全科”，报名纳费，用了两年的时间，通过国外函授的方式读完了这个专业的全部课程。王云五并不是想当土木工程师，这个通读过《二十四史》的年轻人，不但对人文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还要走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大门。这些，都是发生在清光绪年间的故事。

王云五说：“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读书。”他还说：“一日24小时之中，睡眠饮食至多用10小时，工作时间至多也不过10个小时外，每日最低限度当有4小时可以读书。”他不赞同学校的寒暑假制，而认为取消寒暑假，可缩短修业年限。（《我怎样读书》第5、12－13页）。

对于为什么要读书？读书的目的何在？王云五并没有唱高调，但做了深刻的解析。他说：“……语言可将一个人思考之所得传诸他人，于是不仅集思广益，而且可以利用他人的思考为出发点，由此更进一步，无需人人从头做起，这便是语言对于人类进步的一大贡献。文字的发展成为传至远方与后世的书籍，书籍也就成了人类思考结果的库藏。读书者可以从此库藏中予取予求，任意与尽量满足其欲望。手执一卷可以上对邃古的哲人，远对绝域的学者，而仿佛亲聆其以言词吐露毕生思考的心得。这样的收获，真可谓便宜之至……。”（《我怎样读书》第6页）简而言之，王云五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情地享受、应用和发展他人思考出来的精神产品。他认为不愿通过读书而“享用”精神产品的人“真是一件怪事！”所以他无数次地强调说：“做到老，学到老。”他说自己的一生只干两件事，就是读书和做工。他还多次说过，有空闲时间而不读书，就有可能染上恶习或去做不正当的事情，他一再告诫青少年尤其要警惕这种现象的发生。细细思之，成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读书入迷可以学以致用，也有利于预防腐败，此论不谬，且振聋启聩。

穷年累月地读书，达到一定程度后就自然会产生自己也写作的欲望和冲动，这是知识的延续、发展、丰富和升华。胡适说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他的博学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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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了独特的发明创造，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究。由于王云五终日自学，所以他特别重视字典、辞典的作用。汉字约有15400多个，怎样从字典、辞典中迅速地查找出自己需要的字或词，是无数人经常面对的问题。王云五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墨守成规，有创新的勇气和智慧，更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境界。他不但要为自己求得方便，更为无数人和后代着想。关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诞生，王云五回忆说：“我对于旧部首检字法，早不满意，思必改革之。但直接引起我研究兴趣者，便是林语堂先生。其时林先生任教于清华大学，年来辄从事于一种新检字法的研究。由于我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连接数日深谋远虑，觉得惟有以号码代替首部……我平素不畏难，既已发生浓厚兴趣，遂从此细心研究，朝斯夕斯，甚至梦寐求之。”（《岫庐八十自述》第十五章）经过4年的日夜研究，“四角号码检字法”于1928年获得成功，并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和广泛应用。目前的字典、词典检字虽有拼音法可用，但“四角号码检字法”并没有被淘汰，如《四角号码新词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词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多部大型工具书仍然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八十多年来，这个发明一直保持着特有的生命力，这是社会颁发给王云五的文化勋章。几乎在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同时，因为东方图书馆的落成，作为馆长的王云五，用了两年的时间发明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此方法沿用至今。

王云五著作等身，一生著述80余种。他在年过八旬后仍终日笔耕不辍，排炮般地连续出版了先秦、汉代、晋隋、唐代、宋元、明清、近代等7部《中国政治思想史》。这套学术著作印行后，他又立即撰著《中国教学思想史》。王云五以渊博的学识著书立说，还极认真地培育后学，他培养的学生众多，“13年间指导论文不计其数，硕士、博士出其门下者不下百人，被尊称为‘博士之父’。”（《我怎样读书》第172页。）而他自我评价说：“我的生活好像是一条牛……谁都知道牛食的是草，而靠着它的劳力结果，却产生了人们所食的米。就这一点看起来，恐怕我还不能充分适合牛的资格；不过我常常把它作为模范，借以自勉而已。”（《我怎样读书》首页）。

晚年的王云五回顾说：“我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岫庐八十自述》第319页）他所说的“以出版为主”，指的是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200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印行的《王云五文集》，其全部内容是“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商务印书馆始建于1897年，起初只是印制商业票据，20世纪初近代中小学出现后，由于教科书的大量需求，极大地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全国性大发展，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大型文化产业。1921年商务印书馆聘请胡适出任该馆编译所所长，而胡适则推荐王云五担任此职，于是他33岁开始步入了出版事业。1930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病逝，该馆的董事会聘请王云五出任总经理。王云五深知商务印书馆管理上的落后，所以他提出了先出国考察现代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要求，否则谢绝出任总经理。从1930年3月至同年9月，王云五到欧美和日本考察企业与商业管理经验，他成为中国出版业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第一人。1932年1月28日凌晨，日本侵略军突然轰炸上海闸北区，商务印书馆的全部工厂、货栈、仓库顿时化为一片焦土。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王云五以罕见的勇气、坚毅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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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斗了两年，使商务印书馆以全新的面貌再生。在20世纪30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全年的出版物，高达全国的50％左右。商务印书馆不是王云五创办的，但他对该馆有再造之功。

有人把王云五对中国的文化贡献简化为“四百万”。这其中的“四”是指“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百”是指百科全书式的学识；“万”是指“万有文库”的编纂与印行。《纽约时报》介绍王云五的时候说：“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王云五希望中国的每个县，每个学校，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把古今中外各学科的名著和精粹都囊括其中，因此取名“万有文库”。这部巨型丛书的第一编于1929年出版，收入各种图书1010种，总计一亿一千五百万字。1934年《万有文库》的第二编出版，总计一亿九千万字。在抗日战争前，万有文库第一编发行了约八千部，第二编发行了约六千部（详见《岫庐八十自述》第十八章）关于王云五在出版事业上长达半个多世纪所取得的成就，这里所说的只能是挂一漏万了。

1966年《东方杂志》在台湾复刊，为此王云五写了一篇“告各界书”，集中地表达了他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外文化的观念，其中有一段写得非常深刻而精彩，他说：“世界文化已形成，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付得起自绝于世界知识之门外的代价。中国的文化复兴，不止应向后回顾，亦应向前远瞻；不止应向内透视，亦应向外审度；返本开新固有必要，会通超胜尤所期望。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应将自信力寄于过去，更应将自信力寄于未来；不但应忠于中国之过去，更应忠于中国之未来，这是新中国必不可缺的新的文化取向。因此，我们认为积极地、深入地介绍西方的新思潮、新方法是基本而迫切的。中国文化唯有自觉地开诚地迎接西方的新知识，才能丰润她的生命而不致趋于枯萎；中国文化也唯有经过严格的客观的现代评鉴，才能突破她原有的制限与格局，而迈向一个历史的新境界。”（《王云五文集》下册第1026页）笔者认为四十多年前王云五说的这段话余味无穷，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相比较，王云五的见解，是一次质的飞跃。

[导读]他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自己主持编撰的教科书、工具书等，都要抽版税，喜欢在书籍上署上自己的大名而把其他人忽略掉，“王云五主编”成为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后五个“最常用字”。

提起王云五，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广东人。但是随便列举一些书名，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我知道”。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吗？读书人几乎无人不知，至今仍在出版；听说过《中国文化史丛书》吗？例如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杨幼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陈柱的《中国散文史》等？当然知道，上世纪90年代商务印书馆还修订再版。那么，知道《纽约时报》曾发表过《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炮弹》的报道吗？说的是啥事？对不起，说来听听。

这些都是王云五的所作所为。从1921年走马上任商务编译所副所长，到1946年4月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王云五在这25年时间里组织出版了世人瞩目的《万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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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大型丛书，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学者型的出版视角、商业化的经营手段，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向巅峰，开拓了现代中国文化产业化的新天地。直到今天，《万有文库》的出版规模、社会影响和文化贡献在中国无人超越，比之全球著名的《企鹅丛书》、《东洋文库》也毫不逊色。

王云五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大胆开拓出版事业，深刻影响着海峡两岸的学术界、文化界和教育界，但对他的评价却超越不了意识形态局限。张元济和王云五，这两个对商务乃至整个中国出版文化界影响至深的人，在海峡两岸的评价几乎完全相反。张元济倾向于共产党，留在大陆，因此被称作“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而王云五当过国民党的高官，去了台湾，因而被误读、被遗忘。

半个多世纪后，王云五在现代出版史上的影响力和对文化产业化上的贡献，才渐渐凸现出来。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著名出版家沈昌文说：“我们这一代人，对王云五先生曾经很没好感，不止从政治上，更多地是从他们实行的什么科学管理方法，因为不少我所信从的前辈左派文人很不赞成这方法。然而，在改革开放这20年来，我逐步改变了看法。当然，开头是从对管理的看法改变开始的……等我进一步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王云五的出版观念，才深深地感到，王云五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人物。”

不难想像，当记者到王云五的祖屋所在地广东省香山县泮沙村（今中山市泮沙村）时，已看不到多少往日的印记，据说一口废弃的水井是当年的原物。他出生于上海，只在香山老家度过4年的童年生活，不过他从未把自己当上海人看待，而是宣称“有十足的广东人的神气”。抗战时期，报界以“广东精神”概括他复兴商务印书馆的功绩：“广东人所有的长处，他全有。广东人性格豪爽慷慨，明朗实在，刚强，不屈不挠，而又剃刀一般锐利而睿智。他把这些特征集于一身。广东人多勇猛精进，顽强冒险；但在遇到挫折时却也能够达观。”（注2）数10年后，“南粤精神”被归纳为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用在王云五身上仍不过时。

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王云五的学校生活一共不足5年，但他却终身与书为伴，成了现代中国的大学者和杰出的出版家之一，奇迹是从回香山老家的那四年开始的。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王云五随父亲返香山避难，乡亲们为他的计算能力所折服，说他将来长大，“定是商场能手”。那时候，传统的农村耕读生活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已发生深刻变化，一直生活在上海租界的王家，更希望王云五做个买办什么的，所以王云五的读书生涯是从半工半读开始的，而且首先读的是英文。

15岁开始，王云五就在英文夜校做助教，后来又转到上海上海同文馆任教。他把月薪24元大洋的一半交给母亲，另一半则用来买书。1908年，也就是他21岁时，王云五看到商务印书馆在报纸上刊登了《大英百科全书》的销售广告，可按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每月还款12元。他立即按分期付款买了一套，每日阅读两三个小时，孜孜不倦，30多册书读下来让他成了博学家而不是专家，并且把出版中国自己的百科全书作为理想。王云五博览中西书籍，知识广播，胡适称他是“有脚的百科全书”，也使他对许多东西保持新奇，并且在常人不一觉察的地方加以突破，比如他对图书分类法的创新和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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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的博览群书，还与他对图书馆的痴迷有关。他在《我的图书馆生活》中说，我在学校的时期很短，我在图书馆的时期却很长。“一个职业的图书馆馆员至多与一二十所图书馆发生过关系，而与我有关系的图书馆至少有几千所”。1930年和1943年分别到日本和欧美考察时，每天早晨8点到图书馆，晚上10点才返回。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待了11天，所涉猎的书刊竟达到900种至多。他年轻时读的英文原版著作皆是名著，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穆勒的《自由论》等等，也就不难想像，他是最早翻译雨果《悲惨世界》的人，翻译出版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等著作，并且让大学问家胡适敬重。

王云五和胡适的相识也以读书为缘的。胡适17岁在中国新公学读书，19岁的王云五是他的英文教师，而比王大两岁的朱经农也是他的学生。那时的胡适对读书做学问没有特别偏好，经常和一帮朋友吃喝玩乐，是王云五自学成才、在上海闯出了名气的经历鼓舞胡适发奋学习。1910年，王云五不但鼓励胡适去考官费留美，还帮助他复习代数和解析几何。胡适考取了留美生，与王云五的友情维持终生。

胡适力荐入商务印书馆

王云五帮助胡适改变了命运，胡适留美归国后又投桃报李，帮助王云五改变命运。1921年，中国的大变动时代开始了，曾是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双子星”的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此时泾渭分明，前者是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后者趋向保守发展几度受阻甚至停滞。曾经把商务印书馆引向快速发展之路的核心人物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决心启用新人，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留学人才，来重整旗鼓。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留学归国的北大知名教授胡适自然成了商务印书馆“锁定”的目标。他们把变革的堡垒放在编译所，相当于现在出版社的编辑部，所长相当于现在的总编辑。

不过胡适另有想法。商务印书馆提供的职位和薪金都比北大高，但考虑到编译所所长事务性的工作居多，会影响他的学术研究，便想到王云五是接替他的最好人选。他对王云五赞不绝口；“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有藏西文书一万两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直选。”

商务印书馆最终接受了胡适的推荐，认为王云五处世精明，交友甚广，办事能力极强，于是王云五在1921年9月6日进入编译所。三个月后，王云五根据胡适给商务印书馆的改良计划书，提交了《改进编译所意见书》，系统地提出从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战略转移思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提出改进意见。即便用现在的眼光审视，王云五的管理思想依然先进。比如工效跨钩，所内人员按职责制定薪酬标准；资源共享，商务印书馆积累的所有资料进行分类保管，集体享用；人尽其才，把编译所的人才按学识和编辑职能分为大纲规划者、专门学识者、撰书者、翻译者等13类，予以不同的薪酬和奖励措施。

王云五的革新措施引来了许多著名学者加盟，且大部分是留学归国的专家：朱经武主持哲学教育部和国文部，竺可桢主持史地部，段育华主持算学部，黄宾虹主持美术部，而原来一些资历很老但观念陈旧的编辑则被淘汰。编译所组织架构和人才结构的脱胎换骨，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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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王云五实现自己的出版理想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商务印书馆的未来辉煌注入了鲜活血液，一场出版革命即将展开。

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

在王云五大胆开发图书市场潜力、探索文化产业化新路径的时候，对各种事务充满好

奇心的他却率先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他担任第四任编译所所长后，在已出版了《辞源》、《教育大词典》等大型权威工具书的基础上，加大了编辑普及型工具书的力度，仅1923年就编辑出版了各科词典20种，第二年又出版了译自美国的《少年百科全书》20册。工具书的首要功能是检索方便，但传统的汉字部首检索和笔画检索恰恰达不到这个要求。

为改进检字法，商务印书馆曾资助精通英汉双语的林语堂进行汉字检索研究。林语堂

虽然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但为跳出传统检字思路。在编译所内部，高梦旦为编纂《辞源》提出以字形定位部首的新思路，归纳出80个部首，但终因部首无法容纳那么多字而放弃。

王云五对他们的研究非常了解，他从林语堂的西文替代汉字点画和高梦旦的字形定位

中得到极大启发，并从电报译码中得到灵感：既然数字可以替代汉字，那么数字也可以替代笔形和部首。1926年王云五发表了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将所有的汉字依次解构为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个角，每一个角对应一组笔形，亦即对应一个阿拉伯数字，因此称为“四角号码检字法”。

王云五久经商战，专利意识极强，但四角号码检字法是逐步修订完善的，使用了商务

印书馆的大量人力物力，因而他没有申请发明专利，使用者只要注明“王云五发明”字样就行。不过，他在公开提及发明新检字法的过程中，很少提及受林语堂和高梦旦的启发，显得有失厚道。

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后，得到蔡元培、胡适、高梦旦等知名人士的充分肯定，分别为

王云五的著作写序。胡适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将其誉为“最容易、最方便、应用最广

的法子”。1928年商务印书馆先行推出《四角号码学生字典》，结果销路很好。同年民国政

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图书馆采用这一新的检字法，四角号码检字法于是在全国推广开来。1949年以后，台湾方面自然在广泛应用，大陆方面也没有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而因人废事，商务印书馆馆还出版了《四角号码新词典》。直到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才用音序检字法取代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当代出版学家王建辉在其专著《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一书中这样评价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

四角号码的使用率和覆盖面，创造了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奇迹，更方便于文化和知识

的普及，不仅仅嘉惠士林和后学，更表明它是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成功的文化普及，成为近代以来大众文化生活中最为奇特的文化符号。

经营《万有文库》创出版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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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的理想可用创办元老张元济的话来概括：“出版事业可以多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经过多年经营，已成为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工具书、学术著作、古籍整理和影印最权威的出版机构。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后，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出书方向由主要面向学校转为面向学校和面向社会并举，以出版大型丛书《万有文库》为杀手锏把公共图书馆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把扩大图书的市场占有率作为首要目标。

王云五的出版革命与自己的经历密切相关。他的学识是从“社会大学校”自学苦读出来的，所以他相信社会上有许多和他一样的青年，有读书的强烈愿望但进不了学校，因此认定社会是出版潜力最大的市场，陆续推出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商业小丛书等诸多实用性极强的读物；他知道无竞争才是最优市场策略，而全国许许多多的公共图书馆因书价过高或图书质量不高而缺乏新书入库，大规模出版高品质图书就能降低书价，满足图书馆的需求，于是萌生了出版一套大型文库来足以装备一家小型图书馆的念头。《万有文库》出版计划因此出笼，规划在10年时间内出版三集，共5000种图书。王云五在第一集“印行缘起”中开宗明义：“本文库之目的，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三四百元致之”。

第一集1929年后陆续出版，包括《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国学基本丛书》、《百科小丛书》等13套丛书，总字数达1.5亿字；第二集从1935年开始陆续出版，增设《现代问题

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等，更具时代感；第三集的出版因受抗战爆发而未能如愿。这项文化大业集中体现着王云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社会责任感，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显示出文化普及的强大力量。10年之内，《万有文库》出版了2000种书籍，行销5600万册，装备数千家图书馆，也为红色根据地延安提供了精神食粮，其出版规模、社会影响力和文化贡献至今无人超越，比之国际著名的《企鹅丛书》、《东洋文库》等也毫不逊色。《纽约时报》曾在题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炮弹》的报道中，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未曾有之大规模图书。

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颇为贴切地把王云五在那里的文化出版活动概括为“四百万”：“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百科全书，“万”是《万有文库》。而《万有文库》是至今中国的出版家、出版社未能超越的一座高山，《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一直在不断出版，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和文化界最为知名的品牌图书之一。

十多年前，时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俞晓群偶然读到王云五的《万有文库》印行缘起，产生心灵互达、相见恨晚之情，设法为读书人提供“买得起、用得上、值得存”的常备图书。陈原、王元化、李慎之、金克木、沈昌文、董乐山等文化精英或规划选题、或推荐书目、或遴选版本，计划在10年间出版1000种书，每年100种，《新世纪万有文库》隆重推出，一时成为文化盛事。尽管这套丛书只出了600种，但它仍是王云五出版理想的延续。沈昌文先生在说到这两套书系的传承关系时说：

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风靡一时，至今余响不绝。我们照抄原名，冠以…新世纪?，以示时代差异，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注3）

总经理任上的大刀阔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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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万有文库》第一集开始刊行那年，王云五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务，应著名学者傅斯年之邀，前去刚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出版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潮》，系统阐释孔子、孟子、荀子、庄子、墨子等人的教育思想。他离开商务印书馆，除了馆内保守势力的攻击外，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些另类的名利思想。他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自己主持编撰的教科书、工具书等，都要抽版税，喜欢在书籍上署上自己的大名而把其他人忽略掉，“王云五主编”成为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后五个“最常用字”。在传统知识分子云集的商务印书馆，他的这种做法自然遭到同人诟病。

学者生活没维持到一年，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去世，力邀王云五回馆就任总经理的声音再起。在张元济和高梦旦的力荐下，商务印书馆高层认为王云五虽然喜欢署名抽版税，但在私德和才干上，他的私德未越过底线，而才干和业绩有目共睹，善于处理劳资纠纷，因此任命他为总经理。王云五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改董事会合议制为总经理全权负责制，二是以总经理身份进行为期半年的赴欧美出国考察，通过学习西方企业制度，来实现商务印书馆在管理体制上的现代转型。

王云五一路走一路看，一边搜集资料，一边认真思考，旅途中就写下了50万字的心得体会，还选派留学生深入考察美国出版公司的会计核算制度、英国企业的统计方法和薪酬制度等。回国后第三天，他向董事会提交了《采行科学管理计划》的报告，要求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法，对社会文化有充分的贡献，对股东有良好的利润分红，对员工有好的福利待遇、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王云五把世界“管理之父”泰勒的思想加以应用，实行量化管理、成本核算、工序标准化、亲属回避制度、总经理负责制等一系列改革。他的改革最终因工会的强烈反对而搁浅。

就在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计划遭遇挫折时，中国进入多灾多难的时期。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又于次年1月28日在上海发动军事行动，位于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首当其冲，遭日军猛烈轰炸。日本人把炸弹投向这里，并非全从战争需要出发，而是有着更险恶的用心：摧毁中国文化的基础。王云五把尽快复业当作头等大事，不能让日本人破坏中国文化的阴谋得逞。他说过一段很有骨气的话：

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着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极力要把它扶起来……

数月奔波，王云五越战越勇，须发因操劳皆白也在所不惜。而最让王云五踌躇满志的是，他一度受阻的科学管理计划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竟有了重新施展的机会，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保证学生们在秋季入学时有课本可读。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复业，王云五撰写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条幅，悬挂在门口激励同人，也予以自勉。为了表示对日本摧毁中国文化的愤慨和复兴中国文化的决心，商务印书馆在重印的书籍上加署“国难后第一版”，并出版了《复兴教科书》、《复兴丛书》作为纪念。

几年后，商务印书馆不仅恢复了元气，出版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936年，出书规模不仅成为商务历年之冠，而且也是全国之最，当年中国52％的书籍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中的《大学丛书》视野开阔，绝大部分成为所在学科的奠基之作和作者的成名作、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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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逻辑》、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等等，都是《大学丛书》的一部分。而《中国文化史丛书》也是王云五策划出版学术著作的成功范例，蔡元培、杨幼炯、郑振铎、顾颉刚、白寿彝、唐钺等数十位学者的代表作收入其中，成为所在领域的权威专著。上世纪80、90年代，商务印书馆还在影印再版和修订再版。

退出官场重返出版业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王云五在国难当头运筹帷幄，终究让这个中国出版业的旗帜在战争烽烟中依然飘扬。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云五预感到上海难保，立刻在重庆、长沙、香港等地开办分馆和开设印刷厂，把编审人员疏散于香港、重庆，以确保在战时仍能出版书籍。果然，到香港沦陷的1941年之前，香港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大量出版物从那里源源不断输入内地，包括适应抗战需要的《战时常识丛书》、《抗战丛书》、《战时经济丛书》等，以及容量20倍于《辞源》的《中山大辞典》。在重庆，商务印书馆于1942年开始出版书籍，出版和重印图书1000多种，推出《中学生文库》等大型丛书。1997年在商务印书馆建馆100周年之际，人们脱去意识形态面纱，认识到王云五的贡献：“如果没有王云五那一系列重大的出版计划，如果没有王云五及其同人在战时所作的艰苦的奋斗，不但商务的历史要改写，恐怕中国出版史中的某些篇章也要改写”。（注4）

那么意识形态的阴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王云五在晚年总结自己一生时说“一生出版

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这是真的，但问题是他站到了国民党一边，并且当过蒋介石政府的高官。还是在年轻时代，他应民国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之邀，当过一段秘书和专门司司长。之后便辞职在大学任教、当报刊社论主笔。鉴于他在商务印书馆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出版业上的杰出作为，王云五以社会名流和著名文化人身份入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王云五退出商务印书馆，于1946年接受蒋介石邀请，担任南京政府经济部长，次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他再度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进行货币改革，不到半年就因“金圆券”的失败而被迫辞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云五去了台湾，后来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考试院副院长”等职，1964年退出官场，重返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在77岁高龄出任董事长，四度“拯救商务”，图书出版量从原来的平均每月4册上升到每月141册，利润从1964年的44万元上升到1970年的500万元，推出《蔡元培先生全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大学丛书》、《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有影响力的书。

1979年王云五先生在台北去世，享年92岁。他和曾任北京清华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一样，是联结两岸的标志性人物。王云五的一生，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用一篇约二百字的铭文予以浓缩。这篇铭文，就雕刻在王云五纪念馆铜像下方的底座上：

先生出身于平凡的学徒，自强不息，以牛马骆驼之精神，苦斗不懈，终成一代奇人。先生在学术文化政治教育上独特之贡献皆已化为时代共有的资产。惟千百年后，先生仍将被记得他是万有文库的主编者，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现代科学管理之先驱，云五图书馆之缔造人，商务印书馆的伟大斗士与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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