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如何看待马克思经济学？

与刘国光老师商榷

上海财经大学杨君昌

缘由

前些日子我校朱为群老师用电子邮件发给我刘国光老师的一篇文章。刘国光老师是我的老师。1978年我有机会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实经济系。第一年学习“资本论”，当时经济研究所的老师吴敬琏,刘国光，孙尚清，田光，刘国光等老师轮换给我们上课。刘老师的课，大家的评价很高。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我1979年公派到比利时留学，1981年底学成回国，就回到了上海。现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

27年过去了。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刘老师的文章，不免一番感慨。想不到我与刘老师在思想上有那么大的分歧（当然也有共同的），思潮难以平服。下面我逐段或逐句摘录刘老师的原话，谈谈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以求教于大家。如果我有断章取义之处，也望读者指正。

（1）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学习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即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引申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建立在对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否定基础上的，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对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社会主义贬之为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是深刻的，在当时也是正确的。引起了劳苦大众的共鸣。人们对没有资本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期待。希望有一个财富均等，人人幸福的大同世界。苏联的十月革命后，率先实践了马克思的主张，剥夺了私人资本，否定了商品生产，实施了计划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也实施了计划经济。我国1949年后也实施了计划经济。本以为，实施了计划经济，我们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但事与愿违，计划经济失败了。在经过沉痛的反思和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后，我们否定了计划经济模式，重新搞了市场经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现都重新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现在大概只有北朝鲜和古巴实行计划经济，但经济状况很差，据说也在试图改革。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必要作个区分。马克思主义是活的灵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搞思维僵化。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我们现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教条。世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这是允许的。不同的信仰有许多的共通的，大家都追求好的东西。

对于“资本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现在的确是“过时”了。我作为一个学习过“资本论”的人，说这句话，是很痛苦的。但不得不这样说。道理很简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是要消灭市场经济制度，但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有矛盾。因此，学生对这门课不感兴趣，甚至对上课的老师也产生了怀疑，认为是遗老遗少在“抱残守缺”。改革开放后，一部分老师试图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现在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讲，没有成功，

也不会成功。因此，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变，但从实际出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也不应当放在“指导地位”。今后建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放在经济学说史里介绍，历史的镜子，人们应当看看。

（2）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

学生是最能吸收新思想的。我也当过学生，同学间对每位老师和各种学术思潮也有都有评价。学生最不喜欢的是，固守教条，抱住本本不放的老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听课，有一位田光老师，他对资本论研究很深透，但在他看来，资本论里字字是真理，段段连接无懈可击。我们觉得，田老师，很认真，也很天真。

马克思主义真的是我们思想的锐利武器的话，学生是不会嘲笑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怕嘲笑。学生嘲笑的恐怕是假马克思主义。

（3）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

刘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学生时，他给我们上过课。他上得不错，学生评价很高。我劝我的老师，不必忧虑。很正常。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似乎说是“渗透”，过分了。

（4）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

这是以前的提法。我们以前提过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非常英明，明确停止“姓社姓资”的讨论。胡锦涛总书记也很明智和正确，提出：“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样，我们可以摆脱意识形态上的无谓争论，致力于为人民造福。苏联没有被美国消灭。苏联的解体是民族矛盾激化和计划经济失败的结果。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怎么会被人家消灭呢？中国改革开放了，更强盛了。不管人家的目标怎么定，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

（5）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

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大概中苏发生分歧后，毛泽东主席就不赞成这个提法。中苏分歧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我们不做苏联的附庸是对的，但批判修正主义是错的。修正主义就是改革。我们后来也搞了“修正主义”，有些方面，比前苏联修正得还厉害。这些都没有错，从实际出发，错的，就应当修正过来。

社会主义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问题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政府有责任关注和解决市场经济所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公平，这就是社会主义。如果再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整个社会大一统，把市场经济排除在外。那注定要失败的。也是没有“市场”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灵魂，是永葆青春的，不能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市场经济的不相容性，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不行了。

（6）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

可以说，再给学生讲“资本论”，显然不合时宜。你想想，“资本论”的结论是商品经济必然灭亡，我们又要向学生强调现在还不能灭亡，逻辑上说不通。取而代之的只能是“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多多少少讲点市场经济的功效，讲资源配置的原则，比之“资本论”实际多了。不过，我们也不要对“西方经济学”的功效吹得天花乱坠。

（7）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来教育和培养学生，还是双轨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表面上看是并重，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泛滥。……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比如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教育方针的问题，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根本错误的！

我是不赞成双轨制教学的。因为只会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我所在的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原来“财政学”的教学也是双轨制，既讲“社会主义财政学”又讲“资本主义财政学”。学生和老师意见都很大。好在我们学院领导比较明智，老师大多比较年轻（我算老的了），在1992，1993年就把两门课合并成一门课：“财政学”，内容主要是介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学，当然是吸收了国外的“财政学”教材。我校蒋洪教授主编的“财政学”在国内很有影响。主要是“早”，影响就大。现在财经类院校大多采用了合并的模式。

“西方经济学”是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理论的，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冲突，与“资本论”有冲突。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大势所趋，不是什么教育方针的问题，是正确的，是无可指责的！

（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教材也在改进，这几年大有进步，特别是抓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但是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同时，西方经济学教材大量流入。

刘老师也注意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过时”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要与时俱进。我也注意到现在出版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似乎没有成功。因为他们离不开资本“剥削”的理论，离不开的商品经济“必然”灭亡的结论，仅仅说在现阶段还需要商品经济，将来商品经济还是要灭亡的。把马克思的结论推向了遥远。有的教科书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内容，搞得不伦不类。我认为，这样搞下去是，没有出路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大量流入，不是坏事。改革开放以来，国泰民安，不是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功劳，也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

（9）“海归”派回来很好，可以充实我们的经济学队伍，充实我们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不经过评论、原本原汁地介绍西方的东西，却是有问题的。

我是1979年作为我国首批出国人员到比利时留学的，1981年底回国。可以说是最早的“海归派”。之前，我受过系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里工作过14年。对计划经济的弊病有较深切的了解。对计划经济的否定，对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有真切的感受。是否一个人到国外留学一定要先“打预防针”呢？我看一点也没有必要。我在比利时留学时，当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受到左的政策的影响和指使，多次对我们留学人员进行“提醒”，现在看来成为笑柄。人不会那样幼稚。小时候，父母对我们有许多灌输，正确的，我们会坚持，也会向下一代灌输。不正确的，灌输也没有用处。其实，一个人的行

为，更多是对现实思考的结果，而不是灌输的结果。

（10）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再教育，没有受过训练，就走上讲台的这种做法流弊很大。

有必要作这样的“训练”吗？“训练”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们不知搞过多少次“再教育”活动，不是都走过场吗？我们为什么不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呢？

（11）我们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在不断萎缩，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投入很少，奖励也很少。奖励也只有海外人奖励搞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情况很糟糕。

培养也好，投入也好，奖励也好，都是手段，手段的成功与否，要看目标是否正确。我记得在成都武候祠里的一幅对联的一句话：“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人治蜀要深思”。目标对了，手段正确得当才有效果。不然就白费劲。

（12）比如对党校省部级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让主张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的教师去教他们，那会是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干部不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很高的鉴别能力。设想一下，一个人在讲台上胡说八道的人能站住脚吗？

（13）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问题上，都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都是在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于脑后，就是受影响的表现。

好像把西方经济学的功效放大了。西方经济学也讲市场失灵的问题，也讲垄断的祸害的问题。一些干部以权谋私是私心作祟，缺乏必要的监督所致，与西方经济学没有相关关系。

（14）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才能提拔。这都不是很正常，是崇拜西方。

我同意刘老师的观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这是不对的。这是惟学历论。我从来认为提拔干部是要根据其素质与能力，其他都是次要的。就是上大学讲台，也不能惟学历与职称。有的年轻人没有教授职称，也可能没有留洋的经历，但上课的水平很高，一点也不比洋博士差，为什么不能重用呢？

（15）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对这个状况很担心，他说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一定要注意，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

这段话的火药味很浓。在讲阶级斗争。有必要这样上纲上线吗？的确，领导权很关键。我不是领导，对领导权没有兴趣。我作为一个群众，领导权希望掌握在能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

专门为自己打算的人手里，更不希望领导权在哪些贪官污吏手里，也不希望领导权在那些嘴上口口声声讲马克思主义，行动上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的人手里。我想，这与刘老师没有什么分歧的。问题是，领导人产生的途径和监督的方式值得研究。事实证明，领导权在真正的好人（包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容易做到。在大学里，不能把讲授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就说成是异己分子，就不能重用。那就会打击许多好人。讲“资本论”的人就可以掌权？这样识别干部未免太简单了一点。红皮白芯，什么是红，什么是白？

（17）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一个是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左倾右倾问题。我觉得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

社会科学研究是否采取一些新的思维方式。过去不是反左就是反右，脱不开这种思维方式。搞到后来，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越来越糊涂。我建议，研究是否能采取务实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正确的东西，纠正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这样，教条主义就没有了市场。我想，无论什么教条主义，都不会有什么市场的。不必担心什么“渗透”。真的教条主义是不会有什么大的渗透力的。我们倒需要思考一下，我们是否把外国的东西，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一概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然后大加批判，结果作茧自缚，妨碍了自己的思维，阻碍了自己的前进。过去，谁主张市场经济，谁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的的大帽子，这个教训不值得记取吗？

（18）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流毒很大。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写书是作者的权利和自由，不必非要人家如何写。我前面说，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混为一谈。马克思也是务实的，只要他正视现实，他也会修正他以前的结论的。当前主要危险是什么？任何事业都有风险。当前的危险很多，政府要做的事太多太多。我认为，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不是主要危险，相比之下，危险之一就是用以前的封闭的眼光看待当前的改革开放，企图历史的车轮倒转。

（19）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学和经济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

又是颜色问题。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没有问题的。不光要坚持领导，而且要善于领导。经济学和经济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不是以“资本论”为指导。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也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预言要取消商品经济，难道我们就不能改变这个已经改变的结论？改变结论，就是改变颜色？何理之有？

（20）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势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

左的东西很值得警惕。过去反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呢？伤害了好多人。不要再反了，现在提倡的是和谐社会。

（21）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习惯上我们所称西方的经济学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把西方经济学称作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合适一点。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差别，对。习惯上我们所称西方的经济学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不算错。因为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主张劳动价值论，反对效用论的。西方经济学的维护商品经济制度的。如果马克思否定商品经济的理论实际证明是正确的话，我们不需要西方经济学。问题是，马克思否定商品经济的理论错了，我们还要坚持吗？坚持，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前面说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经济学要有区分。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以前的结论作重大的修改。

（22）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把西方经济学称作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合适一点。

我也不主张“西方经济学“的提法。我们许多学科知识来自于国外。今后建议不叫“西方经济学”，就叫“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叫“马克思经济学”。

（2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前者是指导，后者是参考；前者是主流，后者是借鉴。

是否是这样的关系？实事求是，这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言之有理，就参考，就借鉴。参考和借鉴的东西，不一定不是主流。马克思主张消灭商品经济制度，风靡一时，曾经在前苏联成为一种主流。我们借鉴和学习了前苏联的经验，搞社会主义改造，也曾经成为一种主流。20世纪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制度失败了，现在改革成为了一种主流。

（24）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

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从来没有停歇过，社会福利措施，或者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不比我们差，这是与生产力的水平有关，也与社会主义思想有关。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坚决拥护，老百姓衷心希望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共产党是否能长期领导中国人民取决于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是否能给人民带来福祉。西方经济学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

（25）两门基础经济理论的观点不能成立，应该是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

向，不能是双轨的。

是的，不能双轨，但如何单轨？我在前面谈到我们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从双轨制转变到单轨制的做法，可以借鉴。

（26）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一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二是资本主义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四是微观经济；五是宏观经济；六是国际经济。

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也可单独作为一门学科。问题是：一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二是资本主义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区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的，因此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容是重复的。再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现在我们重新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我不赞成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分。没有什么好区分的。

（27）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科学的成份，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份，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份，如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设等。

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设等，是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呢？市场经济肯定私有制，但并不完全否定公有制。对公共产品实行公有制，在西方经济学里也有论述。经济人假设，就是说，人是有私心的，是为自己打算的。既有经济人假设，也有利他主义的假设，在经济学上用的是经济人假设，有什么错呢？我们都有私心的呀！工人就没有私心？这些都可以从常识上理解，为什么要给它戴上“资产阶级”的大帽子呢？我有感于邓小平停止“姓社姓资”的讨论，他出于国家最高权威的位置，有足够的权力平息这种妨碍改革进程的争论，加快了改革的步伐。

（28）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

如何看待这些假设呢？第一，经济人假设。上面已说了，不赘述了。

（29）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那么，历史事实是什么？没收私人资本搞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一清二楚，这是不需要争论的事实。难道还要一大二公？公有制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必要的，比如提供公共产品。

（30）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

这些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讲的，有什么可以批判的呢？

（31）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国外的经济学家对政府的作用有两种观点，有的看得比较重要，有点看得不那么重要，并不是千篇一律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的。

（32）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说内容的取舍，根本原则是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他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推理分析、计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但我们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

陈老的话，要看当时的背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说出这般话，是很不容易的了。当时我们还没有提出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呢!还在讲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现在过去了23年了，我们的思想要有所进步了。

（33）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说什么批评者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包括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不是一概否定它，我们否定的是它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我们不能让它来指导、主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有什么可以否定的呢？还是我们要不要实行市场经济是问题。

（34）马克思主义过去是开放的，现在也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但有些西方经济学者不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张五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埋葬，并且钉上最后一个钉子。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吹捧张五常，中央党校、北京大学请他讲学，怎么能够把给马克思主义定钉子的人请过来，到处吹捧，这是什么道理！

我对内地一些人盲目吹捧香港的学者的做法很有看法，大概“菩萨是远的好”。有的香港学者恣意贬低大陆学者，更显得他们的无知和浮浅。但嘴生在别人的身上，由他说就是了，无关痛痒。请谁讲学，也是各单位的权利，不必计较。有些人是靠骂人增加票房价值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过，不相信马克思的人世上很多，不一定是我们的敌人。

（35）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是那些提出中国经济学要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主流的人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一些人还提出经济学要去政治化。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奇怪的。但我们要明确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国界的问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天文学与无产阶级的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和世界的天文学之分，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是分析工具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

经济学去政治化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就可以引进到我们的教学中来。既然是市场经济，如何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呢？很难。我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形态是趋同的。现在主要区别是在政治制度上。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不是不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但限于篇幅，不展开了。

（36）……会上我跟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先生有一个交锋。他说，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因为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逻辑接受能力强，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适应，所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招的主要应该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招学文科出身的。我当时就反对这个说法，我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

我完全同意刘老师的意见。现在的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演绎数理的学科了。不搞数学，就不是经济学。其实，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的功效是值得怀疑的。经济学应当是致用之学，但用途究竟如何呢？很难说。经济的决策只需要常识。经济学的很多理论是常识问题数理化，简单问题复杂化。许多企业家没有学过经济学，照样能发财。20世纪美国的新政也没有受到什么凯恩斯思想的影响。这说明经济学的知识的用途是非常有限的。刘老师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完全正确。它既可以用用逻辑的方法，又可以用数理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但对经济现象的本质的了解，还是靠我们的判断和觉悟。许多结论是靠历史证明的。美国的新政说明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是有成效的，凯恩斯的理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现在的经济学成了少数人搞数学游戏的场所，玩数学，一点也不对实践起到指导的作用。它成了当经济学教授和获得经济学博士的门槛。他们深知，玩数学的经济学论文如同垃圾，但为了混口饭吃，不得不在制造垃圾。这就是我对经济学的基本看法。因此，刘老师似乎把西方经济学的功效看得大了一些。我们国家不引进西方经济学，照样要改革。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不解决，不学“资本论”，必然要爆发革命。这就是价值判断。

（37）有人提出经济学没有国界，说基本的经济理论是反映人类共同的规律，没有什么东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没有什么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就有人明确提出这个观点。

有什么错呢？任何国家都在搞经济，都想把经济搞好。最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必然会趋同的。那就是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制度。政府的干预程度有大有小。市场有失灵，政府也有失灵。对政府失灵的研究和治理对策要比对市场失灵难。

（38）诺贝尔奖从来不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性，评奖者有政治上的偏见，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诺贝尔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有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在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不必吹捧这个奖，更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经济学教育的奋斗目标。因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真正做出马克思主义贡献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诺奖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对诺贝尔奖吹捧得很厉害，弄那么大的规模，连主要国家领导人都重仪接见，根本没必要。

是的。我对诺贝尔经济奖也不看好。据说，诺贝尔家族对设经济奖本来是不同意的。看看那

些得主，他们对人类的经济生活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呢？比如，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奖授予了一位博弈论的学者，据说，他的研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冲突和协调的理解。真是莫名其妙。没有博弈论，人们还不是天天在博弈？学不学博弈论，与博弈的成与败，是没有关系的。我不否认博弈论的研究是一种成果。但这种成果是艺术上的，好像同一个意思，他/她用一种美声唱法表示，使那些歌剧爱好者拍手叫好而已。

（3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总结我们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

我有点同感，尽管我也是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我们前辈参加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也是对旧社会的不满才投身到革命队伍中的，他们也不是学了资本论才觉悟的。任何的社会行动都要寻找思想武器，思想武器是旗帜，思想武器是外衣。尤其是经济学。

有的人知道那种药能治什么病，他就会自己看病和治病，但他不懂病理学。我们看不出病理学对他看病与治病有什么影响。华佗大概不懂麻醉学，但能给人麻醉开刀。

（39）中青年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大多数也能够以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少数人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来冲击马克思主义，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说，这些人起的是干扰的作用，而不是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我想，这些人倾向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个历史的插曲，历史的误区，经过努力，可能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谁在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呢？亚当·斯密主张自由竞争，目的是要打破垄断。大家知道，垄断是暴富的原因之一。私有化的本质是尊重个人的产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个人追求私利的结果，竞争加剧，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社会资源能够得到较好的配置，怎么仅仅理解为为暴富阶层代言呢？

诚然，现在社会上已经出现了暴富阶层，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问题，也是政府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产生暴富的原因很多，在我国，有些暴富与权钱勾结有关，这与西方经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40）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欧洲发达国家，美国，大概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吧？但他们的社会主义措施比我们强得多。他们的吉尼系数要比我们低!恐怕我们与他们的差别主要在政治制度上的。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完美的吗，不需要改革的吗？

（41）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

这是先验的提法。公有制的形式需要探讨。马克思说过，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私有制的扬弃。马克思是否定商品经济的。现在商品经济不能否定，股份公司算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不能笼统谈那种所有制好，或者不好，要看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42）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

西方经济学也是主张宏观调控的，当然对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的大小是有分歧的。不能不看到，在我国许多场合，政府干预太多，效果很差。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是错的，倒过来，把官僚行政的错误干预都说成是国家的正确调控也是不正确的。我认为，现在的主要倾向是政府干预太多太多，其中，有的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资源和权力，在为自己牟利。

（43）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

刘老师说得完全对的。这些都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即使讲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也是这样的主张呀！为暴富阶层说话的人，往往是与富商勾结的官员和从富商那里取得利益的人。在大学里上课的人为什么为富商讲话呢？不会的。

（44）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

刘老师担心出现“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这种经济已经出现。那就是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45）现在我国的房地产商是咄咄逼人呐！发了那么大的财还对政府这也指责那也指责，就很说明问题。

近几年房地产价格大涨，许多房地产商发了大财。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有许多问题，比如，土地使用权的获得，银行贷款的获得，房地产企业的资质和项目的审批，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有的是钱权交易的结果，都需要在前进中不断揭露和改进。只要企业是正当获利，不能因为发了财，就不能向政府提意见。倒要注意那些通过把政府官员搞定，“闷声不响发横财的人”，他们是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

（46）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

中国的改革是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不可能以别的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不是排斥世上真善美的东西的。就那各种宗教来说，本意都是美好的。你相信了基督教，就不要轻易否定别的宗教。林语堂说过，不可为了贪图方便，就说基督教是真的，儒家是假的，不能说耶稣谈及爱及谦虚的教训是对的，老子谈及爱及力量的教训是错的。这些思想系统甚少相互排挤，如果你细心观察，它们其实是相接近的。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执政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领导中国人民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走了不少的弯路。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选择。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能与共产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共产党要巩固政权，要进一步领导中国人民

前进，取决于共产党采取的政策的正确的和自律。对于大多数人说，最担心的不是什么“颜色”的问题，而是人民的福祉，对共产党充满着期待。

（2006年3月1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