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论当前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

“我是谁”:论当前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
“我是谁”:论当前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

“我是谁”:论当前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

邵培仁邱戈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摘要] 当前中国媒体存在角色错位和身份危机,现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接通不了传播全球化的网络,也追赶不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既同传统身份渐行渐远,也与现代身份若即若离。大众传播中媒体的认同飘忽与失语症、焦虑、“弱智”与功能性运作,以及角色冲突、整合失败和身份混乱,导致了媒体公信力的弱化和社会声望的下跌,甚至严重到了要被公众摒弃的地步。因此,必须重新认识中国媒体的属性和身份,从媒体核心价值的建构、各种他者力量的吸纳、加强媒介教育和批评等方面,主动设计和重新定位中国媒体正向、健康、和谐、统一的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变化和时代趋势的身份特征。新的中国媒体身份应该坚持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放在首位,然后再全球认同、市场认同,即它应该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言人,是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的维护者,是优秀精神文化的引导者和创造者,同时充分整合和吸收全球化要求、市场主体角色要求,从而建构的一个更加和谐、丰满与合理的身份整体。

[关键词] 中国媒体,全球化,身份,身份危机,身份重建

"Who Am I": On the Current Identity Crisis of Chinese Media

Shao Peiren Qiu Ge

(Communication Graduate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Currently, there exists a dislocation of role and an identity crisis in Chinese media who has now got into a dilemma, that is---neither can it connect the networks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nor it can catch up with the pace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not only is it gradually losing its traditional identity, but also it shows no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to the modern identity. Media in mass communication has the problems of uncertain identity, aphasia, “retard” and functional operation, role conflict, integration failure and identity confusion. As a result, the public trust of media is weakened and its social reputation cheapened, even to the extent that it will be disregarded by the public. Therefore, the attributes and identities of Chinese media must have a fresh cognition and we should design actively and reposition the media identities which are positive, healthy, harmonious, unified and can adjust to the social changes and the stream of times. The new identities of Chinese media should put th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en identify with the world and the market, that is to say, it should be the spokesman of the nation, the vindicator of social justice and equality, the guide and creator of excellent spiritual culture, meanwhile, it should fully integrate and absorb the global demands and the subject role of market demands, thus establish a whole identity which is more harmonious, well-rounded and rational.

Key Words: Chinese media, globalization, identity, identity crisis, reestablishment of identity.

“身份”这个概念来源于identity这个英文单词,在我国有时被翻译成认同。这是一个被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日常生活等各种各样的话语介入的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概念,‘身份’已被置于一系列急迫的理论论争和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具有错综复杂的内涵。1因此,出于分析的实际需要,我们将避开关于身份问题的复杂和庞

[作者简介]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和媒介管理学;邱戈,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及传播文化。

1Paul Gilroy,“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Ed.Kathryn Woodward,Ssge Publications and Open University,1997。

杂的理论话语梳理,而直接选择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相关的身份概念群作为我们论述基础。这有利于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澄清一些问题,增进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也可能给这个概念增加某些新的内涵,当然会带来一些偏颇。

“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2。身份或者认同包括个体或者集体的社会性构成因素,这是其客观的物质现实,同时也包括对自我客观物质存在的意识和确认,这种确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观意识的能动性。这种界定涵盖了身份和认同两个概念的不同语义侧重面,而构成一个概念整体。

本来身份概念主要是针对人的个体或者民族的,那么用于分析媒体这个社会性的结构或者组织是否同样有效呢?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媒体作为一个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机构对人们的身份或者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导致许多的研究者讨论媒体和个人以及群体、国家民族认同的关系。3那么,媒体在人的身份和认同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使我们想到媒体在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对社会成员和群体自身身份界定和认同的影响等等。另一方面,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和影响力发射物,要发挥其社会功能,必然要具有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同时也会产生对自身身份的界定和认可,并通过其传播行为反映出来。因此,将“身份”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用来分析中国媒体及其存在的问题是适用的。

一、当代中国媒体身份的角色构成

关于身份的研究,我们可以从早期社会学的角色理论中发现某些端倪。他们主要是从角色和地位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们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这已经部分涉及和预示了身份问题。4社会学者还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提出了“角色丛”概念:“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行为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用‘角色丛’这个概念来描述与行动者的各种身份中的某个身份相联系的所有角色的集合。”5角色概念主要是通过对角色和地位的复杂互动来讨论个人的自我确认的,概念本身已涵盖了身份问题,但是角色概念和身份概念显然属于不同的话语范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6在本文中我们借用角色和“角色丛”的概念来确认社会各种力量和因素对中国媒体提出的角色要求,各种角色要求所形成的“角色丛”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媒体身份整体的社会性现实权力基础,这些角色要求构成了差异面和影响媒体认同的力量因素,是媒体自我认同的起点。

2Peter Straffon & Nicky Hayes,“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Edward Arnold,1988。

3比如莫利,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此类的著作和论文很多。

4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7-117页。

5邵培仁,江潜:《知识经济与大众传媒》,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6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吴予敏主编:《多维视界——传播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8-379页。文中提到了关于角色和身份的一些微妙的区别。

1、政府“喉舌”。中国媒体的一项中心的使命就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喉舌”不仅是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对新闻媒体的明确要求,也得到了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认同和肯定,并且也落实在具体的传播行为中。这种角色的扮演在媒体的身份构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党和政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忠实的代表”的理论推演,媒体又顺理成章的获得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社会对媒体主导角色的要求和媒体对自我身份的定位,是如此的和谐统一,身份问题根本不存在。当前,“喉舌”角色定位仍以三种方式继续存在:一是历史记忆的力量。因为“只有以个人的记忆为基础,才能形成某种个人认同感。”7那么,对于党的“喉舌”的历史记忆必然成为当下媒体认同、身份界定的重要来源。二是现实控制的力量。媒体领域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表达空间宽松了,但党和政府仍“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控制功能。”8三是媒体利益的考量。媒体承担党和政府代言人的角色不仅已经“习惯成自然”,而且他们发现这利大于弊。

2、经营主体。市场经济要求中国媒体既要追求社会效益,也要追求经济效益;既是传播主体,也是经营主体;既是事业单位,也是企业机构。作为经营主体,它必须通过特殊的生产和营销模式来获利,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它生产不是单纯的媒介生产和物质生产,而是信息生产与媒介生产、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有机结合;它的营销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N次性的:一是将讯息转化成商品买卖,二是将受众转化成商品买卖,三是将经营过程转化成增益过程。9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作为经营主体,实际上既是“生产者”又是“营销者”,既是“信使”又是“商人”。这种角色的出现和身份的转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全球媒介。媒介全球化是指一种对媒介经营活动应该是全球性的而非只局限于本地范围内的认识及其活动过程,具体表现为媒介生产、销售和传播的全球化,以及媒介管理、法规和影响的全球化。一方面,媒体作为一种信息、文化传播的工具,本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重要中介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信息的传播和沟通,就不会有全球化这个提法,因为全球化在当前各个特定的地域国家最大的影响和最清晰的表现在观念体系和文化体系方面。另一方面,媒介自身也必然被卷入全球化这一浪潮中,会引起媒介角色定位的一些变化。媒体有了一定全球化的角色要求,它构成中国媒体“角色丛”上的重要一极。中国媒体不仅仅是中国的了,它还是世界的。在这里我们是把全球化作为一种简单化的外来力量,这种力量很强大,必然对中国媒体提出角色的要求。这种整体角色要求的变化也会深深

7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8[美]塞缪尔·亨廷顿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康敬贻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

9邵培仁主编:《媒介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39页。

影响中国媒体的其它角色定位。

4、社会公器。媒体作为一个信息和文化传播的中介,一直是以公正的“人民”代表的角色自居。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力量决定了其角色地位。首先,媒体具有物质基础的力量。根据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传播沟通是就是主体间的交往过程,这个过程是理解的过程,是意义在主体“之间”生成的过程。有效的传播沟通则必须遵守四项游戏规则: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他又以主体间性开辟出了一个有别于“官方领域”的“公共领域”,并以此作为现代传播的生存空间。10这也就是媒体被称为“社会公器”的现实基础。虽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基本是属于精英话语的,也可以部分说明民间话语的情况。从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传播的优势和权力正在向受众转移,消极、被动的受众正变得日益积极、主动,他们的视听感受也牵动着媒体人的每一根神经。因此,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必然要满足受众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声音,维护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生活,有时甚至要迎合他们并不高雅、健康的视听欲望和需求。受众也需要从媒体了解信息,表达心声,从媒体获得一定的表达空间。特别是有了互联网,受众的自由表达空间有所拓展。但是,媒体与受众的双向互动只有在特定的物质基础和传播空间才能达成,其媒体受众代言人的角色才能得到确认。

其次,社会观念体系的力量。这主要表现为虚构的公众观念。实际上不管是“人民”、公众和受众都是极度抽象的产物,是难以捉摸的、“看不见的虚构物,人们制造出它们是为了让不同的制度掌管它们自我生存的机制。可以从经验、理论和政治等方面想象受众,但想象出来的永远是满足进行想象的制度所需要的虚构物。受众决不是‘真实的’,或外在于它的话语结构的。并不存在作为一个不是制造出来的范畴的‘实在的’受众,也就是说,受众本身作为陈述时,人们才能遇到它们。而且,它们极少自我陈述,以至于几乎总是空缺。”11因此,受众概念的界定是某种观念的结果。从这些抽象的观念出发,宣布代表公众和正义无疑是一种最好的策略:从政府立场出发,为人民说话是媒体言说合法性的保证;从市场经济出发,为受众说话,获取受众的信任是媒体获得最大利益的手段;更加重要的是传播理论和传播教育体系对这种虚构的公众观的推广,不管是“社会公器”的说法,还是人民喉舌的说法,甚至包括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等理论,合力建构了媒体是公众代言人、社会公器、社会正义的虚构的观念。我们认为,虽然媒体作为受众代言人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并非就是错误的,实际上它已成为一个媒体应该和必须面对的现实,当然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南京:学林出版社,1999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学林出版社,2004年;《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J·哈特立:《看不见的虚构物——论电视的受众》,胡正荣译,《世界电影》1996年第3期。

5、传播角色。任何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一些基本的普遍意义上的功能性的传播要求和角色,它报道新闻被称为“社会哨兵”,它传递知识被称为“人民教师”,它揭露腐败、鞭打丑恶被喻为“社会医生”,它丰富生活、愉悦身心被比作“娱乐工厂”,等等。但是,这些称呼并不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特征,它只是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纯功能性的传播角色。这些角色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丰富和充实了媒体作为“政府喉舌、市场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四种基本角色的具体社会内涵。在这四种基本角色中,全球媒介的角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媒介全球化的趋势无疑是一种复杂而又新颖的角色要求,具有当代性,它将给其它三个角色要求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变化。

同时,角色并不等于身份。这些媒体的基本角色和功能角色要求背后的具体物质现实基础和媒体自我认同的倾向(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将决定媒体身份性质。就“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这个概念来说,角色要求的真实物质现实基础就是“其所是”;媒体的自我认同倾向就是认为它“是其所是的意识”,两者合一构成媒体身份。如果媒体自我意识能够和角色的物质现实基础协调一致,那么我们说媒体身份是同一的;如果媒体的自我意识和角色不统一,那么媒体的身份就是分裂的,就会产生身份危机。

二、中国媒体的角色冲突

由上分析可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媒体面临着多种角色的要求,但是这些角色要求并不是一致和均衡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冲突和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政府代言人角色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冲突。作为政府代言人,媒体首先应该追求最大的政治利益和最佳的社会效果,维护政府所要求的社会整体秩序的建立。但是,作为市场的主体,媒体追求的又是最大的商业利益和最佳的经济效果,维护媒体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机制和自主决策权力。在冲突和矛盾的双重挤压下,媒体为了生存与发展有时会契合权力的要求,有时又会解构权力的取向;有时讨好了政府却让公众拂袖而去,有时公众叫好又让政府怒发冲冠。左右为难的中国媒体正在丧失原有尊贵职业的身份,而变得与“卖东西的”没多大区别。

2、政府喉舌角色与公众代表角色之间的冲突。虽然说,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但是从现代社会理论角度来看,政府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的合理性,其利益分配并不能每一次都涵盖到所有的具体个体或集体。特别是某些社会个体或集体的一些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同政府的整体目标和利益相冲突;还有政府决策和行为本身可能不够科学,公众的一些要求和反应有些超前或不够理性,等等。一旦政府和公众处

于某种矛盾状态,必然引起媒体角色的冲突和选择空间的挤压。

3、公众代表与市场主体的角色冲突。媒体是社会公器,是用它追求经济利益,还是用它表达公众声音。公众代表与市场主体两种角色的目标取向并不一致,发生冲突势所难免。当媒体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声张正义、报道事实时,如果此举会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它会干吗?相反,某些传播行为能给自己带来巨额广告,但会侵犯了一部分公众的利益它又会做何选择?对与错只有一步之隔。

4、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群。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第一个冲突就是全球化媒体和本土化媒体的冲突。媒体应该认同自己作为一个全球信息传播者的形象,还是作为一个有特定的地理边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媒体形象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到底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中国大多数媒体似乎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而本土化也是媒体生存的根本。因此,中国社会的自我转型和全球化趋势的浪潮把中国媒体推入了一个巨大角色冲突场,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抗中,中国媒体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引发了其自我认同和身份的危机。

三、中国媒体的认同紊乱和身份危机

“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12长期以来,中国媒体不存在身份问题,媒体的强势角色认同一直是政府喉舌。喉舌实际上成了媒体主导的、唯一的认同来源,这种认同整合了所有可能存在角色力量,使中国媒体的角色地位、社会期望和媒体行为三种身份因素之间取得了空前的一致,身份根本不成为问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民主化进程的提速和全球化趋势的凸显,媒体的原有身份被解构和淡化,新的身份要求得到表达和尊重,在暂时缺乏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主导身份来统摄纷乱的角色时,身份失去平衡、面临危机,媒体的“我是谁”作为一个身份问题就被提出来了。

1、新的认同定位。中国媒体面对这么多角色冲突,媒体曾经试图通过自己的传播行为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它一方面是追求国际性。推销西方的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按照国际标准和口味生产媒介产品,自觉充当国际讯息传播者的角色,实际上,外国讯息、外电报道已占据了中国媒体的太多的版面和时间13,甚至于设定了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议程14。

12K·麦尔塞:《进入乱麻地:后现代政治中的认同与差异》,见J·路塞弗德编:《身份、社团、文化、差异》,伦敦:劳伦斯与威莎特,1990年,第43页。

13参见丁刚:《中国媒体替谁说话》,《环球时报》2004年6月11日第13版。作者指出“在国内一家著名网站上,去年某月的30天内有103条消息都是直接引用《纽约时报》的,101篇引用了《华盛顿邮报》,引用经常散布反华言论的小报《华盛顿时报》的也高达31篇,另外还有不少直接编译美联社和其他一些美国报纸的消息,已无法统计。”

14参见李希光:《畸变的媒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李希光通过对《中国青年报》的个案分析,认为中国媒体把“新闻议题的设置”的权力交给了美国。

另一方面是追求商业性。媒介集团纷纷成立,经营意识日益强烈,发行、广告、观众争夺战烽烟四起。观众被当作收视率上的数字卖给广告商,发行量成了报社最大的商业秘密,如今许多东西都可以作为媒体获取最大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国际性和商业性又是相通相连的。中国电影到国外电影节参加评奖,既是为了获得海外市场,更重要的也是争夺国内市场,电影一旦获得什么国际级奖,票房收入一定会直线上升。当前媒体的某种集体怀旧风格,也是为了迎合全球化趋势中某种全球化的“乡愁”15情绪。

但是,在国际性和商业性背景下生产的媒体内容,并不等于媒体真正的自我认同,甚至可能反映了媒体的身份分裂或人格分裂。媒体的怀旧风格,并不是媒体认同过去的形象和过去价值观,而是因为这种被迫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的观众中有市场。

2、身份整合失败。中国媒体对这种新的全球性市场主体身份的过度强调和全力整合,实际上是一种认同的偏移,在其它角色尚在场并具有强大力量的情况下,它必然会遭遇顽强而有力的抵抗。这些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反抗的存在,使得媒体新的认同倾向缺乏足够牢固的社会基础,新身份整合的企图归于失败。

丁刚在《中国媒体替谁说话》一文中认为,中国媒体在接受美国媒体的报道议程和报道内容以及话语风格时,可能一不留心成为了美国政策的“传声筒”。16这无疑是和我们国家利益相悖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发热烈讨论。外交部长李肇星说:“问题是,媒体应为谁说话?回答是,要实事求是,为自己的祖国说话,而不应盲目追逐洋时髦,随洋新闻之风而摇摆。我说:‘新闻是没有国界的,新闻记者是有祖国的’。”17国家意识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媒体必然要受到了来自政府喉舌角色要求的压力,并对媒体过分追求利润的市场要求带来一定的钳制。同时,作为全球化角色的要求必然会伴随民族国家的角色要求同步出现,两者是如影随形的。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文化记忆是不会轻易消失的,相反它会在全球化的刺激下变得更加清晰。传统文化必然会要求在媒体的内容、风格和形式上获得足够的表达空间。

媒体紧盯富人的钱包,正在引起现实大众的不满和反抗。媒体关于“上流社会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情调”的营构,实际上是中国“新贵”的形象表达,也是媒体的心理投射的结果。这是因为“新贵”是广告商诉求的对象,以为他们是有真正购买力的人群。然而,如果说“新贵”代表了金钱在量上的优势,那么“新贵”之外的广大群众,包

15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参见其第十章:全球化与怀乡范式。

16丁刚:《中国媒体替谁说话》,《环球时报》2004年6月11日第13版。

17李肇星:《读后感三则》,《环球时报》2004年7月16日第19版。

括下岗工人、农民、城市低收入者和打工者在内的人群无疑拥有人数上量的绝对优势。虽然媒体可以用远离现实的电视剧和过量的娱乐来疏导他们的情绪,用一个光明和天堂般的世界来欺骗公众,用“民生新闻”和“纪录肥皂剧”等伪平民主义来博取人们的好感,或者用负面社会新闻来迎合大众的窥视欲望,把阴暗面“他者化”来转移这种无名的不满和仇恨,但是只要这种无名的焦虑和不满得不到真实的反映和正面的文化表达,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他们对全球化和市场化媒体角色的反抗就不会停止。

与全球化同步的是民族主义的升温,媒体对民族主义的表达虽然满足了它追求市场最大化的目标,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吸引了受众的眼球,但却导致了反全球化的效果,当然这种反全球化本身也已经全球化了。这说明在全球化要求和媒体的市场要求之间,媒体更加偏向市场主体的认同。媒体赚钱的欲望往往是压倒一切的。

3、身份危机。通常在复杂的经验中,属于两种或不同“参照团体”或“参照环境”的人,会体验到严重的心理冲突。这将产生身份危机,心理学描述为“一种因无法调和的分裂元素而在某些人格中造成的心理混乱。”18据此考察中国媒体,其处于多种角色要求难以平衡的冲突处境中,新的主导认同由于其偏向性和缺乏足够中国现实国情基础难以统合其它的角色要求,必然产生“意识”分裂,陷入身份危机状态,简单的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当下,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主要有如下症状。

(1)认同飘忽和失语症。媒体在行为中经常出现某种认同混乱的现象。就像一棵墙头草一样,风吹两边到,缺乏相对统一的立场,随着情境的变化不断更换自己的角色。

媒体的内容本来应该是多种多样,但是当前的中国媒体就是缺乏一种比较稳定和统一的立场和风格来界定,也就是说没有通过对各种角色要求的整合努力,形成媒体自己独立的身份特征。总是由一个个他者取代了媒体自我的存在,结果就是立场的飘忽不定,患了典型的失语症。比如播报国际新闻,则采用外国的播报风格和标准,一副西方化的姿态;播报当地新闻,则马上又是方言土语,一副土著形象。19比如重庆电台的《生活麻辣烫》、湖南经视的《越策越开心》、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等等。这种在节目和新闻播报中使用地方方言的热潮,既不符合全球化要求,也不符合国家政府要求20,是媒体的身份飘忽和身份倒错。还有媒体的“克隆”、模仿现象,缺乏新意,枯燥无味。这反映了媒体正在失去自己独特的表达能力和话语的创造能力,只能任由他人的声音来填充自己的话语空间。临时的单

18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吴予敏主编:《多维视界——传播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7-380页。

19邵培仁、李雯:《语言是桥也是墙:对方言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疑虑与拷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0国家法规要求使用普通话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第12、14、16条。

向认同和盲目跟风,实际上既不能化解媒体的现实危机,也不能化解它的身份危机,只会引发新的危机。

(2)焦虑。当前中国媒体笼罩着的强烈焦虑感,就是一种新的危机。有人称之为焦虑综合症,并总结为“媚俗严重、跟风剧烈、炒作成风、竞争无序、政策博弈”五个方面。21媒体工作人员每天不断的赶新闻,赶节目,无尽的工作伴随着强烈的倦怠情绪;媒体之间也好像处于一种无尽的发行、制作、争夺观众和市场份额的竞赛中。表面上看是严酷的市场竞争的结果(生存原因),深层原因却是媒体身份无法在整体上统合其它角色,不能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地整合和利用,而让各个自相矛盾的角色为争夺资源疲于奔命,无法获得精神上满足感和成就感(自我价值感的失落)。于是这种“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22因此,从身份角度来说,媒体的生存危机还不是主要方面,而更加严重的是生存的唯一目的性导致价值感的失落。利益驱动排斥了其它角色需求,所有其它的角色要求均成了自己获取利益的工具或手段。但是其它的角色要求并没有失去力量,它们不断的给媒体施压,而媒体又不能有效和正面整合这些要求。缺少精神文化和伦理道义的支持,媒体感受到不断增加的压力正在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使其陷入一种观念、行为的严重精神分裂状态,导致身份危机,产生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又产生了媒体身份危机的“弱智”和“功能性飞行”。

(3)“弱智”和“功能性飞行”。虽然“弱智”具有典型的情绪化和论战风格,但从某种意义上也指出了媒体的一些病态现象:即媒体缺乏独立品格,节目内容的儿童化和泛娱乐化倾向,信息传播的反智现象。这实际上是媒体应对身份危机和焦虑情绪的比较呆的办法。放弃独立品格和避免对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度的反思,无疑可以使媒体在面对如此激烈的角色冲突时处于一种客体化的位置,使媒体在真实的现实和角色冲突中暂时逃避焦虑情绪的压迫。媒体从自我客体化的反应退化到“弱智”和儿童化的状态,无疑有利于避免自我认同的痛苦冲突。同时“弱智”的儿童化状态无疑给媒体留下了一个较大的回旋空间,四处讨好。再严厉的政府都会原谅媒体儿童式的触犯和偶尔的违禁,媒体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媒体也需要一个被儿童化的观众整体来说服广告商,获得市场利益。而儿童化、游戏、笑似乎也暗合一种所谓“后现代的文化”思潮,呼应了全球化角色要求。

这个时候的媒体可以说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进行的是一种“功能性飞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这种功能性运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媒体的类生物性功能,也就是媒体的21郑瑜:《中国媒体患上焦虑综合症》,来自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5-6 10:17:34。

2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第9页。

纯功能性角色,这种角色对于媒体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和一般化的规定,不具有身份的影响力。二是简单的经济动因,经济利益的目标几乎成为了媒体的终极目标,一切都是为了获利,但是这是短暂的,脆弱的,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感。

4、危害。当前中国媒体的认同偏差和身份危机状态,使媒体自己陷入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的深谷,进退两难。既接通不了传播全球化的网络,也追赶不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既同传统的身份渐行渐远,也与现代的身份若即若离。这导致了媒体公信力的弱化和媒体身份的迷失,失去自己曾有的巨大的社会声望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甚至于严重到要被公众摒弃的地步,最近对媒体的怨言和批评的升温就是一个警示。

媒体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特别在社会转型期的影响力更大。那么媒体的认同紊乱和传播失序,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或不良后果。重者它损害国家利益和安全,扰乱民心,破坏稳定;轻者它误导精神文化,误导大众认同,推崇消费文化,迎合大众的低级感官趣味,放大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自我幻想,阻碍了来自大众的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转化的通道,而仅仅停留在基本的生物性和经济动因的状态,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反智现象。

四、重建中国媒体身份平衡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将给他们自己和国家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同时媒体处于这种身份危机状态有时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社会在发展,任何人或者机构的身份都不可能固定,身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破坏和重建的动态平衡过程。媒体的身份危机状态本身就提出了重建的要求,主动设计和重建能够适应社会新变化统一和谐的媒体身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因为身份“不是给定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设计”。23

1、准确定位。“当代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权力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权力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24因此,就中国媒体来说,要想建立中国媒体完整和谐统一的身份特征,就必须确定中国媒体身份的自我认同中心。

如前所述,虽然媒体在自我认同中偏向于全球化和和市场化的角色要求,并且市场主体的要求又处于主导地位,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以及无视基本国情,它们并不具有统率其它的媒体角色要求的能力,何况还遭到顽强的抵制。

23哈贝马斯:《新历史主义的局限》,与J·M·费里的对话,见哈贝马斯:《自治与团结》,伦敦:弗叟,1992年,第243页。

24王成兵:《对当代认同危机问题的几点理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媒体自我认同的中心应该首先回归民族国家,也就是回到“中国”的主导立场上来。因为,全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自由市场规则,西方话语是强势话语,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中国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处于被动地位和守势,如果失去自己的立场,极易成为别人的附庸。如果说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是我们抗拒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保护伞,那么国家作为一个领土和政权独立存在的事实则是一处天然的抵制场25。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政治认同。26只要媒体坚持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放在首位,然后再全球认同、市场认同,那么我们就能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保持特色,立于不败。

从媒体角度来看,发展中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弱势,即它们无力影响全球传播的议程,这一议程往往由发达国家的媒体来承担,因为它们具有经济、技术和传播方面的各种优势。必须指出,它们特别注意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维持其国家中心意识,并不关注第三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们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并没有世界主义,我们的媒体跟着它们转正中其下怀。27。因此,中国媒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必须坚守其“中国”身份和中国立场,坚持客观、公正、全面、真实的报道原则。坚持这种自我定位,一是可以对政府实行一定的监督作用,维持社会公正;二是可以防止全球化的一些虚幻和不切实际的标准成为我们的主导标准,导致我们落入“全球化的陷阱”28;三是化解市场化无所顾忌的获利欲望。如果一切都被用来作为赚钱的工具和手段,将使媒体和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价值失落和无意义的焦虑状态。

2、融合“他”“我”。身份的构成涉及关于“他”“我”之间复杂关系,拉康指出“镜像阶段”在形成自我意识中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说自我意识是在“他者”的观照下形成的。29民族的整体自我意识也是在与他者的交往、接触、碰撞或冲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成熟的。因此,每一个民族的身份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实际上是混杂的。爱德华·萨义德在提到自我身份的建构时指出,自我身份的建构总是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

25三好将夫:《全球经济中的抵制场》,王逢振主编:《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26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27参照达雅·K·萨苏:《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黄瑞译,尹鸿、李彬主编:《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28参见陈安国:《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陷阱》,《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29Jac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lan Sheriden,W.W.Norton & Company,New York.London,1977,p1-7。

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30只有在对于自我相关的他者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而不是单向度占有之中,我们才可能成为充满风险的竞赛获胜者,才能够有希望弥合自我碎裂的身份,获得完整意义的生存。对于媒体来说,重建身份平衡的状态,就是是要以其存在的物质存在现实为自我的基础,努力吸收融合各种新的“他者”因素,构建一个身份整体。31这个新的中国媒体的身份应该是,以中国最广大民众的代言人、社会正义和公正的维护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精神文化的引导者和创造者作为其核心的“自我”表征,充分整合和吸收全球化要求、市场主体和政府代言人等角色要求而构成的一个更加和谐、丰满与合理的身份整体。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

3、媒介教育与批评。衡量媒体身份主要是看其是否符合当前的物质存在的现实,是否有利于健康精神文化的建构。因此,要想建立一个和谐完整积极的中国媒体身份,有必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与批评。

一是媒体人才的培养。媒体毕竟是由人来运作的,人才是媒体最重要的资源。通过教育,如果能够使他们建立一种关于自己和中国媒体的清醒的身份意识,认识到中国媒体的身份现实基础,并能够开放性的看待中国媒体身份的养成与构成,肯定有助于一种正确的中国媒体身份的建立。

二是公众媒体教育。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公众的信息接受不仅仅取决于媒介内容和形式本身的性质和结构,还取决于公众对媒体的认知和理解,两者是互动的。由于媒体的固有权威和优势地位,可能导致公众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的处境,由此产生“无知的受众”、“儿童般的受众”。如果加强对公众的媒体教育,既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媒体的运作和特征,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更好、更有效、更积极地利用媒介,也有利于帮助自己成长、学习、工作和生活,成为主动的受众。当前中国媒体身份的最新元素,应该是成为公众的代言人和社会公正的卫士,那么更加主动的和清醒的、具有一定的批判识别能力的公众,将有助于媒体这一正向身份的建构与确立。因为清醒的公众就不会落入快感的陷阱,也不会甘心成为无名的沉默群体,他们会运用自己的媒体认识,进行自我陈述,表达自己的真实合理要求和声音,迫使媒体认清自己的身份根基。

三是媒体批评。媒体批评既是媒体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媒介教育的结果。客观合理的媒介批判,能够使公众建立起一种清醒的质疑和批判的意识,从而对媒体起到一定的监督作

30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426页。

31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自我”,“也存在着一个完整自我以回应作为整体的社会。这个完整自我的整体和结构反映着个体所参与的整个社会进程的整体和结构”。参见Jorge Larrain:《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0-201页。

用。同时,大量的质疑和批判的声音,也不应该被看成是对媒体的敌意攻击,而应该将其作为与媒体相对的“他者”力量,督促媒体认清自己“我是谁”的真实身份,并切实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总之,只有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媒体的属性和身份,中国媒体才能化解危机、走出迷宫,活出愿景,重振雄风。

当今世界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今世界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抉择,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西方化和美国化的暗流趋势,我们要有一种十分清醒的认识,从而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使之立于不败之地。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挑战与机遇;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和主体是经济全球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最有利的投资,组织最有效的生产、最快捷的流通,以求获得最大的效益。全球化便成为世界生产力发展和运动的一种外在表象,其主要表现为一国的市场、生产过程和资本运动超越一国范围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纵观世界经济,全球化既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世界性进程,也是一把“双刃剑”,对接受者来说利与弊兼而有之。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后发性优势”,广泛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但全球化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利因素和风险。由于经济和科技水平的相对落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不仅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巨大压力,而且带来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稳定。 一、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诸多不利因素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经济全球化时代,制定全球化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世界性组织大都为富国所控制,这就使当前的全球化规则侧重于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发展中国家虽然也能利用已有规则,但无论在自身经济实力上,还是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都只能成为已有规则的遵守者,而非制定者。对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谈中国教育在现代发展中的落差(赵福楼)

谈中国教育在现代发展中的落差(赵福楼) 说句公道话,中国教育在现代化发展中取得了瞩目成绩,如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高等教育在趋近大众化发展等。可是,客观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还是存在滞后性的,而且是发展阶段性的滞后。对于“阶段性滞后”这个评语,可能很多人并不接受,其实我这么说,从感情上也是有痛感的。事实摆着这!我国古代教育与其他文明比较,具有超前性,建立了稳定的秩序,可是基本属于贵族化的教育,其教育培养人的发展路径是单一的,以科举为通途来进入官僚阶级。这样教育制度的设计,其进步性和合理性,这里不说了。其负面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教育的出口单一,而且狭窄,那些不能走通这条路,做不了官的,即被官场边缘化的人,也就一无是处。这样的落魄文人,科举不通,或者被官场淘汰的,人数不少,而且他们不能成为其他社会分工中可以胜任的角色,于是也就成为了多余的人,如鲁迅塑造“孔乙己”这个文学形象,就标明这一类人的无用和不被社会接纳。所以,你听中国古代文人的发声,大约都是呻吟的,矫情的,痛苦的,感伤的,哀怜的,委屈的,抱怨的。一种教育制度设计,导致很多文化人,即传承了一个社会知识财富的人,最后不能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位置,服务于这个社会,以现代人眼光看,这无疑是有很大问题的。现代教育的发展顺应于工业化大发展,带来的城市化、商业化、金融化,以及社会分工的多元化,就业选择的个性化,等等。这自然需要教育为学生的学业发展路径与社会需求、学习需求寻找对应,以满足时代发展需求。所以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是,服务于人的多样化发展的需要,满足于社会的多样化选择需要。这样一来,传统教育的单一发展路径设计就出现了瓶颈问题。中国教育其实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用上大学的路径取代了做官的路径,所有学生把过去读的四书五经换做了几门考试课程,而从制度设计上并没有本质上动摇科举的思想。或者说,科举的思想换了一个面孔又一次占据了学校学习发展的主导意识,也就是考试主导教育。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个换代的发展,首先需要破除单一发展路径的设计。以欧美路径看,至少提供三条学业发展路子:其一,进职业学校;其二,走理工应用学习一条路;其三,走综合性研究,即做学术型人才这条路。有人说,我们也是这样设计的学制呀。可是,你看,中国的综合性大学,分出类别,什么一本、二本、三本、四本,基本用综合大学把学生都装下了。有多少人,高高兴兴去选择读职业学校的?有多少技术性和应用型研究的人才呀?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显著的选择偏颇呢?因为在路径设计上,不是公平的,是带着偏见的。我们以为走到综合性大学里,做学问的,是一类人才,而进了工厂,做了操作工,或者基于实践岗位进行设计和研究的工作也是辛苦的,低等的。于是,职业教育读到大专,就终止了;理工类大学也没有了实践特色。其实这样办教育的先天偏见,形成了制度设计的缺陷,影响了学生发展的选择。若给学生学业发展提供三条路,要实现两个条件:一是,其发展终点是同一的,即社会认同一致,不存在歧视;二是,三条路之间有所联通,若学生在期间发现自己更适合另外的路径,他还可以走过去。自然,学制设计的路径还是比较粗放的,很难满足学生多样的发展需要,所以要考虑满足大学的专业与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学习的对应性。基础教育的课程设计,大约有两个思考:其一,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实现个人的社会化,从生活需要角度出发,一个人需要具备的初始能力,需要在课程上有所考虑。我们把由此设计的课程叫做核心课程。如母语课程、数学课程,基本都被认同可以视为核心课程。一门课,被当做核心课程,需要在课程实施中注意几点:普及性课程,不淘汰,人人都要学,是必修的课;因为考虑大众学习,学习的标准一定要放低一点,不是要人学得多、学得深,而是越基础一点越好,由此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欧美的数学课要少学了;要考虑监控这门课的落实效果,这样的课程若不能达标,这个人进入社会一定存在社交或生活障碍。其二,学生的需要和智力类型是不同的,只有在提供多样课程的基础上,给学生学习以选择性,才有可能让学生有自己的个性化课表,由此对应他将来走哪条学业发展的路径,或者他的大学里学习什么专业,未来择业干什么。专业倾向的教育一定要早一点,给学生提供发展指导。有人说,母语重要,

论中国教育发展

根据《规划纲要》的要求,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任务将定位在以全面提高质量为重点,更加注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特别要求高等教育优化结构办出特色。因为刚才已经说了,2020年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已经不是重点,最大的重点就是我们将进入发展理念战略性转变和全方位注重教育质量的新阶段。 首先,把提高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为此,《规划纲要》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从培养造就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出发,深化教学改革,严格教学管理,改进高校教学评估,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这也是第一次提出要创立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二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中作出贡献,对加强高校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创新基地平台建设明确了政策方向,特别针对科研领域当中的体制性障碍,要求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科技和教育的资源共享。三要牢固树立高等学校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利用高校人才汇聚、学科综合交叉的能力优势,全方位开展服务,要求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参加文化建设,参与决策咨询,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的作用。 其次,我们要切实保障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和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必须优化结构办出特色。因为我们国家现代化对高层次专门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和区域的差异性是世界上不多见的,很难沿用学术学科评价的单一尺子来衡量所有高校。为此,《规划纲要》的文本也明确要求到2020年我们的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这里面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国家提出要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不仅要继续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推进重点学科建设创新,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这里不光包括本科的大学和学院,也包括高职高专的学院,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而且要引导其他各类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包括支持地方或行业背景高校建设优势重点学科,改进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管理。二是优化学科专业等结构,这也是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重点扩大高技能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化区域布局结构,重点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鼓励东部高等教育率先发展,也就是说让高校既能够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苦练内功,还要面向现代化建设需求办出特色,这是新世纪新形势下打造高质量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 如何认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任务定位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我们认为在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应是:为国家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使大学成为进行高水平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成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大学将于社会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服务于社会,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同时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确保文化的多样性,使大学真正成为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一)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 在21世纪,知识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是拥有大批的高素质人才。哈佛大学荣誉校长Rudenstine指出:“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是经过人文教育和创新性培训的智力资源。当智力资源对社会的发展比其他资源所起的作用更重要时,智力资源的稀缺性就会表现得尤其明显。”②因此,培养和造就大批掌握高科技和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具有良好人文精神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是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保证知识转变为直接生产力,促使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而这也是21世纪中国大学的根本任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转变人才观念,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牛津大学校长Lucas说:“大学存在的更高价值是为了探究真理,发现和认识真理,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③为此,我们必须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课程体系的改革,以“帮助学生掌握方法,知识,技能和研究问题的习惯,这样他们将会终其一生不断地追求学问,领导社会向前发展。”④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大学的专业划分过细,学生学习的专业过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教学内容偏旧,教学方法偏死,培养模式单一,缺乏个性和创造性,

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及三大启示

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及三大启示(张昀;5月27日) 文章作者:张昀作者单位:央行上海总部文章出处:《上海证券报》随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断蔓延,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问题,已经当前成为全球热门话题。笔者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元区经济及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有四大不利影响。 第一,影响欧元币值稳定。受希腊等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问题影响,欧元汇率从2009年12月起一路下跌,至2010年4月27日,欧元兑美元汇率报收一年来的最低点,较2009年12月初下跌了12.8%。如果不能够有效解决希腊等国家的债务问题,市场信心难以恢复,会进一步打压欧元汇率。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欧元已经被希腊等国的债务问题拖入自诞生以来的最困难时期。 第二,拖累欧元区经济发展。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采取的激进财政紧缩政策,可能使其经济重新陷入衰退。根据IMF最新预估,2010年,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四国实际GDP增长率为-2%、-0.4%、-1.5%和0.3%,是欧元区成员国中表现最差的几个国家。目前,尽管主权债务问题集中在希腊一国,但也存在继续扩散至其他欧元区国家的风险,标普公司在4月27日、28日接连降低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权信用评级更是助长了这种恐慌。 第三,延长欧元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作为单一货币区,欧元区内部经济失衡给执行统一货币政策制造了障碍,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复苏的步调不一致,使欧央行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策略时很难确定一份适合所有成员的时间表。而希腊和其他一些欧元区国家暴露出来的债务问题,拖累了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步伐,也使欧洲央行可能不得不在更长的时间内把基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点。 第四,威胁全球经济金融稳定。IMF在4月20日和21日先后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都表达了对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风险的担忧。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说,短期内的主要风险是,如果不加控制,市场对希腊主权债券流动性和偿还能力的担忧,可能会演变成一次充分的主权债务危机,并形成某种蔓延之势。 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到2010年年底,全球政府的负债额将高达37万亿美元,到2011年则将突破45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如果不能充分改善金融业及个人家庭资产负债状况,债务问题恶化将影响银行系统并波及其他国家,削弱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危机新阶段的开始。 尽管在希腊债务危机初期,由于危机救助机制的缺乏而使危机有加重趋势,但从最新公布的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和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承诺等来看,危机可以限定在少数几个经济规模较小、影响较小的国家,并不会大规模蔓延而使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也不会导致欧元区的分崩离析,

我眼中的中国教育 演讲稿

我眼中的中国教育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一个本科生眼中的中国教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 攘攘,皆为利往。”的确没错,在自己眼中,没有什么不为一定利益所服务的,只是“利”有集体、个人之分。有所谓大我和小我。那这里我讲的有关中国教育就围绕一个字“利”来展开。 着力点从有利来分析中国教育的现状、优缺点、调整方案。 谈起中国的教育,大家更多地是看到教育制度的弊端,致使教育出来的学生在创造力在评价结果似乎就逊人一等。在我们的课堂讨论中,也是常常听到大家讨论中国教育与国外教育对比所显现出的缺点。的确,不得不感叹,严谨有序的中国课堂与闲散轻松的国外课堂,所得出的结果会如此的迥然不同,中国的教育虽称不上被千夫所指,但事实确实批判多于褒奖。那就先说说我们教育中确实存在的不可否认的那些弊端吧。 一、中国教育产业化。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目标的改 革,它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关于“教育产业化”的具体做法是: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是公办学校转制,名校办民校。例如,把名牌中学的初中部变成高收费的“改制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主要是办高收费的“二级学院”。大学扩招使得高中成为瓶颈。在中考竞争远比高考激烈的新态势下,中等教育进一步出现大规模的两极分化。 少数豪华学校与大量贫困学校并存,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畸形化的一道荒唐的风景线。 二、应试教育为主,素质教育为虚。中学课程改革表面是“教育改革”,实际只是教学内 容的变化,实际依旧是陈腐的老路。我们并不希望能通过“课程改革试点”来救赎那些学业压力重的可怜的孩子。毕竟孩子们承载的是我们或国家社会的期待和希望。可是这一“考”的结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考定终生”。孩子心中的压力不堪重负,家长心中忧戚苦不堪言。对于学校来说,应试才是重点。至于素质教育,那是可有可无。在这里,就可以引出关键目的“利”。这里主要有利的是学校一方,还有所谓的地区和学校的名声和口碑。这种“功利式”的教育方式,将会产出怎样的结果,恐怕这才是“社会道德沦丧”、“社会价值失落”的根源吧!那么腐败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三、教育史不公平的。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然而现实是不平等的。我们的视角方圆一些,进入偏远的山区,那里的孩子们除了 教学环境很是简陋之外,教学设施更是稀少,而且山里孩子有的衣着依旧褴褛,有的一 天依旧保持着吃早晚两餐。再看看城市的近郊,那些农民工孩子借读的学校,那是昔年 陈旧简陋逇校舍,教师更换频繁,学校随时都可能关闭。最后回到城市里,学校被分成 全国重点、地方重点和普通学校,还有职业中学。而好的学校里,按学习成绩分成不一 样的班,学费按此缴纳。成绩较差的学生缴纳了昂贵的学费后,享受的却是最低等级的 劣质教育。这些不公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差别越来越大,将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当教 育与官帽、职称、工资等联系在一起时,教育总是躲在冷漠陈腐的黑板后面,不见一丝 血痕。 说到以上的中国教育现状,我们对此不可溢美溢恶wu。只是从全方面来看,也不可一味崇尚、效仿别人被认可的方式。毕竟,不同的社会现实,不同的发展方向决定了选择方略的差异性。对于中国教育体制的改善,也需要着力于关键字“利”。考虑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有关教育的相关部门等,这些主客体的利所在,针对最大可能满足利来达到几者的平衡。 对于从大体上改变中国以考试选拔人才的体制,以及与此引申出来的中国教育产业化问题,可以说几乎是难以做到的。不过,我们可以从每一环节加以改善,使整体不断优化。 如对受教育者不应该被灌输成绩与学历()与个人今后发展紧密联系,对个人能力取向

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冉芳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610064) 【摘要】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而2010开始引人关注的希腊债务危机根源于希腊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同时受制于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市场.希腊危机给欧洲经济乃至正处于复苏阶段的世界经济带来了影响,同时也对处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的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债务危机;希腊;主权债务 一 ,引言 主权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向外,不管是向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向世界银行或者向其他国家所借的债务.一旦 这个国家的主权信用出现危机,不能及时履行对外债务偿付义务, 这个国家就面临着主权债务危机.继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以 来,迪拜主权债务危机,希腊主权信用危机接踵而至,使得国际金 融市场动荡不安.2010年新年开始,希腊,一个国土面积约13.2万 平方公里,人口约l100万,2009年GDP约2200亿欧元,占欧盟27 个国家(EuropeanUnion)GDP总额的2%,占l6个欧元区国家的2. 7%的欧洲小国就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探讨债务 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二,希腊债务危机的概况 2010年初,在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乍暖还寒的背景下,发生在欧 元区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给欧洲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深深的阴 影.从2009年12月1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希腊的主权 评级由"A一"下调为"BBB+",到2010年4月27日标普下调希腊

债券评级为垃圾级别,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越演越烈. 2009年1O月希腊新政府上台后发现前任政府严重粉饰该国的 财政赤字,将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6.7%调整为12.7%, 大大超过了欧元区规定的3%水平,为欧元区最高的赤字水平.同 时希腊政府负债存量占GDP比重高达112.6%,也远远超出欧盟制定的60%的警戒线标准.目前希腊政府总负债5050亿美元,2010 年希腊总融资需求约750亿美元,而其官方储备资产规模只有1.6 亿美元,仅能覆盖总外债不到0.1%的水平.希腊政府脆弱的主权 信用引发了市场的怀疑,希腊国债的风险溢价一直徘徊在3%左右, 这使得希腊作为欧元成员国的大部分好处都消失殆尽. 另外,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显示,2009年底,银行业所 持包括民间和公共部门在内的希腊总债务敞口为2360亿欧元. 这是希腊债务违约或者重组对银行带来的损失,而且危机已经使 得希腊银行业的融资途径遭到削减,希腊银行业不得不严重依赖 欧洲央行的货币市场来操作获得资金.一旦主权信用风险集中爆发,金融结构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三,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警惕地方债务问题.1,中国地方债务的现状.正当全球 各国忙着应付后金融危机和潜在的主权债务危机之际,中国正面 临着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有许多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朝着这 个方向发展.其中,最令人担心的莫过于成为如今欧元区危机的 翻版:急剧膨胀的国债.欧元区的问题是成员国的主权债务,而中 国则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贷款.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 大地方政府依靠举债度日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特别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年各地方政府更是纷纷举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剧增. 据央行年2009年第四季度披露的数据,全国多家地方融资机构,管理总资产万亿元,地方政府的负债已达到万亿元,其中2009年地方政府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达到7.38万亿人民币,日益严峻的地方债务

当今国际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精编版

当今世界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摘要: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逐渐融为一体,但是我们越来越容易看到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责任也越来越重。这一切对于正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了挑战,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我们要看清世界局势,跟随世界潮流,迎接一切挑战,同时更要抓住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当今世界形势、我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应对措施 一、当今世界形势 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世界还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以新的“炮舰政策”和新的经济殖民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干涉主义”严重损害了许多中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发展利益,也给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造成威胁。与此同时,因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国际犯罪、环境恶化等跨国问题远未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还很多。但从总体上看,国际形势缓和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多极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任何旨在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同时,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巨大风险。但利用机遇,防止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的。全球范围内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贫国愈贫,富国愈富。如此种状况持续下去,不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难以实现稳定增长。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一致要求。 当前,国际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正在继续,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和趋势进一步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二)、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四)、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五)、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六)、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七)、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二、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自从学习了形势与政策后,对中国面临的环境又多了一些了解,总的来说,还是那句老话,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当前的相对稳定的世界大环境下,虽然有很多的事在影响中国的发展,但是,宏观上来说,基本状况还是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家,这使得我们在当今由西方资本主义

中国教育现状分析

中国教育现状分析 中国教育现状是怎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教育改革取得了些什么成绩?中国教育的未来是什么?中国思想文化的方向在哪里?从胎教、幼教到早教,似乎孩子们已经就被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捆绑在教育的马车上,从此以后,孩子们分秒必争地努力学习,从小学升中学,从中考到高考,不仅仅是孩子,连同大人父辈和教师们一起陷入一种最清楚而又难以逃避的困惑——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似乎就是隐藏在这种现象后面的源动力——而其它的一切都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说辞。 中国的教育简史说起教育,不能不说说中国的教育史。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足见则教育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变化的。而且教育应当是普及的,大众化的,教民育人是维持整个部族群体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关乎族群生死存亡的大事情。 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和西周都是推行奴隶贵族政治,垄断了文化教育,学在府尹,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也是统治阶级成员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教育的社会目的是维持社会统治职能。礼不下庶人,教育出现阶级性和等级分化,而对于奴隶,则是几乎不需要专门的教育的。而奴隶的生活技能几乎是在生活中相互交流学习、口授传播或家传的。这时谈教育,我们是站在那种角度谈呢?对于历史过去,我们无可厚非薄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也是教育剧变的时代。传统贵族秩序完全被打乱,官学教育体制被打破,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士人群体的扩散,学术思想和教育活动又是统治者需要和重用的基础,为求生存和扩张,各国统治者极力网罗和重用这些贤士。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各抒己见,相互辩驳,相互争鸣,而又相互吸收、补充,使得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终究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上出现了各种文化思想交相辉映,百家争鸣的奇特文化盛况,也由此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丰富多彩,最为璀璨的一页。而这个时期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是孔子,他实行有教无类(最早的教育公平提法),主张有所为有所不为,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论语》、《礼记》,尤其是其中《大学》、《中庸》更是儒家教育理论的力作,这以至于影响到了后来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学派——法家,这是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治国之术,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约前455~前395)、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韩非子成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观点,而商鞅则将其应用自如,在秦国实施变法图

浅论中国古代教育的作用以及影响

浅论中国古代教育的作用以及影响 内容摘要: 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教育是中华民族文明延续与发展的基础,世代师生间的传道授业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保证。中华民族教育也在其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中,涌现出数量众多的着名教育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丰富多彩,流派众多,几乎每个时代的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众多教育思想还是一脉相承的,从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二、强调教育的必要性;三、主张德育和智育相结合。教育思想是客观教育史实、教育实际活动在思想与理论层次上的反映;教育思想又给予教育实际以指导和影响。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共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教育思想特征借鉴 正文: 中国古代教育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其间涌现出数量众多的着名教育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丰富多彩,流派众多,几乎每个时代的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还是一脉相承的,从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 古人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如孔子把教育作为治理好国家的三大条件之一。有一次孔子到魏国去,他的学生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再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再问:“如果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半呢?”孔子继续回答:“教育他们。"孔子把“庶”(人口)、“富”(财富)“教”(教育)当成治国、立国的三个要素。人口是最基本的,没有人就谈不上治国与立国。但人既有口要消费,又有手能生产,所以第二步就要发挥人手的作用,使他们富裕起来,以满足人的消费需要。有了物质生活的基础,最后才能发展教育。把文化教育建设好了,一个国家才算治理好了。也就是说,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除了使人口增加、百姓富足之外,还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强盛。可见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孔子在《为政》里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行政命令来诱导百姓,用刑法来约束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犯罪是可耻的事情;用道德来教育百姓,以礼教来约束百姓,老百姓不但有廉耻,而且人心归服。这段话说明孔子认识到教育不但和政治、法律一样,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而且还能起到政治、法律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因为教育可以感化人们,征服人心,既能使百姓守规矩,又能使百姓形成“羞耻之心”,即形成“道德信念”的力量,这样就可以使社会安定发展下去。 不仅孔子看到教育是一个社会安定与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孟子也十分强调教育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明确提出“善政”不如“善教”的教育观点。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认为,好的政治靠的是法度,是用刑罚约束百姓,使之畏惧国君,不敢违背;而好的教化靠的是德行,是用仁德去感化百姓,使之爱戴国君,由衷向善。好的政治得到的只是百姓的财物,而好的教化得到的则是百姓的人心。所以,作为统治者,应该把“善教”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为从历朝历代来看,不论哪个国家,不论哪个国君,只有“得民心者得天下”。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和“德治”思想,强调“礼治”。他认为教育是实现“礼治”的重要手段,能起到“固国齐民”的社会作用。他说:“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

论文 浅谈中国教育

浅谈中国教育 【摘要】教育的发展能对一个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作用。教育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巩固经济基础;教育可以成为社会政治斗争的手段,影响民主法制建设;教育能够保存、传递以至创造人类文化。教育的基本特点是造就人,教育的社会功能也需要通过培养出一定的人来实现。可以这样说,教育是一个国家的魂,没有教育,一个国家不可能发展。 【关键词】中国教育水平教育弊端教育制度 一、中国教育水平 纵观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孔子授学,都可以看出那时的思想很开放,教育水平是很高的。到秦汉时期,思想逐步统一,涌出了像杨雄﹑司马相如这些文学家。可是到了隋唐,影响中国千年甚至包括现在的科举制度形成了,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朝廷制定了这一种选拔人才,选拔官吏的教育制度。这时的教育水平可想而知,只考四书五经,谁背得多,谁会写,谁就做官。虽然在唐朝开办了排在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石鼓书院,但仍不能说明教育水平具有很高的水平,还好的是隋唐思想开放,国家繁盛,教育水平相应不差。值得一提的就是明清教育,明朝时科举制度达到鼎盛,全国非常重视教育,八股文的实施让教育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弊端,以至于影响清代的教育,清代后期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加上国家腐败,分裂,教育每况愈下。注:导致了中国古代教育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这样虽然造就了一批能人能士,但严重缺乏素质人才。 要说中国现在的教育水平,真的要感谢改革开放,让中国的教育得到一次解放。但由于社会性质和发展的时间限制,起点低,发展速度慢,水平仍不高,据报道,我国没有一所大学入围全球大学20强,就连最好,最开放的香港大学,也排在26位,大陆最好的北京大学,排名第50名。这就充分说明的中国教育水平还仍需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接下来所说的弊端在影响着。 二、中国教育弊端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很核心的问题,影响中国教育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我们现在就从最底层的教育现象开始。先说小学,当孩子们都在愉快的度过童年

当前中国正在或者即将面临着三大危机的挑战

当前中国正在或者即将面临着三大危机的挑战,即“战争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挑战,如果中国政府和我们的党不能正确意识到这三大危机或者当这三大危机爆发时不能正确应对,那么就有可能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的危险。所以,本文就当前中国面临的三大危机的问题谈点看法,希望能引起全中国人民的忧患意识。 一、战争危机 近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我国军事围堵呈加强之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还将试图进一步缩紧对中国的包围圈。北约甚至可能采取试探中国兵力的行动,如设计代理人战争;可能鼓动日本以钓鱼岛等问题为借口挑起与中国的武装冲突,也可能怂恿菲律宾挑衅中国。而从世界格局演变的趋势看,不能排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中国军事摊牌的可能性。爆发战争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北约对我国和平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是我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不得不应对的世纪性挑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今处于崛起中的国家主要是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总体上讲,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在增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目前还看不出哪个国家可能超越美国或其他几个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实力排序不会有大变化。俄罗斯情况比较特殊,现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保持着距离,也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有可能实现较快的发展,却难以像苏联那样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今天,一个发展中国家群体处于崛起之中。这个群体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其中最有可能率先实现崛起的是中国。还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实现较快的发展,国力不断增强。 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分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精力。中国自鸦片战争起,倍受列强欺侮,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黑暗时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力不断增强,今天终于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时机。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中华民族昂首阔步地前进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反霸而不称霸,不会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时那样,实行对外扩张与掠夺政策。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将增强世界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力量,有力推进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建立。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只是处在崛起进程中,还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意义上讲,我国还是一个弱国,在世界格局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北约对我国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里,列强有时一国、有时多国侵略蹂躏中国。那时候,列强之间的联合是不稳固的,它们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甚至爆发战争。十月革命后,苏联发挥了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中国在反帝反殖斗争中获得了苏联的有力支持。而今天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面临着“列强”共同围堵的危险局面。西方大国美、英、德、法、意、加等都是世界最大的军事集团北约的成员国,日本也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在世界格局中,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呈相对衰落之势,但它们在国际格局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仍具有较大的优势;它们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必将全力遏制中国崛起。致力于巩固和加强霸权体系的美国,将会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拥有超强的科技和军事实力,具有全球军事打击能力。受其控制的军事集团北约是美国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国构建和巩固霸权体系的强大工具。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崛起,不可能采取昔日殖民列强的做法,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今天发展中国家不应也不可能走昔日列强崛起的老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否爆发战争不以我们单方意志为转移;如何避免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清华大学教授谈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就是往学生脑袋里灌屎在二十世纪初至4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界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以内中国的大学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们中有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有革命义士、抗日英雄,有科学骨干、民族精英。而这种盛况自从解放后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衰落。现在的各高校,包括清华与北大在内,已经没有将培养人才作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严重的学术腐败,枯燥且与社会脱节的课程,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将导致学生们的思想僵化,对课程失去兴趣,对大学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失去信心,退学正是表达他们对大学教育失望的最极端方式。 至少有80%的学生在刚进入学校的时候是酬躇满志,报着努力学习的决心的,可是在中国教育的消磨与侵蚀下,能将这一决心坚持到毕业的学生恐怕不到20%。逃课,考试作弊已经被很多学生当成了家常便饭。上大学的目的由最初的学习知识变成了纯粹的混文凭。而那些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却正在被逐渐磨灭。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大学最终培养出来的成品,将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在当今课堂,老师抱怨学生不听课、不积极发言、不住守纪律、不认真完成作业、上课说小话、搞小动作、不理解老师、不心疼老师…(老师抱怨说:“现在学生难教,你有千条妙计,他又一定之规,任你磨破嘴皮可学生不往心里去。”)学生抱怨老师要求过严、不分青后皂白的批评人、留作业太多没时间完成、上课无聊且无趣、得不到老师的信任、处理问题有失公平、时时刻刻都在听听听、写写写、做做做、去洗手间都是跑着去跑着回,甚至没时间去…(学生抱怨说:“整天奔忙于书海之中,不管是盛夏还是酷暑,真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可以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可还是不符合老师的口味,达不到老师的要求。”)如今已“怨声载道”——“施教者呕心沥血,受教者无动于衷”“一生辛苦为谁解吗,枉费心血独自悲” “敢问天下中国的学生在毕业后上学所学的知识还剩都少,又有多少能用的,20年后呢?”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20年后,中国学生的思想状态和精神水平将会是什么样子?简直不敢想象!” 古板的教学方式和教材让社会丢失了许多的达芬奇,比尔盖茨。对于这样损失,我们是否要反省下呢?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着哪些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危机和恐慌在世界各地到处蔓延,中国、香港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股市也难能独善其身。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显现出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物价上涨、股市暴跌、房地产、汽车等行业发展面临困难,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GDP 增速减缓等现象。因此了解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对制定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 中国经济增长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是投资打头,消费跟进,外需不振。 中国经济这次是在强紧缩和强刺激政策作用下,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一个下行和上行的周期性曲线。但V型复苏后仍然面临多重挑战。 挑战一:社会部分领域投资增速下滑 虽然总体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但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幅却出现下滑,有些领域下滑幅度很大。从产业构成来看,第一产业的投资增速有较大增长,但第二产业授资增速出现显著下降,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下滑,6 月份制造业投资累计完成增速为31.4%,比 2007 年同期下降 3.3 个百分点,比 2006 年 6 月下降 7.2 个百分点。从投资主体来看,从紧的政策已导致中小企业投资速度下滑,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速度也明显下滑。到 2008 年 6 月港、澳,台商企业投资增速比上年下降了 11.8 个百分点,个体经营企业投资增速下降了10.1个百分点。占我国投资规模 20%的房地产业成交量大幅萎缩,房价调整迹象明显,投资意愿减弱,商业银行为控制风险也将收紧对房地产开发的贷款。由于房地产是产业链较长的支柱产业,它的周期性调整将拖累一连串行业景气度下降,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随之减速。 挑战二:消费需求难度加大,证券市场过度调整 2008 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但居民财产性收入缩水,扣除物价因素后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比前几年下降。随着经济下滑,就业困难增加,工资性收入难以大幅度增长。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退潮后在短期内很难由其他消费热点替代,200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可能低于 2008 年。股市大跌导致投资者资产大幅缩水,消费能力和意愿下降,同时也导致企业直接融资困难,资金紧张。另外股市下跌还影响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进一步减弱了人们的投资与消费欲望。 挑战三:中国产能过剩矛盾还会进一步加剧 众所周知,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循环是畅通的,先是高储蓄、高投资,因为储蓄在长时间变量中等于投资,而后高投资引起高产能,在消费跟不上产能增加时,又必然引起高出口,高出口又引起高外汇储备,高外汇储备又导致高货币发行。金融危机之后,这个循环链打断了,现在是:高储蓄-高投资-高产能-低出口-产能过剩。如果长期产能过剩,总有一天会引起生产危机,生产危机要是治理不及时还可能会引起金融危机。 我国产能是由外资和国内企业共同投资形成的,并面向世界市场。像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苹果牌手机等在中国每年生产几亿部,然后再向海外出口。如果有一天外国人不要这些手机了,中国人是消费不了的。再看钢铁,中国钢铁去年生产将近7亿吨,由于出口减少,过剩1.6亿吨。水泥将近16.5亿吨,过剩将近5亿吨,还有418条线在建,产能6.2亿吨。目前,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2%,28%是闲置。 因此,中国产能是明显过剩的,这种过剩既有相对过剩,也有绝对过剩;既有即期过剩,

观《大国崛起》,谈中国教育

观《大国崛起》,谈中国教育 我们国家最早的教育应该就是奴隶社会教育,这个时候的教育是我们现如今最早的起源,这个时期的教育就像是15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冒险一样,不断的发展与进步,不过因为教育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使得教育价值出现了转折,因此也导致了教育的衰败。我觉得这就是实物刚刚起步时候不断探索的结果,不会那么顺利的发展,有发展,也有退步。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孔子是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他实行有教无类,创立了儒家学说,使得教育水平达到了世界级巅峰,文化的不断进步,到了战国中期,可以说教育是到了空前的高度,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各抒己见,相互辩驳,相互争鸣,而又相互吸收、补充,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教育经验的丰富,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这个时期的教育,在我看来,就到了一个小高潮,儒家学说的创立,是我们一直传承的文化,这是我们国家在教育方面的骄傲。 自春秋战国以后,各个朝代都把教育作为治国安邦之本,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起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成为此后延续千年的教育政策。这就像是大国之间相互和平,不断的发展和进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平缓发展,这样的进步是必然的。 从汉代到隋唐这么多朝代的变迁,教育一直是贯穿其中,不断的发展,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巩固皇族的统治地位,教育作为其中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一同的发展,到了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正是这种教育制度的推行,使得文化发生了改变。当时的科举制度不拘门第,通过严格的考试,筛选人才,也正是这种教育的兴起,才调动了教育的热潮,推动了文化发展。科举制的创立和实施,对中国封建时期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重大的。我认为,这个时期的教育发展是一转折性的变化,这就像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又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教育制度发生了质的改变。 对于近代的教育来说,洋务派开始创办新式学堂,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科技的发展。这是我们近代教育的开端,他不再局限在自身的教育高度,而是通过学习国外的文化来推进自身的教育,就是当时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很好的概括当时的教育的走向,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来促进我们国家的教育水平,来达到强大的教育地位。 到了民国时期,设立教育部,教育内容不再以封建时代的忠于君臣教育为主要内容,开始兴起了教育的复苏,全面的发展教育。在这个时期,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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