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18世纪末中国尚处于乾隆末期和嘉庆统治时期，逐渐出现了衰败的现象，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尖锐，2000多年的封建体制却依旧巩固在统治阶级中。在同一时刻，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也同样面临着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启蒙思想家们自由民主平等的观点早已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1789年愤怒的巴黎人民攻陷了象征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则预示着一场日后摧毁整个欧洲封建制度的革命——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对于这次革命的精神偶像正是1762年卢梭发表的《社会契约论》。

由于是由法文翻译而来，所以看得有些吃力，翻译之后的文字往往失去了原文中固有的逻辑，文化差异在词汇的转化中体现无疑，此书中大量运用逻辑学的知识，对社会契约加以阐释，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卢梭的思想的伟大毋庸置疑，他以特殊视角进行社会分析，以精彩的论述展现给世人。

《名人录》说，“痛苦与磨难铸就伟人”。这位拥有着伟大思想的哲学家也不例外，卢梭也有着坎坷的一生。1712年的某一天，卢梭开始了用母亲生命换取的一生，从懂事开始，他幼小的心灵就十分悲伤，并且他早早地成熟起来，但真正让他的思想基础渐渐形成是与其父亲每晚通宵达旦地阅读。13岁开始谋生，当过书记、学徒、杂役、家庭教师，之后不断地积累与思考使他在38岁以一篇《论科学与技术》一鸣惊人。44岁是开始隐居，冷静的大脑赐给了世界思想的瑰宝——《社会契约论》，其思想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旗帜，对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围绕着“主权在民”一说，将人权和法律进行了有机结合。人权是属于个体的，法律是属于国家的。个体约定而成国家的合理性，是法律有效性和政权合法性的终极判断。自由，不是来自法律对个人的保护，而是来自个体对立法的彻底参与。合法性只能来自人民，这是切实保障个体自由的先决条件。由于本课程主要讨论《社会契约论》中的法律问题，我主要关注了第一卷论人民和主权者与第二卷论法律与主权者。

读完第一章我就忍不住惊叹于这位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杰出智慧，极强的逻辑头脑，以及缜密精确的语言艺术。开篇即写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卢梭还谈到如果奴隶出卖了自己的自由与权利，那么是否奴隶本身反抗奴隶主的自由与权利也一并出卖给了奴隶主，也就是说奴隶主拥有了反抗自己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一件无比荒诞的事。

所以，卢梭思想归结为“人生而平等”，那么后半句“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则恰恰证明人的权利的自由又通过某种形式不得不被予以一定的禁锢，否则一个人的自由使其凭借某种“荒诞理由”去强占另一个人的自由，不是使社会框架分崩离析，就是使社会倒退到奴隶社会时代。这种来制约人的枷锁就是“社会契约”。

卢梭对于社会契约的解释是“社会契约，它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那种约定，它是共同体和其各个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它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是合法的一种约定；它对一切人一视同仁，是公平的一种约定；它除了公共幸福之外，不能再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是有益的一种约定；它有公共力量和最高权力作保障，是稳定的一种约定。”也就是说人们通过一种在社会探求中被公众普遍认可的社会体系或者社会制度的形式来规范各自权利与职能，而这种体系或者制度就是社会契约，也可以认为是民众达成的意识共识。人类从道德人性层面缔结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约定，即由社会公意达成的约定，以牺牲一小部分的自由1，从而来获得剩余部分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不被侵占不被剥夺不被买卖的一种强力的保护，而这一强力也就是当代法律的强制力。

这种强力并非如某个国王拥有一种生杀大权，这是有共同认知层次的人一起为了维护自身的主权自由而彼此之间的牵制力，并通过第三方法律来实现这一牵制力。

但这种自由真正实现过程中又出现种种的事端变化，导致社会中各种人权问题频频曝光，

例如京城上访案中的黑监狱、“被”精神病等等都无不说明了社会契约建立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那么，此时就需要一种更加具体并且有执行力度有社会公信力度的系统——法律。

卢梭在论法律中提到“……法律是公意的行为……法律实际上只不过是公民社会得以存在的条件。人民由于要受法律的支配，所以他们就应当是法律的制定者……”卢梭不断重复声明的观点就是一再强调公意、全体等概念，继而对于立法者的具体载体又加以讨论，并且提出必须是全体公民提出并通过的才是被社会所承认的法律，因为法律最终的受制者必然是创制者本身。《<社会契约论>导读》2第60页说“法律创制者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人间世界毫无共同之处”，第62页提出“能达到这种状态（即卢梭在书中所指的创制者的状态）的立法者只能是介于人神之间了”，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妥，首先卢梭定然是反对神学论的，认为若是进行神的把戏，很快就会被戳穿。《社会契约论》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虽然公意总是对的，但是它并非总是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因此也并非总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立法者本身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指导者。他们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或者说主权者、公意）才有权设立法律。其次我对于“人神之间”的这种称呼更不能认同，卢梭所指的是拥有较高智慧的个体，而这种个体在整个公众只是属于一部分，卢梭是绝不承认以个体来领导全部，或者以部分制约整体。以我个人观点来看，法律创制者依然还是要回归到人，因为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法律状况来看，收集每个人的法律观点是不实际也是客观所无法实现的，但人性的陋病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因为物欲而更加严重，贪官污吏结党营私难道还是少数吗？

所以，以目前状况人民主权意识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法律意识的空前强化，以及一个健全的法制化社会的诞生。因为此时法律已经深入人民的心里，即卢梭在第二卷第十二章中所述“在这三种法律之外，还要加上一个第四种，而且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所不认识的，但是其他一切方面的成功全都有系于此。这就正是伟大的立法家秘密地在专心致力着的方面了；尽管他好象把自己局限于制定个别的规章，其实这些规章都只不过是拱顶上的拱架，而唯有那些发展缓慢的道德才是拱顶不可移动的基石。”

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也发生巨大的改变，书中第三卷第九章：“一个不靠外来移民的办法，不靠归化，不靠殖民地的政府，而在客观存在的治理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得最多的，就确定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那个在它的治下人民减少而凋零的政府，就是最坏的政府。”这一观点显然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格格不入，在卢梭的时代，也许人口的变化的确是衡量一个政府好坏的标准，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繁殖，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各个国家文化不同，对生育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人口的繁殖快慢已经不能简单地当作一个指标。

为了这一社会的美好未来，自然要规划全体的秩序，或者说赋予公共事物以最好的可能形式，那么也就是需要各种不同的立法关系，对法律进行分类，建立合理的法律体系。在卢梭看来，各种法律体系中，虽然自由和平等是立法体系的最终追求，然而，建立良好的风尚、习俗才是伟大的立法者真正应该追求的东西。以公意去立法，逐渐形成以政治法、民法、刑法以及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构成的一整套健康的法律体系。只有形成了完整法律系统之后，社会的公平公正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人民的自由主权才能真正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要求。而这一切需要长时间的进化与每代人的修改使之更加适合于公意要求，更加适合于和谐社会的要求，使和谐的因子深深的嵌入到每一条社会运行机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