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关于中国文化安全的思考

第24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1月 Vol. 24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2

────────── 收稿日期:2001-09-17

作者简介:康有金(1964-),男,河北唐山人,开滦第一中学教务处。 - 28 -

在全球化背景下关于中国文化安全的思考

康有金

(开滦第一中学,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安全引发了文化安全问题,为确保中国的文化安全,我们要进行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文化和国际先进文化接轨,要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建立正确的文化机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确保中国文化在良好的环境下运行,排除与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中国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2)01-0028-09

经济全球化和随后产生的文化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一个谁都无法拒绝的客观事实。中国的文化安全开始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是以文化全球化取代本土化而导致中国文化的丧失,还是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而滋长民族文化主义情绪,而导致文化交流的停止?这是我们不得不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为确保中国的文化安全,必须进行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文化和国际先进文化接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建立正确的文化机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确保中国文化在良好的环境下运行,以排除与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这是实现我国文化安全的最理想的思路。

一、文化全球化及其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以物质为基础,每一种社会都有同它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新社会制度的产生而改变。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联系性,并以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基础。新文化不可能脱离旧文化而产生。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它反过来又给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巨大的作用和

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特征。“文化”、“文明”两词之间有时可以通用,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亦可以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1]

全球化的文化特征是文化趋同趋势的出现,但这不可能使文化的民族性消失。随着人类实践交往的扩大,各民族文化之间就形成某种共性、某种普遍性品格。起初,这种共性是很小的,随着实践交往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只有在近代,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时代,文化的普遍品格才发展为人类共同性。在今天世界一体化时代,“世界正在变小”,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就造成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使每个民族在吸引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成果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构成。这样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了起来。而在世界交往中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在这个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2]一种文化的精品之所以能为其他民族人民欣赏,是因为不论哪个民族的文化,作为人所特有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遵循着同样的(艺术的、科学的)规律。还因为,各民族作为整个人类的一部分,有着共同的命运。在今天,凡属民族的优秀文化产品,大都包含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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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因为当代人类实践造成了全世界各民族都普遍具有的性命攸关意义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真正属于世界文化宝库的东西,不会是非民族的;而真正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欣赏的民族文化的精品,也必定是具有世界性的,其中蕴涵着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因而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因为每一个特殊性中都含有一定的普遍性。[3]

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把冷战后世界上政治分裂的冲突归结为文化和文化认同的差异,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可以划分为七八种文明或文化,“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4]诚然,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的差异对于世界政治矛盾与冲突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亨廷顿关于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结论也是客观的。但是,把冷战后国际冲突归结为文化和文化的认同差异,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准确的;把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看成是冷战后世界政治主轴的观点更是错的。具有相同的文化或文化认同不同的国家之间仍存在着矛盾,甚至发生冲突和战争。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无疑是仅次于国家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

在全球间经济与信息的交流中,整个世界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似乎有一种走向整齐划一的趋势。整齐划一的标准就是西方的价值观。这就必然形成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文化价值的冲突。这种冲突由来已久。因为按照西方的文明(文化)标准来“同化”不发达国家,几百年来一直是近代资产阶级的使命。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20世纪末,随着意识形态衰落,这种被称为“软权力”的文化成为国家利益构成中的亮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突出,日益激烈进行的全球化使这种文化价值冲突更为频繁。文化之所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亮点是由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养料,国家自然要在对外关系中考虑文化利益,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反过来又加深了国家的文化保护意识。

所谓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它从属于

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和处于被继承和发展下去的过程和状态之中。

冷战后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其他几个强国之间形成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即单极多元的世界格局。单极就是唯一的世界大国,多元是指若干个地区性大国。这是一种介于单极格局与多极格局之间过渡性状态,既带有单极化的倾向,又具有多极化的趋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世界第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五个核大国之一的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已成为地区性大国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但是在文化方面,我们却远没有与上述三个方面相同的国际地位。相反,由于冷战的结束,原来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转变成为代表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和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儒教文明”之间的对抗。而代表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的西方阵营在扩大的同时,代表东方阵营的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前苏联的解体,我们的阵营在变小。使“儒教文明”的阵营比起原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营要小得多。这样就加重了中国的负担。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在西方世界加重了“中国威胁论”。这使中华文化受到进一步的挑战。

颇有媚外嫌疑的“第五代导演”之所以招致广泛的批评,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表现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镜像式误读和虚伪的“他者”的投影,更在于以迎合现代西方的居高临下的误读并创造了畸形的东方神话。他们以“土得掉渣”或稗史化的作品在中国影坛构成一道风景线并屡获国际(西方)大奖,这种现象表面上可以诠释为寻根似的本土化、民族化,实际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当代电影的后殖民性。[6]一些人认为要想在西方制定规制并在占有统治地位的文化艺术界“立足”,就要尽可能地丑化中国的文化以媚取那些“领导者们”的欢欣并“赏给”他们一些奖励。

持久的“托福”热,使亚洲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人才外流。据有关报道,美国各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中的前十名几乎都是中国人,他们学成之后当然会有一些回来报效祖国,但是有相当一部分被优厚的待遇和条件留在了那里,为建设西方文明出力,他们在科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都记在西方文明史上,使我国在这方面承受着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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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带有全球倾向的文化渗透正将准星瞄准中国文化市场。他们以某些国际势力为依托,将触角伸向中国大陆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公司,构建伪文化产业链,而他们的终极目的并非指向提高人类精神文明指数,构建高层次的文明;他们利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契机,纷纷成立各种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并将其思想体系通过出版物等形式向我国原有文化进行规模渗透。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国际社会政治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国大陆包括图书在内的伪文化产业已浮出水面!它以国际渗透势力为原点,以形形色色的合法经营的文化企业为组织形式,对我国文化进行渗透,扰乱了我国的出版业和文化市场。[7]

二、关于中国文化安全的思考 1.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构建中国文化安全的防线

早在元代以前中国的四大发明就传入欧洲。指南针使欧洲的探险家开辟了新航线,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此世界经济开始走入一体化;火药帮助新兴的资产阶级战胜了封建骑士,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造纸和印刷术宣传了人文主义科学精神,打破了教会的精神和文化垄断,从此政治和文化开始走向全球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对整个世界文化的作用。因为文化的传播总是要由高文明区域向低文明区域流动。

有着四大发明的文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帝国,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并形成了严密的体系。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而又辐射深广的文化。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至今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这种文化使中国在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始终处于世界文化和文明的顶峰,并使中国长期处于统一的状态,即使在三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曾经一度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在当时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统一仍然是国民最大的愿望并最终实现了再次的统一。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就可恢复其帝国。在这一方面中国和别的帝国不同。帝国的结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高度发达的,同时被普遍承认的帝国中心文化优势感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8]也就是这一光辉灿烂的文化才吸引西方人去潜心研究并不断从中获得启示。

我国古代光辉的文化遗产早已为西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研究并利用。他们在军事、科学文化和经济建设等领域运用并实践着古老的中华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美国人不仅乐于而且也善于接受孙子兵法的摆布。1991年1月,幽默的美国记者从战云密布的海湾战场发回一条消息说,尽管中国人没有在这里派一兵一卒,却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亲临前线,操纵着作战行动。这个人就是2500年前的孙子。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虽然拥有众多的高技术兵器,仍十分重视谋略的运用。美军中的高层决策任务不断地向中国的《孙子兵法》寻求理论指导和谋略启迪。参加海湾战争的海军陆战队员人手一册《孙子兵法》,并附有解释磁带,指挥官要求他们“再三研究,融会贯通,牢记腹中”。[9]这充分表明了西方军事界在研究和运用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优秀成果。从单纯的国家实力出发,一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提高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威信和发言权,获得一张永久有效的国际社会“俱乐部”的“贵宾卡”。这同样是从《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中获得启示而纷纷强调核威慑的战略作用。

近年来儒教出现第二次复兴,因为据专家们说孔子这位古代思想家的主张成为亚洲新“虎”——泰国、韩国、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突飞猛进的基础。这些国家和地区构成了“儒教文化区”。这个文化区内,古老的儒学理论与价值观已深深地渗入到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但是,这位古老的思想家的哪些“黄金定律”推动了现在的经济发展呢?孔子是将政治和经济同道德联系在一起并将道德放在首位的第一人。这个中国哲学家说,如果你想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话,就必须有“仁、德、礼”。他还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儒教传统的基础是“仁”。根据儒教理论,任何企业都应该是一个“大家庭”,企业的老板或者领导人对员工必须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照顾。儒教中还有一些价值观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如责任感、纪律、坚持不懈和节约。因此,儒教国家的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这绝不是偶然的。儒教的其他一些思想,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对今天的各行各业也是金科玉律。[10]这告诉我们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研究领域和商业管理领域多在研究并运用中国儒教理论并获得了巨大的科学和商业的成功。我们再也不能重蹈让西方人用我们所发明的火药来打我们的覆辙了。

上述两个实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人已开始了“中为洋用”,这固然是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文化的传播总是要由高文明区域向低文明区域流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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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最先进的文化宝库总要归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有。世界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学习和互相借鉴是必然的,这已成为文化国际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我们在学会“洋为中用”的同时,更应牢记“中为中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要将国际化与本土化有机地结合起来,“立足本国,放眼世界”。

我国现在正在大力提倡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批判继承。古代儒家的治国思想是“德主刑辅”,这种思想的缺陷是重德治轻法治。“依法治国”正是对古代治国思想缺陷的纠正(同时还汲取了近代西方国家法制思想)。但是,古代德治思想中有许多优秀思想应当借鉴,譬如:“为政以德”、“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居官无私”、“政以处心,廉以律己”等注重“官德”的思想,“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扬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并使之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将使我们的治国思想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境界。[11]党和国家所大力提倡的“以德治国”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优秀遗产的继承与发扬。但是,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遗产时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样才能既继承又发展,赋予古老的中华文化以新的内涵,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让我们的文化发展与壮大起来是确保文化安全的最主要手段之一。

2.面向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铸造中国文化安全的利剑

(1)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先进文化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80年实际上就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80年。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推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中国社会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起的多种文化、多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之中,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当时众多文化思潮中的一个流派,人们在探索中进行研究、分析、比较和选择,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思考中国的救亡之道,在寻找先进的文化和科学的主义。毛泽东、李大钊、

陈独秀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研究、分析、比较

的基础上,找到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并在这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又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探索。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又进行了创造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新探索,创立了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邓小平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风云中始终坚持着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这一成就令世界刮目相看。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代表中国先进的文化方向作为自己的使命。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才走向胜利和成功,于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2)时代赋予的使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21世纪。新的时代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提出了挑战: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有待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还有待于完善。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加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对全球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加紧对我国的文化进行渗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化”、“西化”。这一切都使得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从国内看,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还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进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等等问题,都迫切需求我党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有思想深度的理论阐述和引导,从观念、思想、理论、文化和行为上把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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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方针演化为具体的路线和具体的政策,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能否把握时代的主题并给予科学的回答,这是关系到我们党能否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否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最终成功的重大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的确立,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它还是用科学的、先进的世界观武装起来的党,在于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我们要在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制高点,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者;就必须充分发挥政治的核心作用,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定正确的方向、目标和任务,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就必须在人民群众中积极宣传、推广和普及先进的思想文化,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教育文化水平,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3)先进文化的创造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先进文化必须是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并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先进文化顺应了历史潮流,反映了时代精神,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推动着社会进步。这一先进文化,既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是综合国力的标志。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

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3.“以德治国”,高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旗帜——紧握中国文化安全的盾牌

(1)“以德治国”是中国文化崛起的战略选择。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争相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影响世界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更利用其经济科技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和道德标准,力图主宰世界。中国要在21世纪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成为世界强国,除了其他方面的努力之外,还必须打出自己的文化品牌,高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旗帜。

中国文明是同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等并列的对世界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古代文明之一。其优点或者特点之一,具有追求整体和谐的优秀品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物欲横流。在人与社会关系上,主张以社会为本位,以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重义轻利,乃至舍生取义。在社会控制和人的发展上,提出著名的“德治主义”,主张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惟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把道德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包括每个个体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以人性为出发点,提出了一整套从个人修养到社会治理的道德途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说,个体修养只要遵循忠恕之道、理解他人、帮助他人、关爱他人,由爱家人到爱国人再到爱天下,就能达到“仁者爱人”的境界。它要求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是具有高尚德行的“至圣”,社会治理归根到底就是充分发挥人的善性,最终达到无讼而治的境界。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无疑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随其经济的衰落而失去了自我改造和发展的动力,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成为资本主义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主导文明。西方文明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犯罪率上升、种族歧视、环境污染严重、殖民掠夺、强权政治、世界战争等,严重破坏了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也危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现在各国已普遍意识到人类必须保持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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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和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各国人民必须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以武力相威胁,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走协和万邦的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呼唤以实现整体和谐、重视社会利益、追求道德境界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将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治理国家的高度重新审视、发展中国的道德文化,这对中国文化的崛起无疑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高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旗帜,确保中国的文化安全。

(2)“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建立的关键。一定的社会经济总需要一定的文化与其相适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取代封建经济后,相应的文化没有建立前,市场经济呈现无序的状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体制瓦解后,我们既没有规范市场主体的完善法律体系,更没有建立市场主体自觉遵守的精细的道德文化,使经济活动在许多领域内失去控制。一些腐败分子趁机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一些单位和个人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严重冲击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无论是放权搞活,还是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些本应该能够利国利民的改革政策,在利己主义的运用下会异化成为满足个人或集团贪欲的手段。在没有道德尺度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任何政策都失去了善与恶的区别,呈现中性,人们既可以进行社会主义的运用,也可以进行利己主义的运用,在人民普遍受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暴发户。这绝不是主流和支流的问题,而是我们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与道德同构的致命缺陷所致。如果不从体制上彻底纠正这一缺陷,我们所希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成功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实现民族振兴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是对其他社会主义体制的照搬,也不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照抄,而是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探索的全新的经济体制。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不仅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更在于以社会主义道德为尺度。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真正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尚公精神,即崇尚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公共利

益的最大化为经济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也包含大容精神,即在“三个有利于”价值取向的指导下,对一切国家和一切经济形式开放,还应包含公平精神、诚信精神、互助精神等。以德治国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发展新的道德体系,最终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以德治国的方略的实施,就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建立。

(3)“以德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一定的社会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作后盾,而且也需要一定的文化引导人们的行为。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之一是,在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大环境下,仅有经济力量是不能有效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须建立抵制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防线,加强对社会的法律调控和道德调控,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调控社会的两种文化方式。法律文化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惩罚并阻止危害社会的行为;道德文化把遵守法律作最低标准,主要运用其感召力和劝导力规范并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以道德修养塑造每个个体和维护社会秩序。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要在努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同时,加快以德治国的步伐,使中国文化安全有一块坚固的盾牌。

4.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中国文化安全的制度保证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以中央《建议》的名义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文化产业”的提出,绝不仅仅是多出一个新名词,而是反映了我们对精神产品生产与物质产品生产共性与个性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反映了我们对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反映了文化自身发展的多侧面和复杂性。

(1)文化产业结构和经营方式亟待调整。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保障产业间协调发展的基础。然而,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兴起不久,产业规模尚在形成过程之中,目前文化服务产品生产企业规模弱小,而且在现有管理体制中,非文化企业不能经营文化产业,也不能以参股、融资方式等进入文化企业,导致文化服务企业难以发展。而国外有的文化服务企业的资产已经达到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具有强大的产品开发和经营竞争力。专家们认为,随着入世的临近,面对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通过制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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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传统企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研发、设计部门越来越大,人员、投资都在增加,而纯粹的“制造”在逐渐缩小。文化产业部门尤其如此,他们的纯粹制作部分甚至可完全取消,一家文化企业可以只是一间设计公司或咨询策划公司。这样一来,一家文化企业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其产品的影响、销售量及利润回报却可以非常巨大。因此,我国现阶段的文化产业组织需要国家政策扶持。比如,鼓励各种社会资产投入文化产业,取消一些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投入文化产业领域的限制,对于新兴的和创新型的文化产业项目实行低息或贴息贷款,鼓励组建各级各类文化产业组织或文化投资公司,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新格局。只有这样,我国的文化产业才能在良好的制度下运行,中国才具有安全的文化体制。

(2)加强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在推动文化市场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而生产经营的跨国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领域最显著的国际现象,这也是文化产业走向全球化的深刻表现。面对文化全球化,尤其是资本主义文化产品纵横天下的文化霸权,近几年,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加入WTO ,扩大文化市场的准入范围,允许外国文化资本及文化艺术产品、文化服务的进入,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应根据中国国情,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因为,文化生产与服务的全球化,不是以一种统一的文化取代各民族文化,而是各民族文化的生产、服务与消费的全球化,并且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创造新的人类文化成果,所以,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只有在发展壮大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文化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文化的安全。

(3)把握市场文化消费需要。扩大市场准入已经意味着我们将“引狼入室”,加入WTO 就更意味着我们将“与狼共舞”。结果如何实力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尺。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在我国文化产业和外来文化产业的竞争中,实力的强弱未必能决定胜负,以弱制强也是可能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善于扬长避短,善于运用自己的优势在要害处形成彼弱我强的格局。对于文化产业来说,“要害”就是对文化消费需求的把握。谁能在最短时间内准确把握城市文化消费需求并满足这种需求,谁就能在这

场竞争中获胜。美国好莱坞公司早在美国加入WTO 谈判之前,就开始详尽地调查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了。他们不仅买了中国大批影片,研究中国观众的欣赏兴趣,而且还通过派往中国的大公司人员,对不同观众的观看影片的时间、服务要求以及可接受票价等进行了细化的调查研究。然而我们的文化企业,几乎还没有详尽而深入地对我国城市文化消费需求进行过调查和研究,以至于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因缺乏依据而具有盲目性,从而造成中国文化市场的一大特点:一方面是相当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没有销路,而另一方面是广大消费者多方面的文化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在中国加入WTO 以后,外资文化企业必然会填补文化消费的空间,到那时,就不是一般的实力强弱的竞争,而是需求对路的产品和服务与需求不对路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竞争。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办的头等大事,就是要以最快速度和最大动作,摸清中国城市的文化消费需求,并且按照文化消费需求来组织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提供,否则就难以保证中国的文化安全。

(4)构筑文化产业和文化管理人才的培养基地。文化产业是高科技与高文化相结合的产业,是一个特别需要高素质人才运作的领域,因而,对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能力结构要求非常高。中国入世后面临的重大困难和挑战正是在于人力资源的战略准备严重不足。而境外可准入的文化产业集团为抢占我国文化市场提出的人才本土化要求,又必将引发人才争夺战。人才流失对于人才准备不足的中国文化产业来说,意味着更严重的贫血。文化产业与文化管理人才培养政策的缺位,使我国21世纪人才高地的构筑少了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要依托高校和学术界的现有力量和资源优势,迅速制定相应的政策,把对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的目标中,纳入国家工商管理硕士培养体系,形成从本科到博士生教育的人才后备资源高地。

(5)正确处理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有关关系。文化产业首先是产业,但是它又不是一般的产业,因为文化产业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定上层建筑的载体。对于一般的物质产品,我们要求它具有优越的使用功能、优秀的产品质量、优美的外观设计和优质的售后服务;而对于精神产品,我们还要求它具备健康的内容和深邃的思想。所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既要从经济的角度着手,又要从政治的角

康有金:在全球化背景下关于中国文化安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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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着眼。从经济角度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增创经济效益;从政治角度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可以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抵御文化帝国主义,以此来确保中国文化的安全。为此,在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文化产业中娱乐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关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与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的关系,进一步搞活文化产业与加强法制建设和管理的关系,制定文化产业发展阶段性规划和前瞻性规划的关系。

5.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筑起中国文化安全的长城

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两种相互联系的伟大成果,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两个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必须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遵循精神文明自身的发展规律,自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精神文明水平。对两个文明的关系认识得正确与否,处理得好与坏,是关系到我们事业成败的一个全局性问题。新时期以来,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强调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服务于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同时我们又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样,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高度重视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巨大作用。我们不能忘记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必须把两个文明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

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那种简单地把精神文明看作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和附属品,认为只要物质条件好了,精神文明自然而然就好起来,而物质条件差,精神文明就不可能搞好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和现实客观情况的。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住窑洞、吃小米,物质条件比重庆差得多。但是延安却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充分体现着中国历史几千年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时代的精神气象,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光荣传统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新时期以来,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繁荣与发展,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更新,增强了社会活力。同时,市场的缺陷和消极因素又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腐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我们实施对外开放,有利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西方腐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乘机进来,腐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败坏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牺牲了精神文明,会人心涣散,发展畸形,社会混乱,更谈不上社会全面进步,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还会掉下来。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它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污和腐败现象,而且能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保证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是确保中国文化安全的庄严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讲过一句话,“发展是最大的政治”。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句,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也是最大的安全。任何战略和决策的设计,都离不开这个基本的考虑。所以为了我国的文化安全,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为确保中国的文化安全,我们要进行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文化和国际先进文化接轨,要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建立正确的文化机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确保中国文化在良好的环境下运行,排除与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

第24卷第1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月Vol. 24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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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the Sinitic Culture Safety under Globalization

KANG You-jin

(No. 1 Middle School of Kailuan, Hebei Tangshan 063000)

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aises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safety.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Sinitic Culture, we must reform and open up to meet international advanced cultures. To carry forward Sinitic culture, to build so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realize Sinitic cultural renaissance, we must combine “ruling the state with law and with morality”, strength fundamental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whole nation, and carry out “two hands’ grasping, two hands’ hardening” the substance civilization and spirit civilization. All this will ensure the well-circulation of Sinitic culture and remove and resist western moldering culture.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 safety of Sinitic culture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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