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司的儒化与利用_以土家族土司为例

第23卷第11期

(2008)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J OU RNAL OF N EIJ IAN G NORMAL UNIV ERSIT Y

No.11Vol.23

(2008)

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司的儒化与利用

———以土家族土司为例

莫　代　山3

(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重庆涪陵408003)

摘　要:明代中央政府通过承袭、号召土司设立学校、参用流官等手段对土家族土司进行儒化,并在军事征调和贡赋上利用与控制土司。儒化和利用构成了明代中央政府控制土司的核心内容,也导致了土司制度在明代的兴盛。

关键词:儒化;利用;土司;土家族;明政府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785(2008)11-0050-04

土家族自古就居住在湘、鄂、渝、黔四省交界地区,地处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是故,土家族地区在元明清三代是中央政府重点管理的对象,也是土司制度推行的重点区域。土司制度在土家族地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元朝时期的兴起与调整、明朝时期的发展与兴盛和清初的衰落与灭亡三个阶段,前后约500年时间。在此期间,为了最大限度稳定土家族地区形势和利用土司,中央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又以明代中央政府的利用和儒化策略最为明显。

一、明代土家族土司基本概况

明朝建立前及建立初期,随着朱元璋军事上的不断挺进,土家族地区土司纷纷归附,洪武七年(1374)石砫土司的归附,标志着土家族土司地区完全被纳入到了明王朝的统治版图。洪武二十三年(1390)湘鄂西地区爆发的以安福、桑植、散毛、施南、忠建等土司为代表的土司集体反叛活动,一度导致明王朝对土家族土司的大规模废裁。但由于地理位置、人口、文化等的特殊性,永乐至宣德年间,明王朝又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在土家族地区恢复和设置土司以加强对区域的控制。至此以后,有明一代,土家族永顺、保靖两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容美、酉阳、石柱六宣抚司,桑植、龙潭、大旺等十安抚司,南渭、施溶、上溪三土知州,竿子坪、茅冈等三十三长官司,镇远、腊壁等五蛮夷长官司的政治格局基本保持不变。

二、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家族土司的儒化

为有效地进行统治,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出现的冲突,同时使土司能够更加重视和有效执行中央王朝的各项政策,也为了能使土司的力量能为中央政府所利用,明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推动土家族土司学习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

(一)规定只有学习汉文化的土司子弟才能得到承袭资格朱元璋在洪武十二年(1379)即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学习汉文化,否则,不准承袭。弘治十年(1497)又重申“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1]。因为这个规定的存在,学习汉文化成了事关土司统治利益的一件大事,土家族各土司通过各种方式把子女送入学校读书:一是自建学校,史料有明文记载曾建立过学校的土司就有酉阳、永顺、容美、卯洞、思南、沙溪等土司,如酉阳土司于永乐年间建立酉阳司学不仅供本司子弟入学,也接受其他土家族地区土司子弟求学,保靖、永顺子弟就曾来此学习,《保靖司家谱》载“彭象乾寄学于酉阳司学”。唐崖土司还曾聘请荆州的张云松在土司帅府开办书院,并招之为婿。二是送子女到汉族地区学校学习,限于条件,各土司不可能都修学校,没有建立学校的土司纷纷将子弟送到汉族地区学校去学习汉族文化。如明正德年间永顺土司彭明辅就学于辰州,五峰土司张氏兄弟十

3　收稿日期:2008-07-14

　作者简介:莫代山(1979-),男,湖北来凤人,长江师范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总第110期莫代山: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司的儒化与利用

多人曾到长阳县学学习,施州地区的土司将其子弟送往荆州就学等就是实证。

(二)号召各土司广立学校明廷曾号召“诸土司皆立县学”[2],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思南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长官朝贡,朱元璋就曾教导“宜设儒学,使知《诗》、

《书》之教,立山川社稷诸坛场,岁时祭祀,使知报本之道”[3]。另外,明廷还直接帮助土司建立儒学,“永乐六年(1408)夏四月,甲辰,设重庆卫酉阳宣抚儒学”[4],“永乐七年(1409)六月,四川酉阳宣抚司宣抚冉兴邦谴头目龚俊等贡方物,谢立儒学恩”[1],即是明证。在中央王朝的直接推动下,土家族地区土司掀起了兴办学校的热潮:思南土司于永乐七年(1409)和永乐十三年(1415),分别创建思南宣慰司学和思南府学,另建有斗坤书院、为仁书院及中和书院;容美田楚产“为官舍子弟及民间童稚置塾延师以教之[5];永顺土司建“若云书院”;施州建有龙洞书院;卯洞长官司也在辖内广贴《广修学舍告示》,命“司城并新江各处建修学舍”[5]。同时,义学在各地兴起,如思南土司在永乐年间和万历年间就分别建有思南宣慰义学、思南府义学。

(三)其它形式的教化明廷在各土司中安插有一定数量的流官,《明史?职官志》载“大率宣慰等司经历皆流官,府州州县佐贰多流官”,同治《来凤县志》卷32亦云:“土官之属,有同知、经历、都事、吏目、儒学、教授、训导皆以流官为之,凡土司皆然。”《明会要》卷42云:“其各土司设经历、都事、吏目,掌文书。”这批接受过儒文化教育的流官在各土司中的长期存在,客观上对土司来说是一种耳濡目染的熏陶。明廷在土家族土司地区曾经设立过的卫有羊山、大庸、永定、九溪、崇山、施州五卫,设立的过所有大庸、添平、麻寮、安福、大田、黔江、平茶、思州、思南九所[6],并在卫所内设立卫学,以教育卫所官员和士兵子弟,这无疑对土司学习汉儒文化提供了方便。另外,《明史》有“令兵巡道每岁经历施州,豫行调集各官舍奖谕,令赴学观化”[1]的记载,这无疑也是针对土司的一种教化手段。

明政府的这一系列儒化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土家族土司中出现了影响较大的作家群。一是容美土司作家群,容美土司作家群根始于田世爵,兴起于田九龄,传承六代,有名的诗人就达十余人,在明代有《紫芝亭诗集》、《楚骚馆诗集》、

《金潭呤》、

《秀碧堂诗集》、

《田信夫诗集》、

《镜池阁诗集》等作品集问世,他们的创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获得了高度的社会评价,如南明太

史严首升评田九龄《紫芝亭诗集》云:“先生诗风骨内含,韵度外朗…,一唱三叹之致。”[7]二是酉阳冉氏作家群,代表人物在明代有冉天章、冉舜臣,作品大多已失传,现存文章有诗《题仙人洞》和散文《飞来山记》;其次,出现了一大批科举人才,随着土家族地区学校、学院的建立,土家族地区的上层大量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出现了一大批文化较高的人,一些人还考取了进士、举人、贡生等功名。据李良品教授考证,有明一代,仅渝黔两省土家族地区就出了进士15名、举人111名、武举人1名、五贡507名[8]。这些考取功名的大都被派往四川、浙江、广东等地做官,担任知府、知州、知县、训谕、教授等官职[9];再者,土司在学习汉文化后的表现良好,如正德年间“永顺彭明辅以辰州学生嗣宣慰,从征十余次,以礼法自守,诸洞毅然响慕”[10]。

三、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家族土司的利用

土家人有尚武的传统,土兵更是以勇猛、善战而著称,明代内忧外患不断,因此,在对土司儒化后,明代中央政府把利用土家族军事力量作为其控制土司的一项重要手段予以实行,在进行的各种战争中频繁征调土兵。同时,土家族地区的一些特产如马、大木、丹砂等方物也是朝廷的必需品,各土司进行了大量的贡赋活动。

(一)征调土家族土兵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有“凡战必捷、人莫敢撄”之称,以致明朝中、后期,“国家赖以挞伐”[1],成为明朝征调的主要力量。经查阅各种文献和著作,在整个明朝期间,土家族土司军队的征调范围包括广西、贵州、湖北、东北、四川、两广、河南、湖南、浙江、河北等地区。调征对象包括贵州都掌蛮、清平苗、东苗、五开铜鼓苗、米鲁、杨应龙、安邦彦,四川奢崇明、蓝廷瑞、方四,广西大藤峡瑶民、岑猛,浙江倭寇,湖南镇竿苗,河北刘六,湖北荆襄流民,辽阳抗金以及李自成农民起义等。土家族绝大部分土司都有被明廷征调的记载,其中尤以永顺、保靖、容美、石砫土司为多,以永顺土司为例,从永乐十八年(1420)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就先后三十余次被征调,平均每六年就被征调一次。

明王朝频繁征调土兵为对内稳定统治、对外御辱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镇压了其它少数民族反抗过程中,土兵被频繁征调,如嘉靖六年(1527)永顺、保靖土司随两广总督兼巡抚王守仁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王守仁以永、保为主力,前后斩杀擒获三千余人,“两江底定”。在抗倭战争中,土兵参战后在松江、王江泾、陆泾坝、后梅、清风岭、乍浦、舟山等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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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断取得胜利,最终肃清了浙江倭寇。土家族土兵在抗倭中的贡献,文献有诸多记载,如“及王江泾之战,保靖掎之,永顺角之,斩获一千九百余级,倭为夺气,盖东南战功第一云”[1]、“三十七年二月,土官彭志显领麻寮、大喇、镇溪、桑植兵…破舟山,浙江倭患即清”[10]等。另外,在抗击农民起义军和援辽等战争中都有土家族土兵频繁活动的身影。

客观上,明王朝频繁征调土兵也削弱了土司实力。毛奇龄在《蛮司合志》序言中的一段话较好地概括了其中的玄妙:“溪洞之间,窃发时起,则彼我征调,颇易为之,因之设土兵相制之法。而其后辗转假借,凡议大征者,无不借狼兵、土兵,远为调遣。”[11]正是这种“相制之法”使得土司实力受到了一定削弱。这种削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力上的削弱。明代土家族土司往往乐于从征,史籍有“调兵三千,辄以六千至,调兵六千,辄以万人至”的记载[12]。土家族地区人口本就稀少,但明廷在征调土兵时人数要求多则数万,少则数千,而且征调频繁,在各种征调中土家族土司损失了大量土兵。万历四十七年(1619),酉阳土司援沈阳,在浑河战役中失利,死者千余人。撤守辽阳后,又因为降敌纵火,死者七百余人,共计损失一千七百余人;崇祯七年(1634),秦良玉率部围堵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损失巨大,《明史》记载“会令为贼所殪,良玉趋救不克,转斗复败,所部三万人略尽”[1]。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土家族土司实力;二是在物资上的削弱。明廷征调土兵往往要求各司自备粮草,人数众多、次数频繁、持续时间长的征调必然耗费惊人的战略物资,这对各司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有的土司甚至被迫拿出自己的家产来济饷出征,如崇祯三年(1630),秦良玉奉诏勤王,“出家财济饷”就是明证。

(二)贡赋土司的贡赋往往只是表示对中央政权臣服的一种象征性活动,土司承担的赋税很低,如容美土司每年纳秋粮折银96两,施州其它各土司共计纳秋粮折银73两[13],且贡赋活动往往会得到朝廷丰厚的赏赐。所以,明朝期间,土家族各土司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贡赋热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次数频繁。据段超先生考证,明朝期间,湖北地区土家族土司朝贡次数为348次,重庆地区土家族土司朝贡次数为83次[14],勘称西南土司朝贡之最;二是规模宏大。如永乐十六年(1418),永顺宣慰使一行贡马人数达667人,而嘉靖七年(1528)容美、龙潭二司更是率千人入贡;三是上贡物品丰富,主要有大木、马、水银、朱砂、黄蜡、黄连、土布、洋布、麝香、金银器、香烛、驼、兽皮、茶等物品。在这些活动中,明廷明确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同时,通过贡赋明廷也得到了一些急需的物品。如大木,古代土家族地区盛产巨型楠木,明中央政权建造大量宫廷建筑,急需大量优质的木材,正是看到这一点,土家族土司纷纷进献大木以邀功,如:酉阳土司于正德三年(1508)、二十年(1522)和万历十七(1589)年分别献大木二十;永顺土司于正德十年(1515)、十三年(1518)分别献木二百三十根、四百七十根,酉阳和永顺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曾因为采木而相互仇杀。在交通不便的明代,要将笨重的木材从偏远崎岖的武陵山区运往千里之外的北京,其中的耗费可想而知。另外,马、丹砂、黄连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方物也是各土司经常进贡的物品,为明廷所应用。

四、思考

土司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15]是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土司制度在明朝兴盛的表现为土司数量相对稳定,制度相对完备以及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而这种兴盛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明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王朝内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与明朝中央政府对土司的一系列控制策略有着必不可少的关系。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家族土司的控制策略上有奖有惩、有用有防,具体措施更是五花八门,然最有效达到目的者莫过于儒化,最终目的不外乎最大限度利用土司,稳定边疆,同时防止土司势力座大。在这一过程中儒化与利用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儒化是利用的前提,而利用是儒化的目的。是故,儒化和利用共同组成了明代中央政府统治少数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1]李良品,等.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M].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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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李贤,彭时,等.大明一统志:卷62[M].

[3](明)明太祖实录:卷202[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4](明)明太宗实录:卷78[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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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田敏.土家族土司兴亡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7]陈湘锋,等.田氏一家言评注[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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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良品.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教育的类型、特

点及影响[J].教育评论,2006,(1).

[9]恩施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土家族简史[M].长沙: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6.(下转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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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第110期王伟萍:浅论屈原作品中的臣妾心态及其成因

来表达、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慨,诸如功名富贵的得意,仕途坎坷落拓的失意,往往都用女子的情感来形容。他们喜欢把自己放在一个等待、企盼、被动、退守与回避的“弃妇”与“逐臣”的位子上,时不时含蓄地、合度地、温柔敦厚地表达一下他们或淡或浓的哀愁、怨愤,或总是在仰视上苍,总希望天上掉下来些什么,形成一种自恋、自怜与自虐的心态,这种卑弱人格、依附心态的形成,可以说造端屈原。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1

[2]阮元.十三经注疏[G]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

[3]俞平伯.屈原作品选述[C ]//扬金鼎,等.楚辞研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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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兴祖.楚辞章句补注[M ]1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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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司马迁.史记[M ]1北京:中华书局,19591[6]班固.汉书[M ]1北京:中华书局,19621[7]刘向.说苑[M ]1上海:上海书店,19891

[8]杜道明.试论屈原悲剧的必然性[J ]1中国文化研究,

2002,(3)1

[9]方铭.先秦文人君子人格的丰富性探讨———屈原为中心

的考察[J ]1中国文化研究,2002,(4)1

[10]吴兆宜,程琰.玉台新咏笺注[M ]1长春:吉林人民出

版社,19991

On Q uyu an ’s Psychology of Servility and Its R oots

WANG Wei 2ping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C ommunication ,G 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G uangxi 530003,China )

Abstract :There is always the outpouring in Quyuan ’s poems ,which makes people uneasy ,i.e.p sychology of servility

which has a profound origin of culture.Quyuan is stubborn enough for psychology of servility because of his personality ,the time he was in and the regional culture ,also because of the psychological impri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entral China.

K ey w ords :Quyuan ;psychology of servility ;roots of culture

(责任编辑:王建平)

(上接第52页)

[10]筹海图编:卷9[M].李致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1](清)毛奇龄.蛮司合志[M ].济南:齐鲁书社,1996.[12]圣武记:卷14[M ].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北京:中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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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胡挠.鄂西土司社会概略[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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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段超.土家族文化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15]黄现璠.壮族通史[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

Conf ucianization and U tilization to Chieftain in the Ming Dynasty

———Talking as an Example Chieftain of Tujia Nationality

MO Dai 2shan

(Research Center of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in Wujiang Valley ,Changjiang Normal Institute ,Chongqing 408003,China )

Abstract :The Central G overn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conf ucianisnized Chieftains of Tujia who helped to set up schools ,

made f ull use of the regional officials ,dominated the Chieftains in levying military service and tribute.Confucianization and utili 2zation formed a core cont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govern Chieftains ,and also led to the prosperity in the Ming Dynasty.

K eyw ords :confucianization ;utilization ;Tujia nationality ;the Ming Dynasty

(责任编辑: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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