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ommunication
Incommunication ——根源
在当今全球化，大众媒介无处不在的社会，按理来说信息越多、媒介越多，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就越容易、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沟通就越发达，但事实恰恰相反，信息与传播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发展与普及，前所未有地促进了交流和对话，但人们的质疑、误解、甚至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从而导致信息无法传播，即incommunication。
在笔者看来造成无法传播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一些人为主观因素。
一、社会分工细化、专业化的产物
大众传播的出现将“人——人”的直接传播，转化为“人——机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人”的传播形式。“有专门的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这种趋势也加强了把信息传播者视为信息源的概念，更使人们忽略了信息的真正源头——社会实际、社会生活，忽略了各自信息的真正提供者——生活在生活和生产第一线的群众（当然是广义的群众），使信息传播者与真正的信源日益拉开距离。”（黄芝晓，2004,117）而这种大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产生的认知距离、认知差异必然导致人们对同一信息的质疑、误解、甚至对抗。
大众传媒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社会分工的细化、专业化致使社会个体的原子化、片面化、单向化，而这些正是导致人们无法全面完整地把握信息以至于出现无法传播的根源所在。此处的社会个体包括信息源、媒体和受众。拿媒体来说，它所擅长的是收集信息，整理信息，以及发布信息，至于信息的真假，是否完整等对于他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能为力的。媒体有尽量准确地描述社会事实的义务，但受其客观局限，这种义务难以发挥，另外媒体以自身利益为重，事实真假有时变得无足轻重，正如哥斯拉传媒小组认为的那样，传媒表征通常是永恒的。对人物的描写更多的是为了“受众的快乐”，而不是阐明真正的社会问题。
受众也是一样，他们精于自己的工作，对于每天来自大众媒体的普天盖地的信息，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去形成一种主观认识，这种主观认识慢慢积累，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各自的主观世界，由于社会分工的局限，这些主观世界是各不相同的，这样，当两个个体进行交流的时候便很容易产生主观世界的冲突，这种冲突致使偏见的出现，最终导致人们质疑、误解、对抗，产生无法传播。造成无法传播的这些偏见可能是假的，还有可能是跟受众利益不相符的（每个受众对利益理解不同，符合短期利益的信息很可能会对长远利益造成损害）。托马斯认为“如果人将某种状态作为现实把握。那状态作为结果就是现实。”那些偏见被人们当成现实把握，作为自己主观世界的一部分，当有新的信息出现的时候，便会在原有偏见的基础上产生更大的偏见。
二、传播理论技术的发展与大众的传播素养严重失调
赫伯斯特（S.Herst）的“舆论在社会历史中的三种倾向”第一条是大众意见的传播从“自下而上”向“自上而下”转向。这种转向使传播的广大受众出于舆论的下峰，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早已经被人安排好了的信息。正如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一样，周围的一切都是被人所特意安排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受众要分辨信息的真假以及是否全面，这需要一定的传播素养，这种传播素养的形成需要后天的培养，而大众在接受教育时很少能受到这方面的训练，所以导致大众的传播素养不足。另一方面，传播理论研究不断突破，传播技术不断更新换代，而这两者都服务于传播目的的，他们不愿意看到受众都成为传播学专家，所以对传播教育形成垄断。这样就出现了两极分化，传播理论技术的发展与大众传播素养的落后的严重失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失调还在不断地扩大，这使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被社会精英玩弄于鼓掌之中。
“受众认为自己获得了真实信息，媒体也认为自己反映着真实信息，然而，媒体真实与受众理解之间的关系却是错综复杂的，在媒体真相后面有社会，有政府，有权利，有精英文
化和传统文化；有作为反映这种真实的媒体局限。而受众理解这种真实又掺杂了社会影响并受理解主题的种种限制。”（方建移，2004.64）传播理论技术的发展使一则信息的出现变得更加复杂化，一般的媒体和受众（尤其是受众）不具备分析信息背后蕴含什么的能力，甚至他们根本不具备分析的意识，只是自然而然的去接受或者反对，这种有效思考的缺乏带来的结果是媒体和受众沦为精英权力派斗争的工具，最终导致质疑、误解、对抗的不断激化，无法传播。
三、国家对信息领域的控制力加强
“国家对信息领域的控制力度提升了。在当今世界，外交、信息、国防和经济被视为国家实力的四大要素。不幸的是，这会大大伤害社会信息系统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导致进一步的质疑、误解和对抗。”（毕研韬）高品质的信息必须信息多元、观察多视角，国家对信息领域控制力度的提升有损信息的多元，使信息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现代社会向大众提供时事和政治新闻的报纸，其发展是与广告密切相关的。因此政治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与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报纸一直趋向于按照其拥有者的意图来反映客观事物，带有明显的政治特性。”（张景云，2007,56）
当社会信息系统的公信力受到损害时，其影响力也势必受到损害，这不光导致信息的incommunication，久而久之，更有损国家的形象，牵涉国家安全，所以如何把握对信息领域的控制力至关重要，万需谨慎。
四、受众娱乐需求的结果
当今世界，不管哪个角落，娱乐节目大行其道，伴随娱乐出现的是各种社会时尚，野收的“都市公众矛盾心态”指出“用变身和体验来抵抗孤独和过剩的联系，于是出现种种社会时尚。”笔者认为这也是娱乐大行其道的原因，人们需要娱乐来抵抗孤独和过剩的联系。“受众的特定需要为大众传播提供了‘靶子’和作用对象，而大众传播则为广大受众满足需要提供了可口的‘食粮’。”“广大受众的种种需求，只有在大众传播提供的‘食粮’中，才能得到满足或部分满足。”（方建移，2004.57）正如上文提到格拉斯传媒小组认为的那样，受众的这种需求导致媒体传播的信息更多的是为了“受众的快乐”（满足受众），而不是阐述事实真相。
“李普曼认为，大众传媒的内容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它通过对象征性时间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人们提示的环境，不仅制约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大众对娱乐的需求，同时影响了受众和媒体以及信息源，这使得整个信息系统娱乐化，什么都是为了娱乐，这也是现在网络上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出现的原因，而对于这些事情，开始人们会做出很大的反应，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以神化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变得熟视无睹。”娱乐至上最终导致的是人们对信息的麻木，信息的真假成为其次，质疑，误解，对抗都无所谓，这是一种更可怕的incommunication。
通过对incommunication现象根源的探讨，笔者深感这种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危机，面对这种危机，我们应当诉诸理性，正如李普曼所言“以理性的方式对付非理性的思维世界，原本是困难的。”（《公众舆论》，2006.292）但如果因为困难便放弃，上帝也无能为力，最后用我很欣赏的一段《经济学家》书评来做结束“人们渴望道德目标感。在一个只惦记消费主义和一己私利的世界，这赋予生命以尊严。人们想决定世界的运作，而不是总被它决定。这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应该被那些最有权势的人，被得失决定，而是取决于什么是对的，不管代价有多大”。
参考文献
《三贴近与信息传播原理》、黄芝晓、《复旦学报》、2004年第二期
《传播心理学》、方建移、张芹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大众传播距离论——一种心理学视角》、张景云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200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公众舆论》、沃尔特?李普曼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2010年5月第4次印刷
《经济学家》书评，苏珊?尼曼《道德明晰：给成熟的理想主义者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