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与《西厢记》比较之研究

《莺莺传》与《西厢记》比较之研究
《莺莺传》与《西厢记》比较之研究

《莺鸳稳》与悠固厨韶瀚比较之研究

一绪论

张亚巍

自唐代元稹写下了《莺莺传》(《会真记》)后,以崔张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各类作品便层出不穷。后代作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演绎与再创作,其中不乏杰作,影响较大的几部作品是北宋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金代董解元的鼓子词《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李日华的《南西厢》、明代陆采的《南西厢》等。清代金圣叹评点了《第六才子书两厢记》。《莺莺传》得到众多作家的如此青昧,一方面是题材的规定性所致:这是一个作者与读者均乐此不疲的永恒题材,另一方面也是由十《莺莺传》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窄问,它激发人们的灵感与再创作的欲望,因此才出

现了后人纷纷改编的现象。我们币难得出这样的结

论:《莺莺传》是众多“西厢”作品成功的“本源”。

西厢作品经过后人的改编、充实,到金代董解兀时,人物形象已被塑造得更加丰满,情节设计也更趋合理,因此《董西厢》成为西厢作品的推波助澜者,它奠定了王实甫《西厢记》的创作根基。

王实甫的杂剧(iN厢记》,对于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一次总结性的工作。自从他这一部总结性的天才著作产生以后,不但使当时其它有关崔张故事的唱本干门戏曲逐渐归于淘汰,慢慢地,连董解元的“西厢”也很少有人知道了。至于《王西厢》以后的西厢作品更往往是昙花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留下的充其量也只能作为《西厢记》的陪衬。时至今日,以王实甫《西厢记》为蓝本的剧日仍活跃在戏剧舞台上。因此,可以说《王两厢》是西厢作品的登峰造极名。

《莺莺传》与《西厢记》分别在唐人小说和元杂剧领域里占有无可争议的地位,而且在文学史上交相辉映。尽管杂剧与小说分属不同的体裁,其表现方法、表现形式、作品的容量及欣赏方式不尽相

同,但无论是研究者的思考惯性,还是受众的欣赏

情趣,都会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将两部作品进行对比。元稹笔下的张生,仿佛在对他的得志的后来者尽述

着苦衷与无奈,而两莺莺又在执手相望泪眼……在此,本文无意比较两部作品体裁、故事、风格上的孰优孰劣,只想在几个重要问题上进行对比探讨。纵观这两部具有传承关系的作品,尽管在体裁、情节、人物方面不尽相同,但作为传世之作.它们又

有共同的一面——包含着某种普遍的人生哲学意义,只是在表现方式上,《莺莺传》犏重于写实,而

《西厢记》更加理想化罢了。

《董西厢》是《莺莺传》到

《西厢记》的重要桥梁

在元稹的《莺莺传》中,张生和崔霹莺的爱情是一曲令人惋惜的悲歌。唐德宗贞元年间,张生旅寓于蒲州普救寺,恰巧崔莺莺因父亲亡逝随母亲郑氏、兄弟欢郎去长安,也住在寺里。当时正赶上兵乱,张生请当地的官吏保护r莺莺一家。郑氏为报答张生的恩情,设宴招待张生,并请莺莺出来与张生相见。莺莺勉强出来相见。但对张生的话始终未答一语。张生却为莺莺的美貌神魂颠倒,他想向莺莺表达衷情,却没有机会。于是私下向莺鸢的婢女红娘求助,写下二首《春词》让红娘转交莺莺。莺莺看过后,也写了《明月三五夜》诗回赠张生,约张生逾墙相会。可是,等张生如约相会时,莺莺却“端服俨容”并对张生的“非札之动”数落了一番,夸张生感到绝望。但几天之后,莺莺却在红娘敛衾携枕的簇拥下,来与张生幽会了,这又令张生瓢飘然以为神仙降临了。自此,两个人以月F偷情的方式,朝隐而出,暮隐而入,秘密幽会了一月之久,感情日深。后来,张生要赴京赶考,两人依依不舍,张生愁叹于莺莺之侧,莺莺也是“泣下流连”。张生在京初试未巾,因此滞留京师。莺莺写了一封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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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婉的信寄给张生,表达了自己的“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的坚贞爱情。但此时的张生匈l将莺藏看作足“曩j骶其身,必妖于人”的』C物,称,。争之臻乖足以雠妖孽害是用忍情”『fii抛弃r莺莺.利‘人称张生为“善补过者”。最后小说以莺莺另嫁.张生另娶作结。对于张生的始乱终弃,小说中尤‘贬词,很小说产生的社会效果却与作者的土观意图大相径庭:人们同情莺莺,喜爱莺莺,而“善补过”的张生去¨遭到否定和批判。在民间,人们按着自己的愿望对《莺莺传》的故事进行改写,些文人也加入改编的行列,各种体裁的作品纷纷}}{现。但是.真正使崔、张爱情故事由情节到土题都发生质的飞跃的是令人董解元的《西艚记诸寓调》。

《董两厢》首先改变_『《莺莺传》的一个根本性情节,它以莺莺和张生双双出走以至获得团圆代替了小说《莺莺传》的悲剧结局。

《董两厢》中,四海游学的张生,在游普救寺时与暂寓寺中的莺莺相遇。莺莺的美貌使张生爱慕得如痴如狂。自此以后.他无心进取功名,在寺斗l借厢房住下,开始了对莺莺的追求。但是“千方百计,无由得见意中人”。苦闷巾,恰逢莺莺的侍嫜红々良通知寺僧要为亡故的莺莺之父崔相国做佛事乞求冥福。张生也以替亡父做功德为借l=_】,候机见莺莺。做佛事时张生对莺莺眼去眉来,可莺莺并不睬他。这时孙飞虎领兵嵩哺L,要掳莺莺。全寺僧人及莺莺母女都惶恐失措。张生献出破贼之计,但他提m破贼之后必须把莺莺许配给他。危难之中,老夫人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张生写信,法聪下书,请来自马将军杜确平息了孙飞虎的叛乱。然而祸灭身安,老夫人又变卦了,她说莺莺已经许配表兄郑恒,赖掉了与张生成亲的许诺。张牛认为老夫人辜负了他的救命之恩,得卅i到莺莺.他痛苦得心都要碎了,收拾东两要去京城长安。这时红娘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用琴声打动莺莺。于是张生月夜琴诉爱情,红娘引莺莺偷听,莺莺从巾听出了张生的相思情。感动之余,莺莺不禁对老夫人产生了不满。张生用情诗邀莺莺约会,没冉成功。张牛日思梦想,行忘止,食忘饱,不久就病倒了。眼看所望无成,张生就想一死了之。正要投环自缢,恰巧红娘到柬把他救下。莺莺见张生病得“==f=、久将亡”,这才“顾甚清自救才郎”,肯着母亲与张生私下结合了。老夫人发现了破绽,但木己成舟,又怕传出去名卢币好,便依了红娘的主意,把莺莺许配张生,以报恩德。张生却主动提出:“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

他许诺以中举做官、功名利禄作为娶莺莺的条件。张生一举中r探花,还没束得及回去饕莺莺,郑恒先赶到普救寺,造谣说张生另娶了卫吏部的女儿。鸢莺闻讯,?怒斥张生:“孤寒时节教俺且充个‘张嫂’,甚富贵后教别人受郡号”,气昏过去。老夫人因此又一次悔婚,索性让郑恒择开与莺莺成亲。正在这时张生赶到,见此’隋景竟然气短:郑恒之父足个贤相,“吾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于是要与莺莺以兄妹之礼相见。张生莺莺都,i艮#iii苦,“生小同偕,死当一处”,两个人又要自缢,被红娘法聪救F。法聪出主意,张生莺莺双双出走,投奔白码将军,在杜确帮助下才两人成婿。至此,自主婚姻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董西厢》创造性地改变了《莺莺传》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如老丈人,在小说里她是个光足轻重的郑氏,但在诸宫调罩,作者却把她塑造成一个封建势力的代表,是虚伪、欺诈的化身:张生原是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维护者,而现在则成了一个忠r爱情、为维护爱情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人;莺莺则从‘个被侮辱的弱者形象,蜕变成r卟叛逆的女性:而红娘,在《莺莺传》里只爿;过是一个普通的丫头,性格形象都不明朗,《董两厢》却赋于她爱憎分明、见义勇为的性格,使她成为一个富有智慧、敢于为lE义而抗争的人物。但是,由于《西厢记诸宫调》仍然受着传奇小说《莺莺传》的束缚,阻碍了作者的进一步创造,川此不论对丰题的体现,还是在人物的塑造上,都还残存着明显的缺点。首先,“以出奔作为团圆的手段,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幻想,是不见容于封建制度的,网而,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不可能达到团圆的目的”…另外,存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也有轻重失当,过分芜杂等不合理的地方。有些人物的性格不够完整,留下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然而这些却为王实甫创作杂剧《两厢记》留下了广阔驰骋的天地。

宋之的在《论(西厢记)》一史中指出:元稹的《莺莺传》是悲剧:是残酷的封建社会生活盟的一首被任意侮辱和弃掷的女性的哀歌。土实甫的《西厢记》是喜剧:描写了封建时代的一些青年男女,

为了自由、幸福和生活的权利而敢于和传统的封建力量进行搏斗的、充满了曲折但也充满了痛苫、胜利和喜悦的一篇宏伟的诗篇。如果说《莺莺传》的艺术力量,在于元稹通过莺莺这美聃而悲惨的封建社会里的女性命运,唤起我们的同情、惆帐和哀挽,而《西厢记》的艺术力量,就在于干实甫以热辣的讽刺,火~样的嘲笑,尖锐的指责,抨击和烧

毁了看来是强大无比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封建观念和封建力量。元稹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出了封建统治力量的可怕、可恨和可憎;土实甫却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立场上,勇敢地描写丁封建社会的两种力量,即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力量和渴望突破这种罪恶的力量的青年一代严重的搏斗和深刻的冲突。王实甫的《西厢I己》充满了叛逆者的声音。土实甫鲜明地倾向青年一代,热烈地歌颂了敢于向封建力量进行突击的青年一{紫。

这段评论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它鞭辟入里地分析出《莺莺传》到《西厢记》这一飞跃的实质,深刻指出了杂剧《西厢记》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伟人主题。

尽管《莺莺传》和《西厢记》一脉相承,但却因所处时代和历史背景的小删、不蚓的创作理念及体裁选用的差异(小说与戏剧)等因素,使它们的主人公产生了不同的风貌。汗是有了两个张生、两个莺莺、两个红娘,让后人欣赏品味……

三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张生?性格的流变

《莺莺传》到《西厢记》中有两个张生。张生性格在流变。

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风貌。”。他进一步阐释:要了解件艺术品、-?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的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在以往的评论中,我仃1惯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古人,判定优劣是非。在看待张生的形象的流变问艇上,我们往往称之为:从一个封建的无行文人到反封建的进步青年的流变。如果我们尝试着对张生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和周围风貌“进行分析,将其还原于所属时代的大背景巾,我们将有怎样的发现呢?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卜个重要转折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举等制度基本卜承用隋制而加以改进.比隋制更加宛备,更加周密。适廊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科举制有了发展。平常A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以后,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原来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由吏部给以官职”。。此时,旧的上族贵族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而日趋没落,庶族地主则正在逐步得势,如Fi之升。统治阶级内部力鼍的调整与消长已经表面化。但旧的东西并未在这一瞬间完全消失。等级制度依

然存在,婚配要枉等级相当的门,t之间进行。门第观念之严晕,竟然ⅡJ以使旧的豪门大,l不屑于与皇家联姻。并非没有例外的情况,但这样的婚姻却往往为人所不齿。十族贵族也利用自己固有的优势,指斥他们的野俗越礼。陈寅恪认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F1婚,_二日宦。凡婚而小娶名家女,与仕而刁i由清塑官,俱为辛}=会所小齿。”9由此可见,文人,尤其是准备入仕或已经入仕的丈人耍想在社会上电身,并小容易,他的作为必颁符合卒十会的既定规范。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圳为要遵守这种种规定与观念而抛弃个寒门女子,那实在就只是一件理所当然的小事。即使是为了升迁而另婚高f]也并不违背社会道德,所谓达士略情,舍小从人,友朋之间也不会责怪的。而且那时妇女再婚,也不算耻辱事,公土嫔妃改嫁,也不足为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元稹笔下的张生,他的行为,他的选择便再合理不过了。在那个人人以进仕为荣的中唐社会中,张生无意也无力用那耸人听闻的艳遇传奇来对抗现实的科举制度和婚姻制度,因为他是社会中人,他不能违背社会大潮而动。

到了元代,上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府代读书人爿Ⅱ样拥仃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而跌落到社会的底层。每一社会都有被奴役者和自由平民,但在元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知识分了地位蒋千殳的现实。元代初年的社会却改变r这一历史。忽必烈建国后,一贯讲究以弓马取天下的他和他的部下并不看重知识分子的特殊价值,对普通汉族儒+I吲洋杀戮或掠为奴隶,采取重吏轻儒的用人路线,认为儒者之说不能成事。自隋唐设市科举,中国知识分子一贯以此为途径进入政界,参与时事,批评社会,科举不仪划定着他们的价值,决定着他们的地位,而且左右着他们的生活出路。元蒙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分化政策,把汉人、南人置于被压迫的三、四等地位,而且刺廷废止了科举制度近八十年,阻断了读书人的晋身之阶,后柬虽恢复科举,却仍然在制度上限制、压抑汉人、南人。元代读书人丧失了任何特权,他们已经没有了唐宋文人的那种优越感,地位极其低F.介乎娟与丐之间。他们流连十青楼楚馆,出入于瓦岔勾栏,与下层艺人打成~片。明初贾仲明续编《录鬼薄》时写了一篇追悼工实甫的《凌波仙》词: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

莺花寨明排剑戟,

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

作词章风韵美,

士林中等辈伏低。

新杂剧,旧传奇,

西厢记天F夺魁。

词中所说的“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是指元代官妓聚居的t也;b-。从这首词的前三句可以看出,王实甫也是个请熟勾栏生活的书会才人。元代冷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读书人朝为田合郎、暮静天子堂的幻想,他们对科举功名的深深依恋,这一扯不断的情结,只有在创作中作为白日梦得以实现。既然科举功名只是梦想,那么梦是很容易破灭的,它经不住现实的考验。在《西厢记》中,张生是科举中人,但他却和莺莺一样轻视科举功名。他饱读诗书,满腹文章,但却“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这个四海飘零的儒生的归宿在于去“京师求进”。然而,作者却让他意外地经历了一番颇为奇特的人生之旅:遇到了“五百年前的风流业冤”~—莺莺.这一情感遭遇改变了他既定的功名之路。张生为了追求莺莺而在普救寺留下来,无疑表现出他对科举功名的轻视,这一点又和“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的莺莺一拍即台。科举之路行不通,仕途之路无望,作者自然要在感情上寻找寄托。因此.王实甫赋予张生以志诚情种的内涵,

痴情文人演绎了一段浪漫爱情故事。如果说,漂泊的张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元代知识分子无归宿感的真实心态的话,那么,作者让他中状元的安排,

也体现了作者潜在的功名理想,求功名已在古代文人心中形成一种定势,拭不去的印迹。而作者让张生科举及第,同时又获得爱情也包含着作者的情感选择和心灵诠释。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社会背景,时代因素的影响,《西厢记》中的张生较之《莺莺传》中的张生更积极、进步、勇敢、乐观、自信、充满感性与活力,体现了一种理想。但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莺莺传》中的张生形象更具有普遍意义,在他身上,体现了诸多的人性的弱点。他在爱情与仕途问游移徘徊,出尔反尔,在欲望的煎熬F痛苦着。人生本来就是一次欲望的旅程,当欲望得以实现时,人们快慰、幸福,相反,当欲望无法被满足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失意、痛苦。

《莺莺传》中的张生并不是无情之人。他真的喜欢莺莺。在他的眼旱,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且“凝睇怨绝”。在“斜月晶莹”的西厢那段梦一般美丽的感情生活中,面对“娇羞融冶”的莺莺,他飘飘然,“自疑同岂其梦邪”?他惊喜、满足。“将

之长安”,他“以情谕之”,希望得到莺莺的理解。莺莺的“悉怨之容”使他动心,莺莺对他的一片深情,以及她那种在他面前始终存在的羞怯使他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清楚地感到了自己对她的感情在一天天地加深。如果说,一开始张生追求莺莺只是因为受美色吸引的话,那么,当他深入到实在的感情生活之中体验到她的痴情,了解她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出众的才华,感受到她对爱、对生活那种难以遏制的渴求与热情以后,张生的爱已逐渐变得具体、丰富,开始产生了超出追求美色的新的因素了。因此,在“又当西去”之际,他虽然已打定了主意不“自言其情”,但精神上却感到了真切的痛苦,辗转难眠,“悉叹于崔氏之侧”。偏偏善良多情的莺莺是那样体谅他,即将离别的现实使她显得那样凄恻伤惨,这些不能不给他留F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他因为“文战不胜遂止于京”时,仍不能忘记旧情,“赠书于崔”、“以广其意”。张生的所为并非虚伪的逢场作戏、玩弄女人的手腕。他虽自称“真好色者”、“大凡物之尤者未尝留连于心”,但他也“性不苟合”、“适不我值”,而“或时纨绮闲居,曾莫流盼”,“年二十三未尝女色”,他并不是一个轻佻、苟且的人。而且,在他见到莺莺后,虽“几不自持”连Et“行忘止,食忘饱”,开始行动后,一遭到红娘的拒绝,便“悔之”,且“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等到第一次翻墙去西厢赴约被莺莺“端服俨容”“大数”一番时,他也只能呆瓜似地“自失者久之”,然后灰溜溜“复而去,于是绝望”,竞无一语可以自辩,更别提玩弄其它的花样了。因此,公正地讲,他还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不能将他等同于老谋深算、惯于玩弄女性的浪荡子。应该承认的是,张生对崔莺莺是有感情的,而且这种感情是真诚的。

既然张生如此迷恋莺莺,痛苦悉叹,不愿意离开她,为什么又如此决绝、如此无情地抛弃莺莺呢?因为张生不仅有爱的欲望,还有入仕的欲望。正如上文所讲,在那个人人以A仕为荣的中唐社会中,

张无意也无力用那耸人听闻的艳遇传奇来对抗现实的科举制度和婚姻制度。在他的理性判断内,他认为抛弃莺莺是不得不然无法更改的事情。他没有悲悲切切,作儿女之态。当莺莺以长信婉转而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与希望时,他冷漠、不为其所动,哪怕阐者皆“耸异之”,他也还是“志亦绝矣”,真的是非凡冷静“内秉坚孤”。他之所以能做出这种冷酷决绝的姿态,那是因为求仕在当时社会中足至高无尚的追求。在个人性爱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情况下,从理l硷上讲,当事者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向社

会屈服,为自己生活的安定平静富足荣耀而牺牲感情;要么,为了维护感情而与社会对抗。但这后一种选择所要求于选择者,就小只是意志品质,同时也是全新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观念。而这些恰恰是张生,也是封建社会里一般文人很难具有的东西。这是由于中国封建文化本身所决定的。在“修、齐、治、平”的价值期待面前,个人的感情与欲望是小能与之相抗衡的,道德的完善是人生的极致。也就是后来程朱理学的著名命题:所谓“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眦U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9在这种强调整体,强调平衡的社会氛围中,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必然是不充分、不健全的。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言行不能逾矩。这样,能够支撑反传统、反权威精神的独立性、果断性等意志品质就不可能受到鼓励、得到发扬。同样,“六台之外,至人存而不议”,。为求知而求知的探索精神也小可能受到鼓励、得到发扬。而没有这种探索.人也就不町能获得行动的武器。在这种文化意识的全方位统摄下,一个认同社会价值取向、不具有新一的人生观的人,是根本找不到任何理由为自己的感情辩护的。当然更谈不上为维护这种情感而进行斗争了。因此,张生才把莺莺对他的吸引,把这段恋情对他的吸引视为种危险的诱惑,把自己对莺莺、对这段恋情的难以忘怀说成是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把自己在短暂的沉溺之后重新回归币统称为“改过”,并为自己终于能够战胜强火的感情产生了一种虚幻的骄傲之情。僵张生完全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人应该尊重自己的感情;他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真挚深刻的感情往往要比偏狭的理性来得更“lr确”,更加有理。他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卟真正意义上的、自觉的人。冈此.在个人感情与社会规范之间,他必将自愿地作出抛弃莺莺的决定。这是社会的必然,也是他自己那种“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性格的必然。在这场斗争中,他所反抗的,恰恰小是外在的限定而是内心的情感。即使是无情地压抑、。扼杀自己真实的生命,也未曾想到过要怀疑社会所奉行的观念。这是张生的可悲之处,也是人类在少年时期常常难以避免的悲剧。

理智战胜了情感,官欲战胜了情欲,只因为官欲符台社会规范,但是张生对情的欲梁、对莺莺刻骨铭心的爱足难以磨灭的。闻此,在分手数年各自婚娶以后,他竟然不顾自己的体而与自尊,找上门去非要见一个早已被他抛弃了的过去的情人,一个他自称“德不足胜”的、“不妖其身、必妖十人”的“妖孽”。莺莺不出,他又“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内

心的痛苦溢丁言表,这份感情同当仞一样的真诚,只是又凭添了一种痛苦与失落:失去真情的痛占,欲望无法实现的失落。张生无法摆脱种种欲望,又无法兼顾各种欲望。冈此.他只能是痛苦地踯躅在欲望的旅途中。

应该况,元稹笔下的张生比较写实,而王实甫的张牛就比较理想化了,这也是由于小说与戏剧的体裁不同所至。小说可以追求一种真实可信的效果,而戏剧则要更多地考虑可视性、考虑受众。

《西厢记》中的张生也开始了他的欲望的旅途。他充满了才情抱负,“九曲风涛何处显”.“只疑是银河落九天”等佳句出语不凡。只是他“小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才高难八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1吏他的豪情壮志广出场便已打了折扣。恰在此时,他义遇上了“五百年前风流业冤”——莺莺。而这里一见钟情的张生立时“魂灵儿飞在半天”,热情洋溢,爱如泉涌。“十年不识君土面,始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城去应举也罢。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借半问,早晚温习经史,胜如旅邸内冗杂;房金依例拜纳,小生明日自来也”。原本卜年寒窗一朝中第的夙愿在爱情面前,竟是那么微不足道,为了爱情,他将传统价值观义无反顾地抛在腩后。可见这位张生原本就是淡泊名利,爱情至上的性情中人。爱情之于张生已不再是可视作过眼云烟的艳遇,而是足以歌咏,至善、至真、至美的。

爱情巾的张生是这样火热、勇敢和执着,甚至充满才情和智慧。他不仅爱着,而且爱得跌右起伏,舍生忘死。对爱的执着,又使他分外清醒、果断,具冉豪情风范。解普救寺之围时,他顿时成了运筹帏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将军,老夫人、匠老、惠明、白马将军:一在其铺排、调遣之中。特别是他给杜确的信,真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追述往同1青谊,一求白马将军不弃旧交,救自己的性命,■是求将军发兵,上报天子恩,F救众苍生。又从反面说,若是普救寺遭劫难,朝廷得知,恐怕你白马将军也难逃干系……此时的张生颇有些心机谋略,而一句“休唬了我的浑家”仿佛那个被救女子已是他的爱妻。

及至老夫人悔婚,他可怜巴巴地求红娘帮忙,竟然跪地不起.爱情甚至可以令他置尊严于不颇。到莺莺赖简时,他是有理可辨,因为莺莺相约的诗笺明明在手,他却一字不出。他的不辨,小是不能辨。他似痴似傻,却又不呆不傻,其境况竟与前面果敢、才情之张生判若两人。待到两厢瘦听琴后,

李明明孙天彪

在一九五八年东北协作区第三次会议上,周总理指出:“要繁荣和发展东北的文化,要创造自己的地方戏曲剧种。”根据总理这一指示,龙江剧于‘九五九年伴随龙江剧院的成立而诞生。而今,龙江剧已经走过了不惑之年,正以她成熟的美婷婷玉立于中国梨园。

经过七年实验和十年“文革”,在龙江剧院建院二十五周年时,曾召开过一次龙江剧理论研讨会;在建院三十周年时,又召开了一次龙江剧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后。个重要的研讨会上.省文化厅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曾出台了一个龙江剧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意见。这个意见把』艺江剧继续实验的时间定为八年,并具体要求:“前两年要有一个新的起色:五年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八年基奉成熟。”我们认为,经过龙江剧院全体艺术家和管理者的努力,特别是白淑贤同志在艺术和管理上的双重拼搏,当年省文化厅提出的阶段性t:1标,已经实现。如今,龙江剧院已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制铂了《龙江剧发展战略工程纲要》,正以腾飞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就在龙江剧伞方位收获成熟时,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中国剧协即将土办召开“白淑贤与龙江剧艺术研讨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研讨会在龙江剧发展史上将是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议,它对龙江剧今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我们对龙江剧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多种类型的剧目实验是龙江剧走向成熟的肥沃土壤?

一个地方剧种要被观众承认,被历史承认,必须具备以下主要条件:是有独特而鲜明的音乐唱腔;二是有以名角为核心的一批本剧种人才;三是拥有较大数量的演出剧日以及自己的保留剧目。四是有自己一套关于本剧种生成与发展的理论体系或经验结晶。凡是成熟的地方戏曲剧种,无不具备以P几个主要条件。

在以上这些条件中,《拥有较大数量的演出剧目”是一个最主要的条件。这是因为:一个新的地方剧种的诞生,像其它新事物的诞生一样,在客观上必然具备它诞生的外因;在主观上,必须具备其

他更是“不思量茶饭,怕待动弹:晓夜将佳期盼,废寝忘餐。黄昏清旦,望东墙淹泪眼。”足见他用情、痴情,爱至痴狂。

最终,张生仍然踏上了仕途之旅。而他此番入仕却有了别样的理由,只因老夫人的1‘番警告:“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只是俺三辈JL-'l';招白农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啊,来见我i驳落啊,休来见我。”他的官场搏杀却是为了爱的理由。在一点上,《玉堂春》中的王景隆堪与之媲比。王景隆也曾为了爱玉堂春而放弃了功名,后来他重返仕途,其内驱力也不是为实现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价值,爱情变成了唯一的动力,获取功名——得到身份一赢得爱情。功名只是获得爱情的手段,向不是最终目的。对待爱情,

80王景隆与张生同样地主动积极,同样地纯真透明,同样地体现了人性的张扬,具有异曲l训丁之妙。只是张生出现在等级分明的元代,王景隆生活在市民意识较强的明代,因此,张生的超前性是小言而喻的。但功名之于中国知识分子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王实甫也不能免俗,他让张生金榜题名后才最终抱得美人归,无非是想给渴望完美的观众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与元稹笔下在两种欲望撕扯下痛苦煎熬的张生相比,王实甫的张生积极乐观、充满活力,他大胆言爱,用情专,情场、官场均春风得意,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朱完待续)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文化厅外联处)

责任编辑原旭春

《莺莺传》与《西厢记》比较之研究

作者:张亚巍, Zhang Yawei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文化厅外联处

刊名:

剧作家

英文刊名:PLAYWRIGHT

年,卷(期):2002,""(1)

被引用次数:1次

引证文献(1条)

1.宋瑞斌论王实甫《西厢记》对《莺莺传》和《西厢记诸宫调》的继承和发展[期刊论文]-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5)

本文链接:https://www.360docs.net/doc/f25780228.html,/Periodical_jzj200201008.aspx

下载时间:201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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