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 法律篇 结课论文

论柏拉图《法律篇》

什么是法律思想？法律思想，是指人们对法律这一社会现象所持有的观念，想法和评价。这种观念、想法和评价，是客观的法律现象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并经过人们的心理、思维活动而产生的某种结果。

西方的法律思想起源于古希腊。虽然，在古希腊没有出现职业的法学家阶层，其成文立法也不发达和成熟，古希腊基本没有系统化的法典，但是古希腊的法律思想仍然是非常丰富的，并成为了西方法律思想传统的渊源。

在古希腊先后出现的智者中，柏拉图不仅是其中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唯心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也是西方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法律思想家，他的法律思想以法的正义论和法治论为核心内容。其晚期著作《法律篇》系统阐述了他的法律思想，标志着柏拉图思想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柏拉图的法律思想以其“理念”论为哲学基础。他认为，理念法则即是理性法则，理性法则构成法治、政府、国家之现实存在的深刻根基。

《法律篇》中的法律思想主要包括：在法的一般理论方面，柏拉图认为理性的命令就是法，法产生于神给统治者的启示、惩治无神论以及约束人的恶性的需要。正义是“善”，是“和谐”，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正义体现全城邦的利益，法是维护正义的手段。

在柏拉图看来，有两种主要政体——民主制和君主制，它们派生出其它政体，法律在政体的演变和国家的兴衰过程中起举足轻重之作用。最好的政体是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相结合的混合政体，它将专制和自由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法治思想方面，柏拉图主张法治国家必须有好的法律，立法应以正义为原则，以获得最高善德为目的，采用说服和惩罚相结合之方法。法律的序言部分应说明立法的意图，法律条文的语言应准确、清晰，便于人们理解和遵守。立法还要考虑国家的人口、地理环境、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教育的作用。立法者还需适时修订和补充法律，以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要使纸上的法律变成现实，必须确保法律的实施，重视执法者的素质，选举执法官员，并加强法律监督，赋予公民监督的权利和义务，强调全民守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官员也要严格遵守法律，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法的具体制度方面，柏拉图建议法治国家应编纂法典，制定有关刑事、民事、外交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的具体法规。关于刑法，柏拉图从人性角度分析犯罪是由人性的弱点以及缺少好的教育等原因造成的，并规定了盗窃庙宇、颠覆或背叛国家等罪刑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鞭答、监禁、罚金和死刑等。关于民法，规定了如何处理相邻关系、公民从事专一职业、婚姻以国家利益为重、继承分为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另外还制定了有关保护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农业法规。商业和贸易法规、国际交往等法规。关于诉讼法，制定了公民不服法官的判决可以上诉的三审终审制、与案件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得担任法官的回避制度以及所有权超过一定时间不受追溯的诉讼时效制度。编纂法典的目的是要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法律篇》中的法律思想系统全面，其产生的影响

远远超出他所处的时代。它既在柏拉图的思想发展中，也在整个希腊政治法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对后世的立法，特别是罗马法有重大影响，它还是西方法治理论的思想渊源。研究《法律篇》中的法律思想，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对当前我国实行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柏拉图的《法律篇》中出现了几个大的概念：

一、三权分立思想萌芽

在该书中，柏拉图写道：“法官严格地说并没有官职，只是他在审案并作出判决的日子里，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官员。”这实际上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思想的最早表述。他还写道：“法官当他面临他的法律责任即确定被告人应处什么刑罚和多少罚金时，他必须紧跟着立法者的足迹，而立法者应该把自己转变为一个画家，扼要地描绘出业已规定了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司法权与立法权相分离的最早表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在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政体三要素说：即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行政、审判（司法）三大机能。这为后来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阐述三权分立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犯罪故意和过失思想萌芽

柏拉图将犯罪分为“自愿的干错事和非自愿的非正义行为”或者叫“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犯错”。这和我国西晋律学大师张斐所说的“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奠定了西方犯罪学的基础。

制。

三、支持死刑

柏拉图是死刑的支持者，他认为：对于抢劫庙宇、政治颠覆、叛国等严重案件，立法者必须规定死刑，以作为对罪犯的罪行的惩罚。因为这类案件中的罪犯已经被发现是无可救药的，对所有这些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其生存，甚至对他们本人来说也是最好不过的了。他们的死将有助于其他人。“首先，他们向非正义提出了警告；其次，他们将是国家摆脱恶棍。”对此，我比较欣赏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说法。.他认为死刑只应该出现于这样的国家：“在那里，阴谋颠覆它的罪犯，尽管被监禁并严加看守，但由于他的国内关系或国外关系，仍会继续扰乱社会并使之处于危险之中。”除此之外，不应当使用死刑。因为当死刑不是必需时，它就是非正义的。死刑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其效果不如富有持续公开性的终身刑，而且容易引起旁观者对受刑人的怜悯，其威吓作用是多余的；死刑的错误也是无法挽回的，贝卡利亚描述道：“从对一切法制的考察中的出这样一个结论：足以判决罪犯死刑的证据是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性。既然如此，即便2名以上见证人出证，即便所证明的犯罪嫌疑是大量和相互独立的并备有犯人的供述，这样证据的任何一个都超不出道德肯定性的限度。而经过很好考查的道德肯定性仅仅是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在对几乎所有国家的考察中，这样的情况并不罕

见；根据这种自认为驳不倒的证据，一些被臆断的罪犯被判处了死刑”。个人觉

得柏拉图的理由远远没有贝卡利亚的充分。

四、支持法治、反对人治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因此统治者应该是有知识的治国之才。他把统治者比作老练的航海专家，而被统治的人民则相当于船的所有者及船上的一切其他人，他们都要服从于这个有知识的行家。他视帝王之术为最尊贵的才能，最高贵的才艺。其人治的一面展露的淋漓尽致，但他也重视法律，认为僭主政体不依法而依统治者的意志。他还指示人们前往“只需服从法律的城邦”去。为了捍卫雅典城邦法律的尊严，履行其认为应该履行的服从法律的义务，他宁愿接受不公的死刑判决也不越狱偷生。从这一点看，苏氏的法治重于人治。作为苏氏学生的柏拉图，他受埃及等级制及好友“明君”阿启泰、狄翁的影响，在早期作品《理想国》中勾勒了一个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社会，并表示出对法律的不信任，认为“不

停的制定和修改法律——来杜绝商业及其他方面的弊端”，无异于“在砍九头蛇的脑袋”。“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到了晚年，由于现实经历的打击（主要是身陷囹圄和好友狄翁被害），其思想自《政治家》落笔时就从人治转向法治。到《法律篇》时，他开始认识到“人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并在生

活中遵循他们，否则他们会无异于最野蛮的野兽”。但他仍觉得好的独裁者与出

色的立法者相结合是最完美的，“法律和规则”只能作为“知识”的“第二种替代物”。人治在柏氏心目中还是重于法治的。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不赞同这种思想。亚里士多德从柏氏的法治理论入手，将其第二套治国方案加以吸收，提出了法律主治的思想。在《尼可马科伦理学》中，他提出“我们许可的不是人的统治，而是法律

的统治”。在《政治学》中他进一步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他对这一命题加

以论证后，又对法治的双重意义加以诠释：“对已成立的法律普遍的服从，而大

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但亚氏在承认“法律是优良的统治者”的同时，并没抹杀人们尤其是政治家的智慧，认为“如果既是贤良政治，那就不会乱法”。他觉得有才德的人执政并由人民监督其依法治理的政体是最理想的。在这一点上，他与柏氏存在相通之处。

五、主张逐渐淡化神学、深入法学研究.

在该书中，柏拉图经过多方论证，得出一个结论：“在现代世界中，拉达曼

提斯使用的审判技术，恐怕已经不合适了吧。既然人们对神的一般社会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法律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变革。”法国近代法学家孟德斯鸠

在《论法的精神》上引用了这段话。陈海光在《证据学》也提出，由柏拉图首创的知识界盛行的怀疑论，导致“神明裁判”制度在12世纪末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陈会明

智能一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