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与大学生任职农村的历史考察和比较研究

20世纪中期开始的中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一项解决城镇就业困难的措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历时27年之久，前后历经“文革”前、“文革”中两个阶段。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组织大学生到农村学习锻炼任职，也从初期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笔者拟把半个世纪以来从知青上山下乡到大学生任职农村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历史考察和比较研究，探求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以期更好地指导当前的“大学生村官”活动。

一

1955年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去垦荒”的申请。1956年，河南、山东、吉林等省市的远征队到达新疆、青海、黑龙江垦荒，拉开了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序幕。

知青上山下乡最初只是一项在农村边疆探索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有序工作，其根本出发点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50年代初，刚刚从旧中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举步维艰，不可能把失业人员都安排在城镇。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办法安置就业，动员农村有家的失业人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并且，这给了国家领导人一个很大的启示：农村是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天地。

随着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公有制下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从体制上杜绝了失业人员自谋职业的出路，使得城市就业的路子越来越窄。因而城镇一些既不能升学、计划内又不能安置就业的人员，号召他们上山下乡也就顺理成章了。到1957年底，上山下乡知青改变过去单一的垦荒做法，直接到农村参加生产合作。从此，城市下乡青年又掀高潮，下乡人数达到7. 9万人。

随着60年代“大跃进”的失败和“大饥荒”的到来，知青上山下乡成为精简人口措施的重要一环。在1962年至1965年调整期间，不仅把2000多万新近从农村招来的人员全部动员返回农村，还动员了近200万知青和其他人员上山下乡。60年代初至“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是自愿的，只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压力的因素加大了。再加上这一阶段问题太多，比如单一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人口积压、就业困难；国内闹饥荒，国外苏联又逼债。面对如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局面，党和政府针对国情，开始把上山下乡纳入国家建设的整体规划，规模和影响达到超过前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