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民族主义》书评
《民族与民族主义》书评
—兼论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
谭家毅
摘要：霍布斯鲍姆主要是通过论述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两百年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内涵的演变,进而来展开他的一系列研究。在他的研究当中，他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而是着重于它们的变迁与转型，并借助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并且他还提到，欧洲近现代史是因民族主义兴起而重新拼制版图的历史，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影响到周边地区与殖民地，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旋律。而在中国的新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盛行，给当地社会稳定造成极大隐患，从埃里克的民族扩张原则可以得出民族分离运动为悖理而非常态。
关键词：民主与民族主义发展演变民族分裂主义
引言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1917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在维也纳、柏林、伦敦和剑桥求学，是英国学会及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会员，被多个国家的大学授予名誉学位。他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直到退休，此后他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工作。其著作甚丰，主要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原始的反抗》、《盗匪》等书。《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是他对19、20世纪欧洲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演变史的叙述。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序言、导论、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民众观点:民族主义原型、政府观点、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民族主义最高峰:1918-1950、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英汉译名表。在序言中可以了解到，霍布斯鲍姆于1985年，在贝尔法斯特的皇后大学主持一场“怀尔斯讲座”，这本书即是根据那场讲座的提纲改写而成[1]，讲座所在城市（北爱尔兰的首府）已经毫无疑问地点名了本书的主题——民族与民族主义。文中他也以大量篇幅论述北爱尔兰、苏格兰高地以及威尔士的民族悲喜剧。霍布斯鲍姆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学家，《新左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说霍布斯鲍姆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 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民族与民族主义》主要是通过论述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两百年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内涵的演变,进而来展开埃里克的一系列研究。在他的研究当中，他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而是着重于它们的变迁与转型，并
借助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他与其他民族主义研究者不同之处,也是独特之处。并且他还提到，“欧洲近现代史是因民族主义兴起而重新拼制版图的历史，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影响到周边地区与殖民地，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旋律。”[2]我们显然可以看出，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中所讲的内容是倾向于欧洲中心的，作者本身也承认了他所做的研究是特别针对发达地区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来进行讨论的，甚至可以说是仅限于发达国家，忽视了欠发达国家。这是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但我认为通过深入解读这本书，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关于民族问题新的思考方向,从而在民族问题的研究上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对了解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也对了解中国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有很大的帮助。
一、何谓“民族与民族主义”
（一）综述
如同许多抽象名词和概念一样，民族所描述的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人们开始认识到该现象，尝试用某一术语描述它是另一回事，而对该术语的科学界定和取得共识则又是一回事。在人们认识到民族的存在，谈论民族问题之后很长时间，对什么是民族的认识是模糊的，有歧义的。
近代西方学者对民族进行的界定中，德国政治学家伯伦智理的论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民族的特质有八个：1、其始也同居一地；2、其始也同一血统；3、同其肢体形状；4、同其语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多处提到民族和民族问题，但却并未对“民族”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这件事是由斯大林做的。1912年底至1913年初，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提出了他对什么是民族的回答：“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列宁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后来斯大林根据实践的检验，觉得该定义不够确切，于是在1929年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将上述定义完善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阐述了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明确指出鲍威尔等人臆造的"民族概念"是"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尽管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数十年来引起很大的争议，但它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解
[2]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封二。
[3]（苏）斯大林著；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编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石。
"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首次对民族主义之研究为民族主义运动者的整体性的历史论据。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在十九世纪末对民族主义运动所提供的政治性分析，后来活跃于中欧与东欧。民族主义大部分的社会学理论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若干的民族主义理论为民族主义者自身所顾虑之争议，如属不属于同一民族，以及“归属”一词的确切意义。新近的一般性争议专注于潜在性的争议，以及国家民族孰先孰后的问题。民族主义运动者自认代表现存之民族，与民族主义基本教义派相互一致，将民族─至少是族裔团体─视同两千年前的社会现实。
现代主义理论暗示，在公元1800年之前，并无人对居住地以外之处效忠。在欧洲，民族认同与国家一统为因应经济与社会现代化所需，自上而下所强加。据此，民族主义冲突为意料之外的副作用。较新的民族主义理论受后现代主义所影响，强调民族为社会结构现象。潘乃迪克·安德森将民族表述为“想像的共同体”。恩斯特·格尔纳评论道：“民族主义并非民族自我认知的觉醒：它只是在不存在民族的各处虚构出各民族。”（安德森与盖尔勒的“想像”与“虚构”等词为描述用的中性用法，并非暗示民族为虚构或者想像。）现代的理论则视印刷术与资本主义等事物为民族主义之所必需。安东尼·史密斯则提出综合传统与后现代的观点。据史密斯所言，形成民族的先决条件为（现存或历史上的）确定的祖国、高度自治、具敌意的环境、争斗的记忆、宗教性的核心、语言文字、特殊的习俗、历史记录与想法。史密斯认为民族经由全体人民（非仅精英份子）、法制与政治体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国际承认、与划界等条件的汇聚，而形成。
（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观点
霍布斯鲍姆在书的序言里点明，这本书要讨论的是“19 世纪到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是“倾向欧洲中心观点”。在导论中，霍布斯鲍姆大胆想象地球因为核战而毁灭，星际史学家探究地球满目疮痍的根本原因，就会发现探究地球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竟然不能过
“民族”及其衍生出的种种概念。这一设想不仅将民族主义运动在现今政治上造成的变动展
现出来，也从某个侧面折射出霍布斯鲍姆的悲观心态，即认为民族主义终将导致更大的战和分裂———“到底民族对人类有何意义可言? 这个问题即是揭发人
类毁灭的奥秘所在”[4]。那么在他的观念里，何谓民族、何谓民族主义呢?霍氏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5]。于是划分民族的标准很难界定，如斯大林提出的“四个共同”并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民族，也就是说“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语言、民族特性都不是划分民族的绝对标准，例如中国的地方方言与民族语言的交叉区别。既然客观标准被否决，很多民族主义理论转而寻求主观标准，例如族群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或者集体认同的方式在1960 年以后大受欢迎，被民族主义者借用推动民族建国。霍氏对这两种标准都是持批判态度的，“不论是民族的主观认定或客观标准，都不尽令人满意，反而会误导大家对民族的认识”[6]。“当任何一群足够大的人群宣称他们属于同一民族”，那么霍氏在本书中便会视他们为民族。因为民族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真实的民族”只能作为一种预设后果，霍氏认为这难以讨论。但他还是对民族主义做了如下界定：首先，民族是“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7]，这是来源于盖尔纳的定义，对此我有很大的疑惑，什么是政治单位？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否有先后之分？是否一个政治单位必须对应一个民族单位？还是政治单位是民族单位合法性的来源？如果是，那么所有的民族独立将是不被允许的。根据作者的论述，民族单位显然要落后于政治单位的产生，而政治单位可能要更早一些，比如作者将法国大革命看做法兰西民族主义的起源，但是法国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却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其次，民族是近代早期被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自然产生的，他跟国家的概念相结合才有了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即，民族主义先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第三，民族主义的蓬勃兴起受惠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进步，换言之现代性刺激了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印刷术的发明、识字率的普及以及广播电视的发达等，这点类似于安德森的观点。第四，在我看来也是最具创新的一点，作者认为“民族”是具有双元性的，民族是由居上位者所创建，这一点似乎没有疑问，但是却一定得从平民百姓的观点分析才能完全理解，然而既往的民族主义研究只从现代化（从上而下）的角度谈民族问题，难免忽略关照一般人（从下而上）的看法，所以说，霍布斯鲍姆在第二章（民众观点：民族主义原型）的写作，是一个新鲜的尝试。
二、民众观点与政府观点
[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1页。
[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5页。
[6]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8页。
霍布斯鲍姆认为官方与一般人关于民族主义的看法是不同的，他要关注的不仅是政府观点，还有民众观点，因为: 第一，官方或民族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不足以代表公众的看法; 第二，我们无法预设一般人的民族认同必定排斥其他社会的认同; 第三，民族认同是会随时间而变动的。安德森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认为这样的解释不够，他定义这种想象的关系为“民族主义原型”。有两种“民族主义原型”，一种是超越地域的遍认同，一种是少数特定团体的政治关系和词汇。我们知道，相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一般的民众实际上占大多数，那么他们的民族主义原型是什么呢? 我们很容易了解知识分子的想法，但是却不能通过知识分子去了解一般大众眼中的世界。“圣战”、“圣地”这样的概念在文献中与普通大众眼中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第二章中，作者分析阐述语言、族群特性、宗教、对某个既存政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8]等四个原素在平民大众的民族认同感中的作用及其相互联系。然而“民族主义原型”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 首先，“单靠民族主义原型是不足以创造出民族性、民族，更遑论国家。毕竟真正发动的民族运动数目，远小于有能力动员民族情感的群体数量，更远远比不上具有民族主义原型的社群数”[9]; 其次，拥有民族主义原型的基础对于激发民族建国运动显然是有利的; 第三，我们很难了解一般民众对于此点的看法。也就是说，对于民族主义原型，一般民众的观点十分不明，而且我们不应该忽略他们的看法。
接下来，霍布斯鲍姆从基层民众的观点转向政府观点。我们知道，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近代国家，统治的是一群根据领土界定的“人民”，它以民族最高代理机构的身份进行统治，并将其势力伸至境内最偏远角落的村民身上[10]。国家对人民的干涉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近代国家兴起之后，政府与每一个普通民众都建立关系。由此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如何有效的管理国民，另一个则是公民的效忠问题。新的国家和统治者必须要谋求政权的合法性，他们诉诸于“民族”认同。而这种“民族”的定义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与国家利害相关，与族群特性、历史渊源、语言等无关。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只要有可能，国家和政权都该把握每一个机会，利用公民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与象征，来加强国家爱国主义”[11]，而且国家会运用日益强势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国家意识，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此外他还提出，把爱国主义与“非国家式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得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一旦国家与某个民族结合在一起，就可能招致反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国家的处理手段
[8]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70页。
[9]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73页。
[10]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79页。
一般是标准化的国民教育，如语言与文字。实际上，语言尤其是国语会成为引发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原因。比如在中共曾经在新疆强力推行的“新文字改革”。近代国家经常进行的人口普查，迫使公民依据语言选择其民族归属，由此可见，语言的重要性。
三、1780年以后民族主义的变迁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史上的重大事件，近代国家由此产生，民族主义经历大革命后也开始转型。霍布斯鲍姆认为，盛行于1870年到1918年的民族主义与此前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任何人只要自认是一个民族，便有权在他们居住的土地上享有国家主权;其次，族源、族裔特征以及语言等因素成为决定族属的重要甚至唯一指标; 第三，民族主义的转变开始与既存国家的民族情感有关[12]。那么第二点特征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 族裔与语言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 19 世纪前半叶的大规模“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都是知识分子使用文化和文学语言凝聚不同领域的人们成为一个民族，而且 18 世纪后期兴起的浪漫主义风潮，各国开始重新发现民俗传统，将民俗传统转化为民族传统，另外就是族群性有关。也就是说，在1870年以后的40年间，“民族问题”愈来愈重要，因为各地的民族义运动不断兴起，而且强调语言和族群特性，因为19世纪下半叶，族群民族主义受到实际和理论两个层面的增强。实际层面就是大规模长距离的移民，理论层面就是社会科学对“民族”概念的转变: 民族划分的标准更加细化，达尔文进化论以及遗传学为种族歧视提供了科学“伪证”。民族主义之所以在1870年到1918年间迅速发展壮大，这是当时社会与政治变迁的自然产物。当时欧洲正在经历三大巨变: 首先，在现代化威胁之下传统势力开始反扑; 其次，在已开发国家的大都会中，新兴社会阶级正不断发展壮大; 第三，如前文说过的大规模移民潮导致各色民族杂居。
霍布斯鲍姆在第四章最后指出，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民众所关怀的民族意识究竟是什么，但这段时间，民族意识与社会或政治意识是分不开的，而且民族意识的进展过程中并不必排除或牺牲别的社会意识。1918 年以后，情形还是一样吗? 一战之后民族主义大获全胜，原本属于被压迫民族的中层和底层中产阶级变成了根据威尔逊自决原则所创建的新兴小国的统治精英。与此同时，一战期间的战败国却重新笼罩在民族主义法西斯的阴影之下。民族主义已成为法西斯的摇篮。
从前一阶段民族主义的转型，我们知道，一战之后，“民族原则”获得胜利，这场胜利导致的结果是多民族大帝国纷纷倒台，而俄国革命也给了欧洲其他
国家拿“威尔逊牌”抵制“布尔什维克牌”的大好机会。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影响巨大，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威尔逊原则划分民族国家的疆界，但实际上，国家版图与民族疆界不可能完全重合。但完全按照威尔逊原则的后果之一就是即使是弱小民族的国家也开始无法容忍国家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所以这一阶段的欧洲民族主义出现新的变形: 欧洲那些一直受压迫民族以及尚未被国际承认的民族特别的强调自己民族自决的权利，试图争取民族独立; 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也宣扬从西方学来的欧洲民族主义，第三世界地区的解放运动也以俄国革命式的激进主义已取代了法国的大革命式的激进主义，他们追求斯大林式的民族自决权。但霍布斯鲍姆说这场民族与社会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因为历史事实是人民所憎恶的人是肤色与自己不同的外国人。对于欧洲以外的除少数具有悠久历史的政体之外的民族主义来说，霍布斯鲍姆认为这是他们利用欧洲的意识形态来推翻帝国统治，他们自己的所谓民族的历史不过数十年。而且，这种反帝解放运动多半建立在殖民政权所建立的基础之上。因此反法西斯运动期间，民族主义与左派结成紧密联盟，在被殖民国家当中，这种结盟关系更因为反帝运动而得到加强[13]。1945年以后，争取独立以及反殖民化的运动，都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结为一体。民族解放变成了左派的口号。霍布斯鲍姆认为通常略有声势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仿效欧洲“民族自决”的本土知识精英运动; 二，人民大众起而反对西方的排外主义; 大三，好战部落的高昂气质。在欧洲之外，不同族群和社群之间的摩擦、冲突处处可见，这与民族主义发源地欧洲的情景是不同的。霍布斯鲍姆在这一章最后总结说，族群与语言民族主义有可能会走上分离道路，而且也都可以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赖[14]。
本书是霍布斯鲍姆1985年写就的，1992年他又对最后一章“20 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改写，因为 1990 年以后出现苏东剧变，许多新民族国家陆续建立，民族分离运动似乎不会休止。但他还是认为，“作为一种带动历史变革的力量，现今的民族主义已呈衰微之势，远比不上它在19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所发挥的影响力”[15]，这也是本书的结论。欧洲的分离主义在20 世纪晚期之所以如火如荼，主要在于之前两次大战所签订的合约的恶因导致大规模种族屠杀与驱除，1988 到1992年的分离狂潮可以看做是 1918到1921年的未竟事业。对于东欧剧变，很多观察家认为这是因为“民族压迫”或者宗教意识，但本质上，东欧剧变并不是源自各民族之间的紧张情势，而应该归咎于苏
[1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144页。
[1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156页。
[1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159页。
联当局决定进行自我改革，苏联进行的改革导致的结果是: 首先，丧失了其卫星国家的武力支持; 其次，其赖以运作的中央领导体制和权威结构逐渐式微; 第三，巴尔干基地备受侵蚀，甚至在独立共产党国家当中都面临挑战[16]。也就是说，促使苏联真正瓦解的真正关键，应该在于经济困境。
相较于民族主义的流变历史来说，我们知道在19世纪，“民族”创建是当时历史的核心，他们致力于创造出一种结合“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的新“民族”。而到了20世纪上半叶，对那些所谓的“依赖国家”，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是他们追求政治解放的主导力量，而且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上套用西方民族主义模式，实际上塑造的国家却不符合西方民族国家的标准。20世纪晚期的流行的分离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没有上述那么明确的计划和情景。分离主义并不能解决20世纪晚期的问题，但是族群认同的情感渲染力仍然为“我们”区分了“他们”，排外主义成为最广布的意识形态。这种普遍的排外主义，因为跨越疆界的人口移动，快速的社会经济变迁而得到加强。在后共产主义社会，族群或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功能变成了用来判定无辜者与必须为“我们”的苦难负责的罪魁。如果没有外人，还得发明他们。
接下来，霍布斯鲍姆比较了“原教旨主义”、“族群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关系。原教旨主义与族群主义所诉求的对象都是无法容忍自己的存在是一种偶然，但又无法解释存在原因的人们，他们追求最安全、独特、夸张的世界观。他们的差异在于，原教旨主义为个人及社会提出一套详尽且明确的行动方案，而族群主义没有为未来提供任何指南，这也是族群主义更受欢迎的原因。“认同政治与民族主义一样都有渴求归属的痛苦与迷惑，它们都不能作为药方解决问题。我们知道一战之后的国家创建原则是威尔逊原则，而二战之后国家的建立在于反殖民化、革命以及外力干预。但是国家一旦独立，冲突立刻爆发。在当今，决定世界大势的政治冲突其实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不大。1945年以后，苏联和美国势均力敌，世界体系是苏美两极分化以及大量的第三世界，而20世纪晚期苏联解体，世界局势变为美国一极独大，但是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地位上升，美国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世界警察的角色和地位。于是，出现了像欧共体等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结盟。
行文至此，霍布斯鲍姆已经展示了1780年以来欧洲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流变历史，同时兼顾了非欧洲地区的情况。虽然开篇他对民族主义会导致人类的灭亡十分悲观，但是到结论时，他发现民族主义的未来不会一帆风顺，并不能完全影响到世界局势。也就是说，“
未来的世界历史不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不管这里的民族定[16]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162页。
义指的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甚至语言上的。对于未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转而充满信心，黑格尔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会在黄昏时飞出。如今它正环飞于民族与民族主义周围，这显然是个吉兆[17]。
四、新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
民族是个历史现象，也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与融和是历史的趋向；但是历史也会出现曲折和反复，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分裂主义倾向也会一直存在并会减缓这一进程的步伐。“7.5”事件，让世人看清了民族分裂主义的邪恶本质，新疆为什么会产生民族分裂主义这一怪胎？“三股势力”为什么能在新疆滋生蔓延，以热比娅为代表的新疆民族分裂势力背后，既有深远的历史思想根源，也有深刻的国际背景。
（一）民族分裂主义在新疆滋生的历史思想根源
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是受"三股势力"操纵和指挥的，它在新疆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思想根源，其理论和思想的基础源于"双泛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其目标就是鼓吹新疆独立，妄图在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泛突厥主义亦称大突厥主义，它最早产生于18世纪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鞑靼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阶层中。20世纪初在苏丹哈米德二世政权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面临全面崩溃之际，土耳其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旨在恢复奥斯曼帝国旧日地位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泛突厥主义被推向更高层面，并被赋予新的内容。泛伊斯兰主义则主张建立一个由土耳其苏丹兼宗教领袖所领导的、由一切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组成的大哈里发国。
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双泛主义"在新疆大肆宣扬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活动，他们竭力鼓吹新疆的所谓"突厥民族"，要将新疆省（当时称呼）改为"突厥省"，要统一突厥语文，语文文字要土耳其化等，这一切都对后来的三股势力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疆和平解放后，"双泛"势力虽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并没有绝迹，分裂思想的流毒并未彻底根除，其影响依然存在，只要条件适合，就会死灰复燃。其思想的核心就是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的统一，鼓吹新疆独立。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疏离造成的民族分裂主义倾向
现代的民族概念与国家有着天然的历史关联，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多民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大都是新型的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指的是，在统一的民族基础上建立的以国家为标示的主权国家，它是在调控能力上优于传统国家的政治
共同体[18]。民族国家的存在是民族以统一的国家为标识和认同核心的，其基础在于民族性[19]。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通过对公民个人权利和自有的法理构建，去营造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其目标是要实现国内各民族、各地区、各集团的整合和统一[20]。简而言之，一个完善的民族国家需要实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多方面重合，才能建立稳固的政治制度和保持安定的社会环境。
在这里，所谓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彼此将对方视为同一民族，并对该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所产生的一种亲近态度。而国家认同，通常是从国民认同的意义上来理解，其含意是指生活在某一国家之内的公民基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和国家主权等热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认同[21]。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由于实现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主多方面的重合，因此，这种认同带有强烈的凝聚力[22]。中国近代革命的道路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知道，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部各个民族不可能全部或者一直对国家的认同达致统一，这时其中的一些民族就会产生分离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达到民族分裂或者独立的程度。可以说，一个民族对于这个国家认同的程度，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安全状况和稳定程度。在新疆地区出现了一部分维吾尔的民族分裂主意情绪，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度不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度淡化，不承认中央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和权威性，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而是要另起炉灶，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家”。在新疆地区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做法已经证明了这些：他们不领取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不交土地使用费、水费，不承认中央政府的执政合法性 ; 利用小说、诗歌等非法刊物、音像制品、娱乐场所和民间活动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并且不择手段地借用“青年麦西来甫”、“足球赛”、“茶会”、“泰比力克”等活动方式进行非法宗教活动以及私设“地下习武点”;拒绝将孩子送到政府创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只接受伊斯兰教的经文教育。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新疆地区清真寺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学校的数量；歪曲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攻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义务教育法及宗教管理法律、法规的实施;散布“反汉排汉”情绪，制造民族仇恨。
[18]贾英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19]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5页。
[20]高旺：《商品经济、民族国家建构与政治发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1998年第3期。
[21]贾英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22]俞可平：《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3页。
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在历史中展示的，也只能在历史中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个别民族对于中华民族以及国家政权认同不够的现象必将长期存在，这也是造成某一民族分裂势力长期存在的原因。
(三)民族文化中的宗教因素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目前(截止2004年底)有47个民族成份。全区总人口已达196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新疆大部分人口都信仰宗教，信教人口占总人口的60%左右;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又占信教人口的83%[23]，伊斯兰教是新疆地区信教人口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宗教具有民族性、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利用宗教是新疆地区“三股势力”最常用、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近年来在新疆地区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活动最为猖獗的“伊扎布特”组织、“东伊运”组织及其它“东突”组织等，都是与境外宗教极端势力紧密勾联，打着宗教的旗号，从思想渗透入手，积极发展组织成员，筹集经费、组织策划，到具体实施分裂、破坏犯罪活动。
新疆地区“三股势力”利用宗教的民族性，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们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宗教的群众性和部分群众朴素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煽动掀起宗教狂热，从事了大量的非法宗教活动，灌输民族分裂思想，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利用伊斯兰教的排它性，强化宗教的地位，制造与政府的对立，利用宗教达到他们分裂祖国的反动目的。
民族分裂主义者借重伊斯兰教，主要是看中其所具有的“七多”特点：(1)信仰的民族成分多。(2)信教群众多。(3)宗教活动场所多。(4)宗教教职人员多。(5)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教教派多。(6)信教群众分布在大杂居的前提下，处于小聚集，相对集中状态的多，分散交错居住的少。相比较而言，居住在南疆的比北疆多，农村的比城市多，边远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多。(7)瓦哈比教派的教民在新疆日渐增多。同时，宗教极端势力为民族分裂活动提供了阵地，是民族分裂势力天然的同盟军。他们四处流窜“传经布道”，培养分裂主义的接班人塔里甫，鼓吹摆脱党和政府的领导，通过“圣战”消灭“卡甫尔”(异教徒)，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有的在所谓“振兴伊斯兰”的口号下，图谋夺取爱国宗教人士的宗教管理权。由此可见，极端宗教势力操纵的非法宗教活动，实质上是在宗教外衣的掩饰下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并且成为滋生“三股势力”的温床。而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极端性，被认为是产生恐怖主义“最持久”、“最强有力与最致命的根源之一”。因此，这种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的分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民族与宗教知识百题》，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
裂破坏活动，是“三股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长期战略，贯穿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始终。
（四）民族分裂主义在新疆滋生和新疆的地理位置有关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和东西交通要道的中枢地带,与8个国家接壤,多数都属于中亚国家,这些国家也都是“三股势力”猖獗之地,此外,新疆是多民族聚集之地,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宗教、习俗和文化联系渊源流长,联系十分紧密。国际"三股势力"对新疆地区的渗透和侵蚀影响极大。
（五）国际政治气候对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长期压抑的民族矛盾立刻迸发出来。在高加索地区，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民族分裂势力提出了主权要求，并逐步发展成与俄罗斯中央政权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其它地方的民族分裂势力也采取恐怖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独立，原有的主导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迅即瓦解，一时间中亚地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思想文化真空”。这就为伊斯兰势力在中亚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随之形成了“三股势力”，其代表之一就是“乌伊运”。俄罗斯《独立报》曾刊登了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的一篇文章，指出:“中亚目前正处在国际恐怖活动威胁的刀口浪尖上，在这一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合为一体，兴风作浪，目标是使该地区民主进程倒转，推翻该地区的合法政府。”无论是车臣人的分裂活动，还是中亚的“三股势力”的分裂恐怖活动，包括“基地组织”，都对新疆的“三股势力”有着很大的影响，当国外的分裂恐怖活动有个风吹草动时，新疆的“三股势力”就蠢蠢欲动，遥遥呼应。近年来,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开始与藏独分子频频接触,企图达成分裂主义联盟.当然,新疆的“三股势力”分裂气焰久扑不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和支持，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战略,把新疆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公开进行分裂活动。从“7.5”事件就可以清楚看到,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加强联合,对新疆的渗透破坏活动日益加剧,境内分裂主义分子与国际反动势力相勾结,鼓吹新疆独立,煽动民族仇恨,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甚至不惜制造动乱和骚乱.
（六）国内因素对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滋生的影响
凡事都有外因和内因,2002年,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就曾明确指出:“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包括消除贫困、失业、愚昧和种族、民族、宗教歧视是全球反恐斗争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但总体来说还存在着经济欠发达、信息相对闭塞、自然条件恶劣等问题。“三股势力”也最喜欢在这些地区进行分裂主义渗透和活动,靠蒙骗不明真相的贫困群众,达到形成和壮大自己力量的罪恶
目的。
民族分裂主义不能代表某个少数民族的集体利益，无论哪个民族，都渴望自己的生活富足、稳定，所以，要防止民族分裂主义在新疆的渗透和活动，首要任务是加强新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加强干部的政治素质，人民生活安康了，民族分裂主义就无机可乘。民族和谐是新疆和谐的基本保证。所谓民族和谐，主要标志是三条，一是和睦相处，二是和衷共处，三是和谐发展。面对着"七.五"事件在民族关系上带来的创伤，要巩固和发展新疆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必须清醒地认清民族分裂主义的邪恶本质以及滋生背景，各民族同胞共同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家园，才是对民族分裂主义最有利的反击。总之，我们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