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费出书”说几句公道话

为“自费出书”说几句公道话

魏何求/文

日前，作家王跃文就“作家出书与报刊发表”在微博上发表议论，大意是，纸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才是好作品，直接出版（尤其是自费出版）的作品不是好作品。北京某文学期刊主编等人对此表示附和。他们的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个人不敢完全苟同。

说有一定道理，是因为本人从事图书出版工作15年，发现确有少数作者或为加入各级社团组织，或为评奖，或为评职称，或为打造社交名片、或为赢利等各种目的，“米不够，水来凑”，草率成书进行出版的现象。但据我的工作经验与观察，作者选择自费出版方式，大多都是将自己发表过的作品结集出版，特别是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诗集等，其中当然也有未在纸质文学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作品（有些是在文学网站上发表过的，有些则是在博客上发表过的，因为长期以来普通作者在纸质报刊上发表作品通常非常难，特别是一些带有探索性的作品），但写作态度大多是严肃认真的，有些人甚至甘于清贫坚持写作大半辈子，只不过各人天赋有差异，功夫有深浅，成就有高低。至于长篇作品，纸质报刊容量实在有限，能发长篇作品的纸质报刊相对

较少，直接出版则是一种通行的做法和不得已的选择。试问，王跃文等人的长篇小说出版前都在纸质报刊上发表过吗？

如果说，经过纸质报刊发表的作品都是好作品，直接出版的作品都不是好作品，则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实情，也显得过于自恋，过于武断，是一种罔顾市场体制现实的计划体制思维，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话语霸权，实在不值一驳。时至今日，不少文学杂志，发行量严重萎缩，社会影响几近于无，大多苟延残喘，不但发不起稿酬，连单位员工都养不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文学报刊甚至卖身求保，将刊号租借给有利益来往的个人或某些机构经营，向发表作品的作者收取版面费。对作者来说，在纸质文学媒体上发表作品，无论是从作品传播角度还是从稿酬收入角度来说，均失去意义。而某些文学报刊杀鸡取卵的做法，更加深广大作者对文学报刊的失望。而少数所谓“活得还挺滋润”的文学报刊，实际上已经成为封闭的文学体制内少数人自编自演、自说自话、顾影自怜的舞台，其中充满江湖习气、话语霸权、官场傲慢与个人偏见，也为文学腐败提供了温床。按照某些人的论调，如果作品入不了纸质报刊编辑大人的法眼，又不能通过出版社常规出版，作者自己就不能另辟蹊径自行出版，这岂不是剥夺公民出版自由的权利？请问那些把持“严肃文学”滩头阵地的大人们，你们究竟要把中国文学带往何方？历史大抵不会开倒车，不会再次回到由极少数人说了算的所谓“黄金时代”，多元化的发表与出版途

径，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需要。

纸质媒体日渐衰落，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纸媒更是如此，这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结果，说直接点，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消遣方式多样化，另一方面是科技进步（主要是互联网出版、数字出版）对纸质媒体的革命。纸质文学媒体，挟官媒资源自重，有些甚至至今还花着纳税人的钱，却不与时俱进，一味因循守旧，自怨自艾，一会儿怪网络文学，一会怪自助出版，谁有病，路人皆知。

真正有文学理想的作家，一方面要甘于寂寞，专注写作，一方面要积极介入当下生活，把准时代脉搏，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努力把故事讲好，讲精采，创作更多雅俗共赏、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少打些无谓的口水仗。真正有社会担当的文学报刊出版人则应锐意创新，努力发掘、培养优秀作者，为作者创造价值，为读者推介优秀作品，一门心思把经营管理工作做好，而不应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或顾左右而言他，转移社会公众的视线，或说些不咸不淡、似是而非、高深莫测的话。

当然，对于“严肃文学”语境下的“难度写作”的提法，个人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不能因此挥舞所谓的“严肃文学”大棒，

对网络文学、民间写作等进行杀伐，须知，事实上，正是近20年来的以网络写作为特征的民间写作的勃兴，让几近停搏的所谓“严肃文学”的心脏重新起搏，并为中国文学与出版业、影视业、网游产业培养了一批新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间写作历来是整个中国文学的根基，我们实在应该予以善待，而不是利用某种话语权，不负责任地一竿子打落一船人。

“严肃文学”百病缠身，有何资格对民间写作说三道四？为什么20年来“严肃文学”一直不断滑坡，故事味同嚼蜡，了无创新？为什么“严肃文学”圈频现“跑奖黑幕”、权色交易等“文学腐败”？为什么“严肃文学”读者越来越少，网络文学群众基础却如此广泛？为什么是网络文学激活了沉寂多年的纸质文学出版市场、影视业、游戏业，而不是所谓的“严肃文学”？“严肃文学”的生存形势如此严峻，社会评价一路走低，是不是该“严肃”反思一下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2016.06.05

（作者简介：魏何求，本名杨罡，诗人，资深出版人，影视策划人。北京某文化公司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