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析_黄明理

收稿日期：2015－06－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坚定‘三个自信’与泛道德化批判哲学思维制约研究”（15BKS014）；江苏省

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友善篇”（14SZA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明理（1961－），男，江苏盱眙人，河海大学公民道德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研究基地、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伦理学。

友善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析

黄明理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98）

［摘要］友善是基于善意之心对他人的宽容友好的态度和助人为乐的行动。将友善与友爱、

善意、伪善等相关概念相互比较时，方能呈现其知行统一性、内容的丰富性和要求的层次性等特征。唯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将友善提升为核心价值观，友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精神世界中的重要表现，也是我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时代要求。友善与公正、平等和诚信等核心价值观是并存共生和相辅相成的关系，置于其中才能理解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地位。［关键词］

友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5）05-0029-08

第37卷第5期

Vol.37No.5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5年9月Sep.2015

伴随着我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村落生活方式向以现代工业化为基础的城镇化生活方式演进，人际交往日益扩大而频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呈现出利益多元和观念多样，使人际矛盾日益突出。当人际交往中冲突不断、道德冷漠现象时有发生，人际生活的道德弱化成为当今的人们普遍焦虑的问题时，我们便能深切地感受到人们对友善的渴望。如今，友善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热词，并提升为诸价值观中的核心价值观。那么，何为友善？将友善提升为核心价值观有何特殊意义？友善成为核心价值观又何以可能与必然？这是在践行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所必须深度研究的理论问题。

一、友善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非常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在任何社会里，友善在调节人际关系中都担当着不可或缺的精神润滑剂的重要功能，然而，在以往社会里，友善却都未能提升为核心价值观，甚至友善都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得到应有的学理研究。

（一）友善释义及其特征

从词源上考察，友善在古汉语中是由“友”和“善”这两个具有独立含义的字构成的。“友”是象形字，表示握手结交。造字的本义是：两人结交，协力互助。《说文解字》解释说：“同志为友。”“友”的基本意思就是志趣相投，协力互助，相互鼓励。“善”是会意字，由羊和目组成，羊象征吉祥，目表示安详温和。善字本义是：神态安详，言语谦和。因此，善就是两个人互道吉祥话语。正如《说文解字》所释：“善，吉也。”“友”与“善”二字结合，其含义是，在人际交往中基于善良之心所表现出来的友好言行。

有学者将“友善”简单理解为“像朋友一样善良”，“寓意是相互帮助和相互祝福”［1］141。这种理解不尽科学和全面，把“善良”理解为“像朋友一样善良”不仅是同意反复（即善良就是善良），且逻辑不通———与坏人做朋友的人也善良吗？友善不是无原则立场的抽象性存在，善良地对待坏人决不是与人为善而是为虎作伥。再说，如果将友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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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624/https://www.360docs.net/doc/fc16858249.html,ki.jgupss.2015.05.006

为“相互帮助”和“相互祝福”，这种理解也较为片面，且不合常理。其不合常理表现在，“相互祝福”只是友善词源学上的含义，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层含义已经消失。当作者将“相互祝福”理解为“在其他人不需要自己帮助时心态良好”（这相当于“自作多情”或“多管闲事”）时，更是匪夷所思，因为“自作多情”或“多管闲事”与友善无关。上述理解的片面性表现在，友善不仅仅“意味着在其他人处于困境时要助人为乐”，还包括对他人的理解、宽容与尊重等要求。就一般含义而言，将善良解释为像善待朋友一样地善待他人和自然，这样的理解才是相对准确的。

将友善提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学术界多少有点诧异，这是由于友善范畴在中西方哲学史尤其是伦理学史上并非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因而也没有相对共识性的概念解释。当然，与它相近的范畴很多，如，仁爱、友爱、尊重、宽容等。因此，自2001年友善被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至2013年友善提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学者们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解读也便呈现出多种多样、千差万别。有学者认为，友善是一种态度，友善是仁爱，是宽容，是协助，是礼让，是和气。友善是对别人友好而善意，是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救人急难［2］100。有人认为，友善包括公民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有人认为，友善包括以宽广的胸怀关爱他人，有助于他人，其要求是理解宽容、协调合作。有人认为，友善包括待人平等、待人如己、待人宽厚和助人为乐。有人认为，友善的内容包括言语上的理解、宽容、礼貌、赞许性的评价以及实质性的物质帮助。有的人将友善的外延概括为谦敬礼让、帮扶互助；志同道合、携手奋进；珍惜资源、关爱自然。

上述关于友善的概括大同小异，而且，大多不是在严格地界定友善的内涵，而更像是在概括友善的具体表现，即友善的外延。综合上述概括，我们可以将友善一般地理解为，它是基于善意之心对他人的宽容友好的态度和助人为乐的行动。友善的基本要求或外延应当包括以下方面：尊重宽容、谦敬礼让、关爱扶危。

基于对友善的词源学含义和上述内涵和外延的一般性理解，我们认为，友善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知行统一性。即使是宽容、尊重和礼让等情感态度方面表现出来的友善，也具有行动的趋向性，而与人为善的实际行动同样蕴含着一定的善良情感。知行分离的“友善”实质上是伪善。二是内容的丰富性。古今中外的哲学史上并没有专门探讨过友善——

—亚里士多德专门探讨的友爱，甚至友善还不是一个基本的哲学、伦理范畴。这可能是由于友善虽然是我们生活中时刻都涉及到的问题，但它的外延过于宽泛（如既有对人的宽容、理解和关爱，还有对自然的尊重和关照），不便于对其内涵加以严格的界定。深入思考，也许正是由于友善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外延，才使它在一般社会里无法普遍地兑现，进而无法提升为核心价值观。三是要求的层次性。友善既有言语上的低要求，也有行动上的高要求；既有不损害他人（如宽容、礼让、尊重）的低标准，也有利他、助人为乐（如关爱扶危）的高境界。平等待人容易，对陌生者理解、尊重与宽容也不难做到，因为这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只要有善意的态度就可以了。但助人为乐则需要道德主体超越个人功利，向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为此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和物质利益的代价，这就需要行为主体具备更高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境界。

（二）友善与其他相关概念的比较

要厘清友善的内涵和外延，还需要将其与其他相近或相对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如友善与友爱、友善与善意、友善与伪善等。

就友善与友爱关系而言，友善包括友爱但又不等于友爱。友善是道德上的理性或理智之爱，友善内在地包含对与自己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亲友的友爱，友爱——

—无论是亲人间的血缘之爱、男女之情爱，抑或是友人间的友情，都是以过去的或未来的互惠性和情感性的体验为基础，友爱本质上是一种带有情感的行为品质，是两个能够相互增益的相似者（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士为知己者死”）之间爱者给予被爱者并得到了被爱者回报的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只是在被爱者对爱者的爱感到愉悦并回应爱者以爱时才存在，显然，在这里，爱是相互的。友爱之爱必定是得到回应的爱［3］53。得不到爱的回报的爱不是真正的友爱。一个为被爱者恨的人不可能是被爱者的一个朋友。友爱不仅仅意味着相互的善意，它同时意味着彼此共享着对方的感情与快乐。典型的友爱具有基于亲密的交往和共同生活的主动性与情感性，友爱本身的直接互惠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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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爱者双方互有增益）比较明显。然而，友善不仅涵盖了友爱，还包

括对陌生的他者（友爱只能发生在熟人之间）的理解、尊重以及在必要时的毫无回报可能的救助，包括对宏观的甚至有些抽象的社会群体的关心和对非同类的自然界的保护与爱护。广义上的友善并不一定需要以对被友善者的感情为基础———它可能是以人性的通感和同情为根基。友善也可能只是偶然发生的“表面性的关切”、礼貌性地待人。由于友爱具有情感性、亲密性特点，是以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生活为基础的，因此，友爱的对象不可能太多，一个人只能同少数几个人相互分享感情和共同生活。可是，友善的对象则可能是无数的。友爱可能发生于两个好人之间，也可能发生于两个坏人之间，前者是因相互的善（互为目的、视人如己）而产生，后者则是因为对方可以利用而产生（仅把对方视为手段和工具）。友善却超越了被友善者对自己是否直接有用这一动机，行动者主要是出于善良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友善所包含的爱是超越个体功利性的大爱、泛爱。

友善与友爱的联系还表现在，狭义的友善是友爱的起点，广义的友善包括了友爱。无论是友爱还是友善，它们都内涵着善意，当善意以包含着对对方强烈的情感方式来表达时，便是友爱，当善意以包含着对对方弱情感或非情感方式表达时就是友善。

就友善与善意的关系而言，友善包含善意但又超越善意，即友善是包括善意的行动。善意是指好意、善良的心意，侧重于友善行动前的动机。真正的友善必定是发自内心的仁爱，否则，它可能流于假仁假意。这就是说，友善包含着善意，友善者一定是怀有为对方的益处着想的善良动机，然而，友善本身又不仅仅只是善意这一意识性的主观形态，否则，便陷入了友善问题上的动机论。友善自身不只是道德的善良意志，它更具有实践行动的品质，它是一种去做应当做的事情的德性。友善作为德性，它的存在样态更多地是善意的行动（包括言与行）。友善不完全等同于善意，善意可能只是还未付诸于行动的善良意向，友善则是行动着的善意。

友善与伪善是一对相反的概念。虽然友善有其层次性，不过，友善的不同层次只是价值层次和善境界上的差异性，它们本质上还是善。但有一种基于功利主义的“友善”，这种所谓“友善”的

动机不同于友善所固有的出于功利和超越功利的辩证统一的动因，前者仅仅是出于个人功利性动机，因想着得到对方的好处而没有把对方也视为与自己同样的目的来对待。仅出于个人私利考虑的以友善方式表现出来的行动，只是表面的善，因为，在行为者看来，除非从对方那里获益，否则不会善待对方，这种假借友善之名实与友善相背离、纯粹个人功利性的“友善”本质上属于伪善。真正的友善会使友善者因为对方受惠而感到快乐，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精神性的满足是友善者的追求，伪善者却鲜有精神性的追求），可是，伪善者却总是难免抱怨和怨恨，因为他们在为着自己的好处而利用他人时总在想如何占到对方的便宜，总是难免斤斤计较，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亚里士多德称这种友爱为“实用的爱”，是低等的友爱，常常发生于两个坏人之间。伪善者总会被识破，最终也难以达到目的，更享受不到善的幸福。

二、倡导友善核心价值观的必然性及其意义纵然，在任何时代友善都是人们所向往的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只有在当代中国，友善才有提升为核心价值观的必然性，一方面人际温情的缺失使人们渴望友善，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的重构又迫切需要全新的友善理念。

（一）时代变迁和社会关系结构变化吁求友善核心价值观

只有深入分析友善价值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的解题功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将友善提升为核心价值观之必要性。当今的生活一再证明，人们是否友善深刻地影响着个人自身的发展与追求快乐幸福目标的实现，最终也影响着国家和社会能否和谐发展。人人为善，就能够营造家庭和睦、地方安宁、社会和谐、国家强盛；相反，人人为恶，或恶人横行天下，则会邻里纷争、社会混乱、国家衰微。个人的友善也表征着社会和谐发展的状况，人人友好相助，便能够形成齐心向上的社会合力，进而开创出整个社会和谐幸福的良好局面。

然而，在当今中国，人际关系不友善的现象较为严重，如，对他人缺乏应有的礼让与尊重，或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爆发激烈冲突，或对他人面临危难态度冷漠等。导致人际关系不友善的因素复杂多样，概括地说，主要有：其一，友善依赖于共同体的存在与认同，但市场经济使个体利益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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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集体和集体利益渐隐，人们利益共同体感弱化。同时它又容易滋生个人利益本位论，这与倡导友善的价值取向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特别是市场经济在强化个体利益本位倾向的同时，容易滋生丛林法则、人性自私论。兼之，在网媒时代，人的意识越来越网媒化，而网媒为了吸引眼球，放大道德悲情，甚至通过丑化人性导致道德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人与人之间增添了过多的怀疑与猜忌。有调研表明，在回答“当今中国社会实际奉行的义利价值观是什么”的问题时，49．2％认为“义利合一，以理导欲”，43．0％选择“见利忘义”（21．0％）或“个人主义”（21．9％）［4］8。有学者将当代中国人际关系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公共空间里的冷漠症、社会和谐建构上的便车症和助人为乐上的恐惧症。［1］146其二，利益多元化、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利益矛盾和由此带来的价值观冲突越来越频繁，这既为友善的倡导提供了机遇，同时它又加深了人际隔阂，增加了人际交往的成本，影响了人际生活，使人们更加渴望友善的出场。其三，市场经济体制使人际关系调节由原来的道德主导型向契约主导型转变，契约关系侧重于法律等刚性力量，利益博弈导致人际关系的情感因素弱化，人与人之间彼此情感寄托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使社会生活的幸福指数降低。最后，友善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理想性要求，它还需要其他社会条件来保障，如社会制度公正、环境安全、公共生活和谐而有法度等。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克难阶段，剧烈的社会关系变动仍在进行中，社会还未能形成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未能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和谐，这些都使人们常常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理性平和的心态有待形成。

倡导友善的必要性，特别是将友善提升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有其深刻的人的社会生存方式改变的背景，进而也是深刻的人性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存在及其变化是伦理道德要求及其变化的深刻基础，社会存在中的利益关系是道德价值诉求的直接决定力量，而具体的社会存在和利益关系也就是人的本质和人性（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具体表现）的具体存在样态，因为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质。这样一来，道德与人性便具有了一体两面的关系，我们在考察道德根源时，必然涉及到人的本质和人性，或者说，要从人的本质和人性视角考察道德，这既符合道德这个被人类赋予了独有的人的情感的精神理念之特质，也会因为人性的通感而能够在不同的群体中达成共识和引起道德共鸣。总之，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理论的利益决定论与道德人性论（即从人性视角寻找道德的根源的观点）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主要以道德来规定人性的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从人的本质和人性高度寻找友善的根据不是唯心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体现。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道德所彰显出的人性是较为狭隘的，主要是以血缘和亲缘为底色和限域，那个时代，人们通常信奉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友善不可能成为核心道德，即使存在友善的道德要求，也主要限于“亲亲”“兄友弟恭”。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人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化代替了自然经济，城镇化取代了自然村落，居民聚居取代村落散居，交往范围和公共生活急剧扩展，这为改变人的本质和丰富人性提供了新的要求和新的维度，人性要素得到了新的拓展和丰富，不再固守单一的阶级性的人性观，而是要寻找和弘扬人性中的共同善质，将尊重与关爱等情感投射到所有陌生者，也就是要在全社会倡导友善，弘扬友善精神。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既是对传统友善的继承，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要求，如，将友善的对象扩展到陌生的他人甚至是自然界的生命体，克服了传统友善对象的狭隘性。同时，在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人们的根本利益趋于一致时，人际关系的矛盾总体上不再具有对立、对抗的性质，进而使友善获得了可普遍化的社会条件。

总之，在当代中国社会，友善之所以特别重要并将其提升到核心价值观的高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交往有限的乡村熟人社会向以陌生者聚居的居民社会发展，聚居使不同个性的人们交往空前频繁，居民的公共空间日益增大，由此所产生的摩擦与矛盾日益增多，理解、尊重和宽容他人成为公共生活以及个体生活得以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转型时期，人们的利益分化和差异越来越明显，由此产生的分歧与矛盾日益增多，有了友善这一润滑剂就容易达成共识与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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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友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性，越是共生互助便越能彰显人性的完美，同时越能使人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我们由建设小康社会向建成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已经由生存型向发展型提升的时候，我们对建设美好的精神世界的渴望便日益强烈，精神满足的意义日渐超过了物质生活满足的意义。道德是人的精神护身符，在所有道德要求中，友善也许与我们每一个人关系最为密切，它几乎是如影随形，须臾难离。因为人是交往性存在，倘若没有友善这一润滑剂，交往便不可能。社会上对频繁出现的道德冷漠现象的普遍谴责，折射出了人们对友善的珍视与诉求。“友善”包含善待亲友、他人、社会、自然的意义。善待亲人，可以和谐家庭关系；善待他人，可以和谐人际关系；善待自然，可以形成和谐的生态关系；善待社会，可以和谐社会关系。总之，友善利在他人，福在自己，功在社会。建设友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社会历史的一般发展而言，友善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润滑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这一结论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动力作用，况且，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还要通过其他具体矛盾得以表现和展开，如道德善恶矛盾便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所决定并是后者的具体展开形式。恩格斯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论断不仅是从辩证的视角揭示了善恶矛盾的历史作用——

—历史上那些被当时统治者视为恶的东西往往实际上是善的表现，而且也揭示了善恶矛盾本质上也是利益矛盾的伦理呈现。任何时代的发展，思想的改变总是起到先锋和号角的作用，特别是道德理念的改变往往成为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关键点。当一个社会处于上升时期时，那些适合时代精神的道德推动人们抛弃落后的观念，建构更能促进时代发展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使人们精神面貌焕发青春，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固守落后道德理念（如原教旨主义道德、享乐主义、等级主义等）的民族和国家最终难免衰败甚至走向灭亡。

其次，友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越来越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高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走的就是一条开放、和平、合作、共赢、和谐、共富之路，其国内目标就是社会和谐与中国梦的实现。友善是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目标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魅力和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物质和制度层面，同时还要有社会关系和精神世界层面的展现，从一定意义上讲，公民善良和社会善治是一个社会形态优越性的显性标志。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国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也比当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更加有信心实现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越是富足就应当越是友善的民族，这样才能成为真正幸福的民族。

然而，我们必须正视，改革发展也带来了利益格局的大改革、社会关系结构的大变动，进而也带来了社会心态的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关系稳定的脆弱期和社会矛盾爆发的高风险期。虽然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是解决社会矛盾和控制风险的根本，但任何好的和有效的制度都需要好的观念来支撑。同时，由于矛盾和风险的产生还有制度以外的观念和心态上的原因，如，阶层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的矛盾等不完全是利益的冲突，或者说是利益的差异因为缺乏善意的沟通和理解所产生的误解而被放大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还要善于利用道德的力量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化解社会风险，比如，增进阶层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的善意沟通，增进理解和减少误解，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合作共赢中协调发展。虽然我们反对友善万能论，可是，从社会关系角度看，我们便能够发现友善对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梦目标的实现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人人心怀友善对待他人和热衷于友善之行，就能够大大地节约解决社会矛盾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使社会关系更和谐；就能够更加团结，激发出团队和集体的力量；就能够使每个人心态更加阳光，心情更加舒畅，生活态度更积极向上，工作更能发挥潜能；生态环境就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和谐。无疑这些既是实现中国梦所必需的精神条件和环境要件，也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标志。

再次，就个人行为目的实现而言，友善是我们每个人事业有成和幸福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精神要件。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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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众人拾柴火焰高。事业有成之人的成功无一不是心怀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并得到他人的帮助而实现的，理想境界有多高，事业之路就能够走多远。如果没有社会创造合理的制度条件和良好的人文环境，如果没有他人特别是身边的同事和亲友支持和帮助，我们将寸步难行。生活中决不会出现这样的例证，即一个对他人和社会心怀恶意甚至处处与社会和他人为敌的人，却能够获得成功并能够快乐而幸福地生活。当我们把别人视为敌人的时候，别人不可能把我们当作朋友；当我们不拔一毛而利天下时，别人必然对我们的苦难无动于衷。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些人感觉很不幸福，恐怕主要不是他们遭遇了物质上的绝对穷困，或身体上遭受了什么重大伤害，而更多的原因可能是道德心态的不健康所致。孔子曾深刻地指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这里所揭示的正是德性对人的心态和生活感受的影响。友善是一种无欲则刚的良好道德心态，心怀友善的人从不斤斤计较，也不会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怨天尤人。友善更是一种理解、宽容和助人为乐的道德境界，他能够从善待他人、社会和自然的行动中得到充分的精神满足。尤其是，每当助人为乐者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时，道德回报规律便在起作用，即那些曾经受惠于他的人中总有人会雪中送炭，使其化险为夷。生活时时在昭示着一个道德真理：我们善待别人，就意味着别人向我们开启了一扇成功的天窗；我们理解和宽容别人，就意味着给自己开辟了一条通向心灵解放和自由的天路。

三、从友善与其他相关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看友善的地位

友善是文明社会共有的价值诉求，不过，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具备将其提升到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条件。因此，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友善与以往时代的友善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唯有将友善置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并将其与其他核心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方能给予科学的解读。

（一）友善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地位认知

有学者质疑说友善并非是社会主义独有的，其他社会形态也倡导友善，并以此证明友善并未能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认识笔者不能苟同，且不论存在着“一词各表”的差异，其实，在不同社会形态里，友善的实现程度和由此决定的它的社会地位是有显著差异的。因为友善特别是友善与幸福之间的规律性显现是需要社会条件的。友善与幸福之间的内在规律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里其实现程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在不同社会形态里，友善的实际调节力量和地位是不同的。在阶级关系对立的社会里，友善具有更多的理想性，它的实际调节力量相当有限，主要是少数德性高尚的人能够奉行，因此，它无法上升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对抗已经缺乏根本制度的基础，社会矛盾更多地体现为非对抗的性质，建设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目标。每个人都是目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人际关系的基调和主流，这就为友善创造了充分的实现条件进而使其调节力量空前加强，友善因而也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性，更多的人能够在实践中普遍地体验到友善力量的存在和由此带来的益处，友善与幸福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因此，友善也具有了被提升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条件。

友善纵然是世人所渴望的美德，但它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能够变成现实的，至于将它提升为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即成为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成为普遍而长期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则更需要优越的制度条件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支撑。中华民族以礼义之邦闻名于世，她无原教旨主义式的宗教传统，儒家文化和土生土长的宗教都以友善待人为价值理念，友善是国人最重要的道德文化信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公平正义的制度条件正在不断具备，中华民族仁爱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弘扬，特别是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指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中，小康是所有人的小康，而且每个人不仅物质丰富，而且精神丰富，每个人都有最好的机会和最大限度地活出自己的精彩，这必然为友善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创造更为充分的社会条件。

在理解友善时，不仅要对其作字面上的一般理解——

—但如果仅停留于此就可能将其抽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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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更要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制度形态中来理解，才能解读其确切的含义与功能，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将友善提升为核心价值观，这是其他任何时代都没有的，也是过去的时代里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做到的。在理解友善核心价值观时，必须将它放置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来解读，就是说，它的具体内涵都带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质和优势。例如，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和核心思想，因此，友善的价值诉求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自由王国则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对抗性矛盾的彻底解决。在理解友善的意义和功能时，必须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来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精神体现。社会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已不存在，而要实现社会和谐，人际友善是必要的精神保障，换言之，友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人际关系上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表现。将友善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中，彰显了当代中国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友好共处的关系基调，彰显了建设整个社会和谐大同的新局面的信心和期盼。在其他社会形态里，因为缺乏全体国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一基础，友善的要求更具有理想性，难以普遍化，因而难以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二）友善与其他相关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内在联系

1．友善与公正的内在关系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诸要素中，友善与公正关系最为紧密。公正与友善都依托于国家和社会这一共同体基础，它们是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共生性的道德要求。不过，相对于友善而言，公正更具有宏观性和基础性，友善则相对更微观。公正表现为国家和社会制度安排合理有序，并得到了大多数公民个人的认同，人们从基于合理制度建构的国家和社会那里获得了应有的发展机会。社会越公正，人们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认同度便越高，社会的人际关系便越和谐；反之，社会越不公正，利益矛盾便越尖锐，进而人际关系便越紧张，这时，友善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可能。换言之，假如人人都态度友善，人际关系和谐，这又必然表征着社会的公平公正。同时，人们如果能够以友善的态度积极地对待社会问题，那么，就能够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进而为公正制度的建构和社会公正环境的营造创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公正与友善是任何社会健康发展的共有诉求，然而，在过去它们之所以只能是少数人的理想，难以升华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由于这些社会无法使公正与友善兼备，实现二者的相辅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实现二者的内在协调发展进而为将它们提升为核心价值观创造了可能，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5］102社会公正公平，便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活出人生的精彩，精彩的人生是快乐幸福的人生，个人快乐幸福的人际传递便是友善待人。

公正虽然并不比友善更具道德崇高性，但它却比友善更具有基础性，因为，就社会而言，社会越公正，人们心态越平和，心气就越顺，这便为待人以善提供了社会环境条件。如果社会不公正，人们的心态就会失衡，心里就会淤积不满和怨恨，在人际交往中稍遇到不顺心的事便会爆发矛盾冲突。对个人而言，公正的诉求也会比友善更具有基础性意义，因为即使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当他遭遇不公正时也不可能表现出友善的态度来，这是由于友善是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它需要以公正为前提和保障，如果社会不公，便无友善的根基。公正与友善相辅相成，才能避免彼此被抽象化和虚化。在我国社会里，因为有了社会公正的保障，友善才会超越少数个体独善其身的奢望而成为人们普遍性的道德追求，并将其提升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在以往的其他社会形态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

就个人而言，公正是重要的道德品质，公正心是做人的基本良知。一个公正的人也是善良的人，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公正的人，那么，他一定不想对别人做不公正的事，这种人必然有着强烈的道德正义感，对待他人和外物一定比不公正的人更友善。这就是说，公正品德对友善的价值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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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例得以验证，不公正的人意味着私心杂念太重，这本身就表明其德性不纯正或有问题，他的善良也一定是有局限或有缺陷的，根本不可能时时做到善待他人。即使对他人表现出友善的姿态，也多有伪善的成分。再说，公正地对待他人本身也是友善和善良的重要表现。总之，从理论和生活双重维度我们都能发现，公正和友善是并存共生于同一个道德主体。

2．友善与平等的内在联系

平等是友善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这里的平等主要是指人格尊严的平等与尊重，因为如果人格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别，那么，下对上的友善便变成了逢迎拍马，上对下的友善则成了恩赐。友善不分阶层、不分官民、不分富裕与贫穷，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都有被善待的需要和友善待人的责任。对富贵之人曲意奉承，对贫寒百姓则冷眼相对或冷漠旁观，或者对亲友呵护有加，而对非亲友关系的其他人（包括陌生者）冷漠无情，这便是令人不耻的自私自利而非令人敬重的善良之心。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友爱与平等的关系时，认为友爱总是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平等，平等的友爱是双方提供同样的东西并相互期求同样的东西，或者以不同的东西平等地交换。如果双方地位不平等，地位高者认为这种交往对于自己不值得，他愿意多“被爱”，而不愿意以爱来回报对方。［3］123总之，如果缺乏平等，友善便蜕变为下对上的献媚或上对下的施舍。

友善与平等的内在关系可以从微观的人际交往中清晰地看出，友善内涵着平等，因为友善具有互惠性，这就是平等性的要求。友善者的友善行为不图回报是高尚的，但受到回报或善意的回应却是有益的，因为这种回报或善意的回应既是对善行本身的价值认可，又是对施善者的激励。因此，从社会意义上看，对友善的回报或善意的回应是对友善者及其行为价值的尊重，是道德公正的要求——

—因为当我们为别人付出时，就意味着把其他人所不能获得的赞誉这一精神性的享受留给了自己（这恰如商品中让渡了使用价值才能获得价值一样），同时也是营造与人为善的必要条件，友善的言行能够产生蝴蝶效应，这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的友善的价值。友善者的友善行为未必以回报为目的，但友善者的善意和善行在潜意识中包含着对人际交往中互惠或相互的善意和善行的期待，这种期待是善行可持续的精神动力。我们都渴望他人能以友善的态度待己，但友善是交往过程中的交互性道德，就是说，友善是往来性的关系，倘若有来无往，友善就难以存在和维持。

3．友善与诚信的内在联系

诚信意味着胸怀坦荡，实事求是，兑现承诺，既信任他人又值得他人信任。诚信的人在社会交往中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成本，因而，我们说诚信也是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本。诚信又能够使人们消除多余的戒备心理和减少由此带来的不快乐。显然，诚信的要求既是社会友善的基本保证，更是友善社会的具体体现。诚信和友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因为，秉承友善理念，就会拉近人们的心理距离，填补情感鸿沟，消除不必要的怀疑与戒备，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换言之，人际关系越是友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就越高。而有了彼此的高信任度，友好相助就顺理成章。相反，低信任度的社会，一定是不友善的社会，彼此高度戒备设防，彼此更不会有善意的表达和互助的行动；如果彼此冷漠和互不相帮，不仅缺少了培养相互信任的基础，甚至这本身就意味着彼此怀疑，互不信任。总之，置于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与诚信是共生互成的关系，缺少一方，另一方也难以存在。诚信为友善创造了人性条件和社会人际基础，友善又提高了诚信度。友善是信任的催化剂，友善的人自然会外显出高尚的道德涵养，而诚信是较低层次的道德要求，与友善者（他是真诚而非伪善）交往，任何戒心都将成为多余，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便水到渠成。

总之，友善与其他相关核心价值观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将友善与其他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友善核心价值观的地位和实现其核心价值观的功能。

参考文献

［1］郭建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马建辉．伦理诉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

［3］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樊浩，等．中国伦理道德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韦航，肖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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