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戏曲文化_大团圆_叙事范式的审美意蕴
从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来看中国民族文化
中国古代戏剧在结尾时安排一个圆满的结局，基本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模式：男的多中状元，加官进爵，女的多为诰命夫人，或上天当天宫仙女，好人最终获得最终的胜利，坏人必遭恶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生旦团圆。
正如李渔所说，中国戏剧“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
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
”这里李渔从戏曲的收场，提出了戏剧结局求“团圆之趣”的这种模式。
我们翻开中国古代戏曲史，如果仔细研究看一下即使在公认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中，除《桃花扇》之外，其余全都是大团圆结局，至少也有大团圆因素。
如《赵氏孤儿》中的赵武，锄奸报仇，屠岸贾被凌迟处死，他袭父祖之职为卿相;《清忠谱》的结局是周顺昌荣封三代，赠谥赐茔，立祠，魏忠贤被正法戮尸，群奸七等定罪;《长生殿》的结局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中秋在月宫团圆;《窦娥冤》的窦娥获平冤昭雪，张驴儿处以极刑。
其他悲剧大团圆就更普遍了，团圆之作，比比皆是，。
再仔细研究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的结局，发现其中推动情节由悲转喜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开明皇帝恩赐团圆，清官平反冤狱得以团圆。
这种结局在中国古典悲剧中占了最大的比重，最为普遍。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中，就有《窦娥冤》、《赵氏孤儿》、《琵琶记》等六个，是皇帝恩诏诰封，清官明断昭雪的。
其次，靠神、仙、佛、鬼的帮助得以团圆。
这种团圆的结局也占了相当的比例。
《清忠谱》的周顺昌、颜佩韦虽被奸党魏忠贤杀害，但冤魂得到玉皇大帝玉旨，做了城隍老爷，报仇雪恨，除尽奸党；《孔雀东南飞》的焦仲卿与刘兰芝死后，坟上种的梧桐和松柏，均“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鸣为鸳鸯”，化为双飞的鸳鸯鸟;《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梁、祝死后化为双飞蝶;《牡丹亭》的杜丽娘变鬼后，冥王开恩，准其生还，与柳梦梅团圆。
再次，得到家族成员的解救和朋友的帮助实现团圆。
《窦娥冤》的窦娥，靠父亲为其平冤报仇;《西厢记》的崔莺莺由于母亲的首肯成就了合法婚姻;《雷峰塔》的白素贞由于儿子许士麟祭塔，孝心感天，才获释放。
论华夏古典戏曲女性形象_圆形结构_叙事模式的审美情趣
论华夏古典戏曲女性形象“圆形结构”叙事模式的审美情趣张鹏飞(安徽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安徽 蒙城 233500)摘 要:华夏古典戏曲艺术既具有西方悲剧的一般特点,又富含中华民族的生命个性而在悲剧文化艺苑中别具风姿。
盖因中国社会的封建正统文化深深地植根于炎黄子民的世俗生活、精神风范和审美意蕴,即世间万事均喜好尊崇“中庸之道”、“温柔敦厚”,且讲究“仁”、“义”、“礼”、“智”、“信”的言行举止,注重达求“天人合一”的超脱佳境,故而始终张扬着戏曲“圆形叙事”模式的生命情趣。
关键词:华夏古典戏曲;圆形叙事;文化意蕴;审美情趣中图分类号:J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0)02-0071-05 华夏社会的封建正统文化深深地植根于炎黄子民的世俗生活、精神状态和审美意蕴,即世间万事均喜好尊崇“中庸之道”、“温柔敦厚”,且讲究“仁”、“义”、“礼”、“智”、“信”的言行举止,注重达求“天人合一”的超脱佳境。
为此,中国古典戏曲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可谓是与中华民族的思维定式、传统美学的制约以及儒家哲思的观照皆有着密切的契合融通,彰显着戏曲“圆形叙事”模式的生命韵致。
一、华夏古典戏曲圆形品位的生命情结华夏古典美学崇奉抒情言志,即着眼于内心情感的深沉真挚的直抒胸臆式的“表现说”。
它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到荀子《乐论》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再至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等,皆强调了情感的宣泄效能。
[1](P66)然则西方传统美学注重强调模仿的真实。
盖因从苏格拉底至亚里士多德均倡导“艺术模仿自然”的学说。
即以“自然”作为文艺创作的生命蓝本而要求艺术家的反映必须忠实于客观世界的原貌,而致使“写真实”成了指导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标志。
中国古典悲剧演绎的情感节制在结局上的表现就是于逆境的大悲之后,往往安排一些安慰抚恤性的小喜,且依凭象征性的亮色来适度地冲淡和抑制由死亡或不幸所造成的过度悲伤,并促使生命实体性在象征性中得到“使哀不致伤”的中和观感,而给受众以情感上的调剂、精神上的满足和审美上的慰藉。
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第３６卷 第１２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２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Ｄｅｃ．２０１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李志琴（山西大学 商务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３１）摘 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结尾的一种普遍形态，大量产生于元末明初之后，成为一种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叙事方式。
其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从哲学美学的层面分析，大团圆结局是“贵和尚中”的文化习性在文学叙事中的表现；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分析，是正义原则的体现和伦理信念的表达；从社会审美心理的层面分析，是接受者与创作者消愁补恨的社会心理的载体。
大团圆结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民族性格及美学观念的审美折射，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大团圆；中国戏剧；贵和尚中；伦理信念；消愁补恨 分类号：Ｉ２０７．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３９５（２０１３）１２－０００９－０４大团圆是中国古典戏剧结尾的一种常见形态。
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重要 所谓大团圆，是指在主人公遭遇悲剧命运，遭受冤 的思想原则，“中和之美 ”是儒家重要的美学范畴。
屈，历经种种磨难之后，安排一个圆满的结局：善战 “中庸”、“中和”思想在儒家典籍中更可谓是俯拾皆 胜恶，美战胜丑，在爱情剧中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是。
《中庸》中就曾提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不仅喜剧是这样，悲剧也是这样，甚至有些悲剧在流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达本也。
和也 传过程中渐渐演变成了喜剧，最典型的有《西厢记》、 者，天下 之 达 道 也。
致 中 和，天 地 位 焉，万 物 育《琵琶记》。
“大团圆的叙事模式，也正是随着《西厢 ［３］（Ｐ２８３）焉。
”显然，儒家不仅把 “中和 ”看作是人的情记》和《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而渐成定格，大盛于元 感和行为的指导原则，也是天地万物遵循的普遍法 末明初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则，是人和世间万物的最佳存在状态。
论中国戏剧的大团圆结局
２对 现 实 社 会 生 活 的 “ 偿 ” 理 与 受 众 的 审 美 接 受 心 理 补 心
鲁 迅 先 生 认 为 ． 圉戏 剧 必 令 “ 巾 生 当 场 团 劂 ” 才 放 手 ， 这 是 不 愿 正 视 现 实 不 愿 正 视 痛 苦 的 表 现 ， 自欺 欺 人 的 固 民性 的 是
体 现 。这 是 从批 评 家 的角 度 来 说 的 ，职 业批 评 家 通 常 都 是 站 在很 高 的 位 置 ， 种 很 高 的 位 置 要 求 人 们 有 较 高 的 心理 判 断 能 力 和抵 这 抗 能 力 但 是 现 实 生 活 巾 。 通 的 老 百 姓 是 不 会 想 到这 些 的 ， 普 他们 生 活在 赤 裸 裸 的 现 实 中 ， 天 被 无 奈 和 痛 苦 所 包 围 ， 要 有 属 于 整 需 自 己的 精 冲 享 受 ， 这 样 的 结 局 正 符 合他 们 的 审美 需 要 和欣 赏 习 而 惯 ， 符 合 他 们 以 消 遣 、 乐 为 目的 的 看 戏 动 机 ， 正 娱 以此 来 缓 和 他们
这 种 情 节 构 建模 式 的精 辟 概 括 “ 团 网” 大 戏剧 的结 局模 式 ． 一 个 民族 深 层 的 结 构 话语 ， 叶 是 是 １
赎 的责 任 留给 了基 督 教 ． 是 在 巾 国 ， 剧 承 担 了这 两 项 责 任 ： 但 戏 展
示 生 活 和救 赎 心 灵 。所 渭 救 赎 ， ， 是 不 能 让 人 感 觉 命运 太苦 ， ｔ灵 就 ｋ 而要 让人 燃 起 生 活 的 希 望 ． 刻 保 持 生 活 的 激 情 。 时
恩 怨 。 致 了今 ｔ 的 棚 互 牵 扯 导 ｔ ｝
社 会 生 活 的 “ 偿 ” 理 与受 众 的 审 美 接 受 心 理 等 方 面探 究 其 形 补 心
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现象分析
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摘要中国戏曲艺术在结局的处理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文化意蕴引言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剧艺术中一种普遍的现象。
就其产生渊源而言，它和中华文化尚圆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戏剧伴随着中华文化不断的发展，宋元时期趋于成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延续至今。
当然，中国疆域广大，一方有一方之风气，地域文化差异极大，再加上不时的政治分裂，也就导致了戏剧形制的差异，譬如南戏于杂剧。
不过，在对结局的处理上，中国戏曲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文化心理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一、大团圆结局与传统文论观戏曲离不开剧本，剧本的创作离不开文学。
所以“大团圆”式结局与中国文学自身追求“中和”之美的美学风范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态度有关。
（一）中国文学强调和谐、平衡、统一的美，即“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儒家文化大力推崇的美学规范，是指符合适中原则的和谐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庸之道进入审美意识转化而成的，二者在意义之上是有联系的而且有相通之处。
实际上中庸兼有中和之意。
中庸之道的根本含义就是对立方要在适度的范围内发展，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以保持整体上的融洽和谐。
论华夏古典戏曲“大团圆”文化心理范式的生命艺术体征
基 金项 目： 国家社科基金 艺术类项 目（７ Ｄ ９ 阶段性研 究成果。 ０Ｄ １）
作者简介 ： 张鹏飞 ， 亳州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 系副教授 ， ， 安徽 硕士 主要从 事文艺美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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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３
第１ 期
曲 靖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 天人合一” 的人文观念和佛教果报意识交融整
合， 就根 深 蒂 固地 植 入 国人 头脑 。王 国维 评 日 ：
和 意识促使戏剧首重“ 大团圆” 之趣 ， 而不 以宣
泄悲愁为审美 旨归 。而“ 中和” 意为和谐 、 中、 适
“ 吾国之精神 ， 世间 的也 ， 乐天的也 ， 故代表其精
张 鹏 飞
（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安徽 蒙城 ２３ ０ ３５ ） ０
摘 妻： 中国古典 戏 曲追求“ 以喜衬 悲、 生乐 、 由苦 悲苦交融” 的生命艺术情怀 ， 它特别注重彰显剧作
家和观众 的文化心理愿望 ， 通过 悲喜 融通 的手 法和凄苦之后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喜乐 团圆煞尾 ， 使观众不致 因浓厚 的悲剧 气氛面过分 的忧伤惆怅。概 因国人崇 尚把美好的生活愿望作 为一种精神寄托 ， 它体现在 娱乐 性的戏 曲
霍洛道夫在《 戏剧结构》 中评说 ：最后一幕 “ 经常负起最重要的哲学任务” 。为此 ， 华夏古典 戏 曲悲剧 的“ 环形结构 ” 模式 ， 实质上是我 国古人 族体文化心理 中“ 圆形结构” 体征的外化。即“ 天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 天人合一” 的审美情趣 ， 认为天只福佑有德者 ， 惟德是辅” 然对恶人 即“ ，
却施以灾报。加之佛教于汉末传人 中国本土， 其
论中国古代“大团圆”叙述模式的文化心理蕴含
中国文学以“大团圆”为结局的特点“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述模式。
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总是有一个美满的团圆。
而且，叙事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在唐代已近成风气，再至宋元明清，繁荣空前。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地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的氛围。
“大团圆”是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佛家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相类，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小说、戏剧中充满了善恶报应的空头说教，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好人得善报，坏人得恶报，如才子佳人模式，惩恶除奸模式等等；又或者是指悲剧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如昭冤和解模式等等。
“大团圆”结局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为广大接受者喜闻乐见并长期流传，从而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
这种结局模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本文从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和中庸的接受补偿心理及尚圆传统的心理分析大团圆结局的叙述模式，揭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丰富而传统的文化心理蕴涵。
一、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对文化的控制自始自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大兴文字狱，都是为了闭塞文人之口，封建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绝对不允许有动摇统治阶级的文化出现。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文人不得不在自己的作品中谨言慎行，小心翼翼来保全自己。
文学作品也同样，即便是针砭时弊的作品，是悲剧，也多是托古喻今，借古人古事讽今之不平。
比如，关汉卿写《窦娥冤》正是因为元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有感于这样的黑暗现实才写出了《窦娥冤》这样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
但鉴于现实统治者政治心理，不得不让窦娥有一个平反昭雪的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贯主张是文以载道。
而文以载道要求文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宣传封建伦理道德，挺长封建教化。
明代戏剧家高则诚在《琵琶记》开头的话点明了中国戏曲的精神：“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文艺教化观在宋明之后愈演愈烈。
中国古代戏曲大团圆结局
论中国古代戏剧的大团圆结局贾振华【摘要】: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它的一般意义式指戏曲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一家人经过悲欢离合之后，最终如愿欢聚全都得到封赠。
推而广之，此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大团圆”现象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
以历史哲学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循环人生观是“大团圆”产生的心理基础。
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生长发展起来的重负哦古代戏曲与农耕文化传统中的安土、乐天、安居、乐业的观念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经济，由于面对的主要是寒来暑往周而复始的自然，故易养成周而复始物极必反的循环发展理念。
善恶有报的大团圆结局和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的悲惨结局，只是表达是非之心，爱憎之情的两种不同形式而不是是非爱憎本身。
大团圆式为满足崇尚圆满的社会心理需求而创造的理想境界，它不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逼真再现。
把历史上不团圆改得团圆，并不表明人民以为世上本来如此，而只能说明他们希望如此。
【关键词】:悲剧;大团圆;矛盾冲突;圆美意识.【正文】:纵观中国古代戏曲，大多是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享的结局。
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称“凤尾式结局”并把结局归纳为七类，即梦圆式、仙化式、复仇式、再生式、冥判式、敕赐式、调和式。
但熟悉中国古典戏曲的人不难发现，这七支“凤尾”是概括不了五花八门的“大团圆”的。
所谓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它的一般意义式指戏曲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一家人经过悲欢离合之后，最终如愿欢聚全都得到封赠。
推而广之，此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我国叙事文学多以大团圆结尾，明代以后的戏曲，大团圆几乎成为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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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11-26 作者简介:张鹏飞,男,安徽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公共关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级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07DD 19)、安徽省A 类重点学科资助课题及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金课题(2009SK 482)“黄梅戏改革与传承研究”阶段性成果。
第27卷第2期2010年4月东 疆 学 刊Dongjiang Journal V o l .27N o.2A p r .2010论中华戏曲文化“大团圆”叙事范式的审美意蕴张鹏飞(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安徽蒙城233500)摘 要:中国传统戏曲“大团圆”模式是建构在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上的,即中国人始终极为虔诚地信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生真谛。
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灾祸时,就能够处之泰然,因为人们坚信一切苦难终有尽头,忍耐和行善终究会赢得否极泰来的命运转机。
所以,戏曲剧情在展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的同时,也暗藏着终将完满的结局,以此满足观众圆满自足的审美愉悦。
关键词:中华戏曲文化;大团圆;审美意蕴中图分类号:I 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007(2010)022******* 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大团圆”模式是建构在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苑囿上的,即中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生真谛,而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灾祸时,就能处之泰然,且坚信一切苦难终有尽头,忍耐和行善终究会赢得否极泰来的好运机遇。
与此相关,观众势必会要求所接触的文艺作品亦能满足自己的审美期待视野。
可以说,中国古典戏曲叙事所推崇的“大团圆”式的结局是颇为普适的文艺现象。
1.戏曲“大团圆”叙事情结的嬗变 文学可谓是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的复合体,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即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
然而,正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潜在形态的强弱兴衰在有形无形地制约着民族文学的演变轨迹。
加之,文学又在不同的时代、地域和文化苑囿中表现着迥异的精神风范。
《礼记・乐记》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周敦颐在《通书・乐中》中也表述:“乐者,本乎政也。
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柢格,鸟兽驯”。
[1](121)朱光潜认为:“古代中国人要明白一国的政教风化,必从研究他的歌乐入手,在自己的国里常采风,在别人的国里必观乐”。
[2](1250)并叹言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彰显着政通人和的盛世之音及文明景观。
通观中国的叙事文学历史可知,“大团圆”的煞尾范式可谓是在唐代已渐成风气,至宋元明清而空前繁荣。
科内尔・韦斯特指出:“我们审视的文学对象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应该从意识形态的内容、角色和功能来细读文本,否则就是将文学文本非历史化和非政治化”。
[3](206)实际上,儒家文化传统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就张扬着文人儒士的普遍思维心态,即自古以来国人皆自觉地去符合社会主流的需求而顺应社会大环境,甚至磨合个性且收敛自我。
由此,戏曲文学创作的高度政治化、伦理道德化与维护封建统治的契合融汇就致使“大团圆情节”根深蒂固地溶91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环境之中,而导致作家个人始终无法超越整个民族文化的思想藩篱的束缚羁绊。
张立文评介说:“‘东亚意识’作为和合意识,或和合的‘东亚意识’,是东亚的多元化意识或多元化的东亚意识。
什么是和合意识?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人的心灵及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
[4](22-26)换言之,戏曲“大团圆”结局就是包括自然万物的阴阳相生、异味相和、均调共融的养成秩序而默然契合着“天道”、“人道”和“物道”。
中华戏曲的产生与宗教祭祀、音乐舞蹈、艺术模仿均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是人类生活与审美心理的高度概括。
易中天指出:“有观众则戏剧存,无观众则戏剧亡”。
[5](368)皆言观众群体对剧情的欣赏评价将是衡量戏曲优劣品位的重要价值尺度。
朱光潜曾指出:“中国剧作家最爱写的是名誉和爱情。
也许中国戏剧最能证明弗洛伊德派关于艺术是欲念的满足这一理论,虽然‘欲念’在这里很少经过压抑与升华的复杂过程。
剧中的主人公十有八九是上京赶考的穷书生,金榜题名时中了状元,然后是做大官,衣锦还乡,与相爱很久的美人终成眷属。
或者主人公遭受冤屈,被有权势的奸臣迫害,受尽折磨,但终于因为某位钦差或清官大老爷的公正,或由于他本人得宠而能够报仇雪恨。
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
因之,“悲剧题材也常常被写成喜剧”。
[6](210)李渔说:“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富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做人间才子,即为李白、杜甫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
[7](126)坦言世人在戏曲中往往凭借小小的剧本舞台而将一切希望与憧憬加以画饼充饥般的张扬。
因此,戏曲的“大团圆”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弱者的自我安慰或是广大受众以及戏曲剧作家自知无法改变残酷现实而无可奈何地寄托虚幻的希冀梦幻。
譬如说,元末高则诚的《琵琶记》被誉称为“南戏之祖”。
剧中叙述了书生蔡伯喈与妻子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
新婚仅两个月的蔡伯喈听从父命而离家进京应试,高中状元并实现了寒窗苦读的士子寒儒的最终梦想。
然而,牛丞相却奉旨招蔡伯喈为婿。
如此一来,蔡伯喈被点头名状元而骏马雕鞍、冠带游街、洞房花烛的得意之时,却是赵五娘衣衫褴楼、仪容憔悴、惨食糟糠的凄凉苦境。
最后赵五娘满怀对丈夫的幽怨进京寻夫而不得不面对与他女共侍一夫的尴尬窘况。
但其怨恨愁苦却在蔡郎的承认与牛小姐的退让中迅速地烟消云散,剧情随之而以圆满和谐的喜剧终场。
中华传统戏曲以倡导销愁补恨、释怨平情、发愤宣泄的心理期盼且以“伦理信念”铸成“文化习性”的生命幻象为内在机制。
“习性”是指存在于不同圈子间的同型关系,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不但代表着人们相似的禀性倾向和喜乐偏好,并以“文化下意识”和“习惯力量”的形式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8](29)钱穆指出:“中庸之为德,其有助于中国秦汉以下之大一统”。
[9](86)加之,《易经》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也”,而《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暗合此种“文化章法”,即,“就是一套价值观念、一套符号系统或意义系统”。
[10](24)体认着“为人生而艺术”的戏曲“大团圆”格局就是在“中庸理性”的旨归下,且在“仇必和而解”的认知哲理和思辨逻辑的基础上组构而成的一套潜在的语法规范,并引发、劝勉、规导、整合、调配、融通着戏曲作者的整个文学叙事风范。
2.戏曲“大团圆”叙事模式的文化旨归 中华传统戏曲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且是作家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精神灵聚。
故而戏曲文化反映社会生活也映射着作家的文艺创作哲思。
儒家文化思想对中国戏曲叙事的影响颇为巨大、深刻而隽永,尤其是儒家的“中和观”,折射可谓是韵味悠远。
《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11](4～14)即言“中和”是由“中”与“和”整合而成,“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
根据甲骨文和金文的有关记载,“中”是表示上下左右的正反对称的动态平衡,其中“口”表示平衡的“度”。
“中”的意旨遍及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人类社会且以之为品评自然万物最高的审美形态和最理想的生命表征。
李泽厚指出:“情本体是乐感文化的核心”,02但“乐”又是以“理性融化在感性中”为特色的,所以其中关涉到一个“情理结构”的问题,即“情(欲)与理是以何种方式、比例、关系、韵律而相联系、渗透、交叉、重叠着。
从而如何使这种‘情理结构’取得一个最好的比例形式和结构秩序,成了乐感文化注意的焦点”。
[12](55)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
同时,“中和”又是儒家对音乐设立的标准,且被视为“君子之美”的价值标尺。
再者,方东美曾将“不偏为中、相应为和、无违中道、不失和谐”的中和叙事形式视为各体文学理应共同遵循的“中道”准则,且阐释说:“中国各体文学传心灵之香,写神明之媚,音韵必协,声调务谐,劲气内转,秀势外舒,旋律轻重孚万籁,脉络往复走元龙,文心开朗如满月,意趣飘扬若天风,深回宛转,潜通密贯,妙合中庸和谐之道本”。
[13](295)《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14](29)李约瑟指出:“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倘若把阴和阳分开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话,那么可以说,道家是一种阴性的思想体系,而儒家思想则是一种阳性的思想体系”。
[15](94)他认为生命情趣中“阴”对“阳”富含柔化激情、中和刚烈、调谐平抑的审美效用。
鲁迅曾一语中的地揭示了传统戏曲的“乌托邦”式的圆满煞尾,认为文人墨客依托“瞒和骗”生造了一条“奇妙的逃路”。
故而“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是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
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
如此,若就风教剧的“大团圆”结局而言,恰如鲁迅所言,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
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
即所谓苦行获得崇高且作善自会降福。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
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
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16](237)比如说,《雷峰塔》剧情演艺中的白蛇为了追求幸福而不顾自己业已修炼千年并离成正果不远的生命佳境,却一片痴情地毅然下凡与邂逅的许仙结为美满夫妻。
但谨慎多疑、患得患失、生性怯弱的许仙却轻信道士法海的妄语乱言而害得白蛇被惨压在雷峰塔下受尽百般折磨。
然则,结局却是负心薄幸的许仙竟然成了超凡脱俗的“觉悟者”而“功德圆满”,跟着和尚同登“极乐世界”,白蛇也因儿子中了状元而光宗耀祖,且提前修成正果并当上了“白云仙姑”。
故此,原本的悲剧结局也因他们的“成仙得道”而被构建成了“大团圆”结局。
郑振铎曾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将戏剧归入俗文学的艺术范畴而突显着戏曲的民间性传统。
元代社会是一个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而继之的明清则彰显着封建集权的高度集中境遇,因而平民百姓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在其生活中也充溢着郁闷、愁苦和艰辛,迫使其在紧张的劳作生活之余,且在无奈的现实面前急需觅求生动、轻松、愉快的消遣娱乐方式,并渴望看到生命理想在戏曲中得以游艺逍遥,即在生活中本不幸福而在艺术中却可以完满,或在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团圆却能在艺术的短暂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内加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