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2019年教育文档

浅议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最近，再次拜读了任友群先生的文章《一流的学科建设何以可能――从南国农之问看美国七所大学教育技术学科建设》[1]，很受启发，并想抛砖引玉，引起同仁们的学术争鸣。

一、近二十年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中的几次学术探讨及对学科的影响近二十年，我国教育技术在学科、事业和产业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期间一些较为重大的学术引进和学术探讨，对学科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方向。

笔者就此做了一些梳理，希翼从此管窥到学科发展变化的轨迹，其中得失对学科也有一定借鉴，同时也不辜负争鸣的诚意和成果。

1.“全民”国际视野的教育技术认知1995年1月，《电化教育研究》发表高利明教授的《教育技术学的AECT1994定义及启示》署名文章[2]，开启了我国有关教育技术的大讨论。

讨论随后演变为学者们对于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学科发展的关注，南国农先生，何克抗、桑新民等教授学者先后发表署名文章，对教育技术学的本质、体系和发展做了深刻的探讨。

这次大讨论及引发的学术争鸣，培养了一大批“草根”学者，使得国内的教育技术工作者有机会较为全面地了解学科的最新发展，加速了我国教育技术的国际化进程，并逐步建立起了符合当时社会大背景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正如何克抗教授所说，教学技术由一般的教学媒体应用技术发展成为一门有自身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教育分支学科。

[3]2.“外来”教育技术学和“本土”教育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2000年8月，在中央电教馆和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组织的全国电化教育研讨会上，李秉德先生作了发言，并在2000年第10期的《电化教育研究》上发表了《“教学设计”与教学论》一文，[1] 提出了二者“京剧里的《三岔口》论点”[4]。

对这一见解，以何克抗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进行了及时的学术解答[5]，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我国“本土”教育学对教育技术学认知上的偏颇。

这一学术探讨引发了其他学者关注和反思，并陆续对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和专业体系等关乎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在教育技术界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和成型的成果。

3.智者的警示2011年12月，南国农先生在“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成立20周年庆祝会暨全国教育信息化展望论坛”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当前我们国家的教育信息化可以说是红红火火，教育技术作为一个事业来说，它是红红火火，如日中天，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它正在逐渐地衰弱，独立生存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6]。

这一“南国农先生之问”，以任友群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却没有引起同仁们的广泛关注。

以笔者愚见，“南国农先生之问”是一位智者的警示，学科目前处于“生死存亡”之时一点也不过分，只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不断解答，才能迎来学科的茁壮成长。

二、教育技术学被动生存的推手教育技术学科的产生有其社会必然性，那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必然会对教育生态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无论从学科发展历史看，还是学科的内在属性看，教育技术学都不会有生存危机，但在我国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是“水土不服”还是“物种退化”？笔者就此做了一点思考。

1.社会转型变化太快，学科发展隔段研究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对我国影响深远，直接导致了教育技术服务的对象――社会在分工、再生产、组织结构和信息交换等方面的本质变化。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加速推进，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教育技术的哲学基础、学科群等顶层问题和基础性理论时，就被卷入教育信息化的浪潮中，去研究具体技术及其教育功效，造成后续理论“供血不足”，出现“片段化”和“恐高症”现象。

期间虽形成一些创新成果，但终被教育信息化视为“打手”，想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我能干什么，我想干什么。

2.研究功利性强，浅显拘谨，不敢越雷池一步最新研究表明[7]，近十年我国教育技术研究团队仍多集中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信息技术教育资源建设等方面。

究其原因，一是理论研究枯燥，出成果较难，周期较长;二是技术研究迎合了当下教育功利需求，而且对个人和研究团队的职称、业绩和收益等回报较高;三是认为基础理论是传统教育学研究的责任，自己研究在“抢别人地盘”。

同时，部分传统教育学学者也认为教育技术涉足基础理论研究是在和他们争夺生存空间，造成了学科彼此前行却又不相靠近和融合。

学术研究没有禁区，尤其在当今学科交融的大背景下，只有相互尊重，相互携手，学科才能进步，才能产生对国家教育发展起预判和规范的关键原创理论。

3.研究队伍整体素养不高，研究团队持续研究时间较短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技术学的从业人员有物理、教育和美术等不同学科背景，学术主张各异，在教育技术的大熔炉里锤炼学术品格和学术素养的过程中，大家一步步走向认同，而随后学科的课程体系又在做不断地调整，这种短暂的认同又出现了分裂，学科发展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显然有部分人不能适应，甚至出现抵制和焦虑。

这一时期普高招生的学制有专科和本科，招生的背景有文科和理科，开设与信息化相关的课程很少或没有，这些学生将是学科研究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但给予他们的是“冷兵器”，如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可以说这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大动荡的时代”，对整个学科研究影响很大，研究者们要带着“先天不足”去转型，去超越，在短短的时期内要有大的建树也真勉为其难，因此要客观中肯地看待这一问题。

进入本世纪后，学科在很多方面轮廓渐渐清晰，逐步建立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方向，无奈时间较短，不可能马上产出大的成果。

4.学术自觉性低，学界话语权小，在教育大变革中充当配角教育技术研究者在涉及国家教育发展最为关切、最为现实和最急于解决的问题上主动性不强，没能很好地回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期待（就教育技术该有的学科贡献而言）。

就学科影响而言，一部分人评价比较中肯客观，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人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既有认知（连高校内也有许多人不甚了解，尽管他们已分享了学科带来的成果），有的质疑学术能力，能否担当一些重大研究;有的感到后生可畏，是否会鲸吞自己的“地盘”;有的任凭学科如何进步，不闻不问。

还有一个事实，教育技术学者在教育界高层次的管理部门和学术机构中任职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层在政策、项目和资金上分配给学科研究的资源，现已成为制约学科健康持续发展的很大因素。

另外，技术泛化给使用者一个错觉，认为通用技术与教育技术的区别不大，简单的移植或改造就可以成为合格的教育技术或产品。

问题恰恰相反，越是我们感到操作简洁、性能卓越的事物，越是要投入巨大的研发，越是彰显学科存在的意义。

由于人们对于教育技术的肤浅认识，教育技术工作者越来越多地参与了教育信息化具体的操作施工，成了“工程队”，只有“接活”干的份。

三、几点反思教育技术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国外（以美国为代表）在自我修复和调整中已成为有影响力的独立学科，国内却遇到了尴尬的生存境遇，今后学科发展何去何从，怎样破茧成蝶，值得深思。

1.落实学科顶层设计，促进基础理论发展对于教育技术学发展的看法，学者们都曾不约而同讨论学科的体系结构、培养方向和社会定位等基础性和核心类问题，但很少形成共识和具体成果，往往“讨论思考一阵子，落实创新没空子”，这种只有探讨没有共识的学术争鸣，不仅会造成学科发展的混乱，就连专家们也无所适从。

目前，学界要尽早平息“内乱”，尽快形成今后一段时期内学科发展的规划，一旦确定就贵在坚持。

刚开始形成的成果可能不是那么显著，但这些本土化的原创理论会更贴近我们的国情，意义非凡。

如果学界都抱有一种欣赏和赞许的目光，大家放胆探讨，不断在实践中去检验和完善，就能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学科体系。

2.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打造卓越研究团队截至2010年，我国（不含港澳台）9所高校具有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流动站，这些高校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学科发展的重任，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提高学生的质量，这将是学科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8]对于本科生，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师资是就业的主要口径，但这样的计划合理吗？由于社会经济大变革引起信息传播方式多元，人们认知能力提高，技术泛化，而且各地师资设备条件差异很大，从教学考核等诸多环节已把一门工具性素养课程机械化、考试化，到底是“盖浇饭”还是“扬州炒饭”？岂不知信息技术的理念和方法已融入课程产品的元素之中，从“生活中、应用中、教育产品中”进行生动和有意义的学习才是解决思路和办法。

因此，我们能否考虑压缩本科招生数量，学制变为5年（“4+1”模式，学校4年，企业1年），使本科毕业生具有较强竞争力。

同时根据社会变化，加强调研论证，择机逐步退出本科教育。

对于硕士、博士的培养，更要精简。

1位硕导最多带2名硕士;博导原则上不带硕士，1位博导最多带1名博士。

这样，导师们在选材时就能做到择优录取，而且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指导学生的学业，帮助学生争取到好的项目，及时和学生探讨遇到的问题，同时自己也有闲暇进行独立的学术思考。

因此，各高校要根据已有的研究特长和学术积淀，贴近社会需求，办好特色专业，逐步形成品格高尚、素质过硬和社会认可度高的学术团队，以一流的学术团队打造一流的学科，这可能也是现阶段学科发展解困的另一种思路。

3.鼓励学术创新，加强学科批判研究学术创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通过不断的机制更新和学科自身创新，产生有重大价值的成果。

一方面管理机构要在项目和经费上倾斜，同时学术团队尤其是学术带头人要帮助研究者发现问题，预设研究课题，大胆突破定势思维。

例如，随着学生认知能力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能否压缩成8年，或变成“8.5+0.5”模式等（8.5完成学习和毕业考试，0.5进入社会学习，为进入职业或高中教育做多方面的准备）。

这一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教育技术研究开辟了诸多的空间，包括理论创新（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信息技术选择、教育产品设计等许多方面。

同时，要加强学科批判研究，不仅对每一次大的学术争鸣进行总结和反思，还要对目前的发展进行纠偏改错，培养学科的批判素养，看将来能否形成教育技术专门的学术研究方向，推动学科健康向上发展。

四、结语当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如何正确看待目前的处境，正确把握历史赋予教育技术的使命，推进学科的持续深度发展，是每一个教育技术工作者的责任。

这里，又不得不重提“南国农先生之问”，希望这位智者的严厉拷问能带来学科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