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

人的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
作者：田雨
来源：《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12期
摘要：人的需要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范围研究起点、发挥效能目标的工具。

对“需要”的定义有着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范畴的解读。

人的多元的需要都属人的本性，无法割裂地去对某种需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文章试图通过对需要的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场域的解读，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需要的辩证关系。

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毕竟社会历史的前行终究需要强大的推动力量。

关键词：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需要理论和需要方法论被视为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范围研究起点、发挥效能目标的工具。

对需要的定义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方面的解读。

因而对各个领域的释义我们发现需要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也是有所区别的。

因此，人的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人的多元的需要都属人的本性，无法割裂地去对某种需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本文试图通过对需要的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场域的解读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需要的辩证关系。

一、心理学需要理论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心理学认为需要是有机体缺乏某种东西时，或受到某种刺激、特别是受到强烈刺激时，产生的一种主观状态，是有机体特有的一种寻求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心理倾向、心理状态。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规律表现为：需要—动机—行为，人的各种活动都依赖于需要这个重要心理基础，是人进行活动和个性形成的基本动力。

马奇柯在《论思想政治教育动力机制》一文中认为：“动力源自于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动力机制的最基本范畴是‘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而这个需要就是跨越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桥梁。

需要在接受外部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的需要对于接受外部信息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列宁在《怎么办？》中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因此“灌输”在无产阶级开启蒙昧，形成民主意识，引导革命政党取得胜利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在苏联取得政权后苏联媒介的“灌输”显然并不为大众所接受，否则就不会有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新闻改革了。

为什么同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首先“灌输”不是万能的，给不饿婴儿喂奶一定不会被接受，然而就像给想喝奶的婴儿喂醋或者汤药一定会引发婴儿的啼哭一样，厘清受众的真正需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课题，也是“灌输”（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基础。

因此，作为一种教育人、培养人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将被教育者的需要和满足深深地植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与发展的价值。

如果脱离了人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其存在与发展的动力。

同时，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成员的心理需要发生着变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且是一个螺旋上升、波浪前进、循环往复的进程。

二、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需要理论是从社会关系出发来展开自己的理论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的基本需要和需要的满足视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他们认为人类需要有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为了维系生命，如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生存条件而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需要;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这两个事实的逻辑关系决定了人的基本需要和需要的满足是人进行历史创造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因。

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论证了为满足物质生活资料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逐渐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

因此人的需要不再是单纯的动物性的生存的需要，而是在生产和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所凝结的社会性需要。

人是时代的产物，理解人的需要就必须将人搁置于具体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以社会历史维度来讨论人的需要和评价需要的满足。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人的需要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起因与归宿。

对人的个体而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人有了自我确证、自我提升、自我认同和自我提高等一系列的社会化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了人的社会化基础和自我完善实现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本质存在提供了方向和路径，从中我们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对社会而言，人类通过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人类实践活动形成、改变着和丰富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人在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精神生产实践。

人在群体化过程中，群体意识从无到有，从模糊变清晰，将“我们”同“他们”区别开来，划定“我们”同“他们”的界限，从而进行文化身份定位。

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念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如何构建排他的群体意识并构建维护本群体秩序为全体成员认同的群体规则和道德规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

从人的社会化催生而来的群体意识萌生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可能。

故而，无论从个体的人还是社会的人还是社会的群体角度，思想政治教育都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但使人得到了身份的认同，更提升了人的价值意义，同时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激进需要理论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激进需要是赫勒需要理论中一个代表性的概念，是一种超越现存社会的激进态度，是在统领的社会中无法得到满足的需要。

人的激进需要满足使世界成为人性的理想家园，最终将转变为改变现存社会的革命，基于此，赫勒建构了她的激进哲学。

赫勒合理性的乌托邦理论认为：人的激进需要对人的实践具有最高的指导性意义，因此对需要的理解和选择都必须置于现
实的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的实践当中。

赫勒为激进需要代言，试图通过合理性乌托邦导引为人类走出异化提供一种解救方案，所提供的解救方案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改变受众的思维结构，重构受众的需要结构，从而改变激进需要，为社会发展助力。

毕竟，激进需要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赫勒主张在人的历史生成的“第二本性”，即“心理一社会本性”（the psychological-social）中把握人的潜能和本质。

她认为人的“第二本性”人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中产生并发展的。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纯的满足人的需要，或者从满足的程度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功与否，而是在思政工作的引导下丰富需要和重构需要，让激进需要来推动社会不断前行。

赫勒说;“以激进需要为中心并围绕激进需要组织起来的运动只代表少数人，迄今为止他们只代表少数人。

然而这些运动总是主张超越社会附属和等级的目的和热望，代表了全人类价值和需要。

问题在于意识是否是意识形态的，因而表示同激进需要具有相似性的社会乌托邦是否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痕迹。

”显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可以促使人的激进需要成为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目的，也是进行基本需要革命的基础，才能够为不同的需要和需要体系创造平等的机会，这都有赖于激进需要的产生。

基于上述分析，心理学所说的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毋庸说具有动力的作用，通过个体需要的心理活动推动思政工作发挥作用;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角度解读的“需要”从本质而言就是为了满足受众的需要而开展的思政工作，思政的功能表现在满足与接受的层面;赫勒所谈到的需要则是“心理—社会”层面的激进需要有了改变社会的伟大的历史责任，思想政治教育对激进需要有更加积极的作用，通过思政工作的教育能够形成和产生激进需要，对需要的结构进行重构和组织。

因此，我们看到了在人的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中的辩证关系。

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作用，毕竟社会历史的前行终究是要有强大的推动力量的。

参考文献：
[1]张云.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奇柯.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机制[J].江汉论坛，2004（9）.
[3]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 [M].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凯特琳.勒德雷.人的需要[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