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春秋》概说
《春秋》概说赵金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一、《春秋》的独特地位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五经当中的《春秋》，以及跟《春秋》有关的“春秋三传”。
因为《春秋》这部书比较特殊，我们不可能仅仅介绍它一部书，还会连带介绍一下解释性的著作。
我们在讲《尚书》的时候曾经讲过，我们古代有很多很悠久的历史传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的是《尚书》，而记事的就是《春秋》。
《春秋》这本书在古代特别独特，钱穆先生在《两汉经学今古平议》当中讲隋唐以前的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
《论语》的地位在隋唐之前比不上《春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的教材，我们今天上课的话，中小学生如果学国学的话那就学《论语》，而《春秋》则是要放在哪儿去教授？《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要把《春秋》放在更高的阶段让学生去学习。
尤其是在汉代，《春秋》的作用特别不一般。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六经，独尊儒家所讲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而在独尊六经当中《春秋》更被独特地来看待。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六经的董仲舒，他就是《春秋》学家，特别研究《春秋》当中的公羊学，汉代从汉武帝开始用《春秋》来干什么？有一个词叫做春秋决狱，用《春秋》这部经典所讲的道理来判案子，国家大事，国家有哪些大政方针，国家要进行政策，要依据《春秋》所讲的这些道理。
所以《春秋》在古人来看是圣人之大用，尤其是把孔子所讲的一些具体的历史用途，这些道德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事上，《春秋》都记录了下来。
宋代有一位学者叫做胡安国，他为《春秋》作传，这当中有一个序，序就这么说《春秋》，“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各代王者，你所遵循的法则、规矩，历代人民百姓的行为准则都在《春秋》这部书当中，《春秋》这部书记述得特别明确，“故君子以为‘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胡安国说的这个“君子”是指他的老师程伊川，程颐认为五经有《春秋》，就好像法律有断例，法律记载了很多具体的审判条文，XX当判，判几年刑，当然这个法律条文当中不可能举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春秋》相当于法律条文的案例，成文的案例有哪些具体的判例在其中，XX当诛，它就举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
名人对左传的评价
名人对左传的评价
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书《春秋左氏传》的简称，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被视为中国古代史书中的经典之一。
许多名人对左传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评价，以下是其中几位名人的评价。
1. 孔子：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对左传有着极高的评价。
孔子称赞左传是“必读之书”，他认为左传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描写十分精确，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和学习古代的道德与智慧。
2. 陆机：陆机是东晋时期的文学家、历史学家。
他对左传的评价是：“述事爽直，义宜语；状物详细，讳所闻。
”他认为左传的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叙述非常直接
和准确，对人物形象的描写细致入微，他们避免了夸大和隐瞒的倾向。
3. 梁启超：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他评价左传是“古之正史，
无如是书。
”他认为左传在中国史书中独占鳌头，因为它记录了春秋时期各国之间
的政治斗争和国家兴衰的历史真相，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观点。
4. 钱穆：钱穆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他对左传的评价是：“为我国
第一功过手册。
”他认为左传虽然也记录了春秋时期的战争和权谋，但其主要目的
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人物品质的评判，展示出理想的政治及人格修养，是一本具有启发性的教育用书。
左传在历史学界和文化领域拥有广泛的认可和重要地位。
从孔子到近代的名人，他们对左传的评价都体现出其作为一部重要历史著作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史学史
名词解释：1、甲骨卜辞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档案。
甲骨文记事简略还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甲骨文的记载反映了盘庚迁殷以后自武丁时期直至殷商灭亡的一些活动，内容涉及阶级状况、国家制度、农事畜牧、年成丰歉、天文历法、战争田猎、神祖祭祀、王朝世系等这些都是占卜的某种结果和极简单的记事相结合，以示他们都是上帝的安排。
2、春秋书法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
经学家认为《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
孔子用春秋笔法来写史书主要目的在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3、《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学著作，儒家经典之一。
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
是春秋末期由孔子依鲁国国史整理而成的，兼采列国史料，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
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4、《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
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丘明为其作者。
成书年代约在战国初年。
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传”。
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5、《竹书纪年》是我国迄今所知的最早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是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竹书纪年》凡十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年编次。
其文简要如《春秋》，记事则多同于《左传》。
6、五德终始说是邹衍学说的重要部分，认为历史是按照五行相胜相生的原理循环转移的，每个朝代受五行中的每一行支配，这一学说是在继承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说，用类推逻辑的方法加以推衍，并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是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封建政权的理论武器。
中国史学史
一、名词解释1、《春秋》三传：《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
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
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
《春秋三传》都是编年体史书。
2、属辞比事：《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反映之一是“属辞比事”。
“比事”，就是在编写史书的时候要编年纪事，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排比史事，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属辞”，则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
3、《尚书》：儒家经典之一，为孔子删定。
它上起唐尧（《尧典》），下讫春秋前期秦穆公伐郑（《秦誓》），长达1300多年。
共含《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58篇，主要记叙商周两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重要战争、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和政策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4、《左传》：即《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
它按鲁国十二公的时间次第编年，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3年）。
传统的说法是左丘明，成书年代当在战国初，最后写定当在战国中叶。
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史料。
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编年体史书。
开创文史结合的先例，为历史文学提供了一个范例。
5、《竹书纪年》：晋国时出土于战国魏墓中，是战国中叶魏国人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通史著作。
所记内容，起自夏商周，迄于战国中叶。
三家分晋后独记魏国。
此书对于订正《史记》为代表的其他文献的某些错误，弥补其他书记载的缺漏，具有重要价值。
6、《国语》：记录春秋历史的国别体史书。
全书21篇，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
一部史书启迪一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再认识
一部史书启迪一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再认识阎静【摘要】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先秦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最早的史学评论对象之一,带动了先秦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无论是史学领域中《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以及《战国策》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评论《春秋》,还是思想领域中孟子、荀子等诸子评《春秋》,《春秋》已成为先秦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揭示这一关联,不仅是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阶段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是对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一种再认识.【期刊名称】《求是学刊》【年(卷),期】2016(043)004【总页数】8页(P150-157)【关键词】孔子;《春秋》;先秦;史学批评【作者】阎静【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92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在先秦秦汉时期呈现出一种突出的现象，即每当一种有影响的历史撰述问世之后，往往会受到时人的极大关注与评论，从而客观上构成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要内容。
要而言之，即一部史学名著推动了一个时代史学批评的发展。
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可以这样认为，先秦时期的史学批评主要围绕着孔子《春秋》而展开，两汉时期的史学批评主要围绕着司马迁《史记》而展开。
本文着眼于史学批评早期发展这一突出现象，通过集中梳理先秦时人关于孔子《春秋》的评论，以阐明孔子《春秋》与先秦史学批评的密切联系，并从这一密切联系中揭示孔子《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价值与突出地位。
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的发展，促进先秦史学的兴起，同时也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萌生。
首先在史学领域评论孔子《春秋》最为鲜明的，是与《春秋》有着密切联系的《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①《公羊传》和《穀梁传》原是解释《春秋》的口头讲辞，在战国中后期形成。
中国史学名著??《春秋》三传
中国史学名著《春秋》三传上一堂讲的孔子《春秋》，今天讲《春秋》的三传一《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在今天，我们是讲中国史学名著，但在古人当时，不仅从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战国秦汉，在当时中国人脑子里，还无所谓“史学”一观念。
当时学术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
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称之曰“王官学”与“百家言”。
可见在西汉末年时，大学者如刘向刘歆父子，他们便把中国古代学术分成为“王官学”与“百家言”之两大别。
何谓王官学，因其职掌在政府衙门里。
何以谓“百家言”，就因其只在民间私家传述。
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可说王官学就是一种贵族学，百家言则是一种平民学。
孔子以《诗》,《书》教其弟子，《尚书》掌于政府中的史官，《诗经》掌于乐官，这本都是政府衙门里的学问，所以称之谓“王官之学”。
中国那时是封建政体，却和西洋历史上他们中古时期的所谓封建社会有不同。
西方的封建社会，上面没有一个共同拥戴的最高机构，因此他们想要来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但亦没有能做成。
他们乃因蛮族人侵，罗马帝国崩溃，一个统一的政治消失了，四分五裂，遂有封建社会之出现。
中国古代的封建则是一种政治组织，由一个王室，如西周，来分封鲁、齐、晋、卫诸国出去，上面有一个中央政府，有一个周天子，至少这点显然与西方中古时期有不同。
西方的封建，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封建，是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系。
由天子分封公。
侯、伯、子、男各等爵到外面去，回向中心共戴天子，成一政治组织。
所以称为“王官”者，王便是一个统一政府，此之谓“一王”。
至于平民私人之学则不相统属，故称之日“百家”。
又怎样说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呢？这是说古代衙门里的贵族学流传到社会变成了平民私家言。
如此般的流变，第一个最著的例就在孔子身上。
在《汉书·艺文志》里第一部分叫做《六艺略》,那就是王官之学。
第二部《诸子略》，那就是百家言。
在古代第一个平民学者起来，便是孔子。
孔子作《春秋》，他说：“春秋，天子之事也”。
【名师讲题】《史通 鉴识 人识有通塞》阅读训练及答案参考译文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0-13小题。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
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①而见诋。
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②。
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
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
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
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
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
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
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曰“废兴，时也。
穷达，命也”。
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嘴，《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选自《史通·鉴识》，有删改）【注】①孔宣，孔子。
②二《传》，指《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谷梁传》。
10. 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虽互有A修短B递C闻D得失E而大抵同F风G可H为连类11. 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A. 值，意思是遇到或者碰上。
与《出师表》中“后值倾覆”的“值”含义相同。
中国古代史学家表
2.补充了《汉书》的很多遗漏，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3.《汉纪》通过“荀悦曰”直接表达了与《汉书》不同的思想。
私撰
两晋
西晋
陈寿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现在四川南充）人。西晋史学家。
《三国志》
魏书4纪、列传26
蜀书15列传
吴书20列传
3.形成了明确的史学理念，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私撰
西汉
刘向
刘向（约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别录》
共20卷
1.全面而系统地整理了西汉的典籍，保存了大量史料。
2.创立了校雠学，恢复了大量典籍的原貌，对后世图书整理启发很大。
时代
朝代
史学家
知人论世
代表作
卷数、篇数
体例
记述范围
史学地位
备注
先秦
春秋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4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春秋》
一万八千字
编年体
公元前722—公元前481
1.开创了私人撰史的风气，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促进了私人修史和私人论史，有利于史学的进步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2.《春秋》是中国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对后世编年体史学形成和发展影响重大。
是一部编年体断代史，记载了东汉一朝的史事，在体例上较荀悦的《汉纪》上有创新。
私撰
南北朝
南朝
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东晋史学家，为《三国志注》作者。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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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张京华摘要：《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
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今学者论及孔子，多由哲学一面立论，较少有人论及孔子的史学观念。
又学者所据以讨论的文献，主要限于《论语》一书。
钱玄同先生曾说：“我们要考孔子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
”[1]（P70）此语虽然是在古史辨派兴起之际说出的，但是影响一直存在。
周予同先生曾说：“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进而提出“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的问题[2]（P338－339）。
金景芳先生也提出：“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有人说，真正可以称为孔子的遗产的，只有《论语》一书。
……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孔夫子变成‘空夫子’。
”[3]《汉书·艺文志》称《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所以最能代表孔子自己的思想。
除此之外，当属《六经》（实际为《五经》）。
其实在《六经》之外，如孙星衍所辑《孔子集语》，引用《六经》以外现存书目在220种以上，直接或间接涉及孔子的学说与形象，未必不含有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然会因其一生所处的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
孔子一生经历有宦游与讲学二大主题，二者有时交叉错落，有时也有明显的划分，如司马迁所说，曾有一个时期，“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
随着宦游与讲学阶段的不同，孔子的思想旨趣也有不同。
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是以“多闻”、“多能”和“博学”而著称于世的。
《庄子·秋水》：“河伯曰：‘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
’”所谓“少仲尼之闻”，意谓当时学者以孔子为闻见最广。
故儒家《六经》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并非由孔子独创，而是孔子对于以往知识综合选择的一个结果。
《六经》是经过选择以后的“百科全书”。
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4]（《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寄托于前代典章的做法，使得孔子的思想伴随着以往的历史而长存，但是客观上也更加分化了孔子的形象。
“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4]（《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时已能明此。
《春秋》旧以为孔子所删定。
孔子与《春秋》及鲁史的关系，最初的一个说法是“修”《春秋》，《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由现代著作观念来说，“修史”一语是最为切实的，因为古代史学为专门之业，世官史职，编年载籍陈陈相因，诸子之学可以是“空言”，史学则本非一人可以杜撰。
但是到孟子时，则不言“修”而言“作”。
《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至司马迁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班固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5]（《汉书·司马迁传赞》），都使用了“作”字。
司马迁的本意，是指孔子曾做修《春秋》之事，但是后人理解转生误会，如张载说：“《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
”所以学者不得不再加分辨。
杜预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
其余则皆即用旧史。
”[6]（《春秋左传集解·序》）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7]（《朱子语类》）顾炎武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
”[8]（《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孔丘不曾修改。
……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
”[9]（《前言》P13－15）都认为《春秋》与鲁史有关，甚至是直接抄录了鲁史。
但是杨伯峻先生也承认孔子与《春秋》有关，说：“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
”[3]金景芳先生也说：“六经亦称六艺，实际上它是当时孔子为了教学所编的教科书。
”[3]本文同意选编教科书的说法。
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后二年，孔子卒。
同时，《孔子世家》中还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韩非子》也有“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10]（《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子夏为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四十四岁。
则知孔子确实是在晚年“退而不仕”的情况下，整理了《春秋》。
刘知幾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
”[11]（《史通·六家》）这种文体，特别是二百余年中史官所作的持续的记载，不是孔子所能够“独创”的，这与以思想见长的诸子不同，刘勰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
”[12]（《文心雕龙·诸子》）诸子可以议论见志、空言游说，而史家不能。
所以旧史所说的孔子“著作”《春秋》，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拥有著作权”的“著作”。
杨伯峻先生曾举出例证，在今文家认为寓含一字之褒贬的地方，其实《春秋》与《汲冢竹书纪年》完全是一样的[9]（《前言》P12－13）。
但是孔子仍然有可能“删削”过鲁史，因为为《春秋》作传的《左传》所增加的大量史料，同样应该源自鲁史，而孔子将其省略掉了。
匡亚明先生说：“孔子是把《春秋》作为现代史教材进行教学的，这只是一部分教学大纲；作为教学大纲，也只能是提纲挈领，不能过分铺张繁复。
”[13]（第九章，P363）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左传》旧以为《春秋》三传之一。
班固说：“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
”[5]（《汉书·司马迁传赞》）刘知幾说：“《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
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
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
”[11]（《史通·六家》）关于左丘明的身份，《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及《汉书·艺文志》《春秋》家班固自注，都说：“左丘明，鲁太史。
”《史记·裴骃集解序》司马贞《索隐》说：“仲尼作《春秋经》，鲁史左丘明作传，合三十篇，故曰《左氏传》。
”刘知幾说：“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檮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
”[11（《史通·申左》）以上数家都认为左丘明的身份是太史。
由《论语》孔子尊重其德行来看，他的年寿应该大过孔子。
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所以司马迁要称之为鲁君子。
然而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影响巨大，又是删削鲁史，所以即使不为弟子，左丘明还是有可能为孔子所删削的《春秋》作传。
近代以来学者多怀疑左丘明其人，如杨伯峻先生说：“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9]（《前言》P32）。
本文认为，近代以来的怀疑并不足以否定旧说，左丘明以鲁太史、鲁君子的身份，“以同圣之才，同在一国”[11]（《史通·申左》），从而为《春秋》补充大量史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关于《左传》的真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证说：“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
《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
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
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幾‘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
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
……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
”[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左传正义》）解释了《春秋》、《左传》二书有经后人所续的可能性，但是维持《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的传统说法，而且论证了《左传》的性质与史料来源。
既然《春秋》与《左传》的关系犹如后世史家的“纲目”与“长编”，则二书体例与内容原为历代史官所守所撰，其中言辞间有不甚一致之处的疑问，便也不难理解了。
《春秋》三传比较，刘知幾曾说：“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
战国之世，其事罕闻。
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
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
……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
……然自丘明之后，迄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
之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
……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
”[11]（《史通·申左》）所说概述出《左传》与《公》《谷》二传的沉浮互动，同时也揭示出二者在经、史两途上的不同归属。
蒋伯潜先生曾概述说：“《左传》不当附《春秋经》，前人已多言之。
卢植、王接曰：‘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而发。
’高祜、贺循亦皆谓《左传》为史。
《大中遗事》及《北梦琐言》并载唐陈商亦称：‘左丘明为鲁史，记述时政，以日繁月，本非扶助圣经，是太史之流。
……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
’……朱子亦言：‘《左传》是史学，《公》、《谷》是经学。
’叶梦得曰：‘《左传》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事，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
’吴澄也说：‘载事则《左传》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
’刘逢禄曰：‘《左传》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
’”[15]（第十章《〈春秋〉经、传述要P115）杨伯峻先生也说：“《左传》的解《经》，不像《公羊》和《谷梁》。
……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
”“总而言之，《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