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化对儒学的态度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

的态度

欧阳军喜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的研究中，“五四”始终是最引人注目的课题

之一。70多年来，有关“五四”的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人们从不

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不断解说着“五四”的不同历史意义。这一方

面是因为“五四”已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另一方面是因为“五

四”以后的中国历史，直接间接地都与“五四”有关，现代中国的许

多问题也都导源于“五四”运动，因此对“五四”的探讨便显得非常

重要而且意义非凡了。

然而“五四”又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有时候人们把它

抬得很高，有时候人们又把它贬得很低。即以最近二十年中国大陆学

术界而论，八十年代，“西学”在中国受到重视，“五四”也随之受

宠；九十年代，“国学”盛行，加上一些西方学理的输入，“五四”

连同科学、理性又都一再受到质疑。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人们或

褒或贬，皆基于这样一种预设：即“五四”是一次激进的反传统运动。

因此，梳理“五四”与传统的关系便成了认识“五四”、了解“五四”

的关键。

本文将主要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1]对儒学的态度。一

提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就会想到“打倒孔家店”[2]，而“打

倒孔家店”通常又被理解为“打倒传统”或“打倒儒学”。于是“五

四反儒学”的观念一直支配着学术界并成为“五四”研究中的主流话

语。其实，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简单看作一次反儒学运动，在某种

意义上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解或“误读”。这种误解是“五四”运动以

后70多年来人们在研究、纪念和回忆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这种观

念形成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者常常犯“以今

例古”的错误，即是以现今观念套到古人身上去。现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实际上是人生存在的一种方式，任何解释都牵涉到人先存的历史文化、先存的语言观念、先存的前提和假设。离开特定的语境，我们就无法理解其真实的含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解释也是如此。离开“五四”前中国社会政治状况，“五四”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及其思想背景，现实的政治生活和个人体验，我们就无从理解他们对儒学的真实态度。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政治革新无望，复古思潮猖獗，而儒学又渐渐失去生命力的情况下兴起的。“五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仍试图用一种新方法来解释日渐失去活力的儒学，并通过“中西融会”的方式，充分吸收西方文明，从而给传统儒学注入新鲜的因素，以图缓解儒学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紧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解释及其采取的叙事方式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反对的还是制度化、物质化的儒学，即封建礼教，而非儒学所代表的基本价值。下面申而论之。

二新文化派“反儒”言论的分析

要弄清楚新文化派对儒学的真实态度，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他们的言论作具体的分析，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其真实的含义是什么，他们要否定的是什么，以及要否定到什么程度。任何“文本”的真实含义并不就是它“看上去”直接向我们所说的。相反，它的意义必须通过对它所以产生的历史情景或生活环境的严格准确的重建才能被发现。《新青年》同仁的“反儒”言论很多，而且态度非常激烈，如果孤立地看，很容易造成误解。只有把相关的言论综合起来，放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考察，才能弄清其真实的含义。总的说来，《新青年》的“反儒”言论有四大特征。

第一，新文化派在批评中所说的“儒学”或“孔子之道”、“孔道”、“孔教”、“儒教”等实际上指的就是礼教。儒学与礼教有联系又有区别，礼教以儒学三纲说为基础，强调忠、孝，其特点是人身依附，属形而下之儒学。从文化理论来看，任何文化现象都可以概约地分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个层次。儒家在中国的影响实包括三个层次而无遗，但其影响最深最远的，实在法律制度公私生活方面。[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儒”言论，重点放在破

坏礼法、破坏旧伦理、破坏旧习俗，批判的层次始终停留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画，对儒家的理论层面，如仁、义、心、性等问题则几乎没有涉及，[4]相反还加以肯定。这种情况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是礼教，不是整个的儒学。下面是陈独秀在不同场合对儒家学说的认识。陈独秀说：

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

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5]

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6]

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7]

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本，其他则枝叶也。

[8]

从上面所引的材料看，陈独秀谈儒学或孔教或孔子之道时，总是与忠、孝两个概念连在一起。试看他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所列举孔子之道种种，无非是与忠、孝相连的尊卑制度和阶级观念而已。忠、孝为历代统治者所利用之后，作为愚民治民的工具，这正是陈独秀和其他新派人物所要加以揭露的。尤其是“孝”，它是引出其他各种德性的元德。有了孝，就能保证履行官僚制最重要的等级义务。[9]因此孝以及由此引出的家族制度和忠君观念，便是受攻击最多最厉害的地方。总的来看，陈独秀对儒学的攻击只涉及伦理方面而不涉及宇宙观和人性论，而且在伦理层面中只批评了那种以纲常名教为中心的社会约束性道德，而没有涉及以“仁”、“诚”为中心的精神超越性道德，对儒学的道德基础，即人禽之辨，文野之分，义利之分及“仁”、“诚”等道德范畴，不仅没有否定，而且还给予充分的肯定。[10]陈独秀如此，吴虞、李大钊、胡适等莫不如此。所以吴虞说，“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11] 第二，《新青年》从不否定儒家学说的历史价值，但反对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道德来支配现代社会。且看陈独秀是怎么说的：

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