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舞蹈大师班报道(一)

传统乃民族文化之根——全国舞蹈大师班报道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舞蹈》杂志社主办的第三届全国舞蹈大师班于2011年3月8日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大师班历时四天，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全国舞蹈大师班”面向全国广大舞蹈工作者，旨在推动舞蹈事业的发展与创作繁荣，促进最新理论成果的交流。

自2008年首次成功举办以来，反响热烈，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舞蹈培训项目。

舞蹈大师班每年举办一届，每届有不同主题，针对全国舞蹈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进行研讨教学。

本届舞蹈大师班的主题是：优秀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大师班邀请了全国著名文化学者、艺术名家大师、资深民族民间舞教授和编导等，交流最新舞蹈成果，传授民族民间舞蹈创编经验，探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阐释文化政策，汇聚前沿资讯动态。

大师班期间，还组织学员们观看了“2010舞蹈精品晚会”、舞蹈诗《我们的天空》、舞剧《水月洛神》，丰富的形式、紧张充实的课程，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以下摘录部分讲课内容，以飨读者。

资华筠：“非遗”保护中优质基因的传承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著名舞蹈学者资华筠首开讲座，她的题目是：以民族舞蹈为核心谈“非遗”保护中优质基因传承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资老师以文化学者的开阔视野，对“非遗”概念的内涵、由来，“非遗”保护的意义及价值等作了高屋建瓴的精辟阐述，并重点探讨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优质基因的保护与传承，以及它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资老师说：前不久《非物质文化遗存保护法》获得高票通过，其意义重大，它是新世纪以来“非遗”保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标志。

“非遗”保护已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建设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遗”概念的形成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它是由人类创造文化、又被文化造就的过程中，人类不断对自己文化遗存的重新认识与发现。

就世界思潮而言，在经历了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物质文明发展进程中所付出的种种代价后，人们逐步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重要性。

1972年联合国首先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代表了这一时期世界先进思潮发展的趋势。

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其间经历三十年，它体现了人类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与升华。

“失去一位说书艺人远比200位畅销书作者的去世所造成的损失更大！”概念的形成是从实践中来。

面对浩瀚的、以人为核心的活态传承的种种文化形式，包括以传统口头文学为主的传统表演类的戏曲、音乐、舞蹈等，传统手工艺类的民间美术，传统礼仪类的节庆民俗，传统体育类的竞技游戏，传统医药及民间信仰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这些内容与文物类的文化遗产有着本质区别，他们是非物质的和不可触摸的，因而需要人类实施有特殊的和针对性的保护，这就促成了与文物类文化遗产相区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

例如“文化空间”的出现，就是来源于实践。

摩洛哥马拉喀什老城的吉马埃尔夫广场，每日有各种艺术家游弋于此，自觉为民众和各国游客表演，被当地一些文化人所注意，他们自觉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保护，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失去一位说书艺人远比200位畅销书作者的去世所造成的损失更大！”由此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虽然这次事件具有偶然性，但对“非遗”概念的提出、对公约的制定产生了重要作用。

希望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也能够开拓思路，关注社会文化现象，带着雄心去进行实践，并提出非常有先进意义的理念，坚信理念的指导作用，这样会促进你对理念与实践的关系有更新的认识。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进程中，人们认识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各国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各自的特性没有了，还能够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吗？而保护文化多样性又是促进世界和谐的重要因素，所以“非遗”的保护意义非凡。

我的“非遗”概念的形成也是从实践中来。

我在文集《舞思》“文化观察与思考”部分集中了自己对“非遗”保护的认识与思考。

我为什么会较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明确提出“文化生态保护”，是因为我从事舞蹈生态学研究，由此关注到文化生态保护。

而我担任舞蹈所所长前曾长期从事表演，表演过古今中外的民族民间舞蹈有百十来部，这过程中我也有许多困惑，为什么世界上的舞蹈会如此多彩而又不同？如何描述、概括、提炼不同民族舞蹈文化的独特性？我带着这些问题从表演进入理论研究，才有了后来的舞蹈生态学。

舞蹈生态学简单来说是研究舞蹈与环境关系的，它是试图解释文化特异性原理的基础学科。

随着社会发展和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许多民间舞在消失、变异，使我产生了对“非遗”保护的思考。

1999年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了《面向新世纪的文化生态保护》，那个时候联合国公约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法。

我提出一个观点：生态保护包括对文化的重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要平衡，而在文化保护中特别要注意非物化文化遗产的保护，翻译成英文用的是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跟几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法是一样的。

这也使我更相信从实践中提升理念和思想的正确与重要了。

我们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实际上是传承它的“优质基因”为文化生态的保护而忧虑，我注意到“文化围城”的现象。

五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工业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政策进行反思，开始向其文化根部去探索。

而我国改革开放后，一心想和世界接轨，觉得一切外来的事物都好，就形成了钱钟书先生说的“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的“文化围城”现象。

现在中国有很多人想用现代舞解决民族民间舞创作的问题，而西方却在吸收《易经》的东方文化发展他们的艺术创作。

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吸取西方国家曾经的教训，不要去损灭自己宝贵的民间文化？我们应该比西方做得更好。

正如人类在物质化进程中破坏了植被、污染了水源，如果人类再忽略文化的保护，特别是非物化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就会丧失“精神植被”，我提出这个理念，后来人家叫“文化家园”，这更具有民族象征性。

如果人类没有了这些“精神植被”，就会“精神荒漠化”。

随着国家对“非遗”的重视，我们开始了普查等一系列实践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第一批的五百多项到第二批的五百多项，如此下去会不会出现“遗产爆炸”？又该如何更有效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我们还需要新的文化创作空间。

于是我想到，我们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实际上是传承它的“优质基因”，这就是我今天讲课的主题。

我们要关注对“优质基因”的判断、认证和科学化传承，这个过程就是对它的保护。

还要区别“保护”与“保存”的不同，“保护”是要传承的，而“保存”是在科学记录基础上让人类和民族留下记忆，是博物馆式的保存。

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资源、滋养。

现在有很多艺术创作者认为传统文化是一种束缚，是落后的、僵化的。

这是因为你没有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是前人创造的财富，谁不欢迎继承遗产呢？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文化传统，它是民族文化活的长河，是木之本、水之源、文化之根，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

它也是你艺术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滋养，而非一种束缚。

民族舞蹈之“美”，是特定文化环境造就的具有民族文化特异性之“美”在此，我要重申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概念。

在去年的世界美学大会上，我特别谈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理念：一是要区别《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民族民间舞蹈”的解释，它用National(国家的)一词，我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概念更适合Ethnic或folk。

二是所谓宋代以后中国古典舞失传，指的是以宫廷乐舞为主的舞蹈融入戏曲，失去了其专业门类的独立性。

但与民俗相伴，植根于生活沃土的各民族民间舞蹈确保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民众中自然传衍至今。

这与欧美的情况很不同。

中国农耕文化及一些少数民族原始生活状态相对漫长，使一些民族舞蹈得以保存其传统的原生形态。

因此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在世界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着自身独立的美学体系，它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民俗性、文化性、艺术家的创造等。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概念源于我们的传统和历史发展，并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我们应在自己的历史实践中总结我们独特的经验，这样的道路也体现着“人民创造历史”的史学观。

从美学层面探讨民族民间舞蹈之“美”。

我总结的民族舞蹈美学特质提炼的原则：它不是人类共通的“大美”，也非个人气质修养和人生体验所制约的“小美”（个人化的），而是特定文化环境造就的具有民族文化特异性之“美”，在民族内部是“同”，对于不同民族是“异”，这种审美的“同”与“异”维系着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维系着特定民族舞蹈风格的鲜明性和相对稳定性，但又非一成不变的。

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保护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呢？我想强调的是，“优质基因”的提炼和强化是继承与创造的契合点。

在此需要重申“原生态”的概念，它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自然形态，非刻意加工的；二是自然生态，不脱离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三是自然传衍。

我们首先要珍视文化传统，对原生态文化予以真实性、原生性、源头性的保护。

过分强制性运用“原生态”称谓，可能会抑制艺术创作的提炼加工，也会破环真正的“原生态”保护体系。

艺术家的任务是创造；艺术家不应受传统的束缚，而应视传统为资源和滋养而艺术家的任务是创造；艺术家不应受传统的束缚，而应视传统为资源和滋养，要尊重传统，尊重原生态文化，在传统文化与个性化创造之间找到契合点，也即对“优质基因”的把握。

“优质基因”的提出，来自于我观看《大河之舞》后的思考。

我发现它将爱尔兰传统舞蹈、百老汇等不同形式统统吸收在其中，但并没有变异各自的艺术特性，而是提炼出“优质基因”合理运用于作品中。

由此我提出了“优质基因”一词。

在后来的学习中我又发现，类似的提法费孝通老先生在其《文化传统与创作》中已提出，他称作“文化基因”，费老的论述与我们今天的“非遗”保护理念相契合。

传统文化保护实际上就是对其“优质基因”的保护。

“优质基因”提炼包括形态和文化层面两个方面。

舞蹈生态学能够较好解决可操作层面的问题，即用因子分解方式提取舞蹈特征，这是我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它包括节奏型、呼吸型、步伐、显要动作部位及其流程等四方面，各自又有具体的分类与解析，这需要专门系统的学习。

但相信它将为艺术创作提供广阔的空间。

比如，50年代的《孔雀舞》是我们最早跟毛相学习的傣族舞蹈而来，到刀美兰再到杨丽萍的《雀之灵》，可以看出从傣族男性跳的孔雀舞中将典型动作因子提出，逐渐发展演变的清晰轨迹。

民间舞蹈创作是一个不断加工创造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习吸收的过程，孔雀舞的发展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文化在交融中演进，交融推动着文化向前。

对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对先民的文化创造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在深入学习研究的基础上，获得艺术的灵感和最大的创作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