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苏轼论文研究综述

2013年苏轼论文研究综述纵观2013年，苏轼研究的相关论文有五百七十多篇。

研究者们从文献、思想、文学、艺术等不同方面，对苏轼的生平、思想、创作以及其文集作品的刊刻流传等，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层次的探讨分析。

兹分别综述如下。

一. 文献研究（1）生平考证。

对于考证苏轼的地方行迹方面，江西封强军在《苏轼游庐山考略》1一文中，通过苏轼在（或对）庐山的相关题诗、题字对胡迎建的《苏轼与庐山》2记述进行了考证，一是针对苏轼第一次庐山游程及主要活动的描述进行四处辨误，二是对苏轼第二次庐山游的概述进行补遗，论据颇为充足。

王建国的《东坡风采与海南情缘》3以苏轼的诗词讲述其在儋州（海南）的生活轶事，文章所述宽泛。

琚小飞的《苏轼的舒州卜居梦》4在梳理苏轼在黄州期间诗作、郊游以及安庆地区方志诸种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三个观点：一为苏轼被贬黄州其间未曾踏足舒州；二为苏轼未曾担任过舒州的团练副使；二为游潜诗文《游潜山叙寄苏子平》是张商英所作，《赠寺丞王仲素致仕提举灵仙观》为苏辙之作，《赠提举寺丞王仲素》为伪作，均非苏轼作品。

帅杨的《从苏轼居黄州期间的书信看其思想的变化》5亦有论述苏轼在黄州的活动，但所用书信证据过少。

喻世华的《论苏轼与广西的情缘及意义》6利用苏轼的诗文，详细地追踪了苏轼两次借道广西的具体情况，包括第一次从惠州到儋州路过广西和第二次从儋州北归路过广西，且对苏轼到梧州后是否有“雇舟溯贺江北上，至湖南永州任职”一举提供了否定的论据。

另，文章从行踪路线的独特角度来讨论苏轼被贬谪的心路历程和为人的思想品格，提出“情谊为先，以情为本”是苏轼的最大特点的观点，道出了长久以来苏轼本有但为人不重视的一面，值得一读。

对苏轼与地方情缘的考证，另有广东惠州学院的王启鹏《苏轼寓惠研究综述》7一文。

该文对1980年以来学界对苏轼寓惠的相关研究做了综论，从苏轼寓惠时的生活、思想、文学创作以及“王朝云崇拜现象”等八个方面的研究论文都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评述，便于后人的参考。

暨南大学的陈伟庆的《苏轼兴治水利考》8则较详细地考察了苏轼为官时多次主持、参与兴修水利、抗洪救灾、整顿漕运的功绩。

讨论苏轼行事交际的文章也有部分。

四川师范大学曾枣庄的《苏轼与江苏士人的交游》9一文，考察了苏轼与孙洙、蒋之奇、单锡、颜太初父子等共十一位江苏士人的交往，考证切实，是对苏轼交往史的有益整理。

喻世华的《论苏轼与同僚的相处与启示——以杭州为例》10详实地考察了苏轼一任杭州通判时先后与三位太守（沈立、陈襄、杨绘）相处的情况，二任杭州知州时与幕僚（袁公济、梅子明父子等）交游的情况，并就此论述了苏轼的人格魅力和从政风格，观点朴实。

喻世华另有一文从政见、文学爱好和生活交往三方面考察了苏轼与王巩的长久而深厚友谊11。

湖州余方德的《苏东坡与湖州秀才贾收的往来》12，似有必要再补充史料，加深论述两人友谊。

与之相反，《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同年吕惠卿关系的考察》13、《苏轼与章惇之恩怨述略》14，两文均考察了在政治背景影响下，苏轼与吕、章二人由早年交好到后来相互攻讦、交恶的过程。

对苏轼交游研究的文章，尚有梁银林的《苏轼三访文长老与嘉兴名胜三过堂》15，文章论述了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三过嘉兴本觉寺，三访蜀僧文长老，三次皆题诗以记的事迹。

（2）作品辑佚、编年等考证。

琚小飞的《〈天柱山志〉所录苏轼诗作辨误》16，通过考证《宋史•哲宗纪》、《苏诗文集》和孔凡礼的《苏轼年谱》等著作，认为《游潜山叙寄苏子平》乃与苏轼同朝的张商英所作，《赠寺丞王仲素致仕提举灵仙观》乃其弟苏辙所作，且诗名为《赠致仕景纯寺丞》。

由彭文年和木斋共作的《〈苏轼少年游〉》（玉肌铅粉傲秋霜）编年详考》17，参照《苏轼文集》中《子姑神记》《天篆记》二文，以及苏轼于元丰三年至元丰六年正月二十日同日的诗作，认为《少年游》（玉肌铅粉傲秋霜）一词，应编年于元丰五年（1082 年）正月。

刊于《中学语文教学》的陆精康的《有关苏轼称谓的三个问题》18一文，对包括“子平是否苏字”、“苏轼缘何号东坡”及“老泉之号应属谁”进行了考证说明，得“子平”为苏轼友人苏舜举之子苏钧之字、“东坡号”与崇慕躬耕自资的陶渊明有关非白居易及“老泉”实属苏轼之号的结论。

原田爱的《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 论苏轼“和陶诗”与苏氏一族》19与杨焄的《傅共〈东坡和陶诗解〉探微》20都对苏轼的“和陶诗”作了讨论。

前者聚焦于苏轼和苏轼一族在“和陶诗”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苏轼“和陶诗”的家训，对苏氏一族文学创作的沿承进行勾勒，涉及到了传统研究中很少言及到的北宋文学宗族体系，这对后人的研究颇有启示意义。

后者收集到的目前收藏于海外的由蔡正孙所编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的三种残本，对于后人更深入地研究“和陶诗”、解读苏轼的思想提供了又一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另有《追寻“真”苏轼——从〈一本书读懂中国美术史〉说起》21，学者刘尚荣针对《一本书读懂中国美术史》作品中对苏轼的相关介绍提出辩驳。

二. 思想研究（1）学术思想。

对于苏轼经学思想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学者李瑞卿的《苏轼易学与诗学》22，文章指出苏轼诗学中的理性精神是通过其易学生发的：苏以化物之理、性命之理观照诗歌之生成，形成“初无定质”之论,并将“自然之数”直接引人诗论话语中，使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完美地统一于其诗学本体。

李文学术含量极高，牵涉面广、跨度大，且充满辩证思想，是该时期同类文中的精品。

黄贤忠的《论苏词变革与宋代儒学复兴的内在联系及其思想旨归》23，认为苏轼对词体的变革，是十一世纪中叶整个宋代士人精英群体在如何构建完美社会的思想基础分裂后，儒学复兴运动开始由“外王”向“内圣”阶段转换的一部分；《周易》中的“变”和中庸之道是主导苏轼人生和创作的核心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们合理地解释了苏轼词中复杂的思想倾向和他对出仕与归隐的选择。

黄的另一文《苏词变革的儒学复兴实质及其双重典范意义》24也同样对以上问题进行了阐述，且此文对苏轼对词体的变革的作用和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意义作了详细的讨论。

李哲在《论苏轼的〈春秋〉学思想》25中总结了苏轼以礼为本的正统观、以意观其辞气所向的解经方法论和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历史观——三大主要《春秋》学思想，所述详实，观点通达。

此外，还有范景新、焦强、吴增辉综合性地讨论了苏轼的性格和文学创作中所受到的儒、释、道思想影响26，其中吴的《“吾生如寄”与“此生安归”——苏轼晚年的精神困境与自我救赎》27一文，提出了苏轼思想经历了由儒家至庄禅再到儒家，一个螺旋式的轮回的说法；王诗洋论述苏轼的科学思想28等，也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苏轼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关于苏轼与释道关系的研究，王楚、王瑞兵合作撰写的《庄学思想影响下的苏轼人格与文格》29，通过对苏轼诗词的分析解读反映其所受到的庄学思想影响。

司聃的《苏轼出川前佛教因缘探析》30从蜀地地域佛禅因缘与苏轼家庭佛禅因缘入手，析述苏轼少年时期的佛禅因缘对其哲学观和文艺观形成的作用。

以苏轼词作作为分析对象的有二：一是王树海和赵宏的《论苏轼词的佛禅精神》31，认为苏词中的佛禅精神表现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人生如梦，万法皆空”、“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三个方面；二是刘秀娟的《从苏轼词“梦”的意象来看佛禅思想的影响》32。

两文对比，前者的论述更有归纳性，脉络清晰，可读性更高。

张佩对欧阳修与苏轼“道统论”的源起、主张和其隐沦进行了细致的论述33。

对苏轼与释道关系的论述，尚有黄晓迟的《光州大苏山小憩对苏轼创作的影响》34一文。

（2）政治思想。

程刚通过《东坡易传》，把苏轼分别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的“朋党观”进行比较认为，认为一是苏轼摒弃君子二分法，主张兼容，包容那些政治理念不同的人；二是苏认为君子相交以诚，在“同人内部”以“有所不同为同”；三是苏轼承认思想的多样性，尊重思想多样性，尊重人的个性，具有现代民主思想35。

段艳波的《苏轼的政治态度》36认为苏轼非保守，而是主张渐进的变革，强调任人的作用，强调君臣之间的相互了解，强调法令需要正直之人去执行；苏轼亦非古板，其认为对错不分君臣之别，其《祭伍子胥庙文》可证。

另有与政治相关的盖龙云的《从〈策别安万民·教战守〉看苏轼国防建设思想》37一文。

（3）文艺思想。

本期从文学角度探讨苏轼文艺思想的文章寥寥无几，而从艺术角度研究的却有不少。

从具体文学作品入手讨论的有学者王碧霄的《概述苏轼〈文与可画贪彗谷堰竹记〉中的绘画美学思想》38和杜《雄放清敦皆神俊——从《王维吴道子画》看苏轼的艺术审美观》39。

前者提出苏轼四个层次的绘画美学思想：一为遵循“常理”是绘画创作的根本，二为追求艺术创作主客体交融的状态，三为强调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四为着重艺术创作不应拘泥于形似。

左国华的《苏轼重要美学观点解析》40将苏轼的美学思想概括为真实论、自然论、传神论、法度论及目的论五个方面，并从这五方面论述苏轼的重要美学观点与其的艺术创作、理论研究、人生阅历、修身养性、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关系。

其他如孙红玉和彭燕论苏轼与杜甫的艺术审美观殊同41，汪倩论苏轼的“形神论”艺术思想42，马云论苏轼的书法美学观43等，均展示了一个多才的苏轼形象。

三. 理论研究彭文良的《试论苏轼倅杭以前的词乐观——兼论早期词作较少的原因》44，提出“苏轼对词作赖以存在的词乐存在明显的抵制态度是其倅杭以前词作较少的根本原因”的看法并作出了原因论证。

此文一反已往研究者对苏轼诗词“自是一家”理论的直接研究，而是论述了苏轼对词的整个接受史，到后来成为一代词作大家的机缘，同时，亦可作为论证苏轼是否通音律与苏词是否合律的间接参考材料。

宋学达的《对苏轼“以诗为词”内含的多层面理解》45提出苏轼“以诗为词”实际包含着创作动机“以词代诗”、贯通诗词的“东坡气质”、接受视觉的观点。

徐旭黎在《苏轼写作理论研究》46一文，详细论述了苏轼“有为而作”的写作目的、“随物赋形”的写作原则、“辞达”的写作语言表达要求、“虚静空明”“庄敬日强”的写作主体修养要求、“形神兼备”的写作技巧共五个方面的内容。

对苏轼理论研究的还有赵可君的《苏轼与墨》47，徐建芳的《苏轼的作家修养论》48等。

四. 传播与接受薛超睿的《〈苏东坡〉——英国汉学对苏轼的最早接受》49，论证清代英国海关工作人员包腊的著作《广东历史·苏东坡》，更新了英国汉学对苏轼的最早接受和专业研究时间，且该文对后人用国别的角度研究苏轼具有启发意义。

论述苏轼作品或思想在朝鲜传播的有一二。

曹春茹考究了苏轼对朝鲜诗人申纬在生活和创作上的影响50，其另有一文探讨朝鲜文人与苏轼儒道释思想之间的纠葛51，龙婷讨论了朝鲜李衡祥词作所受到的苏词影响52。

而李世忠则讨论了本土诗人元好问对苏词的接受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