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涤非_关于《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杜甫的酒仙争霸
李白与杜甫的酒仙争霸李白和杜甫是唐朝时期两位著名的诗人，他们在酒文化方面也有着很高的造诣。
他们之间的酒仙之争成为了后世流传下来的佳话，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李白与杜甫的酒仙争霸。
一、李白：豪情万丈的酒仙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唐朝时期的浪漫主义诗人。
他饮酒如同舞诗般，以豪放奔放的个性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李白的诗作《将进酒》最能体现他的酒仙形象。
该诗情感激荡，豪情万丈，以自身的饮酒心得表达了对人生的热爱和追求。
李白热爱酒文化，他的诗中经常出现醉酒的描写。
他喜欢与朋友们一起品尝美酒，畅谈人生和诗意。
他的酒量惊人，可以一饮而尽数斗的烈酒。
在酒宴上，他总是能将气氛推向高潮，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二、杜甫：直抒胸臆的酒仙杜甫，字子美，号杜陵，也是唐朝时期的杰出诗人。
与李白不同，杜甫的诗作更多地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
然而，杜甫同样对酒情有独钟。
他的酒仙形象主要体现在他直抒胸臆的酒宴之中。
杜甫在他的许多诗作中都提到了自己饮酒的经历。
他的诗中描写的酒往往有着浓烈的芳香和丰富的滋味，让人仿佛嗅到了酒的香气。
酒令是他最常用的表达方式之一，他常常与朋友们一起喝酒畅谈，以此来寄托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思考。
三、酒仙之争李白和杜甫以其独特的酒仙形象成为了文艺圈的佼佼者。
他们两人之间的酒仙之争，成为了文坛的一大看点。
两位诗人酒量都极佳，在酒宴上，他们常常会举行酒令来较量，以此来展示各自的才情和胸怀。
李白的酒令多以豪放为主，他会一口气将装满酒的大碗一饮而尽，让人叹为观止。
杜甫的酒令则更多地表现出对生活和人生的思考，他会以富有哲理的词句表达出自己对于酒的见解和感悟。
这场酒仙之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文人雅士们纷纷前往酒宴现场，想一睹两位诗人的风采。
他们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谁的酒令更具有艺术性和文化内涵。
这场酒仙之争无论结局如何，都成为了文艺界的经典之争，让人们叹为观止。
四、酒仙的意义李白和杜甫的酒仙之争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渐渐淡忘，但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却深远而广泛。
李白和杜甫的故事
李白和杜甫的故事李白和杜甫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们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和传世佳作。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唐代最具传奇色彩的诗人之一。
他出生在一个文化世家，自幼聪颖过人，酷爱文学。
年轻时，他游历各地，广交名士，饮酒作诗，以豪放奔放的诗风和不羁的个性闻名于世。
他的诗作以豪放、奔放、豪迈、慷慨激昂为特色，代表作有《将进酒》、《庐山谣》等。
他的诗歌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对人生的豁达和对命运的豪放，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而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是唐代另一位著名诗人。
他出身世家，博学多才，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他的诗作以抒发对社会的关怀和对人民的热爱为主题，代表作有《登高》、《春望》等。
他的诗歌表现了对社会动荡的忧虑和对人民疾苦的感伤，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批判，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李白和杜甫，一个豪放奔放，一个忧国忧民，一个豪情万丈，一个意蕴深远，他们的诗歌风格迥异，但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关怀和人文情怀。
他们的故事，就是一部关于理想与现实、豪放与忧伤的传奇。
李白和杜甫，一个酒中仙，一个诗中圣。
他们的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他们的故事，流传千古，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理想，关怀社会，热爱人民。
李白和杜甫，一个豪放奔放，一个忧国忧民。
他们的故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他们的诗歌，永远熠熠生辉，永远激励着世人。
李白和杜甫，一个豪放奔放，一个忧国忧民。
他们的故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他们的诗歌，永远熠熠生辉，永远激励着世人。
杜甫与李白之间的故事
杜甫和李白都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
以下是一些关于他们之间的故事：
1. 相遇相识：杜甫和李白在唐玄宗天宝三载（744 年）的洛阳相遇，当时李白已经名满天下，而杜甫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诗人。
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了忘年之交。
2. 同游梁园：李白和杜甫一同游历梁园（今河南商丘），在这里他们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如李白的《梁园吟》和杜甫的《赠李白》等。
3. 分离：天宝三载（744 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在山东兖州分别，李白继续他的游历生涯，而杜甫则回到了长安。
4. 思念：分别后，杜甫对李白的思念之情一直没有减弱，他写下了许多诗歌表达对李白的思念和祝福，如《梦李白二首》等。
5. 重逢：在杜甫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和李白在江南重逢，此时李白已经因为参与永王幕府而被流放。
重逢时，两位诗人都已经年老体弱，但他们仍然互相鼓励和支持。
杜甫和李白的友谊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的诗歌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发展。
他们的友谊也成为了后人所传颂的美谈。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
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白和杜甫：一、思想：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
所以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风格：白经常用夸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
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擅长的体裁：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杜孰优孰劣的争论。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杜之间的交谊、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本世纪较早探讨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
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
如他在写到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
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杜之交谊。
他认为，"杜甫对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杜之间的交谊。
他认为，"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
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
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
李白与杜甫的故事
李白与杜甫的故事李白与杜甫的故事胡适对唐诗的研究和论述，主要见于1928年修订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上卷）》以及它的前身即1922年初版的《国语文学史》。
他对李白和杜甫的评价就包含在这两部著作中。
黎锦熙先生说：《国语文学史》，这是文学革命之历史的根据，或者也含有一点儿托古改制的意味。
朱光潜先生说:《白话文学史》是白话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可见，要想准确地理解、阐释和评价胡适关于唐代诗歌（包括李杜诗学）的观点，就必须首先了解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策动的文学革命及其核心主张。
因为这是形成他的唐诗学的思想背景和根源。
1915年，胡适在一首致留美同学的诗中说：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起者；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此诗概括地描述出晚清及民国初年，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界呈现出的两种状况：传统式微，新潮涌动。
延续二千多年的旧文学衰落了；伴随着欧风美雨，文化新潮涌来。
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上，生长于清末民初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青年学者胡适应运而出，首举义旗，顺风疾呼，倡导文学革命。
1916年10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寄陈独秀》一函，信中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需从八事入手。
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模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对八事作了具体阐述。
不久又相继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重要论文，发挥其学说。
总观诸文，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胡适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主张在当时曾遭到一些人的激烈责难，但由于顺应了历史的新运，所以白话文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并最终取得成功。
数十年中，现代文学、新闻传媒以及其他文化领域使用的文学性和应用性文体都是以白话为主要语言工具；并由此形成了国语现代汉语。
李白杜甫的交往与情谊
李白杜甫的交往与情谊文稿归稿存档编号：[KKUY-KKIO69-OTM243-OLUI129-G00I-FDQS58-李白、杜甫的交往与情谊知音故事——李白和杜甫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又是交情深厚的好友，他们的友情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人传诵的佳话。
唐天宝三年（744）春夏之交，李白与杜甫在洛阳初次相遇，当时李白44岁，杜甫33岁；李白已经名满天下，杜甫还默默无闻。
这年秋天 , 两人相约共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并在这里遇上了另一位诗人高适。
唐代三位了不起的诗人聚在一起，浪游痛饮，畅谈古今，抒怀遣兴,实在是人间不可多得的奇遇。
次年秋天，李、杜两人又结伴游历了齐鲁（今山东）。
这几后，他们再也没有重逢，只是通过诗歌来述说彼此间的友谊和思念。
特别是杜甫，赠李白及怀念李白的诗，留传到今天的还有十多首。
在杜甫抒发友情的作品中，这些诗是写得最为动人的，几乎每一篇均堪称名作。
在李白和杜甫的交往中，首先，我们看到年龄的差异、诗坛地位的高低，一点也没有成为两人间“知音”的阻碍。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这是杜甫写两人在一起时亲如兄弟的情形；“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这是杜甫写李白喝酒时可爱的样子。
而李白在表示想念杜甫时，感觉独自饮酒唱歌了无情趣，“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真诚的友谊建立在“知音”的基础上，它不会因为友人遭遇世人的鄙弃而改变。
“安史之乱”中，唐肃宗李亨与他弟弟、永王李璘因权力之争而兵戎相见，李白参与了李璘的军事行动，在李璘失败后成为阶下囚，继而流放夜郎（今贵州）。
在一般人看来，李白此时是一名罪犯，倒霉全是自找的。
但杜甫仍然对李白保持着信任，并且充满同情。
他在《天末怀李白》诗中写道：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这里“文章憎命达”，意思说有才华的人总是命运多舛；“魑魅喜人过”意思说心思恶毒的小人总是喜欢利用别人的过失加以陷害，对李白的遭遇有十分清醒的理解。
不废江河万古流
不废江河万古流作者：李浩来源：《读书》2015年第02期二零一四年或将在杜诗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首先，由萧涤非任主编、山东大学及全国多所高校学者参与的重大工程《杜甫全集校注》，历时三十六年的学术接力，几代学人劳心劳力，黾勉从事，终于大功告成。
其次，由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以个人之力独自完成的《杜甫集校注》，也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京沪两地，一南一北，分别推出两部杜诗研究的扛鼎之著，会引起读书界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的。
另外，据陈尚君介绍，日本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近年组织读杜会，有志将吉川幸次郎先生中辍的《杜甫诗注》全书完成。
由斋藤茂、下定雅弘、芳村弘道等教授共同承担的杜诗全译工程，预计将于二零一五年截稿。
围绕着《杜甫集》这部皇皇巨著的海内外研究、整理、翻译、出版，我们从更深广的角度做一些思考。
杜甫研究走向现代，是与现代学术机构的设立同步向前的。
民国时期大学的课程设置、研究院所的研究课题，以及报纸期刊上的发表，与杜甫研究有关者不少。
著名的研究者要推梁启超、闻一多、傅东华、汪静之、谢一苇、王亚平等。
由洪业等编、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的《杜诗引得》，迄今仍摆在图书馆的架上，而梁启超的《情圣杜甫》是民国时期高引用率的杜诗研究成果之一。
赵耀峰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的唐诗学研究》专设一节讨论民国时期的杜诗研究，有较详细的引录和叙述，可参读。
真正有组织有计划有团队进行杜诗研究，要到一九四九年以后。
虽然历次运动使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影响，但杜甫研究在艰难中仍不断有新成果问世。
如中华书局曾编辑过《杜甫研究论文集》多辑、《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署名华文轩），冯至的《杜甫传》、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傅庚生的《杜甫诗论》、朱东润的《杜甫叙论》，都是这个时期出版的。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也是这一特殊时期催生的。
“文革”后，杜甫研究真正进入了兴盛时期。
首先是专业学术团体为杜诗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和河南省杜甫学会等学术团体为杜甫研究提供了空间。
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交谊
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交谊名人轶事——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交谊《五月东鲁行》一诗可见此行乃为李白独自一人初到鲁地，时白尚年轻，未曾及仕，为“举鞭访前途”，而“学剑来山东”，这里只言为“学剑”而来，无移家迹象。
诗人好学求进之年，来此逗留，复将要返还安陆并准备再次入京，即“西归去直道”云云。
清王琦《李太白年谱》谓此诗“是初游鲁地之作”。
道出其时尚未移家。
《嘲鲁儒》中的鲁儒，与前诗中汶上翁为同一人，因为前诗对于此翁之嘲讽意尤未尽，复以《嘲鲁儒》再作斥责，是前诗的延伸。
诗中展现青年诗人之言行豪爽，毫无顾忌地嘲讥这一鲁地儒生。
天宝三载，李白沼许还山，出长安行至梁宋(旧说洛阳)，与杜甫相遇，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有“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
未负幽期志，兼全宠辱身。
”《赠李白》中有“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
味诗意，其时已深为相知。
通常以为此时李杜初聚，恐未确。
杜甫作于这次相聚之前的《饮中八仙歌》中，生动逼真的塑造李白形象。
早于此时就结下的深厚友情，还见于杜甫的多首诗中。
访范之时，还另有唱和诗，即李白《戏赠杜甫》;杜诗《赠李白》(秋来相顾)，两首真情毕现的诗，却长久不被研究家们理解。
弄清作诗的时间，便不难解读这首诗。
两人从范氏庄返归鲁城，谈话仍兼戏谑，李白口占一诗：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有感于此诗，杜甫以《赠李白》作答：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访范诗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开头。
将南朝诗人阴铿比拟李白。
李白便讥杜甫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因此，杜甫放言谓李白飘泊无定、愧对葛洪、空度时光、“飞扬跋扈”，似嫌过分之语，也正是两人交情笃厚的见证。
其间夜同眠，日同行，长时相聚，亲如兄弟，这两首兼带戏谑的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
杜甫从青年时代初游齐鲁，到天宝初年最后离鲁西行，他的《壮游》诗中有“快意八年九年，西归到咸阳”一语，“快意”者，因慢游、因省亲，尤在于与李白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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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白与杜甫》萧涤非一九七二年，郭老的大作《李白与杜甫》发表了。
差不多在拜读的同时，就想写封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向郭老请益。
可是一直未能如愿。
只是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兴式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去年十月，我参加了过去我们编写的那部《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的修订工作，住在中山大学，东道主人要求我们每人都得作篇报告，我还被指定要谈谈对《李白与杜甫》一书的看法。
由于事出意外，毫无准备，连个“急就章”也没有搞出，拿着笔记本便上了讲台。
后来还被邀在广州语文学会、海南岛民族学院和海南师专分别作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发言。
这都不是我的自愿。
我之所以不愿谈，是因为觉得：一，郭老是我们的老前辈，他的成就和贡献又是多方面的，一部著作即使有问题也算不了什么。
“明月无瑕岂容易？！”二，郭老过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这次的抑杜，不过是他自己在翻他自己的案，而我们的非议，也不过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后日之郭老而已；三，杜甫和他的诗是客观存在，谁也抹杀不了。
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
因此，总觉得能不谈，最好不谈。
但近来感到这不是办法。
因为只要一有机会，不谈，似乎就过不了关。
为了避免这种令人厌烦的旧调重弹，我决计趁这次山大校庆科学讨论会的机会索性把它写成书面的东西。
遗憾的是，我再也听不到郭老的教训了。
谈的如有错误或欠妥之处，只有请同志们指正。
一、扬李抑杜扬李抑杜，是《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基调。
这一基调，贯串全书，包括从第一页的各章标题直到最后附录的李杜年表在内。
郭老专论杜甫的共有六章，这六章的标题是：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终身嗜酒。
几乎没有一个好标题。
全面贬低杜甫的倾向性是一目了然的。
要贬低杜甫，首先就得把“诗圣”和“人民诗人”这两顶新、旧“桂冠”从杜甫头上摘下来。
郭老正是从这里入手的。
郭老说：“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
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
”（《李白与杜甫》大字本196页。
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关于“诗圣”这一称号，据个人所见，从南宋时便已有了。
郭老说“人民没有过问”，不，人民是过问了的，而且是批准了的。
陕南流传这样一首民歌：“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
诗歌作了千万卷，不流千年存万古。
”（见《中国歌谣》第二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不仅得到人民的批准，而且还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批准。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为成都杜甫草堂书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在旧时代，一个“能知百姓苦中苦”的诗人，既可称他为“诗圣”，为什么就不可以用现代的语言称为“人民诗人”？我要声明，我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的一个称杜甫为人民诗人的。
别的同志根据什么，我不知道，就我个人来说，却也并非闭着眼睛瞎捧。
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那时我还在清华大学念书，我搞过一本“历代风诗选”，将《诗经》以下直到清末凡是反映社会现实、人民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
事实告诉我：反映得最为广泛、最为深刻、最为真挚，而且是至老不衰，至死不变，在历史上也是最有进步意义的，不能不推杜甫为首屈一指。
这就是我称杜甫为人民诗人的根据。
（单凭这一点，是否就够格，大家可以讨论。
）我们知道，屈原也曾被称为“人民诗人”，郭老并不曾表示异议，为什么对杜甫却大不以为然，还要代表人民追问个所以然呢？坦率地说，人民的追问，我一个也没有接到；为杜甫抱不平的函件我倒是收到不少。
值得惊异的是郭老自己也曾一而再地称杜甫为“诗圣”，如为草堂撰写的、并经我国人民邮政制成图案印在纪念邮票上的那副楹联就有“诗中圣哲”的话，为成都川剧学校的题诗也有“诗圣至今剩草堂”之句，现在却来了个大转弯，书既无“前言”，又无“后记”，也没有另作任何说明，未免令人感到纳闷。
我说这些话，并没有要为杜甫争取“诗圣”或“人民诗人”的“桂冠”的意图。
我倒是觉得取消的好。
因为这不符合杜甫的原意，他写出这些诗并不是为了要猎取这类“桂冠”。
给他戴上这类“桂冠”，他将会感到不自在、不自然。
尽管他对自己的诗很自负，但也非常自谦。
他推李白为“无敌”，称高适为“独步”，比高适、李白为“乘黄”而自居于“凡马”。
一直到晚年，他还在责怪自己诗写得不好：“病减诗仍拙”，毫无掩饰。
这就是说，杜甫从不曾以“诗圣”自居，“诗圣”或“人民诗人”的“桂冠”戴得合不合适，这自是后人的事情，不该讥及诗人本人。
郭老还说，如果要选“人民诗人”的话，他宁可投苏涣一票。
我看这一票是不能投的。
这里不作分析。
郭老曾提到，有人批评他说：“你是偏爱李白，在挖空心思扬李抑杜。
”郭老不承认，我看确是事实。
我们不妨举出一些例证。
比如：李杜二人都好喝酒，但李白喝酒却有许多好处：一是“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有醉的时候，是他最胡涂的时候”；二是他的许多好诗都是喝醉后写出来的；三是喝酒使他从道教的迷信中觉醒过来了；四是使他具有了“平民性”，喝出了一个“太白世家”、“太白遗风”。
而杜甫的喝酒，却一点好处也没有，也没有喝出一个“少陵世家”或“少陵遗风”，最后还死于酒。
就这样，尽管郭老在行文中也曾说李白是“生于酒，死于酒”，但“终身嗜酒”的帽子还是落在杜甫头上。
说到门阀观念，唐代文人都很重，李杜二人也毫不例外。
比较起来，李白还更严重。
为了拉关系，他可以把自己降低几辈子。
郭老已举出不少例子，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李白还和唐王朝一样在诗中一再称老子为“吾祖”、“先君”。
说实在的，杜甫还没有荒唐、庸俗到这种地步。
然而“门阀观念”的帽子却又落在杜甫的头上。
谈到物质生活，李白比杜甫要优越得多，这是用不着举例的，翻开他的诗集就可以看到。
但郭老却不去说，反而斤斤计较，拐弯抹角，寻章摘句来证实杜甫过的是一种“地主生活”，并写成专章。
过着地主生活的诗人谁不讨厌，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杜甫的实际。
关于杜甫的困穷生活同样用不着举例。
这里只谈一点我对杜甫“无衣思南州”这句诗的感受。
去年十月中旬，我由上海去广州，穿的是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
但到广州时，就脱得只剩下一件衬衫了。
这时，我忽然想起杜甫这句诗，并从这句诗里理解到诗人的贫困。
“南州”就是现在的广东省一带地区，当时士大夫们都怕去，如果不是贫困，杜甫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杜诗中还有不少谈到他晒太阳取暖的情况，如在夔州时写的“杖藜寻晚巷，炙背近墙暄。
”（《晚》）又“凛冽倦玄冬，负暄嗜飞阁。
”（《西阁曝日》）举此一端，他的贫困也就不难想见。
但郭老却放过李白，反而抓住经常不免挨饿受冻的杜甫给戴上“地主生活”的帽子，这能说是公平吗？扬李抑杜的例子，书中是很多的。
有的偏爱偏恶还非常明显。
比如同样是用的比喻手法，当李白用“大鹏”或“鸾凤”自比时，太平无事，而当杜甫以“老骥”、“饥鹰”自比时，却被斥为：“虽然在以鹰骥自拟，其实是自比于禽兽。
”（244页）其实要骂杜甫自比于禽兽，不如举“狗”为例，杜甫是曾经两次自比于“丧家狗”的。
然而这能说是杜甫的罪过和耻辱吗？“酷见冻馁不足耻！”杜甫自己早作了回答。
又如，同样是用的夸张手法，但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没有问题，而曾获得陈毅同志赞赏的杜甫的名句“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却遭到指责，说“松树要高到一千尺，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问：李白的白发长到三千丈，倒是可能的吗？我们知道，李、杜同样是推崇屈原的，但郭老却硬说杜甫“抑屈扬宋（玉）”。
其实杜甫对屈原从无贬词，倒是李白有时加以非笑：“投汨笑古人。
”杜甫走过的地方很多，见闻很广，对事物能有个比较。
所以诗中往往用“天下”来突出祖国某一地区的山川或人物的特点。
前者如“剑门天下壮”、“西蜀地形天下险”等，后者如“越女天下白”。
江南女子比较白晰，这是事实。
她们自己也不否认，如南朝民歌：“跣把丝织履，故交白足露。
”李白诗中也写到，如“耶溪女似雪”，“屐上足如霜”，“两足白如霜”，真是不一而足。
但郭老偏抓住杜甫那句诗大作文章，并讥讽说“杜甫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
这能令人心服吗？扬李抑杜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关于李白那首“划却君山好”的绝句的解释，原诗是：“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郭老说李白要划却君山的动机目的，是因为“他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更加扩大耕地面积”，“是从农事上着想”，“应该说才是真正为了人民”。
（185、186页）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我在拙作《杜甫研究》中曾不恰当的把李白这句诗和杜甫的“意欲划叠嶂”作了对比，当时也确实有扬杜抑李的偏向。
但如果一定要说李白的“划却君山”是“为了人民”、“是从农事上着想”，却很值得商榷。
第一，李白这首诗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天写的，而秋天的洞庭湖，正是所谓“八月湖水平”、“洞庭秋水阔”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湖中多种田”的事情，李白也不可能看到农民的屯垦，从而产生扩大耕地面积的想法。
（郭老引杜诗“宿桨依农事”为证，是误解，详后。
）第二，李白这首诗的题目是《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在这种情况下写的诗，会忽然想到要划却君山来扩大耕地面积，也实在有些离奇。
足见这不过是李白醉后的豪言壮语。
郭老说“洞庭湖里的水，湘江里的水，不能直接变为酒”，意在表明李白要划却君山，不可能是为了想多喝酒。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汉水也是“不能直接变为酒”的，但并没有妨碍李白要把汉水当成酒来喝：“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ｐō＠⑴醅。
此江若变作春酒，垒ｑū＠⑵便筑糟丘台。
”（《襄阳歌》）第三，划却君山，不但不能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反而要缩小耕地面积。
因为李白并不是要填湖造田，而是要把君山淹没在湖里，以便“平铺湘水流”的。
有君山，农民还可以植树造林，搞梯田；现在把它划了，还扩大什么耕地面积？而且，被唐人形容为“水晶盘里一青螺”的小小君山，即使划了，又能扩大多少耕地面积？这也就是说，李白不会有这种想法。
面对着浩瀚的洞庭湖因而想到扩大耕地面积的人也是有的，那是白居易。
他慨叹“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希望把洞庭湖“渗作膏腴田，踏平鱼鳖宅。
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意思说得很明白。
至于李白这首诗，我们却实在看不出是为农业着想，为人民着想。
郭老曾说：“翻案何妨傅粉多。
”郭老对李、杜二诗人的抑扬未免过当，似与这种翻案观点有关。
二、曲解杜诗作家和作品是分不开的。
要贬低杜甫，就必然要贬低杜诗。
因此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杜诗特别是那些历来传诵的名篇警句几乎作了全盘的否定。
可以说，几乎无一完篇。
这集中的表现在打头第一章《杜甫的阶级意识》里。
但是，要否定杜诗却也不那么容易。
因为千百年来，有许多作品深入人心，早有公论，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也不失为富有人民性即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
硬要把精华说成糟粕，就势必加以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