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

人民日报评论员：为国家操劳为百姓打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揭晓，使得无数观众感念动情、潸然泪下。

在今年“感动中国”人物中，有4位是基层干部：献身国防科技的林俊德、为农民工就业而“卧底”打工的陈家顺、南沙守礁20多年的李文波、用生命托举歼—15的罗阳。

“感动中国”评选11年来，每年都有基层干部入选，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基层干部的群体形象，也引发我们对基层干部的思考。

基层干部的工作，是支撑党和国家事业的基石，关系百姓福祉，体现执政水平，展示党的形象。

“郡县治，天下安”。

我们党历来重视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基层干部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骨干力量，党和政府各项工作要靠他们落到实处；基层干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责任主体，担负着事业发展的繁重任务；基层干部是依法实施社会管理的公职人员，需要处理各类复杂矛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基层干部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他们必须把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同执政为民理念有机结合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思想作风、文化素养、道德品行如何，对于一个地方、单位和部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百姓福祉，至关重要。

“位卑未敢忘忧国”。

基层干部职级不高，但工作责任不小，任务很重,头绪繁多。

他们往往处在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中心地带，处于与群众直接接触并解决问题的工作前沿，还处于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之下，工作辛苦、压力很大。

“五加二，白加黑”是他们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真实写照。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老百姓衣食住行有这样显著的改善，广大基层干部功不可没。

老百姓对为民造福的基层干部是拥护和爱戴的。

两袖清风的杨善洲，执法如山的任长霞，干事创业的沈浩，奋斗不息的王瑛，鞠躬尽瘁的周国知，忘我工作的王彦生，献身科技的罗阳……他们中大多英年早逝，却活在人们的心碑上。

和上世纪50年代的王进喜、60年代的焦裕禄、90年代的孔繁森一样，他们以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展示着基层干部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

实践证明，基层干部是改革发展稳定的中坚力量，是引领广大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是一支可以充分信赖的队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干部队伍也面临着严峻考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确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

如何看待基层干部？应该讲两句话，不因基层干部中存在这样那样问题而看不到这支队伍为党和人民事业所付出的辛劳、作出的贡献；不因工作繁难、贡献很大而忽视基层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愿基层干部经常自警自励，不负国家重托，不负百姓期待，廉洁奉公，勤勉工作，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人民网评：“道德血液”也是食品安全的防护堤食品安全领域仍不淡定。

近日，潍坊峡山区农民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种生姜，狐狸、水貂、老鼠肉冒充羊肉事件引发全国舆论哗然。

商家无良，秩序失范。

可以肯定的是，卖“神农丹姜”的一定不会吃这种生姜，而以老鼠肉鱼目混珠的也一定不会吃这种假羊肉——这就是活脱脱的“易粪相食”。

在这两起公共事件中，有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潍坊的“神农丹姜”生产者，并不是不能生产合格的、安全的生姜；而卖羊肉的业主，自然也不是连老鼠与羊都区分不出来。

内外有别的标准、坑蒙拐骗的勾当，监管自然难逃其咎，制度也有阙如的嫌疑，但同样值得反思的，是从业者的基本职业道德素养。

从汉字上看：“食”，仁者良心。

一切舌尖上的事情，都离不开出于本心的责任。

食品生产领域本就是个良心活儿，从传统小作坊到现代生产线，监管再是无缝、制度再是完美，也总有“天知地知良心知”的隐蔽环节。

不能指望从事食品生产的人，都能在制度倒逼、法律威慑之下，生产出安全美味的食品，如何平衡好逐利冲动与道德底线的关系，这显然不是法纪能全盘解决的问题。

这些年来，围绕食品安全构架的机构与制度并不少，职能机构有了、新法新规有了、专项整治多了，然而，相关问题似乎仍处于频发状态。

有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品刑事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案件同比增长分别为179．83％、224．62％。

实践证明，制度与法律的进步，与食品安全事件高发之间，未必存在想象中的关联。

换言之，食品安全问题，需要从更全面、更实际的视角来需求解决之道。

食品安全形势严峻，国家在严惩食品安全犯罪上的决心很笃定。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共同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有关定罪量刑标准。

根据司法解释，利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等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最高可判处死刑。

只要执法到位，严苛的法律必能产生应有的效力。

于此同时，我们仍须看到，构建并重塑食品生产领域的“道德血液”，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乱象并不可怕，“掷出窗外”也不是唯一选择，只要以道德良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同时完善制度、规范执法，食品安全上的种种不堪，定不会成为有碍中国梦的一声叹息。

走出“道路文明”的治理困境闯红灯可谓现代城市治理的顽疾，如何有效纠治这一现象，让不少城市管理者伤透脑筋。

在经过近一个月“缓冲期”之后，北京5月6日正式开始对“组团式过马路”说“不”，对不听劝阻、带头硬闯红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分别处以10元和20元的罚款。

想铲除闯红灯这样的“城市牛皮癣”，仅仅寄希望于一场运动式的治理并不现实，即便是像北京那样将专项整治贯穿全年，其持久性的效果也有待观察。

所以出现“组团式过马路”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迅速进入汽车时代，但道路文明水平却没有随之迅速提高。

因而倡导交通文明，培养公民对法律规则的尊重和信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问题在于，如何培育公民的这种规则精神？伴随着城市化的步伐，行人闯红灯的现象一直如影随形。

执法时紧时松，一些城市的马路秩序也时好时坏，在这种执法游击战中，交管部门面临的困境在于：人人都有可能闯红灯，但执法力量不可能强大到对每个行人盯梢的地步，于是治理者往往在情况严重时展开集中式治理，寻求短期内的治理效果。

一旦秩序好转，执法的松懈便导致闯红灯现象回潮，久而久之易在民众中形成误区，闯红灯是“正常”的，等红灯反倒成了“异类”，甚至在违法行为受到矫治时感到不适应，出现抗法现象。

对公民而言，尊重法律乃是第一条重要的“法律”。

“组团式过马路”凸显出的是公民自利性的选择，对规则的尊重与遵守让位于个人私利性的偏好，此时就需要执法予以纠偏。

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执法矫治，才能让公民最终形成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习惯。

但是，行政执法的纠偏和矫治功能，关键不在于处罚的强度，而在于执法的密度与持久度。

一旦执法松懈，行人就会产生侥幸心理，出现运动式执法的怪圈，甚至让公民产生逃避法律、规避法律的心理，使得其服从规则的行为习惯更难确立。

可见，治理行人闯红灯首先考验的是执法耐力。

10元钱的罚款虽然算不上什么，但蕴含着对违章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让违法者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久而久之能够在人们内心形成一种规则意识，并转化为“理应如此”的文明操守。

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公民违法行为的矫治，处罚的严密性、持久性较之严厉性更为重要。

秩序是文明与自由之母。

彻底走出“组团式过马路”的治理困境，执法必须自身回归法治正途，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寻求对公民行为失范的纠偏。

只有执法始终恪守本职，不缺位、不越位，秉持“愚公移山”的法治毅力，才能最终获得良好的马路秩序，也必将让公民享受到秩序带来的文明与自由。

到那时，公民守法将不再出于处罚的威慑，而是出于热爱法律的德行与良知。

当然，从城市管理的善治层面看，还需在均衡路权冲突的基础上，将闯红灯行为纳入马路秩序的综合治理轨道。

既要在交通设施上为行人提供足够的便利，也要同时治理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违章。

对公民自身而言，则需要从这场治理中懂得：法治不仅是一种良好的期待，它更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之中。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企业要做“反腐倡廉促进派”生活中有这样一些案件，官员落马可能牵出一大批企业，而一个企业主身陷囹圄，也会绊倒一群官员。

这些现象背后，无良企业与失德官员，或多或少存在行贿受贿关系，演变成“一个老板绊倒一群官员”现象。

现在有些企业不管是创业期间，还是在每年例行的企业年审期间，生产经营的必备条件万一不够资格，通过商业贿赂获得“绿灯放行”，成为流行做法。

而在政府部门这边，一些官员手中资源集中、审批权大，企业鹰瞵鹗视的正是他们手中的“生杀大权”，觊觎已久的也是获得政治资源，比如在民营企业借贷方面占个优先，在项目审批中图个方便。

由此可见，腐败固然首罪官员，但若说与企业关系不大，就流于片面理解，一些官员拥有受贿动机，而一些企业何尝没有行贿企图？一些官员把手中权力视为谋取利益的工具，滋生权力寻租的动机；而一些企业则妄图在权力庇护下获得“特殊照顾”，产生打通关系的企图，于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企业主自然千方百计投官员所好，导致一些地方商业贿赂禁而难绝，出现病态的官商关系。

政府部门是监管主体，企业是市场主体，二者本应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如果任由病态的官商关系发展蔓延，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商业贿赂从根本上扭曲了公平竞争，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臵，使优质企业沦为受害者，以致在市场竞争中出现了名牌优质商品敌不过假冒伪劣商品的奇怪现象，为“劣币驱逐良币”提供了滋生土壤。

试想，如果企业竞争不是靠产品和创新，而是凭关系和钻营，势必窒息企业的创新活力，结果是市场的劣质化、竞争的无序化。

反过来看，如果市场风气不正，臵身其中的企业又怎能独善其身？有的企业靠拉关系、搞腐败起家，虽然能风光一时，但是长远来看，短期是福、终究是祸。

且不论商业贿赂总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就说企业靠经营人际关系维持运转，绝不能保证在市场中长盛不衰。

这也说明，商业贿赂害人害己，务必警醒起来。

目前，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民营企业既要在经济建设中做出贡献，也要在反腐倡廉中发挥作用。

民营企业理应以“义利兼顾、德行并重”自律自警，以此作为践行社会责任的首要任务，自觉抵制商业贿赂歪风，当好反腐倡廉促进派。

同时，尽快建立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互联互通的诚信应用体系，形成广泛参与的防治腐败电子监察平台，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让行贿企业在行业中受到监督。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

”企业发展同样如此，通过商业贿赂进行的“关系竞争”，只会进一步吞噬发展活力。

只有加快改革步伐，堵住商业贿赂之门，才能让所有企业在阳光下同台竞技，进而形成活力竞相迸发、创新充分涌流的发展局面。

人民日报：“垃圾围村”警示环境治理短板一个人的春节，留守老人一点一点清理堵塞桥洞的生活垃圾……近日，一部名为《母亲河》的微电影在网上热播，片中反映的农村垃圾污染问题，让人深思。

在通常印象中，垃圾是个“城市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