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
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旨在揭示中国社会管理实践、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及其发展规律；探讨中国古代史中各个管理流派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研讨各个历史时期管理理论和思想状况与特征，同时，进行与西方管理思想史的比较，反思中国古代管理历史知识和管理历史经验。这些对提高今天人们的管理决策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
现代企业是一个目标性很强的群体组织，群体的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和谐统一，而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我们的大文化背景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的。
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再次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
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具体的管理思想有：1、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2、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3、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4、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5、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6、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科学的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毕竟是我们先人深深思考的结果，我们承认其在认知上存在某种不足，但也绝对不是一无是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容并需，提倡在借鉴意义上的“中西合璧论”，我们优秀的管理思想要继承发扬，外国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思想也接受吸取，把二者结合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信中国的管理思想必将光大于后世。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三、结语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家及其主要思想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及其所代表思想 LaoZi From 571 BC to 471 BC 主要思想Dialectical thought, inaction, Shuangxiu life 代表作《The Scripture of ethics.》（道德经） Confucius（孔子）551 BC - 479 BC His main idea:Benevolence, propriety, morality, make no social distinctions in Teaching.His representative work is 《 Spring and Autumn 》and 《 read 》
Zeng zi(BC505-BC436) Each day I examine myself in three ways Carefully handle parents funeral Memory ancestor piously. Mo zi(BC468—BC376) Mutual benefits Universal love of non-offensive Hing world benefit than harm to the world Zhuangzi also known as Zhuang Zhou[1] was an influential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lived around the 4th century BC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 period corresponding to the philosophical summit of Chinese thought—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He is credited with writing—in part or in whole—a work known by his name, the Zhuangzi, which expresses a philosophy which is skeptical, arguing that life is limited and knowledge to be gained is unlimited. His philosophy can be considered a precursor of relativism in systems of value. Main article: Zhuangzi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重点总结材料
第一章商代西周的政治思想（不重点看） （1）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各部落由氏族公社向国家形态转变。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家长制家庭与部落征服共同作用的结果。 特点：1.保留了部落的某些特征（国家是松散的联盟，对本部族成员和被征服者实行分治政策） 2.土地公有 3.君主制度 （2）西周的重要政治经济制度 1.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 2.分封制：同姓子弟和古代帝王后裔。 3.井田制：土地公有。以家庭为单位平均占有土地，农户上缴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或九分之一的劳役地租。 （3）商代祖先崇拜和王权观念 1.占卜成为重要的事务，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统治者向成名宣示其权力神圣性和合理性） 2.从祖先崇拜到王权至上 （4）西周初期“敬天保民”思想 周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他提出“天佑有德”“惟命不于常”“明德慎罚” 第二章：春秋时期的政治思想 一、孔子的政治思想 (1)“天下有道“的政治思想。“道”是作为判断社会政治良否的标准。符合道义的社会便是好社会。符合道义的社会特征包括：1.有着严格的等级结构和统一秩序。2.道德品行良好。3.社会关系和谐 (2)“仁“与修身。”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仁“有三要点。爱人为仁、克己复礼为仁、敦朴厚重为仁。仁是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是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孔子认为诗人还要进行修养，包括养成“克己忍让”的美德、恪守“忠恕”之道、安贫乐道、安分守己 (3)“礼”的德政教化。恢复礼制是走出社会动乱的根本途径，主张用礼规范社会生活，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礼是适用于社会各面的行为准则。礼是个人的行为规范，也是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君主做到礼的规范便是德政，而做到以德治国应该做到富民均平、举贤才、教化主张。孔子还主张通过教育培养人才。 二、老子的“无为而治”政治思想 （1）老子的“道”论。道是老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道先于物质世界并且独立于物质世界的存在，道是物质世界的本原，并且决定着具体事物的属性。本质为无的道孕育了世界万物。，道是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法则。 (2)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老子设想的理想社会有以下几个特征：国家规模小，人口少、生活在原始状体下，人们长期实践形成的知识与技能失去了价值、人们没有知识欲望目的的生活、人们之间没有交往每一个小国相互隔离。 (3)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可以使民众保持淳朴善良的品质。无为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慎征伐。老子的无为而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在本质上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无为诗人回到原始蒙昧的状态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第三章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 一、孟子的“仁政”思想 (1)”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性善论），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也是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 一、顺“道”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二、重人 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三、人和 四、守信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 五、利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六、求实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是说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这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 七、对策 《史记》中说：“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 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 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 八、节俭 九、法治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己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代表作：《论语》、《孟子》、《荀子》 主要的管理思想 1、仁政
2、德治 3、礼制 儒家管理思想对日本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本田”的经营思想：“以人为中心” 和“三现主义” 儒家管理思想对新加坡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注重“培养家庭核心价值观” 儒家管理思想对韩国的影响：李朝时代，就把儒教定为国教 儒家管理思想对中国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管理模式，北京同仁堂药店的“兢兢小心，汲汲济世” （二）道家的管理思想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代表作：《道德经》、《庄子》 无为而治论 从整体内容来看，道家学说以道为中心和纲领，从道出发，然后 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因势、因需要，向四面 八方扩展开来。这样就可以把中国古代另外的8个学派通过矛盾 的对立统一规律融合起来，合而为一。 在道家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二个方面所组成，即凡 是正面的、表现积极性的事物都属于阳，如生命、公平、善良、 正义、光明、和平、热情，等等；凡是处于消极的事物都是属于 阴，如：死亡、罪恶、不公、黑暗、战争等等。 阴阳这对矛盾由于作用不同的情况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如： 相生、相克、转化、共存、互惠、相比和统一。 1、自然无为——管理之道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不争”和“守柔”的智慧 老子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上有为，下无为” 2、自胜者强——自我修炼之道 讲到管理者的七种品质，老子说：“居善地，从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3、至德之世——理想境界 “小国寡民”。特点是：自然、素朴、平等、自由、安宁。
古代社会治理与政治思想
“古代社会治理与政治思想”阅读笔记 一、律法与社会规范体系 法律在中国社会扮演了维护等级宗法秩序、规范人民行为、惩治罪行的角色。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的旨意作为一种特殊的“法令”具有最高的效力。律法与谕旨之间既有和谐共生也有相互龃龉，两者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和地位清晰映射了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王金涛.法制还是人治：中国古代社会律法与权威意志的共生与冲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皇帝的旨意即“圣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享有最高效力。 在古代社会，法律既被用于维护“礼”所确定的社会秩序， 同时又起着维护王权权威的作用。谕旨作为君主旨意的正式表达，其效力高于普通的法律。在很多时候，君主的谕旨等同于法律，而由于法制建设的不完善，谕旨还充当了律法和司法解释的角色，成为律法的组成部分。（王金涛.法制还是人治：中国古代社会律法与权威意志的共生与冲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0(2).） 谕旨之于律法固然有查缺补遗的积极作用，然而如果君主昏庸或者暴戾，那么谕旨对于律法而言就是一种违背、破坏和践踏。由于谕旨所拥有的先天的神圣性，当谕旨与律法发生冲突 时，多以皇帝的旨意为准绳。（王金涛.法制还是人治：中国古代社会律法与权威意志的共生与冲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2).）
在君主专制之下，“威权总是反复不定的”。谕旨对法律是破坏还是建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性格与品质，如果君主开明、善于治国，那么谕旨对法律有辅助的作用。相反，君主如果昏聩无能、暴戾成性、生性乖张，那么法律在谕旨面前就显得无足轻重。谕旨传达的是不可违抗的天命。（王金涛.法制还是人治：中国古代社会律法与权威意志的共生与冲突 [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中国古代法律为君主统御万民而设，以君主之名颁行。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中刑多于民，可以说“法”即是“刑”。“刑”是用来惩罚凶恶异端、震慑天下万民的。（王金涛. 法制还是人治：中国古代社会律法与权威意志的共生与冲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价值意义
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价值意义 【摘要】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强调伦理与政治相结合，主要采用的是教化和修身的方法，特别是以两者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为主。继承这一方法体系中的有益成分,有利于我们巩固思想道德社会教化权力,强化自教自律,引导社会风气,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这些方法对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以德治国”有着很大的用处。 【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方法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尽管是为古代社会服务的，但其讲道德、重修身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古代道德教化与修身养性方法，在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仍当继承和发扬，而且其中蕴含的当代价值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学习。 1、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主要内容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或者说，是教育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对受教育者采用的手段和方式，①它是架设于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之间的桥梁。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可谓是硕果累累，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1 教化方法 ①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教化方法是指统治阶级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教育对象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以使教育对象接受这些思想的一种教育方法。它是社会思想政治品德个体化的方法，主要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传授阶段。 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该首推教化方法。教化方法在原始社会就表现为有生产和生活经验的老人通过口耳相传、观察模仿、以身示范等方法向年轻人传授生产、生活经验。到了奴隶社会，甲骨文中对教化已有记载。如《周礼》记载，周代设大司徒官职专事教化，并规定了大司徒的十二项教化内容。儒家从孔子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化方式。 纵观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可看出中国古代的教化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其主要内容有：第一，教育灌输。封建统治者为了传播、灌输儒家思想，便尽力推崇儒学的四书五经，除了编写经书来传播儒家道德思想达到普及儒家伦理道德的目的之外，统治者还兴办学校加强对各级民众的教育灌输。第二，化民成俗。统治者为了将他们的教育思想贯彻下去，除了用灌输的手段之外，还利用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将这些教育思想化为一种无形的氛围，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采取的方法多种多样。第三，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儒家特别重视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孔子认为，一个人能正己然后才能正人。第四，环境陶冶。中国古代社会教化重视环境对人的品格形成发展的作用，要求教育者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道德氛围，促进社会民众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荀子曾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他认为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必须自觉地把这种环境的影响纳入到教化的重要内容中去。 1.2 修身方法 修身方法是中国儒家所强调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个人道德修养方法。它是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社会化的方法，主要用于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内化阶段。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要能弘道，非道弘人”。可见，孔子认为人有践行道德的能力，那么人就应该进行道德修养。在《礼记·大学》中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的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的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 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藏着许多哲学思想和道理，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中儒、墨、兵、道、法五家管理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于：儒家重组织，墨家重目标，兵家重决策，道家重领导，法家重控制。 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 首先，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其精华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以安人”，“仁者爱人”，“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舍生取义”，“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等方面，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新儒家等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终于促使儒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墨子对于管理、教育、法制、伦理等思想有丰富的阐述。他把“兼相爱”看作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是管理者必须奉行的治国之法。他的“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为具体内容的，爱与利是联系起来的，仁义与功利是统一在一起的，这不同于儒家的重义轻利，墨子把利作为仁义的内容和目的，他的管理思想对当今的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都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法家韩非子是我国先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管理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至今仍对我们的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汉著名思想家董仲舒完成了儒法融合，在吸取秦朝严刑峻法以致迅速灭亡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德刑并用、注重德教的统治原则，采用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手段，塑造了后来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管理典范。 二、辩证的看待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法、道、墨之说的反映和体现。诸子百家中儒、墨、兵、道、法五家管理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于：儒家重组织，墨家重目标，道家重领导，法家重控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于如何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它们相互
中国古代哲学史
以德配天、一阴一阳之谓道、仁政、中庸、忠恕、心斋、虚壹而静、浩然正气、良知良能、兼相爱交相利、小国寡民、五德终始说、白马非马、天人相分、观物取象、顿悟成佛（16） 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色、孔子“仁”的思想、孔子的“正名”思想、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关于“道”的阐述、孟子性善论、墨子兼爱、非攻思想、墨子尚同、尚贤思想、墨子所谓的“三表”指的是什么？庄子逍遥游的思想、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管子》的阴阳五行说、荀子性恶论、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公孙龙白马非马论、惠施合同异思想、道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1、以德配天： 西周初期的一种伦理观点,周公伦理思想的重要部分。认为天是有道德意志的主体,它只辅祐和选立有德行的人为君王。肯定人的力量和道德的现实作用,降低了天命的权威。 2、一阴一阳之谓道： 就爻辞说，指阴阳两爻不能孤立存在; 就事物说,指天地万物都有阴阳两个对立面。道:指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一阴一阳的交替是事物发展的规律。“道”,指过程和规律。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语出《周易·系辞上》。 3、仁政： 孟子是在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后,提出仁政主张的。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可以团结人民,抵御外来侵略,进而统一天下。其主要内容有:(1)恢复井田制,“制民恒产”;(2)减免刑罚,减轻税赋以“养民”;(3)反对世袭,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以德服人”;(4)对百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驱之向善”。 4、中庸： 儒家伦理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中”就是说不要过分、过头,也不要不足、不够,即无过,也无不及;“庸”平常。作为道德指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作为方法指“用中”，即把无过不及作为处理一切事物的原则和方法。《论语·雍也》 5、忠恕： 忠：就是孔子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 1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殷周时期 商代、西周时期，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当时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世界观统治一切。在商、西周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与这种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的神权思想。统治者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宣扬君权神授，宣称国王是受所谓至尊无比和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命来人间进行统治的。周取代商，给君权神授观念以很大的冲击。周统治者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这样，神的一元论逐渐过渡到天命人事并重的以德辅天的二元论。在周取代商的斗争中，周的统治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保民”、“慎罚”等政治主张，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 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恢复社会秩序，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认识出发，提出救世方案。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的政治控制不十分严格，社会上没有绝对的权威，言论相对自由。特别是由于战争年代，各国很需要人才，知识分子的地位较高，因而他们言政议事也较为积极而较少顾虑，形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著名的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说等。 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 这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并吸收其他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三纲五常”说发展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以下3个阶段： ①儒学独尊和儒学神学化，即“三纲五常”说神学化阶段。 ② 儒学玄学化阶段。 ③ 儒学哲理化阶段。 特征 ①内容的现实性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所涉及的问题一般都是现实政治的反映或政治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一个王朝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往往成为后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政治思想的素材。他们思考和论证往事的得失，为后代的统治者提供新的治国方针，以纠前代之失，绝少抽象的思辨和繁琐的论证。 ②内容的稳定性 中国帝制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关系很少变化，与此相适应，政治思想方面的变化也很少。在长达三千年的中国帝制社会中，政治思想的表达形式虽有从神学到玄学、从玄学到理学的变化，而神学、玄学、理学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奉天法古，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争论的问题也一般是人治和法治、德治和刑治、王道与霸道、民本主义和君主至上、相对君权和绝对君权、尊贤和亲亲、均平和兼并、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义理和功利等。 ③政治思想的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史，法家思想家虽然排斥伦理道德，但这种思想并不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孔孟政治思想为主体并融合其他各家学说的新儒家思想。它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起来，虽不一般地反对暴力，但却更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为政以德”，宣传“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把三纲五常视为治国之本。伦理化的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 纵观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孔孟的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变化的核心内容。所以谈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孔孟的管理思想就是必须要说到的。 孔孟的理想是实现仁政,孔孟所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所以,管理思想当然是孔孟之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孔孟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研究孔孟思想可以发现,孔孟讲管理从不脱离道德建设,而把道德建设作为实现管理目标的途径,“修己以安百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两点就说明了这一点。孔孟主张治国以礼,为政以德,就是强调通过道德建设来治理国家,把管理活动纳入道德规范。因为道德建设是孔孟管理思想的着眼点,所以,孔孟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十分强调道德建设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把孔孟的管理思想称为管理道德思想。孔孟管理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管理者提出了从事管理活动的几项重要原则,它们是:一、“爱人”;二、富民;三、教民;四、“克己复礼”;五、“和”;六、义利观。 “爱人”,是充满古典人道主义精神的概念,是从事管理活动所应持有的态度。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内涵就是“爱人”,可见“爱人”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怎样算是“爱人”呢?孔子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爱人”态度,要求管理者充分尊重和关心人,洋溢着道德的光辉。 以“爱人”的态度从事管理,势必致力于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道德文明程度,将之落在实处就是富民和教民。过去,有人读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两句话,便以为孔子是空谈道德而忽视人民物质生活的,这完全是误解。孔子的这种措辞方法只不过是强调缩小贫富差距和保证社会安定的重要性,绝不是主张贫穷。在孔子看来,能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就是超过尧舜的大圣人,就充分体现他对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深切关心,对富民政策的高度重视富民以外,孔孟又强调教民。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人口多了应该怎么管理,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老百姓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之”。孔子所谓“教”,即提高道德水平。又,孟子在教导梁惠王怎样实行仁政王道时讲:首先要让人民有自己的田产,安心生产,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富裕的生活;然后要办好教育,“申之以孝悌之义”,搞好道德建设。富民、教民,构成孔孟的基本的管理政策。 让人民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当然是“爱人”的表现,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那么,人与动物的界限是什么?不是别的,是道德。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具有道德文明的人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并非人与动物的区别点。由此可见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包括“尽其心”和“求放心”正反两方面。“尽其心”是充分发展、扩张人的善良本心;“求放心”是把所丧失的善良本心找回来。孟子讲教民就是要贯彻其修养理论,通过教育的手段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帮助人们健全和完善人格,说 到底就是要使生物人成为完善的社会人以区别于动物界。这种教民的政策把对人民物质生活的关切进一步深入到了精神生活领域,更是“爱人”的深层表现,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它使 孔孟管理思想中的道德精神大大升华了。 主张教民者自古有之,但许多人忽视了教民和富民的关系。在孔孟看来,二者的关系是很显明的:富民乃是教民的物质基础。这从孔孟先讲富民后讲教民的排列次序上已经可以看出。孟子更深刻地阐述了富民和教民的正确关系。孟子虽然特别重视教民在管理中的作用,但是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哲学
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责编/刘立志版式/任海Email:llz@https://www.360docs.net/doc/0c13018207.html, 电话:85202853 23发扬民族风格李伏雨作岁岁平安邱云泽作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百家都是“务为治者”，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治道”传统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哲学 中山王铁足铜鼎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了九件列鼎，中山王铁足铜鼎是列鼎中的首鼎。鼎身上有铭文469字，是已发现刻铭战国铜器中字数最多的。月末面对全球政府、市场调控常常失灵，20世纪90年代全球兴起了治理思潮。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可否发挥积极作用，要看它服不服中国的水土。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有丰厚的治理思想土壤。《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百家都是“务为治者”，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治道”传统。行“王道”，以此成就公平正直的社会《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明王道”。儒家学派号称承继“先王之道”。据《尚书·洪范》，“王道”与“帝道”、“霸道”不同，可以成就公平正直的社会。儒家治理哲学的内容主要有：其一、“以礼治国”。儒家认为先王之道以礼乐为盛。《礼记·曲礼上》说，放弃礼，则道德、风化、法律、人伦、教育、军政、宗教都会失灵。实际上，礼仪制度是社会风俗和认知长期进化的产物，成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办法是顺理成章的。其二、礼制与德治相配合。儒家注重物理、事理、心理、情理的交融，不尚空谈，寓礼于教，仁礼结合。其三、角色和责任统一的伦理。儒家深信民本主义，孟子说民贵君轻。民本有上下协同治理的意思。《大学》将个人的正心、诚意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绑到一起，将天下平治落实到社会成员的身上。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指出每一种社会角色都要担当起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其四、儒家追求永久太平的理想。儒家讲“大同”、“小康”。“大同”社会中天下一家、天下为公，是一个自然平等和利好共享的社会。“小康”是“家天下”社会。家天下时期必须用礼仪治理。儒家为社会治理制定了理想的蓝图，见于《周礼》。其五、儒家认为缔造现实的美好社会是可能的。这要靠重用贤能之士，使人转变成君子。其六、战国末期，儒家逐渐除去迂阔的特征，转向治理的现实和效果。荀子开始提倡隆礼重法、化性起伪。后世儒者为了经世致用，认同儒法合流，乃至步入庙堂、介入社会，为社会治理做出了贡献。以“慈”治理天下，如果一个社会光讲公正不讲慈爱就成了冷冰冰的社会道家哲学的核心是道，道的本质是“自然”，道的功能是无为而无不为。道家历来关注政治和社会。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老子·第79章》，下文只列章号）如何铲除剥削、压迫、腐败制度这些“大怨”？《淮南子·原道训》总结说：“治在道，不在圣”，就是说需要“以道治国”。道家治理哲学的要点有：（一）以天下看待天下。庄子说：“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庄子·在宥》）意思是：天下不是一般事物，只有超越占有者、主宰者的心态，与人民共有、共治才能守得住，所谓“藏天下于天下”。（《庄子·大宗师》）（二）因任自然。《淮南子·泰族训》说：大禹治水是顺应水势，后稷稼穑是顺应地势，汤武革命是顺应民愿，所以治国贵在“因任”，能因任则省力而功效大。因任民性是政令省约和畅通的规则，脱离或违逆自然本性的治理是南辕北辙。（三）治理需分层次，不能千篇一律。老子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对象和治理方法错位注定失败。（四）慈爱是治理天下的必备要求。大道像尽责的母亲一样厚德载物，产生万物而不奴役它，养育万物而不标榜功德，引导众生而不做主宰者。圣人或统治者应该效法大道，统治是且仅仅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与人民共享。老子说“慈”是治理天下“三宝”中的第一法宝（六十二章）。如果一个社会光讲公正不讲慈爱就成了冷冰冰的社会。（五）让人民自正、自化。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即最理想的社会，统治者只是原理的象征，人民对谁是统治者无所谓。道家强烈要求统治者以“无为”自律，反对妄为和干扰，老子说：“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不治”。道家认为柔弱胜于刚强，否定威权专制、刚烈和暴力统治的合法性。（六）为环境治理提供文化基础。道家持有机整体世界观和天人相关的立场，将人类放在自然整体中看待，关注人和自然的互动，反对违逆自然和损坏自然，有保护环境的先见之明，对今天的环境治理有指导意义。要充分认识精英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墨子自称“贱人”、“北方鄙臣”，崇尚自食其力，代表劳动阶层。墨家是自发性社会团体，崇尚狭义，爱好和平，自苦救世，不惜自我牺牲，有自己的治理哲学。（一）以天下大利为先。墨子伦理观是利他主义的功利主义，原则是“天下皆得其利”（《墨子·尚贤中》）、“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中》）。围绕这个中心，墨子提出治理天下的十大主张：即兼爱、尊天、明鬼、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二）从国情出发。“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滛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说明墨家善于对症下药谈治理。（三）“兼爱”、“非攻”的国际和社会正义观。“兼相爱”是为了国际和社会“交相利”，“非攻”是为了国家间“交相利”的大端。“兼”和“交”体现了主体间性，是互利共赢的思想。“兼相爱”使社会良性互动，“别相恶”导致社会恶性循环。（四）尚贤、尚同。尚贤是战国时期从亲亲、尊尊、贵贵的世袭政治向新的贤能政治转变的反映。尚同思想体现了墨子对国家起源和本质的思考。墨子认识到精英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是春秋战国之际贤能政治最出名的提倡者，他说：“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尚同，指“同天下之义”，包含天意、稳定、制度、公义等。尚同思想是对国家起源的新看法。《墨子·法仪》说：禹汤文武兼爱天下，其利人多，所以得到天助被立为天子；《墨子·尚同上》说古代处于自然争夺的状态，所以选拔贤才当天子。意思是国家和统治者是应协调社会冲突的需要而出现的。“尚同”还包括“天志”。墨子说国家要符合民意，也要符合天意，“天意”代表天神的正义，能约束天子。（五）在社会生活和风俗方面，墨子提倡“非命”、“节用”、“节葬”、“非乐”，倡导勤劳实用，反对奢侈、厚葬久丧和沉湎于音乐。法可以声张国家的意志，树立公法的绝对威望，谋求富国强兵必须变法改革古代“法”的概念总刑法、法理、法典和法的政治哲学于一体。得名“法家”是因为法家人物特有的法的政治哲学观。在专制的屋檐下，法家力求公平、程序化和正当，对国家治理产生了巨大作用，百家中无出其右者。法家代表人物都亲身主持过变法运动，了解社会治理。（一）韩非总结了法、术、势。韩非之前，慎到重“势”，势即权力、地位、威势。他说尧是匹夫，不能差遣身旁的人；做了天子就能令行禁止，所以势位是关键。申不害重视“术”，术是最高统治者课考用人的手段，不等于阴谋权术。商鞅重法，制定一揽子法律，重创世袭制度，变革了秦国积习。韩非综合了法家前辈的成果。他反驳慎子，说夏桀、商纣势不可谓不大，照样失败，可见专言“势”不可。他批评申子，认为法令没有深入人心就杜绝不了奸诈（《韩非子·定法》），偏重术是有限的。商鞅认为法治是根据“必然之理”而来的“必然之政”（《商君书·画策》），韩非最欣赏的是法。（二）人性恶。韩非认为，人和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人性恶是君主可以操纵和利用人的机制。例如：医生吸病人脓血是因为有利可图；造车匠望人富贵，做棺材的盼人早死，也无非是想卖掉车子和棺材，无关乎道德；父子之间只有计算之心并无别样恩泽。韩非说君主治理要利用人的心理。（三）国家和法治的必要性。韩非认为，国家是为保护人民安全、改善人民生活应运而生的。法可以声张国家的意志，树立公法的绝对威望，君主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谋求富国强兵必须变法改革。治理的好坏要看能否集合更多的智慧和优长儒、道、墨、法体现了社会治理的不同途径，其思想各有偏颇得失，所以战国兴起了杂家。杂家有三大宝书，即《管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杂家是形式杂而精神不杂，是历史上化思想为治道的渊薮。这里扼要介绍《管子》和《吕氏春秋》的治理理念。（一）管子学派（管仲学派）。该派是田齐扶植起来的，旨在发展管子思想，荟萃百家，改革强国，完善治理，复兴姜齐霸主雄风。（1）礼法兼用。《管子》的主体思想是社会和国家治理，核心是齐法家。齐法家在总体上不像鲁国那样纠结于宗法制的周礼，也不像三晋法家那样绝弃礼义仁恩，而是存礼用法。在对礼的继承和发扬方面，《管子》说：“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齐法家也重法，《管子·任法》云：“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难能可贵的是，齐法家对法的有限性有清醒认识。《管子·小问》篇记述，齐桓公请教管仲如何能征服人民，管仲不客气地回敬说：“此非人君之言也”；齐法家还反对法律的严苛和繁重，《管子·正世》认为，如果人民不堪重负，则“诛罚重而乱愈起”。（2）以民为本。管仲学派善因人情，强调民心、民力、民利的重要性。今日“民情”、“民心”、“民意”、“民事”、“民利”、“民养”、“富民”、“民富”、“民用”等，都是《管子》的常用语。“以人为本”这个著名的命题即出自《管子·霸言》。《管子·治国》说：“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天人贯通。阴阳、五行观念在《管子》中首先合流。《管子·四时》以阳阴配生杀、德刑，说“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管子·五行》要求“人与天调”。阴阳五行 是古人整体与动态思维的模式，是 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4）治理 思想很系统。它提倡分层次管理， 认为不同层次、不同对象的治理不能错置，所谓：“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管子》对国际、国家、行政、市场和经济、农牧业、土地、军政、舆论、文化、价值观、教育等众多方面的治理都有详 细论述。（5）民风建设。《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 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意思是观察地方风化，可以了解一 个国家的国情是治是乱。《管子》要求统治者制定政令时体察民情、尊重风俗，注意“与时变，与俗化”（《管 子·正世》）。 （二）《吕氏春秋》的治理思想。 《汉书·艺文志》说，《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1）体系博大。建立了一个阴阳五行的宏大架构。“十二纪”本着天人合一、效法天地的总纲领，建立了一个阴阳五行的施政系统。这个系统依照阴阳五行变化的时空顺序，囊括天地人神和万物，将 各种社会、政治和人的活动纳入一个教令模式。这个体系标示着中国宏观治理的高度。（2）兼收并蓄的 论证。没有天生的“亡国之主”和“贤主”，治理的好坏要看能否集合更多的智慧和优长，所谓：“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该书认为百家侧重点 不同，明君应当扬长避短，能“齐万不同”（《吕氏春秋·不二》），善于利用，“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吕氏春秋·执一》） 治理思潮有可能使得中国古代民本主义和治道传统获得新生。治理哲学和中国古代治道都主张重视 人民和社会自主治理。这给当代国民素质的提高提出了重要的任务。严复曾经说：“是故贫民无富国，弱 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民智、民力、民德三者是自强之本，“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如果我们要回归社会，推行共同治理，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化正能量，就需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日新公民——日新其德、日新其能。（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谢扬举 古代思想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深刻思想，体现在他们的论著中。图为清光绪年间刊刻的宋本《管子》和清嘉庆年间刊刻的《韩非子》。文史专论文史随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近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主办的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级研修班”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举行。研修班将对正确把握国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提高国史、党史和地方志工作者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学术创新能力，促进和加强史志编研与教学工作者的信息交流，产生重要意义。 研修班的主讲人由国史学界著名专家和学者担任。主讲人将着重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重点、难 点和热点问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莘妍）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理论学术会议传真循吏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地方官吏，其可贵的“奉职循理”精神，深受历代史家称誉和百姓颂扬，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财富。所谓“奉职循理”，就是为官恪尽职守，勤勉有为，施政严遵国法，合情顺理。尤其是这“情理”二字，循吏们看得特重，既注重人情，也注重物理，在处理人与野生动物、人与植被的关系上，措施得当，收效理想，给人类的生态伦理和生存智慧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对地方政府的施政方略启示颇多。人与猛兽：各宜所居，宽泽以待我国明清以前数千年间，都是地广人稀，野生动物品种既多，数量也大，在一些山林水泽，过多的野生动物常常给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造成诸多干扰。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通常唯用一法：坚决捕杀。但野生动物也会报复，狼虫虎豹等猛兽报复性尤强，过度捕杀，既严重影响正常狩猎，也加剧了人兽之间的对立，使百姓无法正常度日。东汉时的南郡就是如此。到和帝永初年间，法雄任南郡守之时，当地的人兽矛盾已几近白热化了。法雄一反历届郡守沿袭多年的举措，到任伊始，即向所属十八县下了一道公文，要求马上毁掉过去设下的诱杀野兽的装置，严禁到山林里去滥捕猛兽。法雄在公文里推己及物，开导各级吏员。他说：人类与猛兽，各宜其所居，猛兽居山林，人类居城乡，其理一也。将心比心，人不能容忍虎狼到人居住的城乡伤人，人也不该到应属虎狼居住的山林捕杀虎狼。法雄满含深情，解释自己这样想这样做，是受了古代传统伦理的感化：“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太守不德，敢忘斯义！”大家扪心细想，还真是这情这理，于是一改对野生动物的仇视之心捕杀之行，待之以“恩信宽泽”，“是后虎害稍息，人以获安”，法雄“在郡数岁，岁常丰稔”（《后汉书·法雄传》）。法雄对待野生动物，特别是狼虫虎豹一类猛兽的态度，在我国古代绝非特例，那时的循吏普遍如此。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古代的循吏们，为官一方，不仅力争惠民，也倾情利物，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动植物的生存繁育，都能得到真诚有力的呵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较融洽。人与植被：植树富民，民富政和孔子爱树，孟子进而把推广植树作为实现王道理想的第一个具体措施，主张“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孟子·梁惠王上》）。我国古代循吏，大多是儒生，他们继承了孔孟传统，施政中自觉爱树、护树，积极组织百姓种树。同治年间，陈文黼任陕西留坝厅同知。留坝全境都在秦岭深处，山坡多，田地少，百姓“无物产以资生”。陈文黼周历山谷，考察土质，觉得当地适宜种植橡树，以养山蚕。于是写成《种橡说》和《山蚕四要》两本小册子，向山民进行广泛宣传。接着由官府发给橡树苗和山蚕种，在官府请的技工指导下种养。山蚕丝缫成后，官府又发给织绸机，教其织绸，由专设机构高价 收买，以鼓励百姓扩大生产。陈文 黼在考察中还发现，留坝水土气候 也适宜种茶，于是买回安康紫阳茶 种，教民种植。留坝本来山大林 森，如今又遍种橡树茶树，植被茂 盛，“地无弃利”，自然环境、经济状 况，皆大获改善。过去因交通不 便，穷困加闭塞，留坝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现在有宽裕资金可用，陈文黼趁便建起书院和义塾，购买 书籍，聘请高才之士当教师，数年 之后，留坝的教育和人文，已彬彬 然有儒雅之象了。 孟子说过：“（民）无恒产，因无 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 为己。”百姓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 才能生存，倘若没有，就会思乱，这 是引发社会不安定的最基本的原 因。我国古代的循吏对此十分清楚，他们临危受命，平息动乱，稳定时局，着眼点都在有效地保障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并进而富之教之。在这之中，植树造林常常是其必然之选。植树安民富民，百姓安富，其政自和，这是循吏施政固守的方略。清朝循吏江皋任柳州知府时，正值康熙大修太和殿，派使者到柳 州采伐木料，柳州百姓惊恐不已。 江皋当然无法直接抵制皇帝之命， 但为解一州百姓的急难，为保山林 不受肆意践踏，他终于想出一个高 招。待朝廷采木使者至，江皋让当地百姓领路，亲自和使者骑马往深山去看木材，一路上，无道可通。 江皋将使者扶下马，掖之“攀援以登”，而“崖益峻，无侧足所”，吓得使者胆战心惊，“咋舌曰：是不可取！”于是“还奏免役”。一场来自朝廷最高统治者的害民害树之祸，就这样被江皋英勇而巧妙地消解了。好官善待生态 刘隆有 史林折枝“以五声听狱讼”是司法心理学的一大创造，在中国古代的影响极为深广。西周初期，在摒弃商朝神断法的基础上，经过对司法经验的认真总结，形成了“五听”的审判方法。《周礼》记载：“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所谓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对此，东汉的郑玄注释如下：“观其出言，不直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观其气色，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五听”是在总结大量司法实践经验与研究犯罪者心理变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司法心理学，或称司法的心理观察。在物证技术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司法官逐渐以人的心理状况为观察对象，借以发现案情的真相，而不简单地一味诉诸占卜或神判，这种远神近人的做法为中国古代的司法烙上了人文精神的鲜明印记。现代司法中所应用的测谎仪器，也不外乎是用现代的科学仪器侦测犯罪者的心理反应而已。“以五声听狱讼”其影响甚为深广。西晋的张斐论证说：“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肢，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此论以心理学为依据对“五听”作了进一步诠释。北魏的李惠每次断案必“察狱以情，审之五听”。《唐六典》引《唐令》规定：“凡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稽诸证信，有可徵焉而不肯首实者，然后拷掠，二十日一讯之。”宋朝的郑克在《折狱龟鉴》中结合审判实践对“五听”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夫察奸者，或专以其色察之，或兼以其言察之。其色非常，其言有异，必奸诈也，但不可以逆疑之耳。见其有异，见其非常，然后案之，未有不得其情也”；“奸人之匿情而作伪者，或听其声而知之，或视其色而知之，或诘其辞而知之，或讯其事而知之”。综上可见，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司法制度已经摆脱了神断的约束，而集中到对人的观察。“五听”不是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断，而是有一定的经验和心理观察为基础的，它与现代的司法心理学基本吻合。现代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德勒曾经提出：“按照个体心理学的理解，个体的行为是由个体的整体人格发动和指引的，因此，个体心理学关于人的行为的所有陈述都精确地体现了这些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个体的行为反映了个体的心理活动。”“以五声听狱讼”是司法官断案初期的一种方法，仅据此还不足以剖白案情，简单地凭察言观色断案有时也会造成司法官的主观臆断。要达到司法公平公正的要求，更重要的还在于证据充分和用法得当。中国古代经过漫长的司法历程，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证据制度，对于证据的收集、采择、辨析、运用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从而又将“五听”置于可靠的物质材料之上，弥补了“五听”的不足。（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司法心理学的一大创造，在中国古代影响极为深广 以五声听狱讼张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