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蒋梦麟的生平、教育思想及实践
蒋梦麟教育思想与政治实践研究.pdf

一、校长是校园政治的领导者 蒋梦麟还设立了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事务会议等完善北大的行政管理秩序。
蒋梦麟将教务处改为课业处,将总务处改为秘书处,课业处与秘书处各设分组,设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均有校长聘任。
蒋梦麟将学系制改为学院制,由校长直接领导,强化了校长管辖权,并且在蒋梦麟指导下北大率先设立文、理、法学院,每院设一名院长,由校长直接聘任,负责学院事务的管理。
此外,学院设院务会议按照计划审议本院一切教务事宜。
院长在校长处备案后,有权自行从本系教授中聘任各学系主任,教授、副教授以及助教等职务。
二、教授是校园政治的参与者 蒋梦麟为营造北大学术氛围,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提出了“教授治学”的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环环相扣的制度改革,为北大学术积累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1.推行研究教授制度。
蒋梦麟身兼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副董事长,能与该会进行密切合作,并获得充足的经费支持,在该会资金支持的基础上,蒋梦麟在北大推行研究教授制度,被聘教授必须在每年年终的时候提出研究工作报告。
蒋梦麟与基金会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且在协议中明确了教授聘任的原则和程序。
教授应该在其所治学术领域中有突出贡献,并且有专著问世,教授的聘任应该由顾问委员会审定,最后由校长聘任。
由于蒋梦麟的不懈努力,北大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够每年聘任一次研究教授,北大给予研究教授每月高达400—600元薪水,因而吸引了当时国内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
在蒋梦麟治校期间,平均每年聘请15位教授担任研究教授一职,这些人都是国内外各学科的一流专家,激发北大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有效地营造北大学术氛围,不断提高学术水平。
2.实施教授专任制度。
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内部争权夺利,斗争非常激烈,政府对教育的拨款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迫于生计,很多大学教授不得不在外校兼课,耗费了教授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北大教授也无心向学,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程序,影响了教学质量,导致北大学术质量连年恶化。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读后感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读后感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17年)最长的校长。
《西潮与新潮》记述了蒋梦麟先生出生、成长、求学之路,以及担任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北大校长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行,以一人视角,展现了20 世纪初至抗战时期,中国在“西潮”下艰难前行之路。
《西潮》分七个部分:一是满清末年,叙述作者的家世及求学经过,兼叙清末中国社会的形态。
蒋梦麟出生浙江余姚,那里因五口通商最早受到“西潮”影响。
蒋梦麟的祖父早在道咸时期就在上海开了一个钱庄,积累了一些家产。
蒋梦麟5岁时就被送到私塾读书。
9岁到绍兴中西学堂学习。
后来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南洋公学学习。
1909春,23岁的蒋梦麟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农学院学习。
二是留美时期,叙述作者与胡适师从杜威博士的留学生活。
蒋梦麟自费留学美国,进入加州大学农学院。
半年后转到社会科学学院,主修教育,后再选修逻辑学。
他从加大毕业以后,到了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续学。
攻读哲学和教育学,师从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他还有两个中国得意门生胡适和陶行知)。
1917年,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1909年蒋梦麟担任孙中山先生在旧金山的革命关报「大同日报」主笔,幷于同年秋天与刘麻哥初次晋见当时住在唐人街附近的孙中山先生。
三是民国初年,叙述中国的时局及北京大学的情形。
1919年初,蒋梦麟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资格,被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他先后于1919年、1920年、1923年受蔡元培委托,代理北大校长。
1930年12月,受蒋介石之聘,正式出任北大校长。
出任校长后,他调整北大原有体制,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方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
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三校决定联合南下,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随后再迁往昆明,于云南昆明组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
蒋梦麟个性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对成人教育的启示

自费赴美留学 , 于加州大学学习教育学 , 毕业后进 入哥伦 比亚大学 , 师 从杜 威 , 继 续研 究教 育学 和 哲
学 。这 段 留学经 历促 成 了 日后 蒋梦 麟 现代教 育 理 念 的形 成 。归 国后 , 蒋 梦麟 曾任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馆
编辑 , 后任 江 苏 省教 育 会 理 事 。1 9 1 8年 , 与 陶 行
素的影响。( 1 ) 少 年时期 的农村 生活环境 , 是蒋 梦麟形 成个 性 主义 教育 观 的一 个重 要 因素 。乡 间
生活 的宁静 给 年 幼 的 蒋 梦麟 带 来 无 限快 乐 , 在 大
自然 中 , 孩 童 的个 性 得 以释 放 , 本 性 得 到 发展 , 为
他E t 后强 调学 生个 性 的发 展奠 定 了基 础 。 ( 2 ) 留
万 物 的尺 度 ” 。苏 格 拉 底 则 进 一 步 指 出 , 人 既 为 万 物 的尺度 , 则 人 的第 一 责 任 就要 尊 重个 人 。正 因为有 尊重 个 人 为前 提 的个 人 主 义 教 育 , 才 有 古 希 腊文 明的繁 荣 。蒋 蒋 梦 麟 认 为 , 我 是 一 个 特 殊 的个人 , 你是 一个 特殊 的个 人 , 他也 是一 个 特殊 的 个人 , 因为尊重个人的价值 , 所以 , 我尊重你 , 你尊 重我 , 我 和你 都 尊 重 他 , 同时 , 他 也 反 过 来 尊 重 你 和我 。你 、 我、 他 都相 互尊 重 , 且 又都 自我尊 重 , 各
以增进个人之价值 , 养成进 化社会 之人 格为 目的 ; 个性 主义教 育通过 学生 自主 自动 的 方法 实施 , 通过 学生 自治
的途径养成 学生之个性 , 通过社会施行平 民主义保 障个人 之 自由发展 。其个性 主义教 育思 想对我 国现阶段 的 成人教育改革具有很 强的启 示意义。 关键词 : 蒋梦麟 ; 成人教育 ; 个性主义 ; 个性主 义教 育思想
蒋梦麟的教育思想

蒋梦麟的教育思想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梦邻,浙江余姚人。
早年留学美国,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
回国后,曾编辑《新教育》月刊,1919年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随后又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北大日常事务,后曾经三度代理北大校长。
抗战胜利后,担任行政院秘书长。
1949年后,在台湾从事土改和节制生育运动。
蒋梦麟的教育思想:1、“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他认为,把体育和美育结合起来,让它们齐头并进,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真谛。
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和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
“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至其极。
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
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德感至其极。
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
”2、改“牧民政治”的教育为平民主义教育他说:“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
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须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
3、“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
4、“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他认为,“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
……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文章中曾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
”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
作者:。
浅谈蒋梦麟的教育观

浅谈蒋梦麟的教育观作者:彭雄英来源:《青苹果·教育科研版》2017年第05期蒋梦麟的教育观,体现在他重视“个人价值”的教育价值观念,坚持以“个人中心”的教育本质思想。
他以“人的发展”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同时顾及社会的需要和发展,并非是極端的个人主义。
他从人的发展来论述教育价值,体现出现代教育的先进理念。
【关键词】蒋梦麟;教育观;现代意义1 蒋梦麟生平及教育实践蒋梦麟(1886——1964年)原名梦熊,后改名梦麟,字兆贤、少贤,号孟邻,笔名唯心,浙江余姚人。
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1923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其间曾出任“国立北京八校校长联合会”主席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1930年至1945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主持北大前后17年,后随蒋介石集团去往台湾。
蒋梦麟的教育实践主要在两方面。
其一是主持北京大学。
在主政北大期间,他对学科设置和课程建设十分关心。
北大先后新成立教育学系、东方语文系、生物学系,并在哲学系心理门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心理学系。
其二是先后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主持地方和中央教育行政。
无论是出任学校的校长,还是教育部长,蒋梦麟采取的措施和实行的主张对推动当时教育走上正规化和制度化、提高教育水平都有一定影响。
在教育实践中,蒋梦麟对教育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但他自己并没有作过系统的表述,其教育思想及理念主要体现其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
2 蒋梦麟的教育观2.1 教育是一种方法教育,蒋梦麟认为是一种方法,“教育,一方法也。
以此方法而解决国家、社会、个人、职业种种之问题者也”。
教育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是教育的失败。
“故必先有问题而后有教育,无问题而言教育,则凿空而已矣,幻想而已矣。
”国家有问题,所以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所以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所以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所以有职业教育。
教育作为一方法,国家、社会、个人和职业为问题,则称为国家教育、社会教育、个人教育和职业教育。
蒋梦麟个性主义教育思想与职业教育

蒋梦麟个性主义教育思想与职业教育作者:彭干梓来源:《职教论坛》2009年第07期摘要:蒋梦麟留学美国归国后的最初几年中,致力于平民主义教育和职业教育,与胡适、陶行知并列为杜威在中国的三大弟子之一。
他对“养成健全的个人”、“尊重个人之价值”、“发展个性”的论述,是民初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典型表达,为黄炎培在20世纪30年代把“谋个性之发展”列为职业教育思想核心价值体系之首奠定了理论基础。
去台湾后,蒋梦麟担任农复会主委职务,致力于台湾的土地改革、技术革新,1962年,台湾成立农业教育会出任主任委员,是台湾农业职业教育的奠基者。
关键词:蒋梦麟;个性主义;教育思想;职业教育作者简介:彭干梓,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中图分类号:7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09)07-0062-03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12岁入绍兴中西学堂,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
1904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为赴美留学作准备。
1908年8月入加州大学,读了半年农学后转入社会教育学院,1912年从加州大学毕业。
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是杜威在中国的三大弟子之一。
1917年3月,蒋梦麟完成论文《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被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并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
1919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在北大先后工作了20余年。
归国后的最初几年中,蒋梦麟致力于平民主义教育与职业教育,积极参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活动。
他是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上署名的48人之一,1918年6月,担任中华职教社总书记,是《教育与职业》的首任主编,并陪同黄炎培赴东北考察教育。
蒋梦麟:功过自有后人评

蒋梦麟:功过自有后人评提起北大校长,你应该非常熟悉蔡元培,了解一些胡适,或许知道傅斯年,但几乎未曾听闻蒋梦麟。
事实上,在北大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但在他离开之后的北大校史中,蒋梦麟却成了被刻意淡化的一个名字。
蒋梦麟与北大的缘分,结于1919年,当年他辞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之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育系教授。
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对早前在绍兴时的这位得意门生委以重任。
五四运动后当局施以的压力,迫使蔡元培在1919年到1926年间数度“托孤”,指定蒋梦麟代行职权。
1930年冬天,蒋梦麟正式继任北大校长。
抗战期间,北京大学犹如一叶扁舟,落入飘摇风雨中。
为了躲避战乱,蒋梦麟组织了从北京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的北大师生万里迁徙。
在与清华、南开临时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在长沙时称“长沙临时大学”)中,蒋梦麟与梅贻琦和张伯苓共持校务。
其后战事持续蔓延,大批逃难人群接踵而至,使昆明陷入喧嚣、嘈杂和物价飞涨之中,蒋梦麟于是再度组织联大师生转移到云南蒙自。
在治校中,蒋梦麟有意识地发扬光大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并且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培养特长。
他取消了教授终身制,开创了北大“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新时代,推动北大成为全国的教育和学术中心。
傅斯年对他的评价是:“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
”蒋梦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的求学经历让他的民主意识比较鲜明,在行政体制的搭建中发挥了正面的效应。
他也是有担当的领军人物,把选聘新人的工作交给各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活儿则由他独自承担。
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下,硬币的另一面——“纪律弛,群治弛”也逐渐显露,尤其在他掌校的后几年,学生运动乃至教员运动此起彼伏。
对于学生参与政治斗争,蒋梦麟素来极为反对。
一是因为,政治斗争总是难以避免无谓的牺牲生命;二是他认为,救国的基础是“文化之增进”,这是摇旗呐喊的运动无法企及的,“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纠正干涉,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蒋梦麟农民教育实践及其现实启示

蒋梦麟农民教育实践及其现实启示邢平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28)摘要:蒋梦麟作为一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极少被提及。
本文从他教育思想中农民教育的角度出发。
分析其农民教育的个人渊源和时代要求。
并从中寻找农民教育思想和实践对我国当今农民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蒋梦麟农民教育现实意义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
1923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
任国立第j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还先后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巾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提到北京大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蔡元培,有些忽略了北京大学的第一“功狗”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没有提到蒋梦麟。
蒋梦麟这个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长期被学术界遗忘。
同时蒋梦麟作为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农村建设领导专家从1948年起担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领导我国特别是台湾地区农村建设工作14年之久。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蒋梦麟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农村建设思想。
本文选取他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教育实践进行分析,探求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教育的借鉴意义。
一、蒋梦麟农民教育实践的背景(一)蒋梦麟的个人背景蒋梦麟由北京大学校长转而投身于农村复兴,是因为蒋梦麟对中国农村有着非同寻常的情结。
蒋梦麟的出生地蒋村是钱塘江沿岸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
蒋家的良好的经济条件给蒋梦麟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中说过:“我的童年教育有三个来源:第一是私塾里念的古书,来自古书的知相处,给我留下最深刻、最美好印象的是那个8岁的韩国小女孩——姜友玲。
八岁的孩子是那样的自立自强,没有骄娇二气.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自己的包自己背。
尤其最让我感动的是来中国前一天她的脚扭了,走路一瘸一拐,但她没有表现出一点伤心和痛苦,无论是游故宫还是逛颐和园甚至登长城.她都顽强地走在前面,并高兴地和大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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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1886一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
曾就读于绍兴中西学堂,受业于蔡元培,师生之谊深厚。
1908年自费留学美国,先入加州大学农学院,半年后转入该校社会科学院,主攻教育,1912年毕业,获教育学士学位,旋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教育,1917年6月,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不久回国。
1919年7月,受蔡元培之托,北上代理北京大学校务,9月,蔡元培复任校长之后,任北大教育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总务长。
此后凡蔡元培离校出访等则代理北大校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第二中山大学(后改为浙江大学)校长,主持浙江大学区。
1928年底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出任教育部部长。
1930年辞教育部长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直至1945年6月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离开教育界。
轶事:【有情:为情所困】世间的大智者也往往会被一个“情”字绊翻在地,为情所困,甚至为情所毁。
蒋梦麟悟性甚高,他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
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
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也。
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
至于他本人的婚姻,有“狗皮膏药”型,也有比“狗皮膏药”型更难办的“强力胶贴纸”型。
1933年,北大校长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婚礼在北平举行,证婚人是胡适。
当年,蒋梦麟与原配孙玉书离异,算不上轰动全国的新闻,但他迎娶陶曾谷,另有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被无聊小报逮个正着,沦为恶搞的话题。
蒋梦麟和高仁山是莫逆之交,陶曾谷是高仁山的遗孀。
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是北大教育系的创立者。
1928年,由于政治嫌疑,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戕杀于天桥刑场。
高仁山遇害之后,蒋梦麟同情陶曾谷的凄凉处境,对她呵护有加,照顾备至。
不久,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长,陶曾谷成为他的秘书。
日久生情,二人坠入爱河。
爱屋及乌娶亡友遗孀为妻,通达之士称赞他身上具有魏晋名士的流风余韵,保守分子则贬斥其所作所为是伤风败俗。
蒋梦麟与陶曾谷的爱情基础坚实,婚姻堪称美满。
不过美中也有不足之处,陶曾谷为人处世欠缺圆通。
1958年陶曾谷去世。
起初两年,虽有不少人说媒作伐,蒋梦麟的心旌不为所动,然而在1960年台湾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上,蒋梦麟初见徐贤乐,就着了魔,缴了械。
徐贤乐年轻时风华绝代,曾与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有过一段婚姻,杨杰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她成了寡妇,也成了香饽饽。
蒋梦麟74岁,徐贤乐48岁。
一、教育思想:1、视学术为高等教育的唯一生命学术的发达与否,是社会进化、国家兴亡的基础。
蒋梦麟指出“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
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
”对教育而言,“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
”他承认,“吾国自有史以来,学问之堕,于今为甚。
今不先讲学术,而望有大教育家出,是终不可能也。
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
”?这种学术救国、学术立国的理念,促使他在1922年给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的信中明确提出:“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
早在1918年初,蒋梦麟就提出“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也;20年代初,在他参与拟订的《杭州大学章程》中,发展高深学术又被列为设学宗旨之一;1922年,北大由于军阀政府拖欠经费,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他依然不忘用“提高学术”激励北大同人;此后,他分别于1929年和1932年在任教育部长、北大校长时,将“研究高深学术”写入《大学组织法》和《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中。
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的学术质量,他采取了如下措施。
2、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当然,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蒋梦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过分的学术自由给学校和学生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因此,他告诫师生:“能容则择宽而纪律驰。
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驰。
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他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立场后退到审慎的“学术自由”了。
3、推行民主治校的方针蔡元培关于/教授治校、民主管理0体制的构想,最终是由蒋梦麟协助完善的。
从蔡元培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到蒋梦麟的/校长治校,其间差异不难看出。
这种变化,既反映了师徒二人在政治观乃至个人品格方面存在差异,同时也反映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0这一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大局下,要想求得一校局部民主的理想,是十分困难的。
4、主张大学生以求学为职志蒋梦麟认为,高校学生应以求学为职志。
他初到北大时,即劝导学生“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
同年10月,他再次重申,学生应专心求学,做学生的,先要从自己身上着想,自己问自己,自己的责任,是不是已经尽了,若还没有尽,不要责人家,先问自己罢了。
……学生对于学术方面,要有兴会,要想得透,要懂得彻底。
”他认为,“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其实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言新。
”因此,他要求学生“此后要立定志向,切实读书”。
5、中西结合、文理沟通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安排上,蒋梦麟注重中西结合、文理沟通,即不仅注重中国传统的学问,而且吸收西洋的学术;不仅要研习人文科学,尤应重视自然科学。
他的这一主张建立在其“亦中亦西”的文化多元观之上。
他认为,“文化是多元融成的。
我的脑海里,不觉得有单元的文化。
”文化的进步,是新旧相通、固有的与外来相通的结果。
他指出,“历史是一贯的、旧时综合的文化,吸收新来的文化就会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社会的进步,要靠文化的进步,文化的进步有赖于中西结合,尤其有赖于引入传统文化中极其缺乏的科学文化。
他指出:“若为今日之教育图长久计,当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通新陈交换之理,察社会需要,采适当之方法以推行”二、教育实践1、重视师资的选聘。
1930年底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时,为了“中兴”频遭打击的北大,精心挑选了胡适、刘树杞、周炳琳分别担任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院长,作为基本班底。
在他的招贤政策的吸引下,一大批新、老北大人聚集起来,组成了颇为得力的教师阵容。
1931年后,他特别整顿了理科教师队伍,一批国内一流的科学家如刘树杞、李四光、饶毓泰、张景、孙云铸、曾昭抡、江泽涵等被选聘为北大教授。
2、推行教授专任制。
在旧中国,政局不稳,经济凋蔽,高校教师为了糊口,在校外兼课的现象十分普遍。
这不仅影响教学质量,也使教师无法专心学术。
北大在20年代就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而未果。
之后反愈演愈烈。
蒋梦麟重新出任北大校长后,由于身兼“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副董事长,又得蔡元培、胡适等人帮助,获得了该会在经费上的支持,故而能够推行薪金较高的教授专任制,解决了校外兼课的问题。
他尤重研究教授的选聘,并明确要求研究讲座教育不得在校外兼职。
这一制度对于保证教学质量、提高学术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
3、重视研究所的设置。
北大虽然在蔡元培主政时期率先在国内高校中设立了研究所,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没有走上正轨,尤其是在1926年后几陷停顿状态。
为此,蒋梦麟首先于1931年恢复原有国学门研究生招生工作。
次年,他改研究所为研究院,分文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3部,自兼院长,扩大招生规模。
1934年他再次改组北大研究院,将3部改为文科、理科、法科3个研究所,由3个学院院长兼所长,他仍兼研究院院长,并设立研究院院务会议,专门负责研究院各项工作,使北大研究院工作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4、提倡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
1920年五四周年之际,他与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希望大学生多组织学术团体。
1924年12月,他在代理北大校长时,支持成立“北大学术研究会”,以研究学术为宗旨,教员与学生均可加入。
在30年代,北大恢复并建立了许多学生学术团体,如化学会、经济学会、教育学会等。
对这些学生学术团体,他都极力支持,鼓励学生从事科学研究。
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北大学生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丰富多采。
5、重视学术交流。
蒋梦麟认为,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能带来不少“好教训”,有助于国内学术的发展。
五四前夕,杜威来华讲学,他不仅热情接待,还极积支持杜威在各地的讲学活动。
北大从20年代开始,每年均邀请国外学者来校讲学,30年代,他仍然邀请欧美学者来校任教或讲学。
与国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的发展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6、在北大推行“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
7、制订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学则》(1932年12月),推行较严厉的管理措施。
当然,蒋梦麟明白,他的民主治校方针不能逾越时代的局限,不能将之推行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所许可的范围以外。
于是,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不得不在强权政府和民主的知识分子之间寻求妥协。
30年代他在北大推行“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正是这种妥协的结果。
但无论怎样,他努力完善民主治校的管理体制,功不可没。
8、重视改善办学条件。
蒋梦麟十分重视改善办学条件,这在动荡不安、经济凋蔽的旧中国,更显难能可贵。
他将办学条件视为高校发展学术的首要条件。
他说:“提高学术,第一要工具。
”他首重校园环境的改善。
与优美的环境相比,充足的图书仪器更显急迫。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多方筹谋。
当然,北大教学条件的改善有赖全体北大职员的努力,但蒋梦麟作为校长,推助之功,实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