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崛起的希望之光(1)

绿色崛起的希望之光

（报告文学）

周喜俊最早知道“葫芦峪模式”，是写平山县委宣传部因公殉职的齐庆三纪念文章，听说葫芦峪荒山开发模式是他最先向新闻媒体报道出去的。

最初听到刘海涛三个字，以为他还很年轻，不仅因为这名字让人联想到波涛汹涌的大海富有的朝气，还有他创建的公司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经营理念和超前意识，让人怎么也想不到是个年逾六旬的人所为，乃至见面后才知道，他竟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庚。

六十五岁，在很多人眼里已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龄，但刘海涛俨然不知“老”为何年，以勃勃雄心把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业做得如日中天。

刘海涛任董事长的平山县葫芦峪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先后获得全国有机农业生产基地、国家级核桃示范基地、河北省农业综合开发重点龙头企业、河北省农业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石家庄市重点龙头企业……这一串耀眼的光环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又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炎炎盛夏，我带领石家庄文艺队伍走进葫芦峪现代农业产业园，去挖掘蕴藏在这太行山区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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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爷似有意让我们体验刘海涛得意之作的美妙，我两次带队到葫芦峪采风，竟然都遇到刚下过一场雨，湿漉漉的空气隔绝了盛夏的燥热，让人感到像是走进天然氧吧一样神清气爽。

园区内，四通八达的水泥路面经雨水冲刷格外干净。连绵起伏的丘陵间，一棵棵核桃树像是刚出浴的绿衣仙子，水灵灵煞是诱人。层层绕山转的标准梯田中，一片片顶着水珠的苗圃充满勃勃生机。一个个波光粼粼的蓄水塘坝，如镶嵌在大自然中的一面面镜子，把蓝天、白云、绿树、鲜花、游客倒映进来，形成了天、地、人融为一体的巨幅画面，让人心旷神怡。葫芦长廊下，一排排在翠绿藤蔓中倒垂下来的淡绿色葫芦，像可爱的娃娃列队迎候着远来的客人。绿树掩映中的一座座鸡舍，一群群柴鸡悠闲地在树荫中漫步，欢快地啄食着草籽和活虫。

听刘海涛介绍：“葫芦峪园区未来的发展，将以高标准薄皮核桃基地为种植

业，不断向深加工领域拓展，通过提炼核桃油、化妆品原料、染料等实现进一步增值。林下种植苜蓿、中药材、红薯、花生、小杂粮等，林中养殖奶牛、奶羊、优种柴鸡。苜蓿喂牛羊，柴鸡吃草籽活虫，畜禽粪便制沼气，沼渣沼液还田，这种立体循环农业开发模式，不仅会让土地成倍增值，而且能实现绿色生态发展。这种荒山开发模式适合葫芦峪，也适用太行山、燕山等浅山区，现在每天接到的求助电话很多，都想让他把葫芦峪模式帮着复制过去。”

随着他的讲述，我似乎看到这绿色在流动、延伸，向平山县贫困山区的上峪、曹峪、宅北、东白面红；这绿色在拓展、复制，向阜平、曲阳、唐县，乃至更多的浅山区和丘陵……

“把太行山区1500万亩的贫困带变为可持续发展的金腰带；把葫芦峪到西柏坡的52公里贫困线进行资源整合，打造成绿色生态旅游的百里长廊。”

这是刘海涛的奋斗目标！

这恢弘的规划让我震撼，更让我激动。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我虽然进省城工作已30余年，但心里一直牵挂着农民，目光始终着关注着农村，脚步常年行走在农村大地上。

我去过江苏的华西村、常熟的蒋巷村、河南的竹林镇、安徽的小岗村、山西的大寨……这些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全国名村，曾引发我很多的思考。

我去过太行山区不少农村，踏上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的红色土地，目睹老区人民贫穷落后的生活状态，心中百感交集。尽管政府每年都给他们发放困难补贴，但靠“输血”生存的日子，并不能激活内在的“造血”机能，更不能让他们找到自尊和自信。

我去过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村，在长满茅草的破旧房屋前，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石头上，空洞的目光眺望着远方，饱经风霜的面庞上写满了凄凉。他们多么盼望远离家乡的儿女早日归来，可他们的儿女为了自己的儿女不再受穷，都进城打工去了，为了节省路费，一年难得回来一趟。

我去过留守儿童学校，面对那些花季少年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成熟”，我的心不由隐隐作疼。尽管老师对这些常年远离父母的孩子给予了很多关爱，但这并代替不了父母的亲情。不少孩子因从小缺少父母爱抚造成的孤僻、自闭、冷漠等心里问题显而易见。据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59.1%，且与父母分散越久，心理问题越严重。

我采访过一个曾在建筑业打工多年，双腿摔残后不得不回到家乡的男子，还不到40岁的他已是满头花发，谈起在外打工的经历，几次哽咽无语，他说：“农民工在城里就像擦地用的墩布，干最脏最累的活，用坏了就当成垃圾扔到一边，没有人会再想起你，更没有人知道那一座座高楼大厦由多少农民工的青春奠基。”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一位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总理时发出的呼声，这呼声曾引发多少人的心灵共振，至今还在人们耳边轰鸣。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要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解决农业的短板问题。所以，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业怎么才能强起来，农村怎么才能美起来，农民怎么才能富起来？多年来，我在寻觅中思索，在思索中寻觅，试图找到满意的答案，在平山县葫芦峪，我终于看到了太行山区绿色崛起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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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荒山要果，向荒山要粮，向荒山要健康。”这是葫芦峪管理层人员印在名片上的警句。看着今日满山的绿树花果，呼吸着山里清新的空气，品尝着刚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核桃，绝对没有人怀疑这话是吹牛。但开发荒山之初，当刘海涛提出这目标时，村里不少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谭。甚至有人说，他兜里有了钱，烧得说胡话了，还想从石头缝里挖出金疙瘩，简直是做美梦！

让家乡的荒山变成花果山，这确实是刘海涛的梦想，这个梦他做了很多年。

出生在平山县下峪村的刘海涛，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小手常抚摸到母亲胸脯上的一大块伤疤，那是日本鬼子在中国肆意作恶的罪证！1942年，结婚不久的母亲在村外水渠边洗衣服，突然看到日本鬼子迎面走来，她下意识地站起身，还未来得及躲闪，鬼子的刺刀已恶狠狠地扎进她的胸膛。幸亏有村民看到，等鬼子走后，才把她送回家。家人用盐水给她清洗了伤口，用“马皮泡”止住血。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母亲侥幸活了过来，但因刀尖刺伤了肺部，无钱医治，一生病魔缠身，40多岁就撒手人寰，这是刘海涛心中永远的痛！

“家贫受人欺，国穷遭外侵”，是刘海涛少年时代刻在脑海中的烙印。从那时起他就梦想着将来要凭自己的双手，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让乡亲们不再受穷。

喜欢做美梦的刘海涛无力让梦想成真，山里太穷了，正长身体的他想吃顿饱

饭都是奢望。上小学时饿得晕倒在半路，望着旋转的蓝天，抚摸着薄薄的肚皮下一条一绺空荡荡的肠子，他心里想，山上要是能长出果子和粮食，就不会挨饿了。

为减轻家里的负担，刘海涛只读了五年小学就辍学了。他跟着大人们到外村的打麦场上“簸麦糠”淘过粮食，一天哪怕只能簸出半升麦子，也是最大的收获。他贩过猪仔、贩过柿子，到山西卖了挣十几块钱补贴家用。

在贫穷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刘海涛，从小练就了能吃苦的性格，他虚心好学，虽然文化不高，在村里也算是能人，先后当过农业、林业、水利技术员，还当过生产队长、大队会计、公社农业技术员。他是个追求极致的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力求做得最好。他的聪明能干，赢得了周围人的赞誉，在“只见哥哥不见嫂”的光棍村儿，他竟然在18岁那年得到邻村一同龄姑娘的青睐。

新婚之夜，坐在连床新被褥都没有的洞房，面对温柔漂亮的妻子，一种男人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觉得对不住妻子，发誓将来一定让她过上全村最好的日子。

为圆这个梦，刘海涛走出了山村，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挣钱的门路。他下过煤矿，跑过业务，做过采购员，承包过县办工厂，经营过乡镇企业……

丰富的生活阅历，让他得到了人生最好的锤炼。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他都是宝贵的财富。从海南岛到松花江，从戈壁荒滩到东北大森林，他的足迹踏遍祖国大地，也结识了社会上各种人物。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为煤矿采购井下用的木料时在东北一家木材厂结识的一位老翻译，慧眼识珠的老人见他虚心好学，嗜书如命，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地下藏书室，毫不吝啬地向他敞开了知识的大门……

满满一屋子的藏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史记》……这些在当时找不到的经典书全部呈现在了刘海涛眼前，他像个贪婪的孩子扑向这丰富的精神大餐，利用业余时间一本本“啃”着，有不懂的问题随时向老翻译请教。

书中自有黄金屋，海绵吸水般的八年苦读，让他成了精神的富有者，也为他的智慧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在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里，刘海涛不仅学到了书本上的知识，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在国有企业进行大改制之后，刘海涛只身到北京去创业。具有超前意识的他瞅准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商机，用低廉的价钱在北京租了一些闲置的旧厂房和办公楼装修成高档宾馆，待申奥成功后，各路人马云集北京，他的几个宾馆顿时成了“皇帝的女儿”，身价倍增，每个宾馆收入上千万，这笔雄厚的资金，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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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涛用智慧的目光在商海中抢抓着机遇，他拥有了上亿元的资金积累，在京城足可以舒舒服服安享晚年了，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却空荡荡没有着落。

他是农民的儿子，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液，骨子里对农村有着特殊感情，尽管在外闯荡多年，心却从来没有离开家乡。他一直关注着农民，关注着农业，研究着农村政策。尤其是手里有了积蓄之后，对家乡的思念也更深切，连做梦都是在家乡的山上转悠，这种复杂感情让他整日心烦意乱，不知该干什么，身体也时常出现不适。他想，都说落叶归根，在外闯荡了几十年，莫非真该回老家了？他拿不定主意，去向一位高僧讨教在哪儿养老好的问题。高僧告诉他，你在哪儿出生的回哪儿最好。这富有禅意的指点，只不过是看透了他内心的纠结，来个顺水推舟，促使他尽快找到心灵归属之地。

刘海涛回来了，踏上家乡的土地，看到山还是荆棘丛生的山，梁还是光秃秃的梁，乡亲们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的土坯房，几个童年的伙伴至今还打着光棍儿。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改革开放30年了，城市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家乡却面貌依旧。他琢磨着，怎样才能在荒山上开出生财之道，让村里的面貌有所改变？

迎着新中国曙光出生的刘海涛，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讲1947年第一次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的盛况。长达两个月的会议，研究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欢欣鼓舞，为保卫胜利果实，推着小车挑着扁担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支前队伍，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一家一户的单干弊端日益凸显，为满足农民的要求，逐步成立了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农村带来重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打破了集体生产的桎梏，激活了农民的创造力，中国农民很快解决了温饱难题。随之而来的是土地的小块分割，影响了机械化使用，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地，有时连种子化肥钱都收不回来。青年人为养家糊口，纷纷融入到外出打工的队伍。不少农村只剩下孤寡老人和幼童，成了空心村，大片土地被抛荒。

葫芦峪属于太行山浅山区，大多数山场都是片麻岩，不经过深度开发很难长出东西，即便人工开出一点旱地，没有水利设施，撒下种子也是望天收。遇到好年景，种一葫芦收两瓢，遇到干旱年，常常是颗粒无收。所以，尽管村里的荒山

荒坡早已承包到户，由于开发投入大、见效慢，大多数人力不从心，只能荒着。

刘海涛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荒山长出果子和粮食，现在手里有了钱，这愿望越来越强烈。他想，要是用机械化对全村荒山进行综合开发治理，既能实现多年的梦想，也能让乡亲们富裕起来，还能让家乡的环境美起来，岂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刘海涛召集村里人商量土地流转事宜，本以为大家会一呼百应，没料到好多人却不同意。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宁可抛荒，不可失地，这是农民的心理状态。尽管荒山荒坡收入微薄，只要在自己手里，即便啥都长不出来，心里也感到踏实。他们说：“过去吃不饱饭，现在种粮国家给点补贴，好歹能吃饱肚子，要是把地弄坏了，我们连吃饭的本钱也没了。你要愿意折腾，去东边不长东西的荒山上折腾吧，你让那地方长出东西，我们就服你。”

刘海涛说服不了村民，只能到不长东西的荒山上去做实验。这些荒山承包费便宜，老百姓当初每亩30元承包的，他给300元，200元承包的，他给2000元，用这种办法从农民手里流转了几千亩荒山，开始动工开发。

转眼几年过去了，流传的荒山投进去不少资金，开出的地栽上树苗却长不起来，没有水，没有土，没有保水保肥能力，再加上没有路，想往山上送肥送水都不可能。眼看栽上的树变成了一棵棵干柴，刘海涛心急如焚。

老伴看他吃不香睡不安，心疼地劝他：“你辛苦了大半辈子，都这岁数了，该歇歇心了，再这么折腾下去，把咱俩养老的钱都得搭进去。土地，土地，没有土，咋能叫地？石头上要是能长出东西，你爷爷、你爹早干了，还能轮到你？”

刘海涛不服输，他认为，时代不同了，过去靠人工，一把镐头一把锨，一年开不出半亩田，现在是机械化，只要琢磨透了症结在哪儿，从中找出新的路径，几年就能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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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开发荒山的失败，让刘海涛意识到，只凭一腔热血写不了春秋，要想让荒山变出金钱，小打小闹不行，标准低了也不行，必须有科学态度，有长远规划，有技术支撑，还要有一支高顶尖的管理人才团队。

刘海涛首先注册了葫芦峪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之又带领管理人员外出学习考察。他先后走访了70多个国家和省、市，农业搞得好的，从中学到了先进经验，农业搞得不太好的，也看到了应注意的问题。站到国际市场看中国农业未

来发展，心中就有了清晰的思路。他邀请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来帮着策划，按现代农业产业园的高标准要求，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设计，从土地流转、合同签订、配套设施，到开山造地、种植管护、员工管理、利益分配等等，全部标准化，同时设计出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让大家对公司发展目标一目了然。

“先让农民得利，公司才能受益。先让农民舒服，企业才能发展。农民是土地的当家人，园区是农民的聚宝盆，只有站到农民的立场考虑问题，事业才会越做越大”。这是刘海涛的经营之道。

农民把土地流转到公司，省心省力没有后顾之忧，收入比自己种地要高出好多倍，自然会全力支持。葫芦峪现代农业产业园2010年以来，通过入股、租用、购买、置换等多种方式，从周围9个村庄流转荒山荒坡5万亩，有效解决了农户承包地块细碎、不利于规模开发和集约经营、现代科技手段不易施展的问题。实现了山场资源“规模化开发、园区式建设、集约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的良性循环，将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结合起来综合开发。园区还成立了核桃、苹果、养殖3个合作社，在生产管理、农事操作、核算、分配方面统一安排，形成公司、农户、合作社三者互为依托，共同受益，风险共担的机制。

62岁的刘明芳谈起土地流转的好处满脸喜悦，他说，种了一辈子地，还从没像现在这么轻松过。过去，老百姓习惯把种地叫“受苦”，在山区种地苦楚更多。二十多年前他家承包了250亩荒山，也想过开发，可靠人工十天半月也刨不出几个树坑，好不容易栽上树，没有水很难成活。遇到风调雨顺活几棵苗，石厚土薄没地力，几年也长不起来。如今，他把家里承包的荒山全部以入股形式流转给公司。按协议规定，从荒山开发到栽上树，每年保底资金5万元，核桃树进入盛果期后，保底资金每年增长到10万元，还能拿到树上果子收益的三成。确保近期收入不降低，远期收入有增长。此外，在园区上班，每月还有几千元的工资，这几项加起来，比自己家种地收入要增加好几倍，比在外边打工收入也高出不少。“在家门口能挣上钱，谁到外边去受罪？”刘明芳说他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早就回来在园区上班了。

刘海涛说：“葫芦峪模式，就是往前走一个台阶，摸索出经验，再上第二个台阶。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只有稳扎稳打，让农民看到实惠，得到利益，才能一心一意跟着往前走。比如‘大园区，小业主’的管理模式，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刚开始做有机示范园的时候，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公司后，所有在这里干活的人等于给老板打工，这又成了吃大锅饭。后来我们采取家庭农场式的股份制，

公司对流转的荒山统一开发，种上核桃树后再以50亩为一个单元承包给小业主，小业主对自己原有的承包地有优先承包权。公司每年付给小业主2万元管理费，其它生产资料和水电费全部由公司支付。公司制定统一标准，签订管护和收益合同，小业主只需按公司技术要求，进行除草、施肥等日常管护。收获的核桃按公司确定基数上交，高出基数的部分按斤计价付给小业主。小业主可以在树下种植药材、花生、小杂粮之类的农作物，收入归自己。无数个小业主组成大园区，让农民既有主人公的自豪感，又有产业工人的责任感，这种把双方利益紧密相连的机制，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开山造地，是保证资金收入不断攀升的基础。在造地方面，吸取过去造出的梯田被雨水冲毁的教训，他们采用了河北农大专家研究的“隔坡沟状梯田”施工法，依托山体原有的坡面，开挖一米半深、一米到两米宽的水平沟，将未风化的片麻岩挖出来，把风化过的土层填进去，再施上鸡粪等有基肥当底肥，搞好排灌水设施，造成小中雨能蓄水，大雨能排水，旱时能浇灌的旱涝保收田。这样的地种啥都疯长，种上薄皮有机核桃，第四年亩产一般能达到300斤，不仅绿化了荒山，改变了生态环境，也能带动农民致富。

刘海涛认为，中国农业只要找到好的发展模式，比美国、法国发展起来更有优势，也会更快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骨子里有着做农业的情结，周围的环境造就了雄厚的农业基础。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和条件，就会做得很好。但不整合资源不行，比如开山造地，需要机械化，每亩要投入2至3万元资金。建一座大型塘坝，需要几百万元的投入，没有经济基础不行，没有技术支撑也不行，这对单枪匹马的农民来说是很难做成的。公司依靠政府支持，企业投资，科技支撑，群众参与，就能把这事做大做强，做成品牌。公司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就是要给农民搭建既能发挥自身特长，又能帮着解决实际问题的平台，让每个把土地流转到公司的家庭都能找到幸福感。

下峪村农民刘兰顺从小喜欢养花，他把家里承包的10多亩荒山全部出租给公司到园区来上班，根据他的特长，公司安排他负责整个园区景观花卉管护，月工资2000元，加上荒山流转费，每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现在他已拆掉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盖起了新砖房。更让刘兰顺开心的是，在园区挣着工资干着喜欢的活，还学到了种花的新技术。因为园区一切管理都是标准化，管护花卉凭过去的老经验也不行，这样就能逼着每个人学新知识，以后到外村也能当技术员了。“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只站到中国农业发展基础上就事论事，而要站到国际市

场看有没有优势？看产品在市场是不是有竞争力，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站稳脚根，必须有前瞻性思维，别人有的，我排第一，别人没有的，我是唯一。只要在市场上转得开，就肯定能成功。”刘海涛说这番话时底气十足。

葫芦峪现代农业产业园面向市场组织生产，实施品牌战略。2012年，园区种植的薄皮核桃通过了国家有机产品认可，葫芦峪园区成为全国仅有的10个有机产品生产基地之一，产品营销采取高科技，智能化，规模化。比如，客户想吃园区内哪一棵树上的核桃，想吃那片果园的苹果，可以在网上看着，把产品采摘下来送到家里，这是适合国际市场的智能化营销手段，也是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太行山区百姓致富问题，只有靠科技手段健全“造血”功能。

以色列农业之所以搞得好，就是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人人都有危机感。以色列是一个干旱缺水的国家，由于发展了先进的节水用水技术，使“不毛之地”变成了“粮果之乡”。他们的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9%，一个农业人口能养活90个人。葫芦峪现代农业产业园博采众长，滴水灌溉采用以色列技术，每棵树下一个皮管，既保证树不缺水，又节省了水资源。在经营模式上则借鉴亚洲经验，因地制宜创造出“公司+合作社+基地”的现代农业组织形式，成功走出了一条通过发展新型农业主体，带动千家万户发家致富的新型农业发展之路。实现了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农民增收，达到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目的，也为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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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峪芳草园种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蔚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原先在大城市做过花卉和香料生意，她带我们参观了大棚蔬菜种植区、中华寿桃种植区、苹果种植区、柴鸡养殖区……从她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占地300亩的日光蔬菜种植区除种植了西红柿、黄瓜等新鲜蔬菜外，还有各种花卉的育苗区，占地3000亩的芳草园正在建设中。她指着远处宽阔的坡地说，等把那边的山地整好，能能把大棚里育的花苗移栽出来，建成千亩薰衣草园、大马士革玫瑰园、芳草园，除从这些花卉中提取香料外，还能发展旅游观光农业。按芳草园区设计，未来这里还将开辟婚庆场地，喜欢田园风光的城里青年可以到这里来举行婚礼、欢度蜜月，这边是碧波荡漾的塘坝，那边是姹紫嫣红的玫瑰园，大口呼吸着带露珠的鲜花散发的香气，行走在满山的绿树之中，采摘着园中的鲜果，这是多么诱人的景色，又是多么惬意的事情。邵蔚对芳草园区前景的描绘，把我们带到了人间仙境。这

样的设计，需要的是有现代思维的知识青年。目前在葫芦峪，像邵蔚这样的优秀青年人才越来越多。

青年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解决农村老有所养，少有所教问题的关键。农村青壮年都进城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残在农村，“三农”问题永远不会得到妥善解决，社会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成了遥不可及的事情。只有大批青年回归农村，大批科技人才关注农村，才能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问题，尽快实现“四化同步”。葫芦峪正用自身的魅力，吸引着大批青年向这里走来。

刘言文是下峪村的村主任，今年33岁，当村官已经三年。他1998年初中毕业后，跟着姑父到上海做石材生意，也算是个年轻的“资深”打工族。谈到村里青年人在外打工的事，他说在外边不管挣钱多少，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再就是一家人常年不在一起生活，即便能挣几个钱，也没有幸福感。如今在自己家门口干活，亲眼看着荒山一天天变绿，村里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富裕，感到很自豪。

焦春光和刘言文是同龄人，他说在少年时代的记忆中，“打光棍儿”比“狼来了”还可怕。小孩子不听话，大人教训时总是说：“不学真本事，以后得打光棍儿。”上小学时不安心学习，老师教育他们常说的话是：“村里这么穷，你们不好好学习，将来连媳妇也说不上。”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前几年，他们村的光棍儿有80多个呢。老人们怕孩子在村里娶不上媳妇，鼓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山上刨不出金子，地里长不出银子，哪怕在外边当倒插门女婿，也比在这穷山村打一辈子光棍儿强，这是村里人的观念。焦春光初中毕业后与人合伙跑运输，常年跑山西、银川，虽说每年能挣10万元左右，可跑车很辛苦，也经常遇到危险，家里人整天提心吊胆。如今，他卖掉了自己的大货车，把家里的9亩地全部出租给公司，并和家人一起到园区来上班。他利用自己会开钩机的技术，承包开山造地、整合山场的项目，每月能拿到3000元工资。他父亲和妻子在园区内做一些灌溉、修剪、锄草、养殖、农产品加工之类的活，每月分别能领到2000元，还能享受到园区为他全家办理的“三险一金”。工资和土地出租的钱加到一起，收入比跑运输还要多。焦春光说：“一家老小能团团圆圆在一起，再不用让老人和妻子担惊受怕，这日子才叫幸福。”

35岁的贾文明在县城打了七年零工，三年前回到葫芦峪，他把家里的10亩地流转到公司，在园区承包了50亩核桃树，成了这里的“小业主”，核桃园的活用不着他操心，父母就能干好。他在园区内打着另一份工，每月工资3000元，

妻子是园区的果树管理技术员，每月能拿到2000元，加上公司每年按家庭人口给他们的土地流转资金，一家人每年能收入12万元。

“葫芦峪模式”把在外打工的青年人都吸引回来了，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上找到了自信，在创业中收获着幸福，在大自然中健康着身心。今年在园区内打工的青年，有20多人买了私家车，他们也能像城里的青年人一样过浪漫而有尊严的生活。更让青年人感到有吸引力的是在园区上班每天都有新收获。公司与多所大学及科研单位建立了密切联系，聘请的顾问都是高级工程师、高级园艺师、大学教授，这些高端人才在葫芦峪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传播了现代科技知识，带动起了一支农村青年人才队伍，形成了崇尚知识，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随着“葫芦峪模式”的不断延伸和复制，这些青年人才就成了火炬手，无论派到哪里都是合格的技术员。东面红的荒山开发，就是土生土长的葫芦峪青年给复制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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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县孟家庄镇东白面红村距离石家庄一百多公里，是太行深山中的一个贫困村。村支书常世明从改革开放之前就当村干部，任村支书也已经30多年，说到村里的贫困状况，不由潸然落泪。

东面红村从历史上就是干旱缺水的地方，荒坡旱地不适合种植小麦，只能种玉米、豆类、红薯等耐旱的作物。传说很久以前，一支经商的驼队路过村中，好客的村民想让客商吃顿饺子，却没有白面，只好用家中仅有的一点高粱面包饺子，客商好奇地问：“你们村的饺子皮为何是红色？”爱面子的村民回答：“俺们村的白面都是红色。”东白面红的村名由此而来。后来虽然更名为东面红村，白面仍是稀缺之物，村里人过年想吃白面饺子，只能用玉米和流动商贩去换。

东面红村靠种地为生，一年只种一季庄稼，剩余多半年时间田地处于闲置状态。因水利设施不健全，村民别说浇地，吃水都是难题。饮用水来自山上的泉水，需要由水源地的蓄水池引到村里一公里外的另一蓄水池。由于两个蓄水池容量太小，再加上引水管道太细，致使村民家庭用水严重不足，村里只好规定每天早上定时放一个小时的水，其它时间蓄水池关闭。就是这一个小时放水时间，也有村民因居住的位置高而接不上水，只能到一里多外的水源地去挑水，来回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

东面红村太穷了，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不少妇女也到城市里当保姆，留下的大都是老弱病残者。土地承包到户后，种地成了问题，村干部也想帮助农民

致富，可村集体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想干成事太难了，想把村民吃水用的蓄水池扩大一些，把饮水管道换成粗管子的钱都没有，他们也想过开发荒山栽果树，但没有能力解决水的问题，栽上也活不了。

在他们脱贫无路，致富无门的情况下，村里一个在葫芦峪上班的人提个建议：“咱也学学葫芦峪模式，把荒山搞成现代农业产业园吧。咱村的荒山海拔四五百米，种出的水果口感好，没有污染，打出去肯定能创品牌。”

常世明觉得这是新鲜事，先带几个村干部到葫芦峪参观，又组织村里更多人去看，大家回来异口同声说这是好事，应该借助葫芦峪的实力，找到脱贫致富的门路。

刘海涛是个爽快人，协议谈妥后，马上派技术员把“葫芦峪模式”复制到了东面红。水、电、路基础性配套设施全部由葫芦峪投资，2米多宽的水泥路修到了山顶，3个蓄水的塘坝正在修建中，原先村里土地不足200亩，如今已开发荒山500亩，栽上苹果树，靠高科技管理，打入市场准能卖个好价钱。好多在外打工的青壮年看到了希望，都陆续回来了，一个开铲车的技术员，每月工资4200元，比在外边打工都挣钱多，夫妻俩在一起，谁肯出去过漂泊的日子。

村里有一户特殊人家，三口人聋子、哑巴、傻子全占了，土地承包到户后，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现在他们把土地流转给公司，再到园区来上班，残疾人干活不偷懒，让干啥埋头干到底，按着园区的计酬标准，他们得到的报酬比正常人都不少，去年一家三口收入4万多块钱，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常世明说，东面红村傻子多是出了名的，过去村里穷，本村好姑娘留不住，外村好姑娘不肯嫁进来，小伙子娶不上好媳妇，只能凑合着娶个傻媳妇，傻子生个傻孩子，孩子长大再娶傻子，形成了恶性循环。葫芦峪模式复制到东面红后，村里的小伙子们也扬眉吐气了，找对象不像过去挖到篮子里就是菜，也要好好挑选挑选，娶回来的媳妇个顶个漂亮能干，生的娃娃也聪明好看，婚姻有了质量，人种得到改善，村里人的素质不断提高。

东面红只是“葫芦峪模式”的一个点，如今这“模式”在向更多的山区复制、扩展，也将为更多的贫困农村带来致富的希望。

“我们不做农业故事，而要做成‘百年老店’，做成可复制的农业发展品牌。”刘海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农业只有实现农民，市场、金融、政府、科技五位一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现代化的短板问题。推动城乡发展一

体化，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应是双向的，城里人有优势，农村人也有强项，只有形成城乡互动，才能实现良性发展。只有把“三农”问题彻底解决了，中国人的饭碗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刘海涛设计的百里生态旅游线，从葫芦峪——二架梁——九龙潭——滚龙沟——东面红——到西柏坡，他说，这条百里长廊建设好了，是革命老区一条红色旅游线，也是一条生态旅游线，更是带动太行山区经济发展的致富线。

有人说：“刘海涛骑虎难下了。”

刘海涛说：“我骑虎不下了，这样一直往前走挺舒服。过去经商挣了不少钱，也没有找到自我，现在才真正找到自我。”

有人问他：“你种了这么多核桃树，能吃几个核桃？”

刘海涛说：“我享受的是过程，风景在路上。”

我问他：“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刘海涛说：“给员工发工资，看他们数钱时陶醉的样子，我心里很舒服。等把太行山区1500万亩荒山都打造成葫芦峪这样的现代农业科技园，这一方百姓富裕起来，我就满足了。”

刘海涛是个勇往直前的人，他想做的事一定能做成，我们期待着！

（作者：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石家庄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国家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