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试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
试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一、摘要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关键词兵谏、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西安事变的起因及经过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张、杨二人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学良和杨虎城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
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胁迫他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二人联共抗日的决心。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遭到拒绝，蒋介石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浅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于多方的原因促成的，以下具体分析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对西安事所起的作用，明确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与民族危机的加深是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关键词：民族危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逼蒋抗日临潼兵谏。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在诸多间接与直接因素的制约和推动下，事变于１２月下旬和平解决。
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余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使的日本在3个多月时间里占领我东北全境，3000多万名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奴隶。
1932年初，日本制造事端，进犯上海，驻上海十九路军自动奋起抵抗，爆发了“一、二八事变”。
3月，日本扶植成立伪“满洲国”。
1933年1-5月，日军先后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并于5月31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
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促使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
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
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更加加强了人们的民族情绪。
中华民族已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
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摘要：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所起作用两个方面，论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矛盾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分析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一）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消灭杂牌，使张学良逐渐觉醒。
在这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下促使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发展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
”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张学良和蒋介石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
张学良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介石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
西安事变对国共和平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国共和平的影响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之一，该事件对于中国国共两党和平发展的演变和未来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篇文章将深入探讨西安事变对于国共和平的影响，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旨在从全面角度了解这一历史事件带给国共两党的影响。
一、政治影响西安事变是影响国共两党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事件，它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最为显著。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共两党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和纷争。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高层人物江、汪成功的合作使两党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和，极大地促进了党内的和平统一和国共合作的发展。
1.江、汪合作：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双方的矛盾逐渐得到调和。
汪精卫回南京后曾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并”的建议，并获得了蒋介石的认可。
这种合作关系的出现打破了国共两党长期以来的反对态度，使得两党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
2.民主化进程：西安事变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国共两党民主化进程的加速。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开始进行内部的民主化改革，大力推进国共合作的进程和两党之间的合作，并逐步放弃了独占政治和军事优势的主张，大力倡导和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3.政治格局的调整：若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可能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还会继续加剧，而现实情况下西安事变的发生反而让两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也取得了改变历史格局的重要机会。
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中共得以合法化，使得两党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合作，并逐渐逐步朝着和平合并的方向发展。
二、军事影响西安事变也对国共两党的军事影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由于西安事变的目的在于推翻蒋介石的统帅职位，并要求国共两党进行和平合作，因此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军事领导力量和作战能力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军队的重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形势的压力，批准了党内的建议，对军队进行了重组。
此举对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和战斗力都有了直接的提升，同时也使得国共两党的战斗力和战斗合作得到了更加稳固的保障。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的因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分析贺颖捷提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是张学良和杨虎城。
他们捉蒋的善良愿望，捉蒋后的正义要求，以及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军政措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陕甘局势，巩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红军之间生死与共的合作关系，而且维护了西安地区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发动了群众，在西北形成了群情激昂的抗日高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坚实的基础。
也正由于西安方面内部团结，局势稳定，才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放弃了剿共内战的误国方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决定因素七十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经过多方斡旋，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就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做出和平解决之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更有甚者竟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后，被其“精诚”所“感召”，迅速“悔悟“，从而释蒋，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然而，当我们抹去历史的尘埃，就会发现事变的真相：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捉蒋的善良愿望，捉蒋后的正义要求，以及为此而采取的高瞻远瞩的军政措施，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坚实的基础。
（一）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国民党蒋介石仍然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误国政策，激起了一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从民族利益出发，多次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均遭其顽固拒绝。
在苦谏失败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断然采取“兵谏”举措，逼蒋联共抗日。
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
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摘要：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其中西安事变中隐藏的各方势力也是其和平解决之原因。
关键词：民族危机内忧外患；事变之前；强逼蒋抗日兵临临潼；事变之后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外患：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坚决不抵抗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
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
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这标志着我东北黑土地全部沦为日军之手，张学良引咎辞职，被蒋介石派往外国考察。
内忧——内战东北军剿共：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清党反共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对我党实行全面的围剿。
他更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这本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无关但是由于九一八后东北军进入关内蒋介石派张学良剿共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2万5千里的长征成功在陕北会师同年蒋介石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认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泽的67军110师两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战役中，107师619团全部被歼，团长以及不少士兵被俘。
可以这样很直白的说剿共使张学良的东北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似乎是30万关东军入关以后就只有18万了。
骚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枪口一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近代史纲要论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
本文结合作者查阅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分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和主张，进而得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得出的结果。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宋美龄周恩来和平解决相互制衡【正文】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还笼罩在一片夜色苍茫中，熟睡中的蒋介石还没有嗅到空气中异样的气息。
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八项主张，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走到了抉择的边缘，失去统帅的南京方面扬言讨伐，宋美龄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极力相劝，蒋介石从拒绝屈服到接受协议，共产党反复斡旋期望和平解决。
最终，西安事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内战，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可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下面结合所查阅到得一些史料，简单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一、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作为事件的主角，张杨二人的态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让步之时，张杨二人的态度就早早为事件定下了基调，这也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
从西安事变爆发的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持续敦促张学良剿共，以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这固然是与张学良的利益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西安学生在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介石却怒称要射杀学生，这激起了张学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兵谏”的导火索。
事实上，虽然采取“兵谏”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但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担心，如果在事件中蒋介石丧生，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北伐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格局，这显然不是当年为了维护全国统一而宣布“东北易帜”的少帅所希望看到的。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共方面的因素：因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
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
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
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
”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
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
“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主要有四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
持此说者主要有李新等。
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而作出的。
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
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
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
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
”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
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
“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持此观点的还有胡华等。
2．国民党内部矛盾决定说。
持此说者有姬天舒等。
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第一，从发动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来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因此，他们是坚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的。
”“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
”“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是能够看清大局的，也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
”“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国民党内部，尽管有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不占主导地位。
”因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3．一果多因、合力作用说持此观点的主要是侯雄飞、杨拯民、李淑等人。
侯雄飞认为：“要科学地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必须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具体分析和探索。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当时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交错牵制，形成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其表现是：“一、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
”他们在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发挥着主体作用”。
从张、杨二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看，他们“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结束内战，领导全民抗日。
他们实行兵谏，是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逼使蒋介石接受建议的一种方式”。
在事变的部署中，“张学良严令执行捉蒋任务的孙铭久，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
在事变发生后，“张、杨还多次电邀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协商解决事变。
与此同时，他们也先后致电各地实力派……共同协商政治解决事变”。
尽管蒋介石已成为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以部下礼节，向蒋再度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盼其纳谏。
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张学良的至诚行为，对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学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只要蒋介石基本上答应了他们的主张，就尽早将其释放”。
在事变十分严重的紧急关头，“张学良果断决定立即放蒋，并说服了杨虎城将军，这就为和平解决事变跨出了决定性一步”。
张学良不仅决定立即放蒋，还亲自送蒋回南京，这“有利于最终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时，西安形势骤然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张学良不计较个人身处逆境，以民族利益为重，本着和平解决事变的初衷，对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进行劝解，使可能爆发的战争得以制止。
”“二、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虽然成为张、杨的阶下囚，但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并没有损伤，因而他具有一般囚徒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他的行为对事变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事变之初，蒋介石不相信张、杨的真实用心，“确实抱有一死之念”。
但经过端纳、宋美龄等的劝说和蒋的实际观察，终于“改变了以死来对抗事变的态度”，接受了张的要求，派蒋鼎文持手谕令南京停止轰炸，“从而暂时制止了何应钦的军事进攻，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宋美龄到西安后，与张、杨等就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项主张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
蒋介石作了一定的反省，并对谈判条件作了一定的保证和允诺。
“尽管蒋是为形势所迫并为其切身利益着想，但所达到的客观效果，都是有利于和平解决的”。
后来蒋介石被释放，这是实现和平解决事变的第一步。
但“最后实现和平，还需要蒋介石本人‘言必行，行必果’，不对西安进行报复性的军事讨伐”。
“蒋介石虽然未放弃军事手段，但并不是重新发动内战”。
张学良被扣留南京后，双方对峙，形势十分危险。
但从蒋介石致张学良、刘峙、顾祝同、于学忠、胡宗南的函电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尽量避免内战的爆发”。
蒋介石既允许杨虎城在西安城内驻兵，又命令中央军进入西安，这样就有可能在两军之间发生冲突，蒋介石考虑到了这一点，并“为避免冲突采取了措施”。
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的诺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行了的”。
“蒋介石被释放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改变与否，是判断蒋是否真有反省之意和实行诺言的重要标志。
”蒋介石回南京后，由国民政府下令撤销西北“剿匪”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
同时，“蒋介石还同意发给红军军费，实现在西安时所答应的经济上‘可经张手接济’的诺言”。
“蒋介石还在政治上准备与共产党谈判，把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作为政治原则。
”“关于红军改编后的编制，蒋介石也有了较大的松动。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中，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八项主张的精神”。
当然，也应当承认，“蒋介石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作用是被迫产生的。
是在经过切肤之痛、生命之危以后的反省而产生的。
他的主要作用又是经张、杨二将军作出了最大牺牲而产生的”。
然而，“从全局和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内战没有爆发，中国人没有因此而再自相残杀，这无疑是进步的。
”“三、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经过冷静、严肃的分析，首先肯定了张、杨发动事变是为了实现其抗日救国的要求；接着对事变发展前途作了内战和和平两种估计。
中国共产党力争实现和平的前途，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中共代表周恩来等抵西安后，立即和张、杨进行长谈，“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中共代表的到达，“更加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这是他们在事变后，首先得到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当时在东北军、西北军军官中，许多感情冲动的少壮军人要处死蒋介石。
“由于中共过去的特殊地位，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历史，中共代表做少壮派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张、杨的命令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给张、杨以有效的协助，而且在军事上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在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
蒋介石被释后，为防止发生内战，使事变和平解决彻底实现，“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四、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对事变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
”如孔祥熙在国民党中常委会和政治会议上，力主“和平解决”。
“并与何应钦、戴季陶展开了激烈争论。
为了稳定局势，孔以代行政院长的身份，首先向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地方实力派致电安抚，以免造成动乱，影响事变的和平解决”。
宋美龄极力反对处罚张学良和派兵进攻西安。
“她斥责主张军事进攻的人实想炸死蒋介石而代之，这就使何应钦等人不敢执行讨伐西安的计划，对主战派的行为起了有力的抑制作用。
”宋美龄请端纳到西安，“端纳之行，为和平解决事变带来了希望”。
后来，宋美龄和宋子文飞往西安，“使和平解决的步伐大大加快”。
“五、各地实力派的牵制作用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广西，事变发生后，李、白通电反对内战，“建议和平解决事变”。
“整个西南除广东被亲蒋势力控制外，其他主要实力派都反对南京武力解决西安的。
”在北平方面，宋哲元主张事变“以求政治妥协解决”，并要求“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善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
在国民政府组织“讨逆军”时，李济深通电南京，“要求收回成命”。
由此可见，“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和向背，对事变和平解决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事变的解决过程表明，尽管他们先后通电拥护中央，但都坚决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事变，反对军事进攻，这对主战派是一个牵制，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有利的”。
“六、强大的国民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
”如事变发生的当天，全国救国会代表团等十八个团体联合通电全国，“表示拥护张、杨的主张”。
这些行动，“不仅坚定了张、杨实现八项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也扩大了张、杨正义之举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且对那些诬蔑张、杨，拥护南京讨伐西安的舆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另一方面，许多人因不明张、杨的意图而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愤恨，并支持南京处置张、杨。
“这些反对、谴责和声讨张、杨的舆论，曾给张、杨带来一定的压力，使张、杨进一步认识到和平解决事变责任十分重大，并决定以自己的行动回答这些人。
”“七、国际反映对事变和平解决的间接作用。
”“英国为保护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内战，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这种态度直接影响到南京亲英美派的行动。
”“英、美对孔、宋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给了一定的支持。
”苏联虽指责张学良，但又坚决主张“迅速和平解决”。
“苏联的态度直接影响中共中央的决策，而中共中央的决策又对和平解决事变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可以说，苏联对事变的反映间接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总之，“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军事实力和舆论工具，都被卷入到事变中来，他们的主张和行动，直接作用于当事人张、杨和蒋介石，他们之间又相互作用，交错牵制，形成一种合力，导致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4．张、扬起主要作用说。
持此说者主要是张学君等。
张学君认为：“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
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
”“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又是主要决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