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之争

商韩君主专制思想与论孟反专制思想比较研究一、学术综述二、正文（一）儒法两家关于君主治国的学说和主张⒈学说产生背景比较⑴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东周王朝早期，刚刚经历了犬戎之乱的周王室从西边的镐京迁都到东边的洛邑，周王朝虽然保住命脉并延续下来了，但奈何王室衰微，诸侯大都不听号令。

随着平王东迁而来的是王朝统治秩序的混乱，诸侯纷纷称王称霸，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自己的一套统治。

礼仪制度方面“礼乐崩坏”，诸侯、卿大夫甚至连士这种低级统治者都开始僭越礼制，以至于引得孔子大骂鲁国大夫季氏曰：“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

不仅是礼仪制度，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显现出了新的变化。

伴随着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瓦解，井田制也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土地的增多，新兴地主阶级兴起并且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井田制的废除势在必行。

在这样的大动荡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却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学派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上林立。

这些学派有着各自的学说和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游说国君采用自家学说，或凭借自身才能而出将入相。

总之，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国君采纳自家学派的主张，从而成为“显学”，但是采纳与否还是要看国君的喜好以及学说的实用价值。

与此相似，一个国家要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此激烈的争霸兼并战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要为此付出努力，不仅要有好的君主，还要有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统治方略。

于是，诸子百家此时便有了用武之地。

⑵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诸子百家中有完善的治国主张、可以称得上“显学”的无非是儒家和法家而已。

先看法家，新兴地主阶级针对当时激烈异常的争霸兼并战争形势，纷纷采用法家的主张，在本国内进行变法改革。

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人都在本国内实行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变法改革。

虽然主持变法者本人大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们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都使国家富强起来，他们的目的就是帮助这些新兴地主阶级维护利益、稳固统治、更好的管理国家。

再说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2，以周公为元圣，以孔子为宗师，儒家推崇的这些人要么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统治者，要么就是没落的旧贵族。

远的不说，先看有资料和传说可以印证的“元圣”周公。

史书记载，“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3，并且还依据周制，参酌殷礼，制定了田制、管制、禄制、乐制、法制、溢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典章制度，世称周礼或曰周公之典。

孔子于周礼向往不已，曾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4之誓言。

再看孔子，作为鲁国没落的旧贵族后代，他对家族的衰落无能为力，最后归因于周礼的混乱。

因此他极力主张恢复周礼，也就是恢复以前那种统治秩序，恢复他作为旧贵族的权利和地位。

所以说不管是元圣周公还是宗师孔子都是代表当时的统治阶级利益的，孔子的主张包括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仁爱思想也带有明显的不可动摇的等级观念。

⒉两家的学说主张比较123⑴在关于如何加强君主专制集权以及如何更好的统治国家方面，法家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法家先驱管仲、子产、邓析之流只是在经济或法律方面有所建树，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法家治国体系。

李悝著《法经》更多的是对前代法律的总结，是法家学派及其学说体系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但对君主如何治国的具体策略上还有所欠缺。

到了战国中期，商鞅、慎到、申不害便填补了这一空白。

商鞅重法，主张君主用法来管理国家和人民；慎到重势，主张国君要“抱法处势”1，用权势来统治人民；申不害重术，主张君主要掌握好驾驭群臣的“术”。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集前辈学说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将法家思想体系真正地系统化和理论化。

韩非子主张君主集权，他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

⑵反观儒家，他们虽然维护的是旧贵族的利益，但他们有以一贯之的民本思想。

《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的思想；孔子的“德治”思想；孟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以及“仁政”主张；荀子也提出了“水则载舟，亦能覆舟”4的说法。

民本思想是一种重视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把民众视为国家之根本的极富人民性的政治学说。

虽然民本的实质是为了君主的统治服务，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仍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反专制色彩，民本无疑给与了人民更为宽松的生存空间，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

⑶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学说与之所代表的阶级密不可分。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主张通过君主的集权和专制来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

国家富强，他们自然也会享受到这其中的好处。

但对于民众来说专制却是压在他们身上的巨大枷锁，他们虽然也希望国家富强，但他们更希望自己可以有更加宽松安逸的生存空间。

儒家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儒家的反专制主义一直为普罗大众所喜闻乐见，仅仅从名字上就可以得知。

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分封制等逐渐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破坏，连周天子的权力都所剩无几，更别说作为周天子下级统治者的卿大夫和士，他们成为了没落的旧贵族。

这些人中就包括了很多儒家学者，比如孔子、孟子等都是贵族后裔。

他们的反专制一方面确是为人民考虑，但更为重要的是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主张恢复之前那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共治天下的制度。

（二）儒法两家学说在现实治国方面的具体应用（以秦汉为例）⒈治国主张以及各自的实践⑴秦国可以说是将法家学说完全运用到治国实践上的国家了。

自从商鞅在秦国进行过前后两次大规模的变法运动后，法家便与秦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早期的商鞅一直到末期的李斯、韩非子，秦国实行的一直是法家的专制主义理论。

秦国利用法家的治国谋略十年之内就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王朝建立后仍然继续采用纯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和人民。

秦始皇嬴政听取丞相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在中央则是实行三公九卿制，建立起了完善的中央集权及君主专制制度，将国家大权集中于皇帝手中。

此外，还根据法令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整齐划一的标准。

专制主义虽然便于君主统治国家，但同时也有很多弊端。

秦朝法令之细密和严苛就是现代法制社会的人们第一眼见到也会为之惊讶，见于各类史书123记载和睡虎地秦简中的法律条文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不难看出秦王朝对百姓控制的严密。

过分严苛的法令使得犯罪之人越来越多，广大民众如履薄冰，不能安心生产，对王朝政府敢怒而不敢言。

秦王朝统治者还在全国各地征调民众修筑长城、宫殿（最著名的要数阿房宫），此外还有秦始皇的陵墓，光这三项工程每年就要征调不少于二百万人，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令广大民众苦不堪言。

文化思想方面的控制也不放松，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秦始皇34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以及一年之后的“坑儒”事件，秦王朝通过这种极端暴力残酷的手段使帝国的思想文化也归于一统。

“焚书坑儒”使广大读书人以及儒者对秦产生背离倾向，为秦日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秦统一后没有大的战争可供底层人民积累战功升至高位，抑制了底层人民的晋升。

专制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压迫使得民间没有可以缓解压力的生存空间，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秦运动正在暗地里悄然进行。

⑵再看儒家，其在政治上的最早运用是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一次将儒家学说运用到统治国家上。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汉武帝之所以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完全接受了儒学治国，他只是利用儒家的外衣来做装饰，骨子里还是法家的，即所谓的“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我看来，不管是为了寻找意识形态的支撑还是为了引导儒者知识分子为封建国家服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也都是对儒学的采用。

它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主张虽然将皇权神圣化，但毕竟在皇帝上面增加了一个“天”，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反专制色彩，且不说这个虚幻的“天”有没有实际控制统治者的专制集权，相比较秦朝的纯专制主义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西汉针对秦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在治国策略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汉初的“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等。

汉武帝看到了秦的焚书坑儒对其灭亡的巨大影响，在处理与儒者知识分子的关系上采取了笼络安抚的策略。

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反专制的一个成果。

他命令各郡国举“孝”、“廉”到中央或地方任职，还在中央设立太学，招揽天下士子前来学习，此外还设置五经博士教授太学生弟子。

举“孝”、“廉”给国家的有才之士提供了进入仕途的途径，太学和五经博士的设立则是对知识分子的最有效引导，使之埋头于经书研究和功名利禄的追逐中，从而达到麻痹人民的目的，并为国家统治寻找意识形态上的支撑。

尽管儒家学说归根结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其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反专制的效果，它使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中都有了较秦朝更为宽松的环境。

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⑴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的不断集中和强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天下由皇帝一家及其极少数亲信来统治，国家剩下的大部分人都是被统治的，当他们的权益受到皇权的过分削弱时矛盾便产生了。

在君主专制主义产生的初期(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矛盾体现在周王朝的没落旧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冲突。

西周时期的政治制度是宗法制、分封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层层分封，并与他分封的诸侯、卿大夫、士等共同治理天下。

诸侯、卿大夫和士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的下层统治者，他们在一定范围内有各层的政权，也是握有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封建制度”解体以后，王（皇帝）采用法家专制主义学说治国，君主是国家政权的独占者，以前的诸侯卿大夫之流不能再参与分享政权的活动，只剩下恩赐和义务。

权力的削弱自然使他们难以接受，于是他们中的没落者（包括最早的儒者）便产生了反专制的想法。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民众的反专制倾向，对严刑峻法等极端专制主义的反感与抗拒。

虽然早期的法家专制主义代表的是新兴阶级的利益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是这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似乎过于先进以至于难以接受，吴起和商鞅变法后的悲惨遭遇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法家过分强调专制主义，在某些方面过于激进，一味求成，却忽视了民众的接受能力，因此没有儒家那种广泛的民众基础。

⑵反观儒家，虽然同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其学说和治国策略相比法家来说显得较为温和和人性化，“德治”、“仁政”、“君舟民水”1等理论显然比法家的集权专制、严刑峻法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2，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

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的要求。

这些具有人性化特征且可行性强的日常行为观念比较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