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间不可少之书

天地间不可少之书—陈弘谋先生《五种遗规》在中国的历史中，盛世之治的教育典章不仅蔚为大观，而且是深入人心。

汉朝时期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唐贞观编订《群书治要》、清代康干盛世编订《四库全书》，此乃独步寰宇的盛世华章，是华夏民族浩瀚典籍中的明珠。

《礼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建立国家，领导人民，安邦定国，教学为先，教育是排在首位。

唯有提倡全民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才能使国家真正长治久安。

清朝时期著名的教育家陈弘谋先生，以毕生之实践力行，印证了圣贤教育的治世之效。

甲、陈弘谋先生生平陈弘谋（一六九六—一七七一），字汝谘，号榕门，谥号文恭，广西临桂（今广西桂林）人，清代著名的教育家、理学家，康干盛世名臣。

他家境贫寒，幼有大志，素好读书，刻苦自励，「为诸生即以泽物为己任，常曰『吾平生耻作自了汉』，及入仕益讲求经世策」，识者皆知其志向远大。

甲一、诚一不欺，以国为家陈弘谋先生的哲学思想源于宋五子，以薛瑄、高攀龙为宗。

他为人、治学以「诚一不欺」为本，以一「诚」字贯彻始终，宋儒司马光对其影响颇深。

诚如弘谋先生在书室中所题写的：「莫作心上过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这体现出他对于「诚」字的深刻理解。

做为康干盛世的名臣，陈弘谋「以民心为己心，视国事如家事」。

雍正九年，清世宗曾经在他上奏的奏折中批示道：「『敬慎』二字，时刻不可释诸怀。

」这句金玉良言成为弘谋先生为官做人的准则。

据《清史稿》记载，在乾隆时期的「封疆大吏」（执掌数省最高军政权力的朝廷要员）中，以尹继善与陈弘谋最为贤明。

陈弘谋为官三十多年，担任过十二个省的巡抚、总督，累官至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在地方任职之时，他革新铜政，兴建水利，兴办义学，刊刻书籍。

他所到之处都兴办教育，化民成俗，《清史稿》说，这就是「古所谓大儒之效也」。

在他的传记中记载：「（弘谋先生）义仓乡学随地建设，州县入见，如老妪训儿，谆谆絮语，不惮舌敝。

」（袁枚《东阁大学士陈文恭公传》）百年之后，人们依旧感戴他的德政。

历任三朝的军机大臣张廷玉是陈弘谋的老师，会试后曾以「远大」相许，并亲书「培远」为其堂额，因此后来弘谋先生的著述都冠以「培远堂」，以纪念他的老师。

张廷玉在奏疏中曾经举荐过这位门生，称弘谋「能以民心为己心」，亦「视国事如家事」，并谦虚自称「臣所不如」（语出《圣清渊源录》）。

可见其德政深为长上所嘉许。

甲二、培远施教，兴办义学作为一位政教并行的教育家，陈弘谋在四十余年的为官生涯中，始终视教育为其施政之要务。

陈弘谋他非常重视书院教育，不但给学生丰厚的待遇，还聘请贤明的老师来教导他们，公余之暇，自己也会去书院亲自教学，身行言教，不厌其烦，必「为发明孔孟之旨，以反身实践为归」（陈弘谋先生《墓志铭》）。

」可见他的教学是以孔孟学说为要旨，且重视实践力行，不尚浮华空谈。

在教学的过程中，弘谋先生还举荐、提拔了不少人才。

在云南为官四年，陈弘谋兴办新旧义学六百五十多所，在振兴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上贡献很大。

乾隆二年，云南义学已建成七百多所。

他还为各郡的义学筹备资金，增加田产，倡导各级官员捐献资金以兴办教育。

此外，他还刊刻许多书籍，如《孝经》、《小学》、《近思录》、《大学衍义》等，分发到各学校、书院，以助于培养人才。

弘谋先生政教并行的德政，感动了老百姓，当他离任之时，百姓「空市出送」，学生「攀辕挽留」，少数民族的百姓们「毕集邮亭，有感激至于泣下者」。

这便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教学，重在身行而后言教，人民纵然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也能感受到力行孝、敬才是幸福生活之根基。

弘谋先生感动少数民族，依依不舍，便是圣贤君子，既在一方为官，必以父母官自期，为人民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

弘谋先生兴义学以帮助少数民族没有能力在家中受教的子弟；又在管辖之地，亲自到府学、县学（即国家将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公务员的学校）教授，发明古圣先贤设教之要旨，从中为国家发现贤才以培养后进。

这是君子成教于国。

然而，弘谋先生深知，家教才是人才辈出之根本。

所以，他一直努力将古圣先贤关于家庭教育、为官从政之重要教诲，汇集成为一册，便于天下学习、力行。

这些方方面面的教育汇成一起，就是《五种遗规》。

乙、《五种遗规》的编订《五种遗规》是陈弘谋先生与其同年王罕皆、老友葛正笏（他是陈弘谋先生学术事功上「最得力的僚友」）、张少仪先生采录先儒格言，多年来共同「挑灯商榷，以定去取」编订而成。

用于流布乡塾，推行儒家教化，被誉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书」，因其教化的精义通于心性，乃人性本具的至善至德。

《五种遗规》涵括了《养正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教女遗规》和《在官法戒录》。

举凡人的一生，始从蒙养胎教、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出仕入世、为人做官，无不包罗殆尽。

《五种遗规》序言说：「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

教术之端，自闾巷始；人材之端，自儿童始。

……君子之所以果行育德者，于是乎在。

故『蒙以养正，是为圣功』，义至深矣。

」这就是所谓「养正」之义，也是陈弘谋编辑本书的指导思想。

陈弘谋认为《养正遗规》「凡所以笃伦理、砥躬行、兴道艺者，悉已引其端，由是以之于大学之途，庶几源洁流清，于世教不无少助乎！」乙一、《养正遗规》：蒙以养正圣功也《养正遗规》卷上、卷下成书于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年），即陈弘谋授天津分巡河道之时。

至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年），任江西巡抚时完成补编。

《养正遗规》采录从北齐到清代共二十四篇关于「童蒙养正」的篇章，是童蒙教育的最佳教材。

《易经•彖辞》曰：「蒙以养正，圣功也。

」「蒙」是代表天地初开，万物幼小脆弱，要善加保护养育，始能生长，及至成材。

陈弘谋先生于《四种遗规》总跋中说，（童蒙养正是）「人才之所由出，而立教之始基也」。

这个教育根基非常的重要，是关乎一生成圣成贤的根本，是关乎世道人心的源流。

「先生以子弟入学，宜端蒙养，乃辑前人教导童蒙之言为此书」（《年谱》）。

这就是编订《养正遗规》的由来。

陈弘谋对幼儿的教育，首重循规蹈矩、收摄身心。

这是培养圣贤的第一步。

所以他在《童蒙须知》上，特别指出「凡一物、一则、一事、一宜，虽至纤至悉，皆以闲其放心，养其德性，为异日进修上达之阶。

」在幼时就帮助孩子长养安定之气。

读书首重立志，即使是童蒙，要想长养其浩然正气，不可忽视立志。

因此，即使是初开知识的童稚，也务必教其读书志在圣贤。

为此，弘谋先生特别嘱咐父母师长，务必放下功名利禄的心，教育子女。

他说「世人所谓立志，志科名耳，志利禄耳……所夸材隽，不过泛滥于记诵词章，而不复知孝弟忠信为何事」。

可见，令子女成长成为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原因，还在于父母长辈要特别注意，不能让名利之心给孩子负面的影响，令其读书愈多，傲慢愈盛，贪心愈多。

立志而无实行，是为空愿。

所以，谨言慎行是童蒙养正之重要教育。

陈弘谋先生主张，教育子弟不能疏忽小节：「毋轻小节，毋骛速成，循循规矩。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从小就奠定身心修养的深厚基础，在天真的性情还没有受到染污之时，就能通过教育而不忘失「身心交治之功」，渐而扩充他的「良知良能」，这样就能够脚踏实地，而不至于空谈心性、流于记问之学了。

《养正遗规》的编写正是用以端蒙养、笃伦理、成人材、兴教化。

其选材都是「本末略备」、简要而易通行的先贤教诲，从本到末，从理到事，无不齐备。

理论上，格致诚正、学问思辨、修齐治平等儒家教学的原理原则均有涉及；方法上，儿童的一言一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具体规范，都详加训诫。

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乙二、《教女遗规》：闺门为王化之原《教女遗规》的编订成书是在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年），陈弘谋先生任江西巡抚时。

此书采录了十篇古人关于「女德」的训诲，强调了女子应具的人格规范，以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其编订是缘自于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正所谓「男女均不可无教，闺门为王化之原也」。

（《四种遗规》总跋）弘谋先生在《教女遗规》序中提出，受良好的教育是天下人共有的权利，对女子而言更是如此：「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

」由此可见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弘谋《教女遗规》，开篇便是《女诫》，因为它道出了教导女子的两个重要的原则：「始之以卑弱，终之以谦和」。

这也对现代社会非常具有启发性，对母亲如何教育子女方面特别有指导意义。

乙三、《训俗遗规》：化导于讼之未起《训俗遗规》编订成书是在乾隆七年，弘谋先生于豫章使署之时。

先生在序文中讲述此书的编订，是源于他在江苏按察使任上之时，见到数千余件的狱讼积案，深感其原因是因为「人心渐习于浮薄」，从而导致世风日下。

解决的办法唯有通过推展圣贤教育，才能够「化导于讼之未起」。

因此，在平日就要着力于教化，使人心淳厚，则讼端自息，不应未施教化，而以刑为教。

陈弘谋先生用心的采录古来切关人心风俗的名言，举凡社会士农工商各行各业，从立身处事到居家涉世，凡是关于人心风俗的教育篇章，都尽力搜罗。

共选取三十篇古训，以刊布民间，导正民风，使地方官员可依此化导各方，借以改善世风。

其中心，便是教导大众，立身务必孝敬存心，处世务必谦抑以让。

《训俗遗规》所选录的篇章，陈弘谋先生将其应用于为官施政之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例如，他在江西为官时，见到许多大家族常兴狱讼，他就效仿《吕氏乡约》，令其各自荐举贤明之人为「族正」，定期召集族人，用乡约互相规谏、各自悔过、抑恶扬善，从而平息争斗，「导以礼法」，使民风得到改善。

（见《先朝先正事略》卷十六）值得一提的是，弘谋先生在《居家条仪》上，更详细论述了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规范，非常有借鉴意义。

例如，他讲出家庭要注意利合同均这个原则，指出「凡为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贵加于父兄宗族」，而要帮助族中有需要者。

这对于帮助国家做好养老育幼的工作，非常有现实意义。

真正能够尊重、力行这些教导，和睦家庭逐渐可成。

乙四、从《从政遗规》到《在官法戒录》《从政遗规》的序文作于乾隆壬戌年，于西江使署。

此书采集了二十二篇古代用以训诫为官者之言论，涵括了为官者的言行准绳、办事方法等等，以期官员能「率先而化导」百姓（《四种遗规》总跋）。

「以刑家训俗教勉僚属，为理事安民之要」（陈兰森《学仕遗规》识）。

因此，《从政遗规》是教导官员如何做官的一部好教材。

陈弘谋先生《从政遗规》编订完成之后，即将以上四书合订成《四种遗规》刊刻印行。

「余从古今人文集语录中择其有裨于居家日用伦常风化者，辑为《四种遗规》，既以自勉，因以训世。

」（《学仕遗规》叙）《四种遗规》体例严整规范，每篇文章之前都有弘谋先生的序，书中所录先儒格言，人各一帙，书名下注作者简介，正文前为弘谋先生按语，说明采录原由，正文时或有旁注。

《四种遗规》编订完成之后，广泛的刊刻、流通于家塾、义学、书院等地，对读书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官法戒录》编订成书是在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年），弘谋先生任江西巡抚时，序文作于豫章使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