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魏晋玄学产生的历史原因
魏晋玄学产生的历史原因
魏晋时期（公元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那时玄学思想开始流行。
这种思想主要指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和思考，包括占卜、预测未来、修炼内功等。
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产生的历史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思想的发展：魏晋时期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黄金
时期，许多哲学思想都开始涌现。
其中，儒家思想主张“仁政
”，但也有一些哲学家开始怀疑传统的“仁政”思想，开始寻找
新的出路。
这就为玄学思想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2.社会环境的变化：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
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
人们常常希望通过玄学
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宗教信仰的影响：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传统
的中国信仰相结合。
这种结合使得许多玄学思想得以流传和
发展。
4.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玄学思想，
如《周易》等。
这些思想在
魏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相结合。
总之，魏晋时期玄学思想流行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
它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变化、宗教信仰的影响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
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本文导读：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后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潮。
玄学的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立言玄妙，专门探讨“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行事玄远，远离具体事务。
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统称为玄学。
玄学家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举止和虚无玄远的“清淡”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
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
玄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正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是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
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
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
他们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事物的存在，是本体“无”的表现。
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分、尊卑、名教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结果，应当反映自然。
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著有《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家，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
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
王、何等人出身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辩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短时间内玄学蔚然成风。
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哲学上嵇康、阮籍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
嵇康、阮籍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
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
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
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为魏晋时代思想主流，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家皆为中国哲学史之重要脉络。
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
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
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
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
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玄学概述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于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
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代表人物：王弼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找寻世界统一性的原理。
其主要范畴是讨论五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即本体论世界观的范畴。
(二)动与静的关系问题，属于运动观的范畴。
(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属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范围。
(四)性与情的关系问题，属于人性论的问题。
(五)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即玄理哲学与政治伦理的关系问题。
重要著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指略》认为若把某种一定的事物当作世界的始基，就不能说明世界的多样性，所以“有”不能成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故要以“无”为本。
魏晋玄学发展史
魏晋玄学发展史（一）论文关键词：贵无论自然论崇有论独化论论文摘要：就理论层次而言，玄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
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根据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对儒道之所同作了肯定的论证，这是正题。
魏晋禅代之际，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崇道而反儒；西晋初年，裴頠为了纠正虚无放荡之风以维护名教，崇儒而反道，于是儒道形成了对立，这是反题。
到了元康年间，郭象论证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把儒道说成是一种圆融无滞体用相即的关系，在更高的程度回到玄学的起点，成为合题。
从思辨的角度看，合题既高于正题，也高于反题。
玄学自此告一段落，其后虽有东晋的佛玄合流，因为篇幅所限且其以佛家为主，玄学为辅，略去不论。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引语，贵无论，崇有论，独化论，后记。
下面开始分作阐述。
引语：从大体上引述玄学的产生发展玄学作为一门学问，简言之是处理自然和名教的关系。
儒家贵名教，道家法自然，因而如何协调儒道使之能更好的为现实服务成了玄学家们的执着追求。
自东汉末年以来，由董仲舒创立的天人感应的经学已无法调和社会矛盾，所以人们基于这个事实进行了不断探索，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首创贵无论。
之后历代玄学家们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到玄学研究中。
他们围绕这个话题所阐述的独特见解，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一种冷静的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一种热烈追求。
在那个悲苦的年代，他们站在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理想的高度来审视现实，试图去克服自由与必然，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背离，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转化为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玄学问题，无论他们对这个命题是持肯定还是否定，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就理论层次而言，玄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
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根据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对儒道之所同作了肯定的论证，这是正题。
魏晋禅代之际，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崇道而反儒；西晋初年，裴頠为了纠正虚无放荡之风以维护名教，崇儒而反道，于是儒道形成了对立，这是反题。
魏晋玄学思想的发展与内涵
魏晋玄学思想的发展与内涵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个时期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文明以及存在的人类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支思想潮流便是玄学思想，虽然这一派思想存在时间并不长，但是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对之后的思想传统、文化传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深入探讨魏晋玄学思想的发展与内涵。
一、魏晋时期社会的背景想要深入理解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首先要了解这个时期的社会背景。
魏晋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革期，这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动荡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面对着新的政治、宗教、文化问题，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思想和信仰。
二、魏晋玄学思想的基本内涵魏晋玄学思想是一种承袭了先秦诸子思想、道教和佛教思想的综合性的思想体系，它的出现是在先秦时期的诸子思想、道教、墨家、名家等等多种思想相互触发的结果。
具体来说，魏晋玄学思想有以下几个基本内涵：1. 把握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玄学思想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互相依存、互为存在的。
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相对矛盾，而是一种更加深刻的联系。
因此，玄学思想中的“道”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实体，还具有物质基础和内在的本质。
2. 探索存在意义的问题玄学思想深入探讨了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认为存在是一种绝对的存在，而非相对的存在。
它关注的问题并不是现象的外在表象，而是存在的根源和内在的本质。
这种思想引导人们在物理世界之外追寻存在的本质。
3. 一种超越凡俗、悟性的思想魏晋玄学思想认为，人的精神是可以升华的，超越于世俗、形式化知识和经验的层面。
与此同时，玄学思想也强调了超越凡俗的通途——悟性，意目于人的悟觉冥思的能力，以实现超越物质世界的归依。
三、魏晋玄学思想发展的历程魏晋玄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相对复杂，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 清习天人清习天人思想是魏晋玄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主要表现为纯粹的内在的冥想，即通过冥想来探求魏晋时期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10 魏晋玄学之产生及演变(上、下)
模印竹林七贤砖画（附春秋人荣启期）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
竹林七贤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如何解释“魏晋风度”的？
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 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
学习要点
• 历史背景
• 玄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 影响
清谈＝玄学？
• 清谈=清议=正论 即士人雅谈 主要是政事或人物之批评 魏晋以后大多是谈老庄 • 玄学 即思想深远之学 天道人性，事理思想等皆是虚渺，人生不可捉 摸之学问，探求真理越深，则越见玄妙而不可足摸 • 清谈=东汉魏晋时士人之一种雅集活动形式 • 玄学=内容，初以品评人物为主，魏晋以后，则以 玄学为主
• 有助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发展。
思想学术方面
• 玄学宗奉老庄。 • 宋文帝时，朝廷设立玄学馆，与史、文、 儒并列为四学。 • 加以佛学之融入。 • 士人游于儒、释、道三者之中，三者由互 斥而至互补，渐至互相融合，经隋唐禅宗 之改造，至宋乃有理学之出现。
文学方面
• 玄谈要求有系统井然之思考—出现析理井 然的文论。 • 谈玄者又喜山水田园之趣, --田园诗体、玄 言山水诗体--陶渊明之田园诗。
（嵇康）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
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
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
谓“竹林七贤”也。 （《晋书· 嵇康传》）
嵇康，字叔夜，谯国 铚人也。 „„康早孤， 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 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 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 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 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 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 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 好《老》《庄》。 ——《晋书·嵇康传》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
魏晋玄学概说
主要内容： 一、什么是玄学
二、魏晋玄学的兴起
三、魏晋玄学的基本特点
四、魏晋玄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五、魏晋玄学的历史地位
一、什么是玄学
“玄学”即“形而上学”。
是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Fra bibliotek庄的思潮。
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 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 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1、开创时期
代表性人物主要有何晏与王弼（贵无）
2、竹林时期
主要代表人物是阮籍与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
主要代表人物是郭象。（万物独化说） 主要代表道安与僧肇等。以玄学解释印度佛教，佛 教玄学化。
3、两晋元康时期
4、玄佛合流时期
五、魏晋玄学的历史地位
魏晋玄学在中国发展史上占有重要
二、魏晋玄学的兴起
1、魏晋玄学是在汉代儒家衰落的基础
上，为弥补儒学不足而产生的。 2、魏晋玄学是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 演变发展的产物。 3、魏晋玄学是汉末魏初的清谈演变的 产物。
三、魏晋玄学的基本特点
1、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
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 。
2、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
4、以解决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其哲学目的。
名教与自然是中国魏晋玄学的一对范畴。 名教，一般是指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 德规范。 自然，主要指天道自然，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地的运转， 万物的生化，都是自然而然的，自己如此的。 名教和自然的观念产生于先秦。孔子主张正名，强调礼治； 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提倡无为。孔子与老子被后世看做是 “贵名教”与“明自然”的宗师。 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 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 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 理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阮籍、嵇康 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
魏晋玄学的概念及背景
魏晋玄学的概念及背景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派重要思潮，主要在魏晋时期兴起和发展。
玄学的概念和背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背景：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当时社会经历了东汉末年的战乱和分裂，经济失衡，统治者的道德沦丧，社会秩序严重颠覆，人们在动荡中开始寻求安定与宁静。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
二、概念：1. 玄学的概念：玄学指的是一种探究宇宙本体和道德伦理的学说，它试图通过思辨和反思来解决魏晋时期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和谐。
2. 玄学的哲学观点：玄学强调超越形象和言语的表层，探索深奥而本质的真理。
它认为世界具有某种隐藏并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内在原则，人应通过自省、理性思辨和悟性的开发来接近这种真理。
3. 玄学的研究领域：玄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宇宙本体、道德伦理、人性和心性、认识论等。
它强调以回归本源、精神解构和个体觉察来实现心灵的升华和真理的达到。
三、主要思想家与代表作品：1. 王弼：《易经注》是他的代表作，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其看来，天地万物都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人应当遵循道德规范和自然规律。
2. 陶渊明：以《归去来兮辞》为代表作，他在南方山水中寻求内心的宁静和安稳，主张返璞归真，追求生活的简朴和自然的才情。
3. 陆机：《文心雕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强调文学的内涵和情感表达，追求内心世界的丰富和虚无。
4. 阮籍：他的作品思想深邃且充满了哲理，尤以《赋得古原草送别》最为脍炙人口，他主张超越凡俗，追求灵魂的自由与升华。
四、玄学的影响：1. 文学艺术：魏晋时期，玄学的思想理念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陶渊明的田园诗、阮籍的豪放诗和曹操的辞章等都具有玄学的元素。
2. 人文关怀：玄学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倡导追求内心世界的深度思考和情感表达，对于后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3. 哲学思维：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对后世的哲学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宋明理学，后来的禅宗和道家思想等都受到了玄学的启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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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汉魏之际，学术巨变。
随着经学危机的加深和黄老之学的复兴，儒、道异同成为重要的思想课题。
玄学的思潮应运而生。
经学危机：道家思想从西汉至魏晋经历了一个由盛经衰又至盛的过程。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提倡黄老之术长达45年，汉景帝时，儒、道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
到汉武帝时代，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终。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以“名教之治”为理论核心，宣扬君权神授，强调道德教化。
适合大一统专制皇权的胃口，被汉武帝立为官方哲学。
之后在朝廷的扶植与思想界的参与下，逐渐渗透到两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统称之为汉代经学思潮。
自东汉中叶开始，经学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
一为繁琐：为了实现政治需要，对“六经”进行“微言大义”的无限发挥。
《汉书·文艺志》：“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清儒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言:“一经说至百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毙正坐此。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载“夫言立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
”二为神秘：谶纬之学的介入，导致经学的恶性发展不可遏止。
“谶”是用诡秘的用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
“纬”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的经典所作的解释。
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神话儒学，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
仅《春秋》一书，目前可见的相应汉代纬书种类即达15种。
这些纬书大多荒诞不经，而汉儒却极力将谶纬与经学融为一体，用谶纬注释六经。
甚至出现了像《白虎通》这样的儒学神学融为一体的法典化著作。
《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
’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
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谭扣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经学的谶纬化，标志着经学思潮即将寿终正寝。
三为实践：汉代经学在政治领域的活动是以“名教之治”形式出现的，并与当时的察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悲的是，道德教化一旦与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则立刻变成了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后汉书·种嵩传》载田歆之言“今当举六孝廉，多的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
”清官尚且如此，剩下那些三观不正的可想而知。
道德教化反而成了摧毁道德的工具，“名教之治”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黄老复兴：在中国思想文化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汉魏之际，道家学说占有主导地位。
表面上看，两汉的学术思潮似乎走进了一个由黄老到经学再到黄老的圆形，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螺旋似的运动。
自东汉中叶随着经学危机的不断加深，形式发生逆转。
东汉安、顺之际出现了代表上层士人的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和代表下层士人及农民的早起道教，他们在寻找思想武器时，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集中在曾给汉初社会带来安定繁荣的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也在发展中演化为政治形名学与神仙方术两个流派。
西汉初期与东汉末期形式不同，所以两个时期的黄老之学也各自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汉初需要修生养息，此时的黄老之学强调的是“清静无为”；东汉末年时弊是繁琐、虚伪和腐败，因此这时的黄老之学强调的是简约、真诚与公正。
西汉初年黄老之学是官方哲学，表现出的是一元化的倾向，而东汉末年黄老之学是官方哲学的批判者，因人而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路数。
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为黄老形名学，一般以士族知识份子为载体，对汉末社会进行批判；二为黄老方术，一般以下层知识份子和民众为载体，具有宗教的色彩。
①形名学汉魏之际的形名学，一般被称之为“名理学”。
“名理”一词始见于马王堆帛书《经法·名理》，是“循名究理”治国之术的简称。
在政治上，对黄老哲学必然有所侧重。
如果强调虚静无为，则呈现出所谓的道家色彩；如果强调循名责实，则表现出名法倾向。
这两方面往往因时代条件形式不同而有所侧重。
汉代经学否定了黄老之学，但仍然离不开以“名”治国，不同之处是将冷酷的刑名变为热情的名教，用表达儒家伦理纲常的“名”为标准教化人民，改造社会。
东汉中期之后，名教之治引起弄虚作假、欺世盗名之风蔓延，汉末社会批判的思潮对名教的唯名弊端展开批判。
然而汉末社会批判思潮没有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而是随着汉末社会的大崩溃一同死去。
②道教西汉末年道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即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帜。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后汉书·皇甫嵩传》：“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
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后汉书·刘焉传》引典略言张鲁：“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
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
”这些农民起义军和所谓的“邪教”都试图把黄帝、老子改造为农民利益的化身。
农民军所尊奉的是作为教主的黄帝、老子，道教利用老子所宣扬的神秘因素，加以渲染，使之宗教化。
汉末社会批判的思潮或多或少的动摇了名教纲常的理论基础，而农民起义军则用武器的批判给纲常名教以致命的打击。
曹魏政治：汉末社会批判的思潮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但是新崛起的曹魏帝国的政治领袖在思想上薪尽传火。
《文心雕龙·论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
傅嘏、王粲，校练名理。
”《晋书·傅玄传》：“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
”在法律方面，形名学在当时也被称为刑名学。
就立法过程而言，必然要根据实际存在的罪行确定相应的罪名，即“校实定名”；就司法过程而言，则要根据罪名的内涵，考察相应的案例，即：“循名责实”。
魏初的名法之治尽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末名教之治带来的虚伪腐败风气，但同时也表现出严酷之弊，并没有把新帝国变成太平乐土。
《文艺聚类·卷七十八灵异部上·仙道》载曹植《辩论道》说当时的方术之士甘始、左慈、郗俭，“所以集之魏国者，诚恐欺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世，行娇餍以惑人，故聚而禁之”。
可见对于道教方面，曹魏政权则是加以镇压，原因在于其有煽惑群众，欺骗百姓的影响。
《三国志·文帝纪》引《魏书》说曹丕：“常嘉汉文帝之为君, 宽仁玄默, 务欲以德化民, 有贤圣之风。
”当时文学诸儒认为汉文帝虽然贤明，但就通达国体，聪明睿智而言，不如贾谊。
曹丕著《太宗论》，以汉文帝为榜样，与诸儒争论。
这人物上的争论，实际上是“无为”与“有为”的争论。
汉文帝推行清静无为政治《史记·律书》：“（汉）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
”贾谊活动的年代，生产逐渐回复，经济开始繁荣。
《汉书·贾谊传》表明贾谊主张“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的尊卑秩序，“非天之所为，天之所毁也。
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毁”。
曹丕对贾谊的主张不敢兴趣，而对汉文帝的无为之治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三国志·文帝纪》引《魏书》载曹丕登基当年颁布薄税诏“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篽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黄初五年又颁布轻刑诏，《三国志·文帝纪》引《魏书》：“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
昔太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诫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曹丕一面有“礼乐废弛，大行张之，仁义陆沉，大行扬之”的儒家封面，一面又有“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的道家气概。
这种儒道兼综的政治，给之后玄学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政治气候，正始玄学的产生也是事所必至的事情。
曹魏统治时期，儒学是一蹶不振。
《三国志·刘馥传》：“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
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志·王肃传》引《魏略》言京师太学生上万人，但“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
”经学陵迟，但儒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又是非常必要的。
曹魏统治初期既强调名法之治，也逐渐对儒家学有所重视。
《志·武帝纪》载曹操于建安八年下诏指出：“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
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曹丕对孔子仁义道德说教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曹操《志·文帝纪》载曹丕赞扬孔子“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令山东鲁郡修孔庙，设立庠序培养儒生。
曹丕推崇儒家的名教纲常，但对天人感应和谶纬不以为然。
文帝登基之时，方士纷纷伪造图谶，群臣屡奏天人感应之符瑞，称“黄龙数见，凤凰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以取媚于曹丕。
曹丕一概斥之为“夫虚谈谬称，鄙薄所弗当也”，令群臣“止息此议”。
曹睿曾忧虑：“儒学既废，则风化曷由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儒家纲常名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离不开的东西，选择新的理论来论证儒家的名教之治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
两汉经学向正始玄学的转变，就是这一选择的结果。
因此，魏晋玄学具有儒道兼综的性质。
儒道同异：魏晋的玄学家十分重视谈说辩论，这种形式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臧否人物的清议上。
《后汉书·党锢列传》：“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於斯行矣。
”当时品评人物主要就人物的品格、道德、能力等进行评价，如“王佐之才”、“异士”、“四海之士”、“三代士”等等。
曹操时代搞“名法之治”，禁浮华、裁朋党，再到九品中正制，把私人的月旦评改为官家的品第，缩小了地方豪族品评人物的权势。
这就是名理学盛行一时的原因，诸多思想家们的理论成就集中表现在刘邵的《人物志》一书中。
刘邵将政治人才分为两类：一为政治偏才，指大臣之才。
这种人才天生具有某个方面的专长，适宜管理某个政府部门或处理某类具体政务，故各有其名号。
一为政治全才，指理想的君主或圣人。
圣人具有“中庸之质”，勇而能怯，仁而能决，威而不厉，严而不怒，质而不缓。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君主与人臣的区别在于群主为全才，人臣为偏才。
君主是主德之人，“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
”最高统治者的本性在于平淡无味，他目不求视，耳不参听。
他的职责就是任贤使能、垂拱而治。
而偏才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办于一官，而短于一国。
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
”刘邵认为平淡无味、无形、无名、无为为全，是中庸至德，而有形、有名、有为是偏，是人臣之任，前者为主，后者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