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读后感
《朋党论》文言文原文阅读答案翻译注释
《朋党论》文言文原文阅读答案翻译注释作品原文朋党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1]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2]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3]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4]，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5]。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6]，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7]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8]，君子八元、八恺[9]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10]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11]，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12]曰：“纣有臣亿万，惟[13]亿万心；周[14]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
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15]以兴。
后汉献帝时[16]，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17]，目[18]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19]，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20]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21]，及昭宗时[22]，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23]。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
然而后世不诮[24]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25]。
读《朋党论》有感
读《朋党论》有感读《朋党论》有感（一）喜爱《朋党论》，不仅因为文章本身，更是缘于对欧阳修的钦慕。
在那个谈”朋党”色变的年代，欧阳修敢于承认”君子有朋”且能提出”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观点，的确胆识过人。
就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如此直率的言论也够惊世骇俗的。
可见欧阳修襟怀坦荡，是不折不扣的君子。
所谓朋党，以当下的视角来看就是”小团体”,即在行政机构里却不因”行政命令”而聚集起来的、规模较小且较为稳定的非官方组织。
翻译成人话，就是管理者眼中的”非法团体”.尽管任何企业文化都强调同事之间团结友爱，但当员工们真的身体力行起”团结友爱”时，管理者却又惊恐起来了。
为什么呢？对此，官方的回答是：”企业强调的是‘大同和博爱’，反对私下里或个别人的亲疏勾结”.官方就是官方，浩然正气（whyareusoDiao）。
但问题来了，官方的”大同和博爱”似乎不怎么具备操作性。
就是真的要贯彻起来，也得从团结和友爱身边人开始，也得经历一个亲亲疏疏的过程，这样才符合儒家文化”推己及人”的差别序列。
因此，小团体内的团结友爱是”大同博爱”的萌芽状态，是情感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
然而，当”团结友爱”按照其客观发展规律逐步向”大同博爱”发扬光大时，却因”小团体”的被打压和被取缔而”中道崩殂”,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或许，这就是大多数企业无法建立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团结友爱的原因吧。
管理者忌讳”小团体”,无非是担心”小团体”一旦形成气候便难以驾驭，怕小团体非主流的文化价值观、非正式的权威体系、非官方的沟通渠道和非常规的内部协作模式对企业原有的格局和秩序形成冲击。
然而，事实上”小团体”并非如此不堪，尤其对于营造开放、活泼的团队氛围而言，小团体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诚如欧阳修所言，朋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必用”君子朋而不党”这种套话来掩饰。
亲亲疏疏是人性使然，情感上的不平等与生俱来。
管理者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也更善于利用党同伐异的手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朋党论读后感
朋党论读后感朋党论读后感（一）前日，翻看汉文经典篇章，重读<朋党论>，赞叹文章简短明了概括精辟之余，更因为他叙述的道理深为感触。
大学时代看它，是因为被作者的文笔所折服，今天看它，却和那时的心态大为同，其中表达的思想，显示了作者经过了多少思考和总结，意味深长，其规劝之道，值得今日之人广为借鉴。
精辟章节，摘录如下：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里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返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知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贴切的描述，短短几句，讲出了君子与小人之交的深刻含义，虽然在发展社会的今天，再用简单的君子小人之说来概括人际交往显的片面，不过从段时间的交往及实际生活来看，贴切之意丝毫未减。
小人因为利益而成为朋友，小人的追求是利益和金钱，当利益和金钱来临时，他们成为了朋友，当这些得到的时候，他们甚至成为了敌人。
对于索取和欲望的无限追求数千年来，几乎遵循了相同的模式。
而君子，为了发展和事业，为了梦想和追求，精神享受的追求在许多时段内占据了上风，而欲望的满足在衡量之间得到控制，这就是所谓的理性把。
大概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才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而这句话更被国际关系用为惯例。
成为国际关系变化衡量的一个重要参考。
是非好坏之间，是辨证存在的，没有绝对的界限，只有对一个利益群体而言进行相对的判断，所不同的是，在维护和取得利益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而这些方法和过程才反映了一个人行为判断的重要参考！朋党论读后感（二）天下之事，岂可一概而论，必有其辩证也。
庆历新政中的范仲淹与欧阳修--兼论中国历史上的朋党问题（下）
庆历新政中的范仲淹与欧阳修--兼论中国历史上的朋党问题（下）按：前文叙述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时提出的十条建议，但由于改革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因而遇到很大阻力，君子小人之间的纷争，被政敌诬为朋党之争，这是一个政治陷阱，掩盖了是非之分，这也是一件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
这次改革及其失败的过程，留给后人的启示主要有三点：其一，改革措施须从实际情况而非概念出发，逐步推进，注重实效。
其二，任何改革措施，必须要有两项必备的条件，一是要有一支能干的队伍，二是要有思想先行，改革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否则的话，往往是步履艰难。
其三，领导要坚定信念，如宋仁宗那样苟且偷安而摇摆不定，那就难矣哉，也难怪，仁宗那时还太年轻。
庆历新政中的范仲淹与欧阳修--兼论中国历史上的朋党问题（下）朱永嘉以上是范仲淹十条建议的历史背景，宋仁宗看到范仲淹这十条建议以后的的反应是：“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
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实际上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不久便让范仲淹“领刑法”，“然卒不果行。
”《宋史·范仲淹传》云：“（吕）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
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倖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
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
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
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
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侥幸者不便”，是因为侵犯了他们获利的机会，故他们也会造舆论，借朋党的罪名来攻击庆历新政。
为什么范仲淹这十条建议搞不下去呢？因为这十条建议的中心都是属于减法，既倾向于弱势群体，又侵犯既得利益者，也就是无论在官位者，还是在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在利益上都是受损者。
从道义上讲，范仲淹这十条建议都在理，所以小人们很难从正面攻击范仲淹关于新政的这些措施，那就重提当年的朋党问题，以中伤支持范仲淹搞庆历新政的君子们。
范仲淹庆历三年（公元一〇四三年）八月丁未任参知政事，九月宋仁宗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倾听他的建议，这十条建议是在九、十月间呈送，并得到宋仁宗首肯的，实施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多。
欧阳修《朋党论》评说
欧阳修《朋党论》评说庆历三年（1043），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也出任谏官，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
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被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
此后党议不断发生，宋仁宗在宝元元年（1038）还特意下过“戒朋党”的诏书。
到了庆历三年，吕夷简虽然被免职，但他在朝廷内还有很大的势力。
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
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就在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
《朋党论》这篇著名的政论文，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很有战斗意义。
文章用笔老道，笔锋犀利。
开篇即提出朋党自古有之，重要的是人君能否识别是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朋的论点。
不怪朋党，只提人君，可谓大识力，大笔力。
继而又论证小人之朋是伪朋，君子之朋是真朋的论点，证毕又回到人君当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这一总论点上来。
然后连引数证，证明人君用好君子之朋能兴国，用小人之朋能误国甚至亡国的论点，为总论点服务。
最后又规劝人君能够镜鉴古往今来兴亡治乱之史，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文章用笔流畅如行云流水，说理透彻令人醍醐灌顶。
金圣叹批曰：“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
”非虚语也！文忠公论朋党，是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背景下论述的，然而“朋党”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当代对当权者仍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和极大的警醒作用。
望后来人能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不负文忠公之望，不负天下人之望。
撇开文章的语境限制不谈，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人，就他所能达到的那个“时代高度”而言，文章应该说写得简洁明快，讲理从容，言辞犀利，立论无可动摇。
这样的文章与当时“仲淹朋党”的政治风潮相表里，所以很快就在东京汴梁传抄开来。
宋王朝从整体来讲，言路较宽，仁宗赵祯又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天性仁厚的君主，也是一个他那时代少有的明白人。
他最后还是起用了这一批所谓的“仲淹朋党”，为积贫积弱的宋王朝赢来了几十年的相对安宁。
文言文-朋党论(高中阅读)
文言文 - 朋党论①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②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③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⑤嗟乎！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取材于欧阳修《朋党论》）1.下列语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A．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惟：只有B．所惜者名节惜：爱惜C．退四凶小人之朋退：黜退D．可以鉴矣鉴：借鉴2.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 分）惟君子则有之则同道而相益A． B ．或投之黄河故为人君者则天下治矣而唐遂亡矣C． D ．三千人为一大朋舜亦不疑而皆用之3. 下列语句的括号中是补出的词语，补出后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 分）A．（其）所贪者，财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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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
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
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
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
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
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
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君子同道 小人同利——读欧阳修《朋党论》有感
君子同道小人同利——读欧阳修《朋党论》有感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
《朋党论》是其政论文的代表作。
《朋党论》全文615字，开篇就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里也。
”第二层次是深入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其中道与利是判别君子与小人的关键所在。
在欧阳修看来，君子之交是真朋，小人之交是伪朋，甚至连伪朋也算不上，可说是无朋。
贴切的描述，短短几句，讲出了君子与小人之交的深刻含义。
小人因为利益而成为朋友，小人的追求是利益和金钱，当利益和金钱来临时，他们成为了朋友，当这些都得到了或者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们甚至有可能成为了敌人。
对于索取和欲望的无限追求，数千年来几乎遵循了相同的模式。
而君子，为了发展和事业，为了梦想和追求，精神享受的追求在许多时段内占据了上风，而欲望的满足度在衡量义与利的得失之间得到控制。
对当今世人而言，用简单的君子小人之说来概括人际交往的目的是十分片面的，但是从某一段时间的交往及实际生活来看，贴切之意丝毫未减。
特别是对党员干部交友而言，净化“朋友圈”问题，更有借鉴意义。
社会交往是人们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党员领导干部也不例外。
正常的、适度的社会交往，有利于调节情绪、放松身心，有利于开阔视野、丰富思想。
而不健康的社会交往，将导致自己走向违纪犯罪之路。
我们从近年来查处的贪腐案例中看出，不难发现其共同点，这些官员都是被朋友“拉下水”的。
他们有的是多年合作的“老朋友”，有的是各自所图的“好亲戚”，有的是“互帮互助”的老乡，有的是“趣味相投”的共同爱好者。
他们勾肩搭背，通过各种途径、手段进行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利益输送，成为危害和破坏政治生态，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一大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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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论读后感
朋党论读后感（一）
前日，翻看汉文经典篇章，重读，赞叹文章简短明了概括精辟之余，更因为他叙述的道理深为感触。
大学时代看它，是因为被作者的文笔所折服，今天看它，却和那时的心态大为同，其中表达的思想，显示了作者经过了多少思考和总结，意味深长，其规劝之道，值得今日之人广为借鉴。
精辟章节，摘录如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里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返相贼害，虽其
兄弟亲戚，不能相保。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
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知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贴切的描述，短短几句，讲出了君子与小人之交的深刻含义，虽然在发展社会的今天，再用简单的君子小人之说来概括人际交往显的片面，不过从段时间的交往及实际生活来看，贴切之意丝毫未减。
小人因为利益而成为朋友，小人的追求是利益和金钱，当利益和金钱来临时，他们成为了朋友，当这些得到的时候，他们甚至成为了敌人。
对于索取和欲望的无限追求数千年来，几乎遵循了相同的模式。
而君子，为了发展和事业，为了梦想和追求，精神享受的追求在许多时段内占据了上风，而欲望的满足在衡量之间得到控制，这就是所谓的理性把。
大概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才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而这句话更被国际关系用为惯例。
成为国际关系变化衡量的一个重要参考。
是非好坏之间，是辨证存在的，没有绝对的界限，只有
对一个利益群体而言进行相对的判断，所不同的是，在维护和取得利益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而这些方法和过程才反映了一个人行为判断的重要参考！
朋党论读后感（二）
天下之事，岂可一概而论，必有其辩证也。
凡一物，用之众人则为利，用之一人则为害。
凡一事，观其过程，察其动机，利害之论，实难断矣！
朋党之争，古来有之。
然并非一无是处。
朋党者，有君子之朋，有小人之朋。
君子之朋者，修养自身，可相互提高，成就事业，可同舟共济；小人之朋者，以利禄相附，见利争先，利尽交疏。
故凡成大事，欲建功于当世者，莫不以成就君子之朋，斥退小人之朋做为政之根本也。
昔者汉武帝征伐匈奴强敌，亦先用董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统一思想，举国一心，而终败胡数役，鲜有二心者。
唐太宗麾下谋臣如云，举凡一事，各有所见，然太宗终能使得上下一心，而谋臣之
间，亦专以事物针锋相对，从不做攻击人身者末流之争，诚为君子之朋矣！
然后世帝王，以为平衡之术可玩群臣于鼓掌之间，使得清流实权间杂朝堂，诚为守制之君而非开拓之主也。
嘉靖皇帝尤好道术，不以全力经略天下，而思省时便利之法，使严嵩父子与海瑞之流同处朝堂，以相互制衡。
近世蒋公，最善制衡，仅以中统军统之互相掣肘，即已失用间之先也。
此二人者，或糜烂天下，或身死国灭，不为朋党之戒乎？
故曰：朋党之争，擢拔君子，黜罢小人。
用君子之朋，则成就大业，用小人之朋，则分崩离析。
故曰：万物皆有善恶，唯明达之人，乃善用者也。
朋党论读后感（三）
一个王朝进入衰暮晚景，总是积弊深重，内外上下的官员跋前踬後，动辄得咎。
为了私利，也不排除为了良心，官员们党同伐异，争吵不休。
为了置对方于死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诬陷对方为“朋党”。
因为皇帝最怕“朋党”。
有了朋党，皇帝甚至会怀疑亲眼所见的一头鹿究竟是不是一匹马，更弄不清外省、基层的是非曲直；有了朋党，皇帝的陟罚臧否就会混乱，被一部分官僚所俘获，最终丢掉宝座。
所以，皇帝对朋党总是严加防范，坚决打击，中外皆然。
欧阳修与范仲淹走得很近，难免招致物议，被指为“朋党”。
历朝党争，总是一个迅速极化的过程。
两个人可能本来素不相能，但既然被指为一伙，也只好相互提携了。
政治与外交是一样的，孤立就意味着死亡。
就像今天网络上左右交讧一样，朋党之争让舆论僵化激烈，是社会病态的表征。
于是欧阳修写了《朋党论》，他把朋党分成“君子之朋”
与“小人之朋”，落入儒家俗套。
农耕帝国的人总喜欢自居君子，然後胜者通吃，剥夺失败的“小人”的名誉、财产及生命。
互相进行道德指责，无法说理，只好动粗。
商业文明的人则不然，承认人既有神性亦有兽性，时而为君子，时而为小人，这样，能把自己的利益讲透，把彼此的共同利益讲足，从而进行合作。
一旦利益受损，便会反目成仇！这是朋党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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