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史

简论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史摘要：新闻评论的历史，经历了由形成发展、成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新时期的新变革四个历史时期。

评论自身主要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由政治宣传到以舆论监督为职能，这属于评论职能的变化；形式变化从以往的说教模式转变为配以时评和对论等多样化的评论形式；内容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以政治性论说为主的评论发展为丰富多彩的面向大众的评论格局。

关键词：封建统治；耳目喉舌；舆论监督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7-0164-02中国封建时期，信息的传播主要以封建官场为传播范围，这就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内容以朝廷信息为主，皇帝的言行及谕令等。

为维护封建统治，即对“大一统”的诉求，信息传播受高压政策的限制，这种传播环境是对是对评论的天然拒绝。

鸦片战争前，中国第一份近代化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由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正式创办。

其根本要务是阐发基督教教义。

该报虽以“言论”、“论说”形式出现，但并不具有时效性和强烈的新闻性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只是评论的启蒙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社会，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和影响，再加上使统治者的高压的相对宽松化，使得办报兴起。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传媒活动异常活跃，近代报人以前所未有的独立姿态和自由精神冲破封建的限制，对政局发表言论，开始了中国的报刊政论时期。

中国评论形成发展于旧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在资产阶级改良革命时期。

一、政论的形成发展1.维新运动前。

在维新运动之前，国人办报的情况按政治派系来分的话，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澳门新闻纸》是林则徐翻译的译稿，它虽具有新闻传播的性质，但却不是评论性质的，更多的是新闻传播的载体；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洪仁玕《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施政纲领，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

它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平等的外交等，具有进步性；以王韬和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王韬于1874年2月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为我国第一份政论性报纸，开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政论性文体。

2.维新运动时期。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

中国社会开始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报纸来宣传他们变法自强的主张。

1904年《时报》在上海创刊，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大力资助。

《时报》重视新闻、言论，紧密配合时事要闻，在业务方面大胆革新，将《新民丛报》所创的报章文体“时评”移植于日报，开辟“时评”专栏，并以评论主要新闻事件为主，因此，这是中国报刊中传统政论演变为实事评论的开端。

荻葆贤在《时报》创刊之初宣称：“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

”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办报达到了立言的目的，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了解时局形势，宣传改良以救国救民提供了阐述和评论的阵地。

3.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时期，是中国社会极为动荡的时期，资产阶级保皇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报纸为武器展开了激烈的文字辩论革命，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寻求有力支持。

1899年孙中山在香港创立《中国日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与改良派论战长达十年之久。

比较著名的还有上海的《苏报》，于佑任等人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及《民立报》。

这一时期革命派报刊的多数政论都努力使报刊文字通俗化，而白话文的应用为五四后语体化政论文的大量出现做了准备。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评论的成熟与丰富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新闻评论的成熟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由《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宣传科学、民主和新闻学。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胡适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倡新文学，尽可能去做白话的文学。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人民的思想因启蒙而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他们开始广泛参与民主讨论，他们并不是新闻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自己的思索和价值衡量，渴望参与到媒体的发言当中，使自己的声音被大多数人接受，这体现了一种启蒙的时代精神，此期间知识分子运用报刊评论的形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评论权威性增强这一时期报刊评论的权威性增强，主要表在党报党刊的社论中，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阐述性、评价性的社论和评论增多。

1950年3月，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的指示》，要求各地方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每人每月或每两月或每三月应写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以便对自己所负责的地方和工作中的情况加以分析，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指出大家努力的目标，动员群众去完成一定的任务；同年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胡乔木在工作报告中说：“人们感觉我们报纸上的评论太少……我们的报社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中心……。

”正是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我国的报刊评论有了长足的发展，评论数量增加，质量有所提高，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特别是在1957年《人民日报》实行改版后，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不时出现不同观点的文章和争论。

报刊评论的主要内容变成了党的有关路线、方针、政策和经济建设的宣传、关于税收、财政、私营和民营企业的问题、经济建设中重点项目的成就宣传和农村及农民的变化等社论和评论增多，而且具有指导和教育意义。

2.基调高。

高调的评论排斥了真话，脱离了事实和客观规律，声势大，变化快。

3.诗意与鼓动性增强，通过先进典型的宣传报道，学习先进、奋发向上的新风吹遍全国。

对于基调高、而且鼓动性强的评论和宣传主要出现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

尤其是“大跃进”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再加上不少同志的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导致“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这个事情的报刊评论，也采取了“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1957年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1958年《人民日报》的社论《乘风破浪》非常有气势地提出了在经济上超英赶美的任务，这种盲目赶超，不切实际的幻想，煽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国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去。

“文革”期间，“两报一刊”大造舆论，其社论误导了全国人民。

在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领导权、进一步掌控《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以后，就以“两报一刊”社论和编辑部文章的规格向全国发布林彪、江青等文革小组的意见，还经常披露包泽东的指示，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报刊评论误导全国舆论，混淆是非，搞乱人民的思想，打击了一大片，起了极其恶劣的蛊惑和煽动作用。

对国家领导人的恶劣批判、大搞片面性和绝对化，乱扣帽子，混淆了是非界限，损害经济建设，破坏了思想文化事业，造成了严重后果。

4.模式化倾向严重。

在此期间，为营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气氛，报刊的设论不断地做好宣传，鼓动人心，评论文章大多都是一个调子，形成了一个“喊口号”的模式。

而在“反右派斗争”和“文革”中，党和国家需要报刊来做好舆论指导，对歪风邪气和政治性错误进行批评，占领舆论的高地，所以空话、套话几乎成了通用机器的零件，可以随时运用在评论文章中。

“四人帮”掌控之下的报刊评论，大多是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形而上学和片面绝对化，形成了典型的“帮八股”。

这种刻板的模式化评论剥夺了大多数人的话语权，掩盖了事实和百家观点，在错误的政治运动中和经济建设的歪路上扮演了“帮凶”的角色，没有真正履行好媒体人的责任，当然这也和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

四、改革开放以后——变革发展新时期（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新闻评论着眼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清算极左思潮，倡导揭发思想，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的学风和文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舆论引导和监督“导向说”的适时提出，也使新闻评论的持续改革和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

变革发展新时期的四个标志：1.传播环境发生变化。

社会转型关键时期，法制建设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不断进步。

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继续推进，法制更加完善，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传媒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这需要以舆论导向为根本工作准则的言论工作。

2.报刊评论的丰富和整合方式变化。

报刊言论版出现，评论体裁的丰富，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评论题材的拓宽。

评论专栏复兴，一些报纸开设评论为主的专栏，央视也增设评论栏目。

在读者的广泛参与下，评论的群众性增强。

有些评论专栏刊登以个人名义撰写的评论，就重要问题进行商榷和讨论。

3.广播电视评论的兴起和走向成熟。

时效性提高，独特类型形成，手段创新，影响的扩大。

广播评论繁荣发展起来，它们发挥边述边评的特色，注意议论的深入浅出。

内容方面开始创新，从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在形式上，主持人评论、谈话类评论已成熟；在理念创新上，改变以往“耳目喉舌”的舆论，转向收集“百家之言”，讲究公正性和开放性。

4.网络言论的出现与广泛应用。

对传统新闻评论特征的冲击，对传统新闻评论功能的补充，对传统新闻评论内容的延伸，对传统新闻评论体裁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