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的调整对象是国际商事关系，这种选系是各国商事组织在跨国经营中所形成的商事关系。

国际商法的调整方法，既包括协商与调解等调整方法，也包括仲裁与诉讼等调整方法，既包括国内法的调整方法，也包括国际法的调整方法。

因此，从法律调整方法的角度考察，也可说明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2001.12.11 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开始用国际商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由于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和贸易国，对于全球的经济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了，而国与国的经济往来，也需要有关的国际商法来约束双方的行为，而中国遵守国际商法的可信程度到底高不高？这些并不是由中国自己说了算，只有那些与中国有经济往来和外交的国家才能够下定论。

我们说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而非就其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

近代以来国际商法的渊源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国际商法的独立性。

相反，法律渊源的丰富反映了国际商法体系在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渊源间的相互作用下，国际商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国际商事关系是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

相应地，作为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

只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国际商法的演变，才能正确认识国际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

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

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

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

地位和体系讨论国际商法的地位和体系，必须把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区分开。

国际商法的渊源，指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其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我们说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而非就其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

近代以来国际商法的渊源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国际商法的独立性。

相反，法律渊源的丰富反映了国际商法体系在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
不同的法律渊源间的相互作用下，国际商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编辑本段]事业发展具有国际性的商人法被纳入主权国家国内法体系后，使得各国国内商法成为调整本国对外商事关系的重要规则。

从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直到19世纪末以前，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国内商事立法一直是国际商法主要的法律渊源。

国内法本质上属于主权法的范畴，为法学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即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

从这一角度说，商人法的国内化实质上是从主权原则和民族主义出发的商人法的民族化。

从历史的观点看，这对促进本国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积极作用，但以发展和未来的观点来看，却是与商事活动的国际性、跨国性相违背的。

由于各国内商法主要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从国际商事活动的需要出发。

因此，各国的商法不但很难充分涉及国际商事方面的问题，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规定甚至与传统的国际商事惯例背道而驰。

国家法越多，各国交往中的法律冲突也越多，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障碍也越多。

尽管这些法律冲突可以按照国际私法规则予以解决，但毕竟给顺利进行国际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烦和障碍。

因此，从19世纪末起，随着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国际商事交易活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积极介入了统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工作，以双边条约或多边公约的方式推动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国际统一化进程，使国家成为推动传统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

各国已在统一国际投资、国际货物、服务和资本交易、国际技术转让以及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财政制度、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国家参与制定的条约、公约已取代国内立法和国际商事惯例成为国际商法最重要的渊源，正是在国家的推动下，各国之间涉外商法的差异日渐缩小，国际商法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完善，国际商法统一化进程日益加快，为适应并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商事关系的主导因素。

国际商法渊源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传统法学的变革，正是在国家成为推动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的历史背景下，二战后兴起了一门专门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重要而突出的法律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的法律关系的新兴的学科———国际经济法学”。

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将会推动国际商法在更高水平上的变革与统一化进程。

目前，国际商法在法律渊源方面已形成了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两者我们可合称为国际法渊源）、国内法并存的局面。

具体讲，凡调整跨国界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不论它以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经济法规范表现出来，还是以当事人自愿接受的国际商事惯例、国内商法中的国际性规范形式表现出来，在本质上都属于国际商法的范畴。

国际商法渊源的丰富和发展，也开始了各种渊源间的互动机制。

上述国际商法渊源体系中，国际商事惯例规范、国际法规范、国内法规范并不是互不发生关系的三种并行的法律规范。

而是彼此之间存在互相依赖、互相补充、互相转化、互相作用的互动机制。

首先，国际条约、公约调整和制约纯粹以国家或国际组织作为主体双方的商事法律关系，诸如国家政府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有关投资、贸易、信贷、结算、保险等方面的商事法律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无论何种条约，一经批准，就必须遵守“有约必守”的原则，其效力优于国内法。

据此，国际法规范也可能被自然人、法人所直接适用而民法通则转化为国内规范。

在中国，《民法通则》第142条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中国《票据法》第9 票据法6条也规定：“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
的规定。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这就为国际商事领域的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范对中国公民、法人有直接约束力提供了法律依据。

其次，国内法规范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被国际化。

如有关国家和私人之间的合同就可以通过依从国际法而被国际化。

一些本属于国内法范畴的规则通过依从国际法而被转化为国际法规范的例子很多。

如1958年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一案的最终裁决，就是选择国际法作为裁决的准据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