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禹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

刘大禹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责任内阁制，采取军政分立。

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通过举办刊物的方式自由表述政治观感与理性建言。

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以其为中心，聚集了许多东南学人，形成了“时代公论派”，强力支持国民政府采取集权政治，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

其他舆论界亦多有赞成集权政治模式的论调。

在舆论支持下，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实行了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集权政治。

然而，《时代公论》作为集权政治的主要喉舌，未能避免休刊的命运。

由此，进一步反思舆论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作者简介：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原文出处：《民国档案》(南京)2008年第2期。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1931年12月26日的政制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处于虚职，孙科出掌行政院。

1932年初，蒋与汪联手，逼孙科下台，达成了权力分配，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政会主席与行政院院长，掌理党、政大权；蒋介石出任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理军权。

这种军政分立制度应当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进步，有利于责任内阁制的形成与政治现代化的推进。

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政治界和知识界普遍产生了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坚强有力的政府，以应付危局。

1935年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采取了军政结合的集权政治方式。

①在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媒体对政治制度的评论与建言。

1932年后，新创刊物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时代公论》、《外交评论》、《日本评论》、《民众运动》、《国民外交杂志》、《东北月刊》、《独立评论》、《外交月报》、《外交周刊》、《申报月刊》、《军国民杂志》、《大众生活》、《行政效率》、《政治月刊》、《政衡》等均系于此期间问世。

今人对上述刊物的研究，阐述北方学人所创的《独立评论》的政治观点的文章并不少见，②也有学者对其他关于民间或半官方所创刊物的主张进行了考察，③对以中央大学教授所创的《时代公论》却鲜有论及。

本文试以《时代公论》的创刊及政治主张为例，并兼及其他，考察其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

本文目的不在于考察集权政治形成的过程及对集权政治本身的评价，而在于分析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舆论支持，并分析舆论支持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原因与作用。

一、《时代公论》的创刊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1928年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实行了党置于政府之上的五院制政治体制。

中原大战以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以加强国府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作为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

当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去世后，蒋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试图通过政治革新，进行全面集权，以加强国民政府与行政院的权力。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第一次全面集权的步伐受阻。

蒋在各派反对势力的集体攻击下被迫下野，国内政治纷争加剧，孙科出掌行政院。

为拯救国难与避免政治纷争，国民党政府体制内外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

针对训政阶段民治主义与独裁体制相矛盾的党治政治，不少知识分子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之类的政治主张。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孙科辞行政院院长职，出任立法院院长。

孙公开发表“救国纲领草案”，主张为了集中力量，贯彻御侮救国之使命，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

虽然孙科有借实行宪政名义以提高其掌理的立法院地位之意图，但孙氏的政治呼声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知识分子关注政治的热情，也加速了知识界通过举办刊物自由表达政治观感热潮的形成。

伴随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④，1932年4月1日，以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主体的一批学人创办了《时代公论》杂志，杨公达任主编（后由阮毅成任主编），张其昀为总发行人。

《时代公论》杂志社的核心成员有杭立武、梅思平、萨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国政治学会的一些骨干成员⑤。

五个月之后，张氏辞去了《时代公论》总发行人的职务。

《时代公论》为周刊，除政论文章外，还刊登“时事述评”、“读者论坛”及“通讯”，也出版专刊。

如第25号作为“九一八国耻纪念专刊”，第33号作为“抗日方案征文专号”，第40、41号作为“新年特大号”，第65、66号作为“宪法问题专号”，第92、93号作为“新年号”。

自1932年4月1日出版至1935年3月22日休刊，共出版了156期。

据不完全统计，前后有206人在该刊上发表政论性文章842篇。

⑥主要撰稿人如下表。

（见表1）以上22位主要撰稿人共发表文章395篇，占总篇数的46.9%。

上述人员中大多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政论水准较高，具有现代政治知识背景与追随国际潮流的可能性。

在撰稿人中，杨公达所撰文章最多。

据不完全统计，除“时事述评”外，杨共写了63篇，从该刊的第1号到48号，即发表了27篇政论性文章。

⑦如果进一步分析撰稿人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央大学知名教授，除以上主要骨干人员外，尚有程绍德（经济系教授）、叶元龙（人口学教授）、曹翼远（教育学教授）、何浩若（哲学教授）、缪凤林（史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向达（历史系教授）、汪辟疆（中文系教授）等。

第二类是在某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其他东南学人，有的曾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过，如徐悲鸿（艺术家）、陶希圣（思想家）、王礼锡（诗人）、刘运筹（原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农业经济专家）、陈茹玄（法律专家，参加了五五宪草的起草工作）、陈长蘅（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立法委员）、卫挺生（财政专家、立法委员）、彭年鹤（司法专家）、李成谟（教育专家）、周谷城（史学家）、竺可桢（气象学家）、梅汝璈（法官，后来参加了东京审判）、马寅初（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等。

第三类是与政府部门联系紧密的政论家，如吴昆吾（司法院参事）、吴铁城（政府要员）、陶履谦（内政部官员）、师连舫（内政部科长）、吴颂皋（内政部官员）、林桂圃（国民党理论家）、雷震（著名政论家）、冼荣熙（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立法委员）、田炯锦（监察委员）、邓深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校训练教官）、彭学沛（代理内政部长）、朱家骅（政府要员）、成天放（国民党理论家）、管欧（内政部科长）等。

可以认为，以《时代公论》聚集的学人，是一个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体，囊括了诸多东南学人、范围较广的学术团体。

《时代公论》办刊的宗旨非常明确，杨公达在“休刊的话”中谈到：“愿我们读者不要完全忘记了我们三年来的主张：于党要求恢复总理制，于国要求组织强有力的政府，于教育以适合国民生活之需要为方针，于社会厉行救济事业，特别是替青年学生呼吁……”⑧该刊主要讨论政治学理，呼吁拯救国难，争论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改进、探索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出路，也较多关注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并用大量篇幅介绍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外交关系。

二、《时代公论》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主张针对国民政府面临的危机，如何拯救国难，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是舆论界所关注的问题。

大体而言，舆论界对政制变迁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要求以民主方式纳诸更广泛的人参与政治，制定宪法，推行民主政治；另一种是主张重新回归中央集权制度，通过组建强有力的政府以应付危局。

如果说以北方学人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通过“民主”与“独裁”的争论，最后由赞成独裁的观点占了上风，还存在一个争论过程的话，以中央大学为中心层的南方学人如杨公达、楼桐孙、梅思平等以《时代公论》聚集地的“时代公论派”，则一致为加强中央集权，拥有一个坚强领袖，实行政府的强力化而摇旗呐喊，并对国民党现实中的组织缺陷提出了改进的期待。

其一，呼唤强有力的元首制。

应当说，《时代公论》自创刊之日起，就主张国民政府应当采取集权制度，为抗战做充分准备。

1932年4月1日，杨公达在该刊的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政治制度的良否，在其能否适应环境为断”，“党治固不能适应现在中国的环境，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又岂能适应现在中国的环境”。

⑨萨孟武提出：“目前中国急宜解决的，只要二个问题：在中央，赶快建设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在地方，赶快振兴农村经济。

”⑩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显然是出于对汪、蒋分权后行政院软弱无力状态的担心，且为改变这种状态的一种意图表达。

针对舆论界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采用宪政体制的呼声，“时代公论派”进行了反驳。

杨公达认识到，“开放政权是朝野多数人的意见，是无可异议的了”，但如果国民党内没有一个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领袖，开放政权又如何谈起，“尤其是国民党的领袖，或意气是尚，或权力是争，把整个的党，弄得天翻地覆，分崩离析。

一方面要训政，他方面要宪政；一方面要党治，他方面要民权，使人民如坠五里雾中，莫知所从”。

(11)如此开放政权，势必使国家丧失集中力量拯救国难的能力。

面对日本的入侵，杨公达反对国民政府的军政分立，赞成国民党采用武力方式应付危局。

他认为：“政府应亟谋军权统一，以做政治的后盾；政权统一，以做军事的后盾。

至于国民党，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约法三章治天下，就当以马上治天下。

”(12)面对每况愈下的时局，杨公达呼吁，今后要使中国变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自然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使中央政府存在和健固，自然要国人信仰中央政府”。

“所谓信仰政府，就是要信仰政府这个组织，信仰这个推动一切的发动机，并不是不计一切的强信组织政府的人”，(13)“如今政府要具备的条件，是要强而有力”，(14)这种“强有力”自然不能建立于开放政权的基础之上。

在呼吁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同时，“时代公论派”不忘为这种制度寻找世界潮流的依据，指出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必要性。

袁道丰认为：“欲打开新局面，必须政府的组织能适应世界潮流，亦必须政府拥有坚强的权力。

即如何造就一健全之中心领袖人物，及组织一严密坚强的团体。

舍此一切都是空谈。

”(15)这种论调与世界流行的法西斯主义不谋而合。

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强有力”，又何以推行政令于全国呢？师连舫从日本侵略中得出一些看法，“组织不健全的国家，不足以应付外来的侵略”，这样的国家就是“无中心的、无轨道的、无权力的、无系统的一个无机体——死体”。

他进而反问道：“我们的政府的权力真能够实行于全国吗”，“为什么我们不抵抗？为什么我们的抵抗只是局部的？为什么我们一方在对日作战，一方还有人在后方火并？”(16)一连串现实问题的拷问，其答案就是国家的政治不能完全统一，政府不够强有力。

萨孟武从立法的角度指出了由立法部的优越，变而为行政部的独裁，乃是现今各国政治的趋势。

国民政府应当“非实行行政部独裁不可”。

(17)如何才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杨公达指出，“强有力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机能的运用，和运用的得当”。